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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先进思想家对传统宗法礼教价值观的批判在总体上仍是原体系内的批判；没有搞清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革命之关系，过于看重道德整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企求道德救国；对价值批判中的道德失范现象缺乏科学认识；在思想方法上始终未跳出“体”、“用”之争的模式。这些都为当代中国新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
近代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之中。许多志士仁人出于不同动机、从不同角度孜孜不倦探求某种新的价值思想，给后人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与思想材料。本文的旨趣是：通过对近代中国价值构建过程的理性沉思，探寻当代中国价值构建之要义。故，本文关注点主要不是近代中国价值构建之结果，而是其过程，不是其具体活动，而是其基本思路。至于近代史上的顽固守旧分子，由于其恪守封建传统道德，自然不在视野之内。
一、思想轨迹
中国古代社会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礼治为核心的完整价值体系。到了鸦片战争以前，这个价值体系已成为严重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束缚民族发展的枷锁。鸦片战争的炮火震惊了沉睡的古国，经过船坚炮利与大刀长矛的激烈较量之后，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以礼治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也开始遇到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以外来文化入侵为形式，以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文明撞击为内容，以本民族一些惊醒、奋起批判的先进分子为主体。面对列强侵略、社会腐败、世风颓败、民不聊生实际，这些先进分子要求在变革既有的价值观念，以拯救民族与国民。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至洋务运动，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大门，社会极度腐败，“人心惯于奢移，风俗习于游荡”[1]，“道德废、功业薄、 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2] 社会存在两大积弊：人心“寐患”，人材“虚患”。当时的一些先进人物，忧心忡忡，奋起呐喊，提出“整肃道德”，要求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以规范行为、调整关系、救国救民。不过，即便如龚自珍、魏源这样当时的激进批判主义者，也认为造成现实的原因是人欲横行，而竭力主张存天理去人欲。他们的批判，不过是要重新恢复传统礼教的权威与尊严，不过是对传统道德某些内容的延伸、深化。至于这个时期兴起的农民运动代表洪秀全尽管在形式上引进了西方基督教，提出了“平等”这一价值要求，简单排斥传统道德，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又固守封建礼教，这在他定都天京后尤为明显。这个时期的洋务运动者，虽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但目光却集中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上，对其文化思想不屑一顾，只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将西方的科学技术拿来，嫁接到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母体上，尽管他们对传统道德也提出过某些批评，但这均是为了维护古老价值体系的存在与权威。因此，近代中国这一阶段价值批判的直接目的是恢复传统的权威。
戊戌维新运动及其以后一段时期，是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较多引进、传播时期，是一些先进者试图用新兴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批判传统礼教的时期。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主张以人道主义批判并破除封建礼教的思想家。康有为接受了高度概括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价值观精髓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主张“人道主义”与“天赋人权”，他在《孟子微》中认为“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三纲五常”“皆失人道独立之义而损天赋人权之理者也”（《大同书》），要求破除级界、家界、形界等造成人间苦难的世界，即破除封建纲常等级宗法制度及其价值观念。他针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之要求，明确提出“免苦趋乐”、“以礼节欲”之思想。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首次公开而又明确提出“道德革命”口号的思想家。他通过比较系统地介绍霍布斯、笛卡儿、培根、斯宾诺莎、卢梭、斯宾塞、边沁、达尔文、康德与孟德斯鸠，提出“新民说”的国民道德改造论，尤其是他通过详细论述“利己”与“利他”、“独立”与“合群”、“自由”与“服从”等概念，否定封建礼教扼杀个性、侵犯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严复则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天赋人权论等思想介绍，明确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批判封建纲常礼教；伦理道德；他认为要改变国民道德意识中的“奴性”，就应当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教育人们，以取代传统的封建家族宗法礼教，“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纲，故以教治天下，而守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而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民皆若有深思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原强》）不仅如此，他还根据亚当·斯密、边沁等人的思想提出“开明自营”的主张，亮出了功利主义价值体系大旗。