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研究 殷#183;邺#183;安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阳论文,地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殷、邺、安阳虽相距甚近，但不是一个城邑，而是三个互不相关的城邑。它们兴起的时代不同，地位有别，在建制沿革上虽有某些连系，但始终是三个不同城邑，不存在废弃前者而在原址上建立后者的问题。因此，殷不是“邺的前身”，邺更不是安阳的“前身”。三者所以混为一谈，除地理位置上的相近和建制沿革上的关系外，主要是人为原因搞混的。现代城市要获得古都的称号，其城址必须与古都遗址相“重合”，“重合”与不重合是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安阳与任何古都城址均不“重合”，安阳不是古都，也就无所谓“大”了。
关键词 古都 “大”古都 中心城市
在中国六大古都与七大古都的争论中，有一个被人们忽视而混为一谈的问题，这就是殷、邺、安阳究竟是什么关系，安阳是不是殷、邺的当然继承者，还是三个互不关联的城邑？为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还历史本来面目，有必要将三个城的关系搞清楚，以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
一、殷、邺、安阳互不关联
殷、邺、安阳均位于黄河以北，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河内”的地区（《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三者虽然相距甚近，但不是一个城邑，而是三个互不关联的城邑。在这三个城邑中，以殷兴起最早，邺次之，安阳较晚。从政治地位来说，殷曾是殷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邺也作过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只有安阳一直作为一个地方城市在发展，没有任何朝代在这里建过都，地位较差。然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却只有地位较差的安阳延续发展到今天，而在历史上名噪一时的殷、邺先后成为废墟，甚至连遗址长期以来都鲜为人知，泯没无闻于世。这三个城虽然历史命运不同，但却都是独立发展的，并不是在一个城址上前后相继或相互更迭而延续发展的，因此，它们是互不关联的城邑。
殷位于今河南安阳市西北2.5公里小屯村一带， 洹水南北均有遗址。这就是“盘庚迁殷”（《尚书·盘庚》）以后殷商的都城。“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1〕，“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 二（一作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2〕事实证明， 殷纣王曾把殷的范围不断扩大，鹿台建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史记》卷4 《殷本纪》），但并未迁都，殷是商代最后的都城，建都时间达273年之久。 奄在今山东曲阜市，也就是说盘庚从今山东曲阜市把都城迁至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尽管还有盘庚以后迁都的传说，但事实上并未迁都。周灭商以后，殷变成了废墟，故称殷墟（虚）。西周时，“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乃作麦秀之诗以歌詠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史记》卷38《宋微子世家》）证明西周初年，殷已成为废墟，原来的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麦秀黍离，箕子凄怆之情油然而生。从西周初年起，殷被埋在地下，地面上已无任何遗迹。西周以后，关于殷墟的具体位置，一直在揣测之中，文献记载的只是一个大概方位〔3〕。一直到1899年才被发现，1928 年开始发掘。从1928年到1937年间，曾在小屯村及侯家庄等地进行了15次发掘，找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遗址和王陵等重要遗迹。建国后又进行了20余次发掘，清理了建筑基址、灰坑、作坊、墓葬、祭祀坑等，出土了一大批遗物，包括青铜器、玉器、甲骨卜辞等，著名的10万片甲骨文就是从小屯村一带出土的，填补了殷商历史的空白〔4〕。殷墟的考古范围达24 平方公里，由于尚未发现殷都的城墙，殷都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尚难肯定。但是，在小屯村东北、洹水南岸、西岸发现了殷的宫殿遗址，证明殷的具体位置就在小屯村一带这是没有问题的。
殷遭到毁灭后，一直被埋在地下，在原址上再未兴起任何一个城邑，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也就是说，殷从兴起到毁灭， 只经历了273年，前无城池，后无来邑，与任何城市均无关系。殷距邺20公里，距安阳2.5公里，认为殷是“邺的前身”，二者有相承关系是不正确的〔5〕。
