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新加坡论文,作用论文,政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1.前言
海水之所到，就有华侨华人。当今世界各地居住的华侨·华人人口，有的说2600万人，也有说3000万人，甚至也有说5100万人。其中住在东南亚地区的将近2000万人。他们当中固然包含社会各阶层，有富翁也有贫穷阶层，但他们在经济活动方面的成就突出却闻名于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极大，对当地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变化中，华人社会尤其显示出象征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华人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也导致了相应的变化。
我们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语言、教育、华文文学等等，主要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我们希望通过研究这个领域去分析华人社会面貌变化的一个横断面。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通过采访、问卷调查、开座谈会、搜集资料等各种渠道，进行了研究工作，现已得到初步结果。
2.两种华人对中国本土的态度
今天，新马两国的华人领袖和社团都同样提出“讲华语”、“重视华文文学”的口号。这些运动和口号，在两国分别具有不同内容和心理原因。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华人社会所遭遇的具体情况显然不同，有着很大的差距。为了明确了解这因由，先要通过两国的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看具体情况。
过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属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两国的华文文学自然发源于同根，后来随着历史的演变，分别走上了不同道路。
新马两地华文文学的系统，大体可以表示为表1的示意图：
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方北方先生说：“马华文艺与马来西亚文艺，不只名称不同，内容也不同。马华文艺是以华文为表达工具，反映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作品。马来西亚文艺，是通过三大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华、巫、印人民的生活认识与思想要求作为反映的创作。”〔1 〕那么，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应该是用华文反映新加坡华人社会和新加坡社会的文学。不过这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文学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当研究华人社会思想意识的演变时，马华文学的历史不可不重视。观察马华文学运动史，我们不难发现华人长期在内心里纠缠着的一种矛盾，那就是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求心性心绪和远心（离心）性心绪两者之间产生的纠葛，这是历来华人身上缠绕而无法脱掉的问题。
新加坡的作家，文学史家方修先生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里道破：“马华新文艺自五四时期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诞生之后……一方面在创作方向上却出现了两个主潮，一起一伏，此消彼长地发展着。……其一是描写中国题材，具有浓厚的侨民意识。……这些作品和各个时期中国一般作家所写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创作方向上的另一个主潮，则是反映本地现实，具有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格。譬如马华文艺萌芽时期李西浪描写婆罗洲猪仔生活的《蛮花惨果》，新兴文学运动时期海底山的反映本地各族人民的反殖斗争的《拉多公公》，以及抗战时期乳婴、陈南的描写星马华人救亡活动的《八九百个》、《金叶琼思君》等等作品，在内容上都可以看出和中国文艺有着显著的不同。一般说来，每逢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变，关系到整个东南亚华人的前途的时候（如北伐战争、中日战争），前一个主潮就急速地升涨，处于主导的地位；反之，每当星马出现了重大的问题，更迫切地要求本地华人去关注、去面对的时候（如经济大恐慌、日本南进、星马沦陷），反映本地现实的作品就特别发达，居于压倒的优势。两者比较起来，具有本地独特性格的创作，还是占着更大的比重的。如果继续发展演进，假以时日，则马华文艺独特性格的不断突出，终于统摄了整个创作界，侨民意识的逐渐淡薄，而终至消失，也是意料中的事。”〔2〕
