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革命论文,党对论文,时期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正确解决，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大革命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努力运用所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农民问题，提出并实施了有关的革命主张，对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界对此虽然早有论及，但对此期党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和不足，似乎还有必要进行再探讨，这对我们全面具体地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还不能说是完全自觉和准确的，其中的得失是大革命成败的重要主观原因。
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方面表明了党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同时也反映了党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加之党的早期革命家几乎都活动在中国资本主义相对比较发达的大城市里，所以，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误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主张在中国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①。这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精神，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是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乡村旧式农业与沿海资本主义的结合，中国应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然后方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以上述观点为理论依据，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中国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很远”，政治上还处在封建势力把持之下②。基于这种认识，大会在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地制定了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的宏观设想。可见，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迅速完成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的转变。然而，由于这一转变几乎完全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实现的，加上历史条件的限制。党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复杂的阶级关系进行自觉深入地剖析，从而得出较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因此，直到北伐前夕近四年的时间内，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呈现出发展与徘徊相交错的情形。
首先，党的理论家们列举了帝国主义扶植勾结军阀奴役掠夺中国的大量事实，论证了中国之所以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就是因为“其经济大权大部分操诸外国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③。因此，“现时中国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④。有人还相当深刻地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攫取便宜原料”、“销售剩余产品”、“扰乱中国金融，操纵中国市场，压迫新兴工业，”致使中国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国人倘终袖手旁观……亡国共管之祸即在眼前”，“彼时中国虽大，亦将无容身之地矣！”⑤其中有些表述虽然尚欠准确，但是这些分析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性质，用警钟般的语言告诉人们，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遗憾的是，党内却有不少人夸大了中外民族矛盾和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封建经济的破坏作用，结果，忽略了对中国封建主义关系的深入分析，从而相对忽视了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这种认识上的徘徊，突出表现在全党对军阀政治与封建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对封建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尚未获得明确、统一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二大”的水平上。有人错误地断言，由于农业经济已被外资侵略所摧毁，“是国确已（成）为新式畸形的官僚商业资本主义国家”⑥。有人则片面地认为，军阀政治的存在是因为有“国外帝国主义的后援”及“国内无业游民的后援。”⑦毛泽东正确指出，军阀政治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社会经济“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⑧但是，他也没有说明农业经济何以导致军阀专制，更没能由此得出欲打倒军阀必须实行土地革命以摧毁其经济基础的结论。作为党内一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李大钊，在这时发表的《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中，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土地问题的紧迫性，主张实现“耕地农有”。然而，如何实行？他只提出了组织农民协会的主张，没有迈进土地革命的门槛。1925年召开的党的“四大”又断然确认：“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前期侵略而崩溃”⑨。这又倒退到了党的“二大”以前的认识水平上。
其次，他们从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又身受各种压迫的角度，分析了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为“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⑩因此，“党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11)。党的“四大”虽然明确提出了建立工农联盟问题，但对实现这种联盟的关键——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却没有明确的认识和规定。不难看出，共产党人这时分析农民问题的显著特点，主要从寻求革命的社会力量出发，从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一“量”的方面入手的，而不是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消灭封建生产、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这一“质”的方面入手的。这种分析农民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导致了如下的误解：当时开展农民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使农民获得政治解放——解放人为的压迫，而农民要获得经济解放——实现耕地农有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等到国民革命胜利、工农民众掌握了政权以后方能达到。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就指出，实现耕地农有，“须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12)。
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与主张立即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认识过程的两个层次，是不能等量齐观的。有的论著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的有关论述，认为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土地革命问题，这似乎是一种误解。有的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随后即在……等地，领导开展了减租斗争。”（见李新：《中国农民问题与土地改革》、《中共党史研究》1990，2）在旧中国，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改革土地所有制。因此，把开展减租斗争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等同起来，这恐怕是不准确的。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乡村的阶级斗争更加残酷激烈，国共两党及中共内部在农民问题上的矛盾和意见分歧愈益加深。新的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大的力量和热情努力探索如何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如何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问题，从而使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全党（尤其是毛泽东等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比较清醒地认识了封建经济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军阀政治的关系。开始把农民问题置于封建生产关系中进行分析。1926年9月的《中央政治报告》指出：“军阀、买办、官僚、新旧绅士……都是中国的半封建势力，”“城市及乡村的劣绅地主土豪，专替军阀剥削军民，他们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正基础。”党的“五大”文件又明确指出：“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米尚建立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有”，“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这种土地关系“阻碍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所以“欲消除军阀帝国主义的上层组织，必须破坏他们的根基。”