邺位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17.5公里处，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黄河下游的著名都城。邺兴起于春秋时代，《管子》曰：“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管子》卷8《小匡》）。 五鹿位于今河南南乐西南，中牟位于今河南鹤壁市西，邺位于今河北临漳西南，盖与位于今山西和顺县，社丘位置不详〔6〕。 在这五处地名中邺的地位最重要，恰好位于中心地位，后来终于发展成为黄河下游最重要的城市。也有人认为邺之初筑不在今邺城遗址，而在殷墟范围内〔7〕， 似难成立，因为在殷墟考古中未发现任何邺的遗迹。齐国所筑的邺城后来为晋国所有。战略时属于魏国，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史记》卷126《滑稽列传》），证明魏国设置了邺县。 赵襄王六年（前239年），“魏与赵邺”，显然是畏秦之攻击。 九年（即秦始皇十一年，前236年），果然“秦攻邺，拔之“（《史记》卷43 《赵世家》）。秦仍置邺县。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设置魏郡， 治邺县（《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东汉初平二年（191年）袁绍自为冀州牧， 镇邺（《后汉书》卷104上《袁绍传》），邺城的地位迅速上升。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十五年（公元210年）即建都邺城（《三国志》卷1《武帝纪》）。这是邺城建都的开始。 十六国时期在邺城建都的还有后赵、冉魏和前燕（《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卷110《慕容俊载记》）。北魏天兴四年（402年）置相州。 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迁都邺城，设置司州和魏尹（《魏书》卷106上《地形志》）。北齐建都邺城，并修筑了邺都南城（《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改魏尹为清都尹（《隋书》卷27《百官志中》）。北周平齐，又改为相州（《隋书》卷30《地理志》）。北周末年，杨坚执政，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伐杨坚，杨坚使韦孝宽讨平之（《周书》卷21《尉迟迥传》）。邺被焚毁，迁其居民于安阳，邺县与相州也一并迁入安阳，改安阳为邺县，邺为灵芝县。隋开皇十年（590年）， 邺与安阳各复旧名（《隋书》卷30《地理志》）。邺县治故邺都大慈寺。唐贞观八年（634 年）筑小城，为邺县治所（《旧唐书》卷39《地理志》）。 北宋照宁五年（1072年），省邺县入临漳（《宋史》卷86《地理志》）， 邺县终于废为邺镇〔8〕。邺的相州地位被安阳所取代，邺县地位被临漳所取代。
从邺城兴起和最后被废弃，前后持续发展1700年左右。在这期间还有一个临漳县与邺的关系十分密切。西晋末年，为避晋愍帝之讳，改邺为临漳县（《元和郡县图志》卷16《相州》）。咸康元年（336年），石虎迁都于此，又改临漳为邺（《元和郡县图志》卷16《相州》）。东魏建都于邺，天平初，分邺县地于邺城中置临漳县（《魏书》卷106 上《地形志》），与邺并为附郭（雍正《河南通志》卷3《沿革上》）。周武帝平齐，建德六年（577年），自邺城移临漳治于城东20 里（嘉靖《彰德府志》卷1《地理志》）。可见临漳县不仅取代过邺的名称， 而且曾与邺同治于一个城中，北周时才彻底分割出去，终于后来居上，到北宋时邺县也并入临漳县了（《宋史》卷86《地理志》）。元末临漳县废弃，明洪武元年（1368年）复置（《明史》卷42《地理志》）。洪武十八年（1385年），由于漳水泛滥，又于北周治所东北18里重建临漳县城，即今临漳县治（嘉靖《彰德府志》卷1《地理表》）。
安阳在春秋时为晋义阳地，亦称东阳地。战国时先属魏，后属赵（《史记》卷15《六国年表》），为宁新中邑。 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拔宁新中，改名安阳（《史记》卷5《秦本纪》）。 这是安阳得名的开始。西汉并安阳入荡阴县（《元和郡县图志》卷16《相州》）。西晋于今安阳城西南3里复置安阳县，位于秦安阳城西北， 秦城位于今城东南43里（《元和郡县图志》卷16《相州》； 《读史方舆纪要》卷49《彰德府》）。北周末年，移相州于安阳， 改安阳为邺县（《隋书》卷30《地理志》）。隋开皇十年（590年）， 安阳恢复旧名（《隋书》卷30《地理志》），并徙于洹水南，大业初，安阳县移相州郭内，即今治（嘉庆《一统志》卷197《彰德府二》）。唐武德四年（621年）省零泉县，五年（622年）省相县入安阳（《新唐书》卷39《地理志》）。五代时，梁、唐于安阳置昭德军，晋、汉、周改为彰德军（嘉庆《安阳县志》卷5《地理志》）。北宋仍置彰德军，并于照宁五年（1072 年）省永和县入安阳（《宋史》卷86《地理志》）。金明昌三年（1192年）升为彰德府（《金史》卷25《地理志》）。