方修先生的看法非常尖锐，根据他的理论，也可以分析明白我在前边提出的华人思想意识的求心和离心的矛盾问题，求心就是方修先生所说的前一个主潮的一种表现，离心就是后一个主潮的表现。又据方修先生的理论去推料，新马华人（或东南亚华人）的思想意识逐渐变化，求心的心绪终至消失，离心的心绪不断突出，终于统摄整个思想心绪。
以上所述是一种理论，也是基本上不可否认的推测。那么，现实社会发展演变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看问题。在这里，尊重方修先生所提的理论，把求心倾向叫做“第一主潮”，离心倾向叫做“第二主潮”。
3.新加坡政治与华文文学
1989年12月30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民日报》报道了人民行动党主席、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在新华文艺刊物的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致词。这个展览会是“建国30周年新华文艺书刊展”。山人民行动党筹办，自1989年12月29日至翌年1月1日举行于新加坡大会堂。王副总理的讲话〔3〕，可以归纳为下列几项：
1）新华文学作家应效法新加坡在国际间放眼世界， 以站好本位的态度……继续保留固有讲求本土意识的优点，写出只有新加坡作家才写得出的新加坡文学。——这一项不外乎强调“第二主潮”。
2 ）新华文学的发展始终和华人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华文报的文艺副刊……社团等都是新华文学继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这项表示社会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强调“第二主潮”观念的存在。
3）华人社会支持用自己的母语写出的文学。 ——强调“第二主潮”
4）要加强批评工作，作家也应该勇敢地面对文艺批评。
5）一个有财富、 没有文学的国家是可悲的……文学仍然是反映一个国家精神面貌以及文化建设的重要媒介。——这项是强调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
6）对于今天已取得一定经济成就的新加坡来说， 与传统东方文学有血缘之亲的新华文学，在使我国避免演变成一个伪西方社会而步向优雅社会的过程中，确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华文学仍是我们的“经国”的“大业”之一。
上层建筑之重要成分的意识形态原来是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但有时它可以反过来影响到经济基础。这么一来，文学会担负起政治任务了。这可以说是文学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
作家长谣也发表演说指出，“因为语文教育政策的关系，新加坡的文艺前景不很美妙，……新华文艺必须走较通俗化的道路，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4〕
我们看到了王副总理和长谣的讲话，基本上可以理解新华文学的性质和社会作用。
心想使新加坡走向英语国家的新加坡首脑，竟然公开重申华语的价值，并且也公开承认华文文学在政治上的意义，实属稀罕。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松年高级讲师，曾在1989年10月25日应邀在东洋大学亚非文化研究所作演讲，介绍新加坡的语言教育政策，说新加坡政府根本改变了过去的语言教育制度，规定在小学都要把母语当作第一语言，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到了中学以后才把英语当作第一语言，把母语当作第二语言。这样，所有的华人儿童学生在中小学必须学习华语，于是学习华语的人口比过去任何时期还要多。只要是在这个阶段的华语水平有了提高，那么华文文学读者的人口也自然增多，因而华语仍然会有光明前途。在我们看，这个方法客观上不过是把英语第一，华语第二的方针加以固定的政策。但是也不可否认地有着保护华语的侧面，这样，至少能够防止华语的迅速消失。
4.马华文学的发源
方修先生说：“马华文学是接受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在星马地区（包括婆罗洲）发展起来的华文白话文学，它诞生于1919年，迄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五十多年以来，它并不是顺畅地，直线地发展着，而是与当地的社会运动相适应地走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大略说来，每当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安，或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马华新文学经常有了短暂的繁荣，出版、创作、理论，以至表演艺术的活动都突飞猛进，形成了文学史上的高潮时期；反之，当殖民统治相当强化，或社会运动告了一个段落之后，马华新文学演进的步伐便常常显得沉重迟滞，各方面的成绩普遍降减，呈现了一种低潮状态。”〔5〕他又说“马华的新文学， 是承接着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滥觞起来的。”〔6 〕（这说法和前述方北方先生的文章相同）拜读方修先生的一些论述，把所论综合起来，我们大体可以认为他的看法是：马华文学和中国新文学（包括部分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马华文学几乎是等于中国新文学的支流，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贯串着共同的基本精神。