(13)而要摧毁其根基，非发动农民起来实难办到，因此，“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4)。这些论述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四大”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标明党的认识已升华到了主张实行土地革命的层次。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全党开始把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同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地主“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完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投机事业。”“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式，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15)“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又）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16)“现在工商业的不发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三万万农民无购买力；而农业的不发展，即是农民无生产力。如果农民解放，农民在经济上能减少地主的剥削，必使农业改进……工商业必同时发达。”(17)这在当时的确是惊人的真知灼见。事实说明，北伐开始以后，党迅速地洞察到了封建经济基础与军阀政治的密切关系，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也已开始从感性认识（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这一量的方面）向理性认识（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这一质的方面）飞跃。这种认识的升华，除了革命形势发展的促使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亦有很大关系。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6年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数次决议的报告中，都反复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构成整个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基础”(18)，所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19)。“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20)。这些指示精神在党的“五大”文献中得到较充分的反映。
二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制定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其认识的发展变化，在政策和实践中体现出来。党的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政策和实践包括消弱和消灭两方面的内容。
党成立之初，只有少数同志初步发动农民开展减租抗捐斗争。“二大”以后，尽管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共必须推动国民党实施土地改革，消灭封建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且时有反复，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192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以前，农民运动一直未被提上党的议事日程。“二大”虽然强调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但并未就农民问题作出具体的决议案，只在大会宣言中笼统地提出了“废除丁漕税则，规定全国……土地税则，”“规定限制田税率的法律”等原则(21)。“三大”首次专门作出了《农民问题决议案》，然而这个不足300字的议案也没有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1925年元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在近4000字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基于维护国共合作关系的考虑，明确规定“不能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主张“使农民向国民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22)这无疑影响了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192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把发动农民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农民运动才从广东迅速发展起来。北伐开始后，湘、赣、鄂、豫等省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终于汇成了农村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然而，直到1926年底以前，党一直是把实行减租减息等削弱封建剥削的政策作为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23)。1926年7月，中共中央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减原租百分之二十五”的主张，不久被国民党接受，“二五减租”遂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土地政策。要解决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但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却仍然把它视为“研究室中”的问题。
随着农民运动的高歌猛进和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深化，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必须推动和依靠国民政府进行土地革命的多次指示精神(24)，制定了政治性没收土地的革命纲领，即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的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官、荒地，“交诸耕种农民”(25)。可是，究竟如何划分大中小地主、贫农和雇农尤其是中农和富农，大会没能提出具体标准，1927年4-5月间，湖南长沙、湘潭、醴陵三县的部分农民已经自发奋起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已发展到根本摧毁生产关系的阶段。在农民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由邓演达、毛泽东等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成立，开始研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施方案，恰在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反动军官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公开反叛，革命形势急剧逆转，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接连发出保护“公正绅耆”、镇压农民运动的训令，陈独秀在鲍罗廷的支持下，以维护统一战线为由，强调农民运动必须在武汉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中共“五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遂成为一纸空文。不久，汪精卫紧步蒋介石之后尘宣布分共，率领反革命的骄兵悍将把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镇压在血泊之中，党的土地革命实践暂时夭折。陈独秀等人在农民问题上妥协退让的错误观点之所以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与全党对这一问题缺乏自觉而又深刻的认识不无关系。
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行土地革命，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事关民主革命的兴衰成败。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虽然在理论上多次强调过这一点，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不仅首先要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理解接受，而且还要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才能成为现实。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有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以完成消灭封建经济基础的任务。更何况共产国际的指示本身又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说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夺取国民大革命的胜利。