维新运动中以身殉义的谭嗣同，甲午战争后即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尤为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国。他提出了“仁——通——平等”的思想框架，猛烈抨击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及其纲常礼教，他主张人人平等，要求以朋友之伦改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四伦，他认为封建纲常“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冒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仁学二》）喊出了“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令时代震动的口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封建纲常名教、伦理道德进行正面理论剖析。他所明确提出的“废君权、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纲领性口号，既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汲收，也是后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代表了中国近代历史大变动时期价值观念体系变化之大趋势。综观这一时期的几位思想家，其共同特点是试图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批判与取代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价值体系。这个时期价值构建主要是立足于批判现实的拿来主义方式。
辛亥革命时期，既是代表新兴资本主义思想与没落封建主义思想的两种价值体系的激烈碰撞时期，也是东西两种文化某种程度的整合时期。孙中山先生是其杰出代表。他一方面批判中国封建文化价值观念的某些陈腐内容，反对走“孔家的路”，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历代专制政府“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来束缚人民的思想，人民哪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3] 要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争取国民平等、自由之权利；另一方面，他又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提出“人格”、“国格”、“博爱”、“天下为公”的价值纲领。他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近代文明，“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热情讴歌《人权宣言》及自由、平等、博爱之口号，另一方面又认为学习西方文明“要适于民情国史”。孙中山在价值批判与构建上努力“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4]， 这表明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者，经过艰苦的探索，已逐步开始摆脱在价值构建上的非此即彼、绝对对立思想状况，开始了某种价值整合，这种价值整合，不仅仅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还是本土文化中传统内容的近代整合。这种整合的出现在客观上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某种思想前提。
纵观中国近代价值构建的这一思想运行轨迹，不难发现这样一些变化特征：a.思考问题的关注点，由器物及政体再及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批判、构建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的最深刻标志之一。b.对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批判，由最初的多居于激情的揭露，到自觉运用外来文化中的有价值因素作为思想武器的比较理性的批判。c.对外来价值观念，由最初简单介绍引进、拿来主义，到对其本身的某种冷静分析。d.对中、西两种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由绝对对立、非此即彼，到彼此整合的苗头。e.除了谭嗣同及严复外，其余几乎都经历了由早年积极宣传西方近代价值观念、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到晚年又转回到中国固有礼教体系这样一种回归过程。甚至孙中山也难免（诸如孙中山要从孔、孟中寻找民权主义的渊源，将封建专制宗法等级思想作为民权思想加以继承；将人分为三等所显露出的浓郁宗法等级思想的影子；至于“中国今日的弊病，不是在自由不平等的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如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误于错解平等、自由。”[5] 总是隐含着对自由平等思想的某种矛盾乃至倒退）。
上述特征明确揭示了近代价值构建的实质是：传统文化的近代化、外来文化的本土化。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两种转化交织中的价值构建在经过一系列批判、引进以后，竟以向传统价值体系的回归为普遍归宿？就思想方法而言，其中有哪些值得今日借鉴之处？
二、原因分析
引起近代价值构建中上述回归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思想认识方法而言，主要在于：
1.近代先进分子对传统宗法礼教价值观的批判，在根本上没有跳出原有的思想体系，总体上仍然是原体系内的批判。近代几位杰出思想家对传统的纲常礼教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尖锐乃至深刻，但是，他们的批判一开始就是立足于传统的价值体系之内的，因而就注定了其结局。具体地说：a.就政治体系而言，洋务运动、维新派的实质不是要推翻封建政权，而是要通过改良变法，巩固封建宗法统治。至于洪秀全也不过是在农民革命之旗下欲建立新的封建宗法统治。因而，他们的根均深扎在封建宗法土壤之中。b.就思想体系而言，他们虽然介绍与运用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猛然抨击了三纲五常与封建专制，但这种批判一方面并未达到如五·四时期那样揭露礼教吃人、以打倒孔家店为任务的境地，只是对封建价值观念体系的某些局部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们甚至还从孔、孟那里寻求理论根据（诸如维新思想对自由、平等、博爱的阐释几乎均从孔、孟那儿寻求某种依据），其实际功效是对传统礼教的局部批判、全局肯定（既然这样一些新潮思想孔、孟那里都有，那么，孔、孟儒学作为思想价值统治就是合理的了）。