站在这个观点看的话，这个文学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正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那样，文学必须服从革命的利益，服务于工农兵。可以说，这种文学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马来亚和新加坡采取了一种反共主义，大陆书籍都被禁运，政治和文化上几乎断绝了来往。但是听了王副总理的讲话，在今天当地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的隔膜似乎已经消除。中国文学和新华文学之间的交流相当地自由化了。
最初当地华文文学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产生，但今天的新华文学（或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性质不会是一样。那么，当地华文文学从什么时候起，为什么原因摆脱了中国新文学的道路，而走上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是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问题。马来西亚的吴天才先生对此做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他说：“马来亚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环节；而马华新文学是马来亚文学的源流之一。马华新文学是指以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为主体而出现的具有新思想，新精神及新意识的华文白话文学。它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直接的影响；另一是当地华人需要一种适当的文学形式和白话文作为抒发他们的心声及表达他们的愿望。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马华文学虽然渊源于中国新文学，并且用同样的语文来写作，但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马华新文学是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其作品内容多反映当地华人的人情习俗，地方色彩及社会背景，表达人民的共同愿望与心声，因此在后来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与中国新文学分道扬镳，自立门户。马华新文学的任务是服务于当地人民，其作品内容是反映华人的实际生活情况及促进三大民族的团结，这也是马华新文学的独特性。”〔7 〕不论是方修先生或吴天才先生，他们都注重于第二主潮方面，虽然他们对于滥觞时期的马华文学的看法，总未免有不同之处。
5.从马华文学史的分期方式看华人意识的变化
如何分期马华文学史，有几个方式。其中方修先生和杨松年先生的分期方式比较富于说服力。
杨松年的分期方式〔8〕
1919～1924侨民思想浓厚的时期
1925～1926南洋思想萌芽的时期
1927～1933南洋色采提倡的时期
1934～1936马来亚地方性提出的时期
1937～1942本地意识受挫折的时期
1946～1949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的时期
1949～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政权，切断新马与中国的关系，新马华文文学在自己的道路上摸索向前发展。
1955～1959提倡爱国主义文学，提倡本地人民对本地的归属感。
1965～新加坡独立后，当地华人多数成为新加坡公民，他们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一份子，其任务，则在塑造新加坡共和国的文艺。
杨松年先生观察了华人对本地的归属感之成长过程和其程度、南洋色采之浓淡程度在马华文学中的反映状态等，把这些材料作为根据去作出分期。换句话说，他是根据当地华人思想意识对中国大陆的求心性和离心性的转变情况，去考察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的。
在《新马华文文学论集》的《本地意识与新马华文文学——1949年以前新马华文文学分期刍议》里，杨松年先生的分析是：最初在马华文学里充满浓厚的侨民意识，但也有部分人士注重本地意识。从1925年以后，本地意识逐渐明显，南洋色采的提倡是出于对南洋华人社会的批判的态度。愿意改造南洋的社会的热情才产生了南洋色采的口号。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冲击新马，新兴文学的口号是它的影响下提出来的。新兴文学理论基本上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特别是普罗大众的生活。这和提倡南洋色采的强调本地实际有些共通的地方。更简单地说，中国现实主义理论产生了新兴文学，新兴文学产生了本地意识。——笔者认为第一主潮成为呼唤第二主潮的原因。
这样，马来亚的华文作家逐渐觉悟到南洋色采和独特性，确立了马华文学明确的概念。这种思考的进程中，不可否认华人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逐次加深。华人原来是从中国移民到本地，但是在本地经历了长久的生活实践，他们自然产生了过去的中国人所没有的本地居民意识，也学会了适合本地的生活技巧。这些事实支撑了马来亚的地方性马华文学。