元至元元年（1264年）改为彰德路，六年（1269年）并辅岩入安阳县（《新元史》卷46《地理志》）。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为彰德府，同时复置安阳县（元末具废）（《明史》卷42《地理志》）。清沿明制，仍置彰德府，以安阳县为治所（《清史稿》卷69《地理志》）。安阳比殷、邺兴起都晚，但后来居上，地位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府州级城市，而殷早已成为废墟，邺也成为废墟，宋以后仅保留一个邺镇的名称。从秦改宁新中为安阳，除北周末迁相州于此，改安阳为邺和两汉、三国、元末废县外，安阳的名称一直保留至今。但城址却有几次变迁，今城为明洪武时修筑，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雍正七年（1729年）、乾隆二十五（1760年）、二十六（1761年）、二十七（1762年）重修（嘉庆《一统志》卷196 《彰德府》）。从殷、邺、安阳的兴起、发展和演变可知，这3 个城是互不关联、各自独立发展的城邑，不能说殷是邺的“前身”，邺又是安阳的前身，安阳是殷、邺的当然继承者。因为这3 个城没有任何前后相继的历史，把它们硬拉扯在一起，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对安阳也不会带来任何光彩。
二、殷、邺、安阳混为一谈的原因
殷、邺、安阳既是独立发展的城邑，又距离较近，尤其是邺与安阳曾在名称上发生过密切关系，容易被混为一谈。
从3个城的地位来说，殷、邺都作过都城，只有安阳未建过都。 但前二者先后成为废墟，连遗址都泯没了很长时间，尤其是殷被埋在地下达3000余年，几乎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安阳却后来居上，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三个城邑兴起发展的地理基础十分相似，它们均位于华北平原上，西倚太行山，东为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地势平坦，河流密布。安阳河、漳河横贯其间，又是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的必经之地，有形成城邑的一切有利地理条件。由于城邑兴起的地理基础相似，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假象，似乎殷兴起最早，灭亡也最早，邺次于殷兴起，灭亡也次于殷，安阳兴起较晚，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好像一个接着一个。
就地理位置而言，殷位于安阳城西北2.5公里处， 邺位于临漳城西南17.5公里处，距离安阳20公里，三个城址恰好构成一个三角形。虽然三个城邑独立发展，但距离很近，其兴盛期又不在同一个时代，几乎就是不同时代，同一地区兴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最容易使人视作这一地区前后相继发展的城邑，把殷、邺、安阳混为一谈。尽管三者是不同时代的城邑，但显示政治、经济、文化职能的时代却前后相继。这就是殷首先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商后期的首都，邺接着成为封建社会前期黄河下游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安阳则是封建社会后期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种时代上的前后相继，必然造成一定的错角，似乎这三个城邑也有前后相继发展的历史。
当然，把殷、邺、安阳混为一谈，还是近年来讨论中国到底有几大古都而造成的一种错误结论。13年前，为了证明邺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就说殷是“邺的前身”。理由是“就象讲长安的建都史要从西周丰、镐讲起一样，讲邺也应该从商朝的都城殷讲起，因为殷和邺相去不过四十里”。从太行山东南这块平原上形成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地位不断转移来说，上述理由是正确的，符合一个地区要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址或城市地位必然不断转移的规律。西安地区就是城址转移的典型。西安有四座城址，这就是周丰镐、秦咸阳（横跨渭河南北）、汉长安和隋唐长安城。今天的西安城就是在隋唐长安城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是隋唐长安城的当然继承者。计算西安城的历史所以要算丰镐、咸阳、汉长安、隋唐长安，是因为这四座城址为不同时代同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址作有规律的转移，而且都是前者废弃以后，再选择一个新的城址，城址愈转移，地理条件愈优越。后来的西安城就是在最后一个城址——隋唐长安城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再未转移。因为隋唐长安城选择了西安地区的最佳城址。