c.就他们的思想特点来看，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诠释”性的，即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与中国传统思想价值体系中的某些内容简单比附（康有为、严复乃至孙中山的均如此）。如果这种“诠释”发生在旧的价值体系未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之时，那么，其虽能起到批判作用，但这种批判在总体上仍未超出传统改良范围。虽然孙中山的情况复杂些，严格地讲，他直接的政治、思想体系并不是封建专制的，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仍然留有强烈浓郁的孔学礼教之根蒂。他说：“中国个人之外注重国族，有了什么事便要问家长。这种组织，有的说是好，有的说是不好。依我看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6] 就使人明显感受到传统礼教价值体系的脉博。
2.近代思想家没有搞清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革命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刻的政治或经济或两者兼有的批判，过于看重道德整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企求道德救国。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根本没有涉及社会经济的变革。即使是孙中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使社会政治体制发生了跃迁，但是他对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经济结构未作相应的变革，在这种宗法血缘自然经济基础上占统治地位存在的只能是封建宗法等级价值体系。而这正是产生价值“回归”的最深刻原因。这里就直接隐含着另一值得重视的内容：这些先进分子无力从根本上认识封建礼教得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因此，对于社会中存在的封建专制扼杀人性、纲常礼教剥夺人的自由等现象，就只能仅仅归结为君主制的开明与人类道德的整肃。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这些仁人志士在猛烈抨击传统纲常伦理道德的同时，又极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育，乃至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救国”、“教育救国”的倾向。孙中山“知难行易”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的深刻内容恐亦难免上述倾向。从逻辑上讲，既然过于注重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那么就会在忽视乃至无视变革社会政治、经济的同时，极端重视社会成员的人格修养，而传统礼教之中确实包含了某些中华民族在世代发展中形成的优秀人格修养材料，——不过，这是在礼教价值体系之中的，如不加以仔细剥取，就会在赞美这特殊内容的同时，赞美那礼教价值体系本身。
3.对价值批判中的道德失范现象缺乏科学认识，更不能在历史过程中认识失范在价值发展中的中介作用。近代中国原本是社会动荡不已、道德衰弊、风俗堕坏、纲纪废尽的年代，再加上当时的先进分子对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淋漓批判，虽然没有形成、更谈不上确立一种完整的价值体系，但确实动摇了传统价值体系的权威，这样，社会就会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价值失范、动荡不安。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一方面没有触及封建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没有形成一种可以取代传统价值体系的新的完整价值体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因素的交织，在失范之中孕育出“近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的发问。社会又不能没有自己规范，社会应当统一。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又往往容易重奉礼教。
康有为前后期思想的剧烈变化，深究之不过是在变化了的环境下同一立场的不同表现而已。当然，问题还并不如此简单，背后隐含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内容。辛亥革命后，他呼呈“崇道德、整纪纲”，反对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废除封建陋习、改造腐败风气、树立新风尚的法令。他认为“中国承数千年之帝制，本不知共和之情状”，“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也。”[7]在他看来，民主共和“号为共和， 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实为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8] 康有为等掀起的“尊孔读经”思潮，其后隐藏着的正是当时军阀割剧、独裁专制、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他对共和制度的攻击，实则触及了当时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政局与相当混乱的思想状态。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产并未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度，国家处于军阀割据之中，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的中国该向何处去？康有为主张退回到君主专制制度老路上去，继续奉礼教为社会一统价值体系。这里的关键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必然伴随阵痛，其中最深层的就是价值观念体系的批判与重构，在这批判重构中必然有一个暂时失范的过渡期；应当通过在变革现实中建立新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回复到传统价值体系来克服这种失范状态。