杨松年先生把1937到1942年当作本地意识受到挫折的时期。这是抗战时期，大陆的战事给新马华人以深刻的影响。也有许多中国文人避开战事，跑到本地来活动，还是给本地新马文坛一定的影响。本地文坛受到抗战精神的影响，前此迅速高涨的本地意识，暂时受到抑压，侨民意识占优势，一般强调新马华人也是构成整个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应该参加抗战。1937年“抗战文艺”的口号被提出。不过这个想法太类似中国本土盛行的大众语问题、文艺通俗化问题、文艺通信运动等等提法。有人说这过分模仿中国本土，不很符合本地的实际。
方修先生在《星洲日报》上，自1958年6月21日至26 日发表了题为《文学通俗化运动》的长文，介绍并分析了抗战时期本地作家站在本地华人的立场而进行的通俗化运动的实际情形。他说，这个运动是接着“适应中国抗战运动”和“适应当地救亡运动”而来的第三个运动。方修先生介绍的资料上说：“南洋文化的低落是事实，南洋华侨的封建性也是事实。这种事实是有碍抗战的，因此我们要提倡马华新启蒙运动。可是马华新启蒙运动要在哪一方面表现呢？我们以为目前的通俗文学运动正是一个最好的手段，我们可以把提倡通俗文学当作一个策略和方法，藉以达到华侨新启蒙运动的完成。”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和本国抗战文学平肩而行的当地文学运动中，华人还是要求使它成为华人社会改造运动的一个环节。这就是华人本地意识的强烈表现。方修先生介绍的史料似乎暗示：在南洋搞任何运动，离开了本地意识就做不好。
杨松年先生在《新马华文文学论集》中，拿小红和遄骋的文章来说明抗战时期仍有主张本地意识的历史事实。同样是支援抗日战争的运动，也有各种做法，有的人要求和本土人民一样地做，有的人主张在本地华人的独特条件之下，用独特的方法去做。这也是求心性和离心性的不同想法之对立。主张本地独特的一派人们，总要求大家减低侨民意识，增长新意识，转化为另一种群体。
6.本地意识、独特性的成长
战后马华文学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本地意识空前的高涨，其二是战争时期南来的中国文人，为的是中国内战，很难迅速回国，只好继续侨居本地，坚持侨民意识去写作。于是乎他们和主张马华文学的独特性质的本地作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这论战客观上澄清了马华文学的定义、任务、未来的展望等方面。
方修先生说：“这原因简略说来，大约有以下三点：
1）这时期，本地独立运动热潮高涨，对于本地作者的反映现实， 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2）当时中国方面的民主运动， 也同样迫切地要求马华社会——包括文艺作者，给予大力的支持声援。怎样解决这两者矛盾，便成了马华文艺理论界的一项任务。
3）许多抗战时期以至战后初期散处于东南亚各地的中国作者， 这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逗留在星马地区，他们大量地描写中国题材，又不时地流露出大汉沙文主义的作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本地文坛的侨民意识，对于马华文艺工作的方向造成了某些混乱。”〔9〕
这里所说的中国题材，不是中国的风物，而是指中国革命。方修先生的论述中有两个中心，其一是马华文坛中的本地意识一派，他们认为自己是构成本地人民的一个主要份子，理所当然地要参加本地区独立运动，这时不仅仅是马华文坛，而且一般华人社会也有同样的风气。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方面却也更加要求华人社会的合作。调整两方面的要求，本是很难。如果要重视华人社会的现实利益，不得不左袒本地意识的一派。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方向问题上的混乱。通过这种混乱和争论，马华文学渐渐地开始确立自己的方向和觉悟。
孟毅（黄孟文）先生说：“在这个争论以后，本地的写作人（不论是从中国南来或是土生土长的写作人）才普遍地具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认识：马华文艺不应该再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或是附庸，而应该是道地的马华文艺；它不应该描写几千里之外的中国的事情，而应该反映‘此时此地’；它不应该唯中国文学的马首是瞻，而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特性’。〔10〕
赵戎先生说：“然而，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底论争，因而廓清了马华文艺应走的道路，这一层，可以说是马华文艺界走在政治前头的一种表现。无疑的，马华文艺界是朝着这个目标而取得发展的。”〔11〕
这些论述说明，觉悟到独特性的马华文学，经过侨民文学论战，决定走上自己的道路；进一步说，不但是文学问题，华人社会的思想、政治也摆脱了大陆的约束，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方向。过去存在的马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这个想法，这时才被扬弃了。这正是第一主潮的发扬。
7.马华文学的理想和现实
主张马华文学独特性的人们，通过侨民文学争论，提高了觉悟，加强了自己的理论武装。