在太行山东南这块平原上，作为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城市的地位高低升降频繁，也符合一个地区中心城市转移的规律，但不是城址的转移，因为殷、邺、安阳基本上是并行发展的。而西安地区的四座城址都是废弃前者，才选择后来，显然与太行山东南地区城市地位的变迁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西安城是隋唐长安城的延续和发展，隋唐长安城就是西安城的前身。而太行山东南地区的三个主要城址，没有那一个是那一个的前身，都是独立发展的。也就是说，安阳不是殷的当然继承者，更不是邺的当然继承者。“前身”为佛家用语，指前世的身体。不难理解，事物演变中只有前后相继，才能称某某是某某的“前身”。今天的西安城在隋唐长安城的原址上发展，隋唐长安城当然是它的“前身”，但不能说汉长安、秦咸阳、周丰镐都是它的“前身”。安阳从未在殷、邺原址上发展，殷、邺当然不是它的“前身”。安阳的“前身”就是隋代安阳城，从名称上也只能追溯到晋安阳城、秦安阳城和魏国的宁新中邑。从殷是“邺的前身”，引伸出邺是安阳的“前身”，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连系。
邺和安阳曾在名称上发生过关系，已如上述。尽管相州再未迁徙，但邺和安阳很快各复旧名，邺县并未废弃。由于邺、安阳曾经有过名称上的统一，也是安阳、邺混为一谈的重要原因。但为时很短，也只是建制沿革上的变迁。北宋废弃邺县时，也是把邺并入临彰县。即使这样，临彰只是邺建制沿革上的继承者，并非城址的继承者，因此，也不存在邺是临彰“前身”的问题。
三、安阳缺少作为古都条件
关于古都和现代城市作为古都的条件，陈桥驿先生在《论绍兴古都》一文中有具体阐述。为了说明问题，无妨摘引几段。
在历史上，朝代有大小之分，建都时间有长短之别，汉、唐、明、清，都是版图广阔的大朝廷，而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都是地方性的小朝廷。……但不管长乐府和兴王府都只是一个地方政权的都城，也不管它们建都的时间都很短促，而事实是，它们都曾一度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因此，称它们作古都，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个现代城市要获得古都的称号，还必须符号另一种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的古都所在，是不是落于现在这个城市的境域之中。例如，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国都巴比伦城（Babylon）， 常常被误作建立于公元762年的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Baghdad）的前身，其实，前者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后者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两城相去甚远，不能混淆。正如建立于公元七世纪的福斯塔特（Foustat）和建立于公元十世纪的开罗（Cairo）不能混淆（前者的废墟在后者南郊）一样。现在， 我们把西安定为古都，因为现代西安在地理位置上虽然与西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无涉，但它毕竟建立在隋唐长安的故址上。……假使某个现代城市附近有古都的遗址或废墟，但在地理位置上并不重合或部分重合，那就无法把这个城市定为古都，正像巴格达不能作为巴比伦古都，开罗不能代替福斯塔特一样。〔9〕
上述引文尽管有删节，但还是长了一些，就是为了把陈先生什么是古都和现代城市获得古都称号的标准明白无误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以免产生歧义。因为本人在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中，曾综述过陈先生在《中国六大古都》序言中的观点，结果遭到非议，说我歪曲了陈先生的观点〔10〕。然而，事实是该文在发表前曾请陈先生过目，陈先生从未对此提出异议，作为第三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恐怕只能是无稽之谈了。对于陈先生上述明白无误的标准，尽管有不同解释，但还没有人公开反对过。这就证明，他的观点已被学术界所接受，成为确定古都和现代城市获得古都称号的不刊之论，应该成为古都研究中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按照上述标准，安阳连作为古都的资格都没有，竟然被列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安阳所以不能作为古都，就是因为它与任何古都城址均未“重合”，是一个从选址到建城，一直独立发展的城市。为了使安阳获得古都和“大”古都的称号，说殷是“邺的前身”，由此引伸出邺是安阳的前身，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是三个互不关联的城址，并非一个城址。直到现在，为了使安阳保持“大”古都的称号，也提出种种新“理论”。其一是安阳与邺一脉相承，曾三度合而为一，“用安阳代表邺都也不是没有根据的”〔11〕。