首先，要开展土地革命，全党必须对它的重要性，紧迫性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否则就难免缺乏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如前所述，192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前，全党一直没有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中心工作。北伐开始以后，部分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且悟出了要打倒军阀必须摧毁其经济基础的道理，然而却没有人明确提出必须立即开展土地革命的主张。就是这些认识，在党中央内部也很不一致，陈独秀与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观点就相去甚远。所以，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由于党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组织力量又十分薄弱，手中还没有掌握足够的军事实力，又受到国民党土地政策的牵制等等，不可能在那短短的几年间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他们最迫切的愿望莫过于获得土地。倘若革命不能给他们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那么，在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工人阶级的英勇奋斗不免变成“孤鸿哀鸣”，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之一是正确划分农村阶段和阶层——地主（大中小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以制定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即依靠什么阶级，没收谁的土地、如何分配等等。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对农村阶级的分析，主要不是从剖析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而是从寻求革命的社会力量出发，去观察、分析各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以判别革命的敌我友。在这四种因素中，又往往看重后两点。这一特点在党中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文件里，在毛泽东此期的几篇著作中，表现得都较为充分。以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观点，并非马列主义的科学观点。因此，从主观上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难以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诚然，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不是先在书斋中研究出来再付诸实践，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完善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既无暇踱进书斋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更没有条件进行独立的实践探索。他们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始终面临着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标准去划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严肃课题。党领导土地革命20多年，之所以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制定出基本科学的划分农村阶级的政策，从客观上讲，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需要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作为一个政党，它对真理的认识也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一次完成，出现反复也是难免的。到了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错误观点，之所以很容易被全党接受并付诸实践，除其他原因外，与党内有其思想认识基础也是分不开的。
第三，这一时期，党在探索国情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忽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曾给予极大的帮助，但是，1926年以后，它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日益僵化，比如把列宁的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原则教条化，认为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都要完全服从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一方面共产国际曾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又反复要求中共努力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依靠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支持开展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从根本上就反对农民自己动手夺地主之田归己有，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中的许多军官都出身于地主豪门，他们根本不可能像共产国际想象的那样，支持农民搞土地革命自掘祖坟。共产国际十分青睐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唐生智之流，实际是政治上的变色龙，他们当时以“左”的面孔出现，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非真心扶助农工，而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人，在国民党中央中人少势单，手中又无实权，对农民运动仅能尽口头声援之力。因此，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是脱离实际的，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常常陷入理论上困惑不解、实践中无所适从的境地。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布哈林在会上对中共提出了“对农民问题注视得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26)的批评。对此，中共代表谭平山在大会发言中承认了“错误”，但又柔中带刚地说：“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这种互相矛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27)他的发言委婉而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两难抉择，即开展土地革命的维护统一战线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一有趣的历史“镜头”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确实无法独立自主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共产国际要求的依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来完成这一任务，只是一厢情愿之事。
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正确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严峻考验。但是，由于党的成熟需要时间，共产国际高度集权的组织原则又不会轻易改变，更由于中国革命的政治上、政府上、物质上都需要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与支持，因而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这种考验中出现严重挫折也是难免的。客观地说，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王明等人。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挽救革命，共产国际于1927的5月召开第八次执委会，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先后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两个紧急指示（史称“五月指示”），重点强调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五月指示”强调土地革命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求中共立即组织革命武装，这是正确的。但是，全面分析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可以看出，这些正确的指示内容是无法付诸实施的。指示仍然要求中共依靠国民党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员为首的军事法庭去惩办蒋介石及其反动军官，这纯属空想。
注释：
①《＜共产党＞短言》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69、197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这套资料，均只注册数和页码。
②⑩ (2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宣言》1922年7月，第二册第489、491-492页。
③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4月，第二册第545页：《给戴季陶的一封信》1925年8月，第三册第345页。
④《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⑤邓中夏：《北京政府最近一打借款卖国案》1924年1月。
⑥瞿秋白：《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1923年5月，第二册第447页。
⑦陈独秀：《怎样打倒军阀》1923年4月，《六大以前》第53页。
⑧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年5月，《新时代》一卷一号。
⑨ (11)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1925年4月，第三册第192-193页；另参见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1926年1月，第三册第245页。
(12)第三册第64页。
(13)(15)(25)中共“五大”：《土地问题题议决案》1927年5月，第四册第44-406，408页。
(14)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第四册第145页。
(16)中共“五大”宣言，1927年5月，第四册第394页。
(17)《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2月，第四册第150页。
(18)(19)(20)《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151、139、157页。
(22)中共“四大”：《对于农民问题的议决案》1924年1月，第三册第194页。
(23)如取消高利贷、苛捐杂税和预征钱粮，限租减租，荒年负租，减时增资，农民有永久租佃权等。可以概括为“减租减息”。
(24)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68-69、79、136、157、281-283、266-267页。
(26)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157-158页。
(27)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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