侨民文学争论是以本来不足道的理由而开端的，据说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成为那么大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世上不会有毫无理由而导致的结果。我相信，这争论的背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高尚的或低俗的理由。
1947年1月，在新加坡举行了一个文学座谈会时， 与会者表示了两项要求，第一是希望本地华人青年向中国来的朋友学习，第二是希望中国来的朋友注意当地的社会现实，与当地作者合作，并帮助他们关心本地问题〔12〕。看起来，这两项“希望”里没有什么刺激性的文字，内容也是妥当不过的事情。从此，居然发生了大家想不到的侨民文学大论战。这种争论有艺术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我却认为还有经济的一面、低俗的一面以及权威主义作怪的一面。根据文坛的价值观来说，中国来的作家是强者、权威者、长老，马华青年作家是弱者、没有传统的后台权威的助威、毫无种族岐视观念，只是愿意在本地札根的年轻人。对立的双方扮演的角色不同，前者似乎扮演反派角色，但是在今天回顾以往，前者也是那战争时代的被牺牲者。其次，我认为，侨民文学争论绝不只是文学流派之争，而是新马华人的离心运动即第二主潮的历史的和必然的总结。
方修先生在《马华文学史初稿》里写道：“在强调‘独特性’的思想内容的意义方面，可以凌佐的发表于《晨星》副刊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为代表。该文首先分析了当地现实，指出马华文艺工作者应该以马来亚人民的立场和当时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意义，最重要是在于——在马华民族是构成马来亚社会的主要民族这既存事实的基础上，马华文艺有着积极发展的前途和独特的性质。马华文艺作者以马来亚人民的立场为出发点，在工作任务方面，不能不把马来亚的民族独立事业放在首要的地位。对于中国的义务，虽然仍应负担，却不能不放在第二位。”〔13〕
赵戎先生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三集导论》里写道：“总之，第二代马华散文作家，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对热带的土地有着真挚的爱情，就像一株植物在这里生了根，开枝发叶，是不可以移易的了。他们爱国主义底精神，就反映在爱乡土，爱人民，爱风物底篇什上。这将长远地影响我们的广大读者群。那么，他们辛勤创作的文章，便是马华文坛底光荣收获了。”〔14〕
孟毅在同上第四卷导论里说：“在这个论争结束以后，虽然仍旧有人把中国称呼为祖国……，但是为数不多。时至今日，本地几乎再也没有写作人称呼中国为‘祖国’了。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15〕
上面引用的几篇文章，都有益于理解当时所发生的那些尖锐的问题。不过我对“祖国”的称呼问题有些保留。我认为华人把中国叫做祖国是很自然，很富于人情味的事情。尽管在法律上中国变成了一个“外国”，但是对华人来说中国永远是祖先之故地，也是华语、华人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在习惯上和世俗的用法上完全可以叫做祖国。我认为，所谓祖国的定义也有一定的伸缩性，它属于政治的范畴，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在华人的心目中，中国变成“外国”，真不知需要多少年了。不过孟毅先生的文章，还是活生生地表达了当时马华文学界热气腾腾的气氛。
又据方修先生的介绍，凌佐论马华文学的特性说：“马华文学至少具有下列几种特征：
1）它不能是翻版的中国文艺。
2）它更不能是侨民文艺。
3）它是马来亚文艺的主要成分。
4）它着重人民性和民族性。
5）它融和、渗和了本地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的特点， 语言必然更丰富，形式必然更多采。〔16〕
凌佐还说：“华人作家从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
1）自己肯定了马华文艺工作者，不管居留时间多久， 站稳马来亚人民的立场从事创作活动。
2）仍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对于这类作者不能有所苛求， 但起码的希望是有的：即不要把马华文艺当作中国文艺或侨民文艺，不要把马来亚看成香港或‘租界’”。〔17〕
凌佐抱着纯粹、崇高的理想描绘了美好的前景。在他的蓝图上，新的国度里各民族应该平等，具有高度文化的华族可以得到应有的地位。经过几十年，现实的新国家的实际，却大大违背了凌佐的期望。
今天的马来西亚有下列国家原则：
1）国语是马来语
2）立宪君主制
3）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4）非神权的世俗国家
5）政治是民主主义，经济是自由主义。
又有下列国家文化的概念：
1）国家文化以当地土著的文化为核心；
2）除此以外的文化，采取其优秀的部分作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
3）伊斯兰教构成国家文化的一部分。
在文学领域也有下列的差别：
1）马来人用马来语写的作品叫国家文学；
2）非马来人（华人、印度人、 英人等）用马来语写的作品叫马来西亚文学；
3）华人、印度人、 英人的马来西亚公民用自己母语写的作品叫移民文学。