其二是“古都与今城市的重合度”， 距离在5公里以内，与今市区大部重合的为1，一部分重合的为0.9〔12〕。其三是“西安离长安遗址还有6.5公里呢！”〔13〕西安能作为古都， 安阳更应该作为古都。第一种理论承认安阳不与古都城址重合是有“缺陷的”，但却用沿革地理学来解释这个问题，使安阳获得古都与“大”古都的资格。从沿革地理学来讲，安阳确实与邺关系密切，不仅县境割隶反复无常，而且安阳也曾获得了邺的名称。然而，沿革终究是沿革，并不等于城址的“重合”，完全是两回事情。历史上的安阳建制沿革复杂，“其废而复者再，改名者一，徙治者四， 并而分者一”（嘉庆《安阳县志》卷5《地理志》）。除“徙治者四”外，都是指的县境分合隶属的演变，根本不存在与其他县治或古都遗址“重合”的问题。因此，从沿革地理学也只能说明安阳与邺分合隶属关系的演变，不存在二者城址的“重合”，用安阳代表邺都恰好“是没有根据的”。第二种理论确很新奇，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重合度”。据说这是“量化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证明安阳不仅具有古都的资格，而且比杭州的量化指数还高，完全具有“大”古都的资格。“量化”史学早已过时，在世界各国城市地理的研究中，1988～1991年，“没有使用计量工具的论文显著增加了，而对计量方法的依赖性在减弱”〔14〕。更不用说为了使安阳争得“大”古都的地位，作者设计的计量方法和“重合度”公式根本使人无法接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先有结论，后有公式，公式完全是为自己固有不变的结论服务的，毫无科学依据。譬如，把现代城市与古都遗址之间的“距离在5公里以内（含5公里，以下同）又与城市的市区（不包括与传统城区分离的今建置市区，以下同）大部分重合的为1”，即最高指数， 恰好安阳也是1或0.9，指数最高，因为殷墟距安阳城仅2.5公里。 设计者的意图不言自明。作者不敢使用“重合”二字，而玩文字游戏，使用“重合度”这一新名词，其目的就是要掩盖安阳与殷墟的不重合，更不用说与邺的“重合”了。陈先生在他的论文中使用的是“重合”，而不是“重合度”。毫不含糊，也不用解释，“重合”就是“重合”，不重合就是不重合，斩钉截铁，没有丝毫回旋余地，也无需发明“重合度”一词。“重合”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几何图形占有同一空间时叫做重合”。安阳与任何古都城址均不“重合’，不能取得古都的资格，也就无所谓“大”了。第三种理论以西安为例，说西安距离汉长安城达 6.5公里，安阳距离殷墟只有2公里，西安能称为大古都， 安阳更应该称为大古都。此说振振有词，貌似有理，实际上早已被陈先生驳得体无完肤。陈先生在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西安城与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城址无涉，所以获得古都称号，是因为它和隋唐长安城完全“重合”。难道安阳也有这样的条件吗？它与那个古都城址完全“重合”？只要举起“重合”的大旗，许多“高论”不攻自破，安阳缺少作为古都的基本条件，“重合”与不重合正是它被关在古都大门之外的关键。安阳不是古都，竟然获得了“大”古都的称号，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其中缘由只有请读者去捉摸了。
收稿日期：1996-01-01
注释：
〔1〕〔2〕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3〕《史记》卷7《项羽本纪》、《水经注》卷9《洹水注》、 《括地志》卷2《相州》等。
〔4〕《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页。
〔5〕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中）， 《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
〔6〕《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中国地图出版社1975年版。
〔7〕张之：《邺之初筑是否在古邺地处》，《历史地理》第9辑。
〔8〕《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
〔9〕陈桥驿：《论绍兴古都》，《历史地理》第9辑。
〔10〕徐建春：《也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
〔11〕邹逸麟：《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12〕葛剑雄：《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
〔13〕刘志伟：《为世所用使古都研究生机盎然——中国古都学界权威学人一席谈》，《中国名城》1995年第4期。
〔14〕J.O.惠勒：《城市地理学的特征与近期趋势》，《地理译报》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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