4.近代先进分子的思想方法始终未跳出“体”、“用”之争的模式。在社会剧烈变化、列强入侵、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怎样构建近代中国价值体系？洋务运动者面对变化了的现实，针对极端守旧分子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提出了“变局论”，认为死守传统伦理道德只能使它走上穷途末路，必须加以变通，但这只能在保持原有价值体系框架之内、不作根本变革的改良，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当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为认真研究与学习西方价值思想打开了门户，同时亦为保留优秀传统价值观念、从伦理道德上提供了某种前提，这是近代解决中西价值观念冲突、碰撞而作出的一种极有意义的尝试，在当时亦有积极的社会历史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是要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价值观念嫁接到中国传统礼教价值体系之上。然而，这样两种价值体系的交流、冲突、整合决不是件简单嫁接之事，一方面，它涉及不同文化形式、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冲突整合需要有极强、极深刻的理性能力；另一方面，在当时它又与民族救亡图存直接连在一起，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上升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又使得上述价值构建变得极为复杂（这样一些复杂的矛盾就必然在上述思想家思想深处引发出所谓“体”、“用”关系问题）。何况两种文化价值体系冲突整合中的“体”、“用”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又十分敏感的问题，若对“体”缺乏一种科学把握，很可能或者成为固守原有价值体系、或者成为全盘照搬外来价值体系的代名词。就理论上说，近代的“体”、“用”之分存在两个致命缺陷：a.不了解在不同民族文化碰撞的背后，隐藏着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体系的尖锐冲突，而这种价值体系由于各自的历史内涵注定了彼此又是不能简单融合、嫁接的；b.以传统儒学礼教为价值体系之母体，吸取某些外来价值观念，一是这些价值观念在这母体中必然被扭曲，一是既有的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将会保持不变。
孙中山不同于洋务运动者，他没有简单地搬用“体”、“用”之说，相反，他多次表述了对中国传统、西方文化均应有所批判、有所吸收，既反对全盘继承，也反对全盘西化。他要求恢复“国粹”，学习“欧美的长处”然而，他这种思想在深层又有难以解脱的矛盾：“国粹”是什么？传统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的“精华”、“糟粕”又各是什么？其区分的依据、标准又是什么？这种剔取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复杂、极其困难的工作。其中有一些单独地看与在一完整价值体系中看可能会有大相径庭的结论，何况，有许多价值规范、道德要求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如果既没有从根本上破坏旧的价值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作为标准，那么，这种对“国粹”的弘扬要求连同深深的民族情感，很可能事实上导致对既有传统价值体系的肯定与维护，在思想方法上就可能落入“体”、“用”之分模式。尽管孙中山对传统的“四维八德”道德规范要求作了新的阐释，便这种阐释本身就表明了作为母体的一种完整价值体系结构的存在。这也就不难解释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思想中为何既继承了不少优秀的传统道德，也保留了若干陈腐的东西。
当然，欧洲历史上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社会价值构建活动中也曾出现过“文艺复兴”这样似乎类似近代中国价值构建运行轨迹中的回归现象，但就实质言，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以回归古代价值观为形式构建出新兴的资产阶级价值体系，一个则是向其所批判的孔学礼教的回复。概言之，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既有宗教改革这一价值批判的前奏，更有在封建社会母腹中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与市民阶级，最重要的，它不是在封建专制宗法等级的价值体系内的批判，而是以复兴古代文明的形式，构建出全新的资产阶级价值体系，以新兴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战胜与取代传统封建宗法等级价值体系的过程。
三、几点启示
1.新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确立是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得以确立的最终依据，当代中国要构建与确立新的价值体系，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批判、取代，根本上是两种物质生活方式之间的批判、取代，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与确立，不纯粹是理论上的批判、建树，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批判、建树，是建立新型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构建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我们时代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最深刻内容，也是当代中国价值构建的最深刻的经济、历史依据。在当今的价值构建中，会有暂时的迷惘、混乱乃至失误，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对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洞悉批判。另一方面更需要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其运行秩序。倒退与停滞都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健康发展，是当代中国价值体系构建的基础。
2.跳出“体”、“用”之争的思维模式，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构建新的完整价值体系。