如果把上述三种概念重叠起来就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马来西亚华人在文化生活上所得到的现实是距离凌佐他们曾经所想的理想远得很，实在远得可怕。
8.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新局面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由几个种族组成的多元化社会。多元化社会总未免有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差别。至于多元化社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之区别未必由它们人口的大小而决定，而是山哪一个种族或集团掌握统治权而决定。譬如，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6%，达180万人， 但是新加坡统治阶层的核心是英语教育出身的华人、当地居住几代的峇峇出身者以及一部分印度人和马来人。结果，华语教育出身的大部分华人在实质上算是属于补充统治阶层即少数派。这样，新加坡华人尽管是为数不少，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是属于少数派，是囿于被损害者意识的人们。他们认同的象征当然是华语。用华语写成的新华文学就是华语系华人的喉舌，是主张自己价值观的重要工具。在新华文学的世界里展现的世界观必然与英语系华人的世界观有所不同。
据太田勇教授关于新加坡华语系华人和英语系华人的墓碑的调查报告〔18〕，虽然同样是华人，但是基督教徒之死者不被埋葬于华人坟地。这个报告又说，一般华人的墓碑上刻着中国本土的祖籍、出生地地名，可是基督教徒的墓碑上所有这些字眼看不到一半；一般华人几乎全体都用汉字写成，基督教徒之碑文只有三分之一才使用汉字，用英文或罗马字的反而增加。英语系华人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华语系华人也不一定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不能否认上述的有关墓碑的调查报告表示着一种使人领悟的倾向。这可以说华人意识转变的具体表现。
凌佐所说的“马华民族”可能是为强调土生土长的华人与中国来的侨民作家一派之不同点而制造的词汇。现在主张新马华文文学的意义价值的人们，为了显现自己的正统性，潜在地承继着凌佐“马华文学”、“马华民族”的观点。虽然如此，华语系华人不只不受英语系华人尊重其正统性，而且被渺视为低一层的阶级。在新加坡一个华人不精通英语，那么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就很难得到上升。从另一方面说，今天的新加坡有只凭英语能力水平来评定一个人的整个价值的风气，这里可能有产生“次级市民”的机制。这种社会状况是否健康，用不着去议论。
不管是怎么样，社会是演变而发展的。在新加坡加深进行英语化，日渐丧失华语并迷失了自己的历史的年轻人，逐渐在思想意识上化为无国籍人，连为维持社会生命所需的伦理感、价值观、志气都显得稀薄时，迫使统治阶层感到不安，不能默许这种现状任其下去。如此看起来，我们当可理解前述王鼎昌副总理讲话的重要性。王副总理所要求的不外乎是重新振兴华人独有的志气和伦理感。因为这与国家之休戚相关，也可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综合力量。
在马来西亚，华人为了克服“次级市民”的屈辱而把华文的文章、文学、报纸当作团结奋斗的武器。看起来，今天新加坡的华文也似乎同样地受到重视，但是新加坡的华文之所以被重新评估，比马来西亚华人重视华文的原因理由更为微妙，更为复杂。
语言不是生活用具，它和钳子、锄头、锯不一样，是一个种族精神文化的中轴。语言跟着历史、文化、种族感情、思想等互相缠绕，搅在一起。如果一个人丧失原来的语言，仅仅学到另一种语言的皮毛，那等于他失去了灵魂，也等于是没有了任何认同感，跟浮萍一样，无依无靠。
大家可以知道，今天鼓励新加坡华文文学，绝不是单纯为拥护华人眼前利益，而是根据长远的眼光的。现在，英语系统治阶层也居然强调华文文化有用场。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将改变英语第一主义的政策。于是乎有必要“走较通俗化的道路，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19〕
总之，王副总理的讲话，使人觉察到当今新加坡当局面临着相当严重的思想领域的问题。
新加坡政府当局这种对待华文文学的态度，是一种很正确的选择。这里应该说，既然出于长远的眼光，那么最好是老实地，长久不停干下去。
新加坡政府是以实用主义、效益主义、经济主义出名的。但是应该知道文学的效用主义是很难成功的。
华文文学在新加坡能不能真正发展繁荣，是判断这个国家能不能发展繁荣的关键。
新加坡基本上向离心倾向（第二主潮）方向发展，看来似乎要达到彻底离心，彻底实现本地主义的境地。但是为了维持有心灵的国家，还是需要拿一种可靠的精神文明来做后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华文文学可能是离心的手段也是求心的手段。如何培育新华文学是事关新加坡命运的重要课题。
9.结尾语
本文通过观察华语和华文文学在新马地区的地位之变化情况，去研究该地区华人思想意识的变迁。
凡是一个移民到海外去，最初总是很想家，这个心情是很自然的。久而久之，扎根于当地，他可能对当地产生一种依依难舍的感情，甚至产生一种认同感。如此心情的摇晃，不会是单程运动而是重复来回的运动。华人在这里也不能例外。
经过研究，我们了解到：新马华人在华文文学上表现了对中国本土的求心倾向和离心倾向，这就是向往本土的心情和主张独特性的精神的具体表现，这两个倾向随着华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重复地演变消长；这一系列的演进过程中，曾有过戏剧性的场面。譬如，以战后的侨民文学争论成为一个转捩点，以本地认同感为基础的独特性观念占优势，促进了从华侨转变为华人。华人接着以本地人民一份子的意识去参与了本地独立运动。
马华文学是受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冲击而开端的。既然如此，马华文学沿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精神，耕耘了自己的文艺园地，由此华人在文艺工作上，思想活动上有了相应的进步和成长。如此进步成长的结果，马华青年逐渐地提高觉悟，客观地认识到自己身分的独特性和本地社会环境的特殊性，结果很容易产生文学上的本地意识。新加坡政府王鼎昌副总理1989年12月29日在新华文艺书刊展开幕仪式上说得很透彻，他说：“新华文学作家应效法我国在国际间放眼世界，以站好本位的态度，不断吸收外来成分、充实自己，继续保留固有讲求本土意识的优点，写出只有新加坡作家才写得出的新加坡文学”〔20〕这一句话必须重复记录于此。
以上所述是一个原则性解释，是单线上的变化进程，实际上的变化还要复杂。马华文学史分期上看到，华人意识有时求心倾向较强，但有时离心倾向却占优势，它们好像一面轮流替换位置一面使文学的质量提高。举一个例子说，抗战引诱马华文学走上与中国文学没什么两样的方向，可是战后侨民文学争论却引导马华文学走向重视本地意识的独特性路线。新加坡实际上是华人占四分之三的国家，但是不能单纯地以为华人就是多数派。华人也必须学会英语，才能得到出路，客观上英语掌握着新加坡信息市场的命脉，整个沟通机制里边，华语是配角，英语才是主角。在这种情况里，我们却听到了王鼎昌副总理的发言。今天不管政治不政治，大陆、台湾同当地华人社会的交流来往日益昌盛，这又是使新华文学进入另一个局面的新形势。总而言之，新华文学的环境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变化。
在马来西亚，华人处于极困难状态。因此马来西亚的马华文学不能过新华文学那样的太平日子。马来西亚华人，正在为克服目前的尴尬的情况而奋斗，马华文学是奋斗的武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正需要推广华语，需要深入推进马华文学。为的是死守自己的认同。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情形不同，条件不同，但是两地的华人由不同理山都需要推进华文文学。
新马两国的华人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没有什么禁忌，文学活动上同样也是自由的。新马两国的华文文学可以有任何种类、任何流派的文学活动，但是看目前的环境条件，新华文学和马华文学不应该是消遣的文学，它的主流应该是为社会服务的、为保卫人民服务的、活着的文学。这恐怕是最合于传统中国文学精神的角色。
注释：
〔1〕《马华文艺泛论》方北方1981年马来西亚写作人协会P.1
〔2〕《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方修1978 年东芝印务公司（非卖品）P.29～30
〔3〕《联合早报》1989年12月30日新加坡
〔4〕同上《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方修1973年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P.1
〔5〕〔6〕《马华文学史稿》上卷方修1971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P.2
〔7〕《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吴天才1975 年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P.1
〔8〕《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杨松年1981年新加坡南洋商报P.3～P.18
〔9〕《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方修1978 年东芝印务公司（非卖品）P.30
〔10〕《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四集》1971年孟毅教育出版社P.2
〔11〕《同上第三集》1970年赵戎P.1～P.2
〔12〕《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方修1978年P.30
〔13〕同上P.32
〔14〕《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三集》赵戎1970年
〔15〕《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四集》孟毅1971年P.2
〔16〕《战后马文学初稿》P.34
〔17〕同上P.34
〔18〕《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面貌的变化》1987年太田勇·今富正巳东洋大学一百周记念论文集
〔19〕《联合早报》1989.12.30
〔20〕《联合早报》198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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