我们要建立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能对全部社会生活起根本指导规范作用、能包容人类普遍文明成果的价值体系。市场经济实践开劈了我国经济生活方式的新时代，因而，a.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之上矗立的价值体系在整体上不同于以往的价值体系。b.新的价值体系应当弘扬传统之精华，这种光大就其实质言，是打碎旧的框架结构，诠释某些有用颗粒，是对传统的某些方面舍去内容、保留形式（这是内形式）。诠释以某种价值体系存在为前提，只有打碎旧的框架结构体系，才能使诠释不至于成为改良的，才有可能实现价值体系的跃迁，才有可能使传统的某些方面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c.对外来文化价值体系，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一概拒斥，而应批判吸收。在价值重构的社会历史时期，应当跳出“体”、“用”之争的狭隘思维方式，重新选寻当代价值构建的合理、坚实基准。当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均处于相对平稳发展而非结构性转变时，本土文化价值与外来文化价值之关系似存在着某种类似“体”、“用”之关系，即以既有的价值体系批判、汲收、融汇外来价值观念，但当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均处于结构性转变、且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整形成时，若简单地采取“体”、“用”之分思维方式，则有可能嬗变为维护传统价值体系的实践。传统有向现代化价值体系转换的任务。外来价值观念又有向本土文化观念转换的必要。二者的整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价值体系结构性转变的当代中国，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为价值构建的基本立足点，批判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之财富，这种批判构建过程，恰恰是人类普遍文明进程的特殊存在。
3.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结构性转变中会有动荡，这种动荡是“爬”中之“动”、“进”中之“退”，是向新的有序转化过程的必然现象，不必过于大惊小怪，关键在于以积极的行动促进这种转变。
价值体系的结构性转变中，社会会出现失范时期，这种失范无序在总体上讲不过是两种有序的中介环节。当旧的价值体系的权威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或其权威尚未确立时，这种失范无序就是难免的。重要的是既不能因失范无序的存在而怀疑价值体系结构性转化的必要，重祭旧旗固守旧的价值体系，也不能听之任之。应奋力拼搏，尽快渡过这个中介环节。对当代中国的道德现状，不能仅简单地以“爬”坡或“滑”坡一个字概括。当今道德现状确实令人担忧、不安，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滑”坡现象，但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滑”坡，这既涉及对其原因的分析，还关系其评判的依据及历史的眼光与态度。在历史过程中审视之，就人们现实努力的价值指向来看，现时又确实处于“爬”坡状态之中，正在构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以规范行为、指导实践。“滑”、“退”提出了道德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就是“爬”，因而，在总体上说，道德现实是“爬”中之“退”、“爬”中之“滑”或“退”中之“爬”、“滑”中之“爬”。简单地曰之“爬”缺少现实的态度，简单地曰之“滑”缺少历史的态度。然而，这种向新的有序过渡的中介地位仅是一种态势，究竟其是否能变为现实，仍取决于人们的现实活动。道德的无序、失范不能自发地变为有序、规范，它有赖于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系统努力。没有全社会诸方面的系统努力，道德领域既难以冲出目前的失范混乱状态，也难以真正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我们既要有历史的眼光，也要有现实的态度。
4.转型社会中的结构设计、价值选择、价值体系的构建，既需要推进经济、政治领域改革，以提供坚实的客观基础，又需要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以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应当在变革社会的现实中，注重对民众的积极精神引导。
价值体系的构建与确立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体民众齐心协力奋斗的结果，民众不是被动的受体，而积极的主体；价值体系的构建确实需要通过推进市场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获得自己坚实基础，但市场经济建设不会自动带来新价值体系的确立，它是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因此，不应当放弃对全体民众的积极精神引导。不过，这种引导或者这个价值体系的设计则又应当是有层次、循序渐进的，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a.应当区分对社会先进分子与大众成员的不同要求，对社会先进分子（诸如先进政党成员、杰出人物、政务员、领导者等）应当要求具有不同于一般大众的高尚情操、博大胸怀，应率先垂范（正是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革命党人道德品德、修性养身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b.对社会成员的引导应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做人的最基本要求起，由唤起人们基本的荣辱羞耻心起，逐步引向崇高境界。欲速不达，操之过急，适得其反。
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财富，锲而不舍，执着不已，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必将牢固确立，这就是近代中国价值构建所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结论。＊
注释：
[1]《龚自珍全集》第1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2]姚莹：《师说》上。
[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7—318页。
[4][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6]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7]康有为：《中国以何救危论》。
[8]康有为：《中华救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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