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字表形部件声化对谐声关系的影响——以《说文》中部分声母方面的特殊谐声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谐声论文,汉字论文,声母论文,为例论文,部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到材料的局限，很多学者把《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谐声字和声符的谐声关系作为上古声母研究的主要材料。但是，《说文》以小篆为主要字形依据，按照六书理论说解汉字字形，它对谐声字的分析也存在很多问题。从形成途径上来说，不是所有的谐声字都客观反映上古语音的真实情形。有的谐声字在古文字中本来属于象形字或会形合成字，但在汉字形声化的背景下受到类化的影响，部分表形部件经过人为的改造成为声符。这种类型的谐声字其实除了对谐声关系的考虑之外，还要兼顾汉字本身的构形系统，所以不能直接作为研究上古音的根据。 一 《说文》特殊谐声的复杂性 特殊谐声①指同一个谐声系列中异于谐声通例的现象。在上古声母方面，我们把谐声字和声符跨声类的语音关系视为特殊谐声②。参照王力先生的上古声母和韵部系统，我们对《说文》的8197个谐声字与声符的谐声关系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经测查，在上古声母方面，这种特殊的谐声现象共911例，占谐声字总数的11.14%，分布在309个谐声系列之中。 至于如何看待谐声系统中这些现象，前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由于清代古音学的高度发展，《说文》学家们对这种特殊的谐声现象投入了一定的关注，尤其是对韵部相差较远的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工作。《说文诂林》各家的考证综合了对版本、字形、语音等多个方面因素的考察③。例如，在字形方面，《说文》学家通常利用不同版本说解、形近讹混字考辨或体及相关字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考证；而在语音方面，对于韵部相差较远且在字形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时，段玉裁经常会用“合韵”“此以双声为声”（1981：115）“古音当在某部”（1981：640）或“古音不同今读”（1981：576）等进行解释。对于声母方面的特殊谐声，清代学者的研究较为薄弱。 近代开始，有学者从声母方面的特殊谐声及其他材料出发，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对此问题进行研究。高本汉（1923）《高本汉的谐声说》在对特殊谐声进行研究时，发现零声母的主谐字“是每一套只限于一种部位的声母的。”从音位系统着眼，高本汉为这类零声母的主谐字构拟出一套同部位的声母。同时，他从类型学的角度指出，作为主谐字的声母辅音是在后来的历史音变中掉落而成为零声母的。在对阴入对转的谐声现象进行归纳之后，高本汉（2002：226-233）认为阴声韵“在上古音是有舌尖音的韵尾的，不过在古音就已经失掉了”。同时，高本汉还发现另外几类特殊谐声。第一类是牙喉音和来母的谐声，“有好些谐声字里头舌根音跟舌尖的边音l常常交换”，并解释为“无疑是一个复辅音声母的痕迹，早年一定是有kl-一类的声母，到后来变成单音了”。高本汉在解释特殊谐声的原因时，指出“最常见的字里很有些例外的字——也许因为这些字造的早一点，有些造字的人大概没有像后来的有科学精神的李斯辈做事那么有条理。”其后，董同龢（1944）全面调查谐声材料，对高氏的研究进行了一些订补。 我们认为，《说文》谐声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含了多种语言、文字和文献现象。直接利用特殊谐声进行语音研究进而推导上古音的相关结论是比较危色的做法。既然可能存在不同层次的问题，对《说文》谐声系统进行清理，将特殊谐声进行分类研究可能是目前比较稳妥的办法。 我们目前所参照的上古音体系仍然是一个构拟的系统，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对于部分谐声字的归部，各家有不一致的情形，取舍之间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谐声关系的判断。上古声母方面的不确定性则更为突出，谐声材料与参照音系之间不一致的情形也有可能是参照音系本身的问题；不同学者对部分上古声母语音关系的研究，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谐声材料性质的判定。 《说文》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很好地构建了以形声为主体的构形系统，但系统内部却存在多种不确定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说文》作为一部文献，既可以作为《说文》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作为音韵、语义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前一个角度来看，《说文》对形体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时代和材料，因此部分字形的说解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的因素。以形说义还往往涉及事理，而事理本身具有主观性和经验性。一般情况下，只要事理的说明符合社会性，就可以得到使用者的认可。从后一个角度来看，《说文》也不适合作类似“真空”的纯语音研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下面分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说文》谐声系统中所呈现出来的特殊现象不都是语音现象。其中有造字现象、词汇现象、语义现象、事理现象（理据重构）、又音现象等。首先是造字现象。王宁先生（2002：7-8）指出，早期形声字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强化形声字、分化形声字和类化形声字三种。还有一类是表形部件声化之后变为声符，这种现象是在构形系统中产生的，因此属于造字现象。其次，还有构词现象。为了构成新词而为一个字添加一个形符，构成谐声字。这种所谓的分化字、累增字，都是词汇系统的推动所造成的，这种现象的内因是语义因素而非单纯的语音现象。再次，还有我们上面提到过的事理现象。汉字自然的形成过程和分析过程并不一定完全一致，解字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加入主观的认识。当然，谐声字是以音为主的，因此特殊谐声中也存在语音方面的因素，例如又音现象。一个字存在两种或更多种读音，造字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读音造字，可能会造成同一系列的字出现读音相差甚远的情形。此外，还有类推的机制。谐声字的数量增大之后，后期谐声字可能会根据谐声系列中一个原有字的读音进一步造字，而原有字如果属于特殊谐声，则可能会影响到后来所造的一批字的读音。综上所述，特殊谐声的出现，并不都是语音现象，而是包含了语音、文字、语义和事理等多方面的因素。 面对材料和参照音系两种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应当首先对《说文》的谐声材料进行系统整理，然后在谐声系统中寻求差异，并对这种差异进行清理。研究这种特殊谐声的性质属于字形、语音和语义哪一个领域，并进行相应的解释。清代学者除了从语音角度进行研究之外，通过文字、语义、事理等多个维度进行的《说文》学研究，正是基于《说文》谐声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清人虽然对声母方面特殊谐声的研究略显薄弱，但其在韵部方面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声母方面的研究。而那种不加考辨和清理，直接利用特殊谐声进行语音研究的做法看似符合历史比较法的一般原理，实际上却忽略了《说文》谐声材料本身的复杂性。 二 字形方面表形部件声化引起的特殊谐声 从表面上来看，谐声关系表现出的是谐声字和声符之间的一种语音关系，但是这种语音关系的实现是建立在汉字构形的基础之上的。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但汉字系统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例如形体接近的汉字部件可能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讹混的现象，有些在古文字阶段属于表形的部件会在汉字发展过程中被改造成声符等。这些现象产生在造字领域，同样也表现出特殊的谐声关系，这种特殊谐声和历史语音演变无关。而且这种字形因素所导致的特殊谐声具有直接的字形证据，因而更加可信。《说文》利用六书分析汉字的形义关系，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材料和时代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同时，汉字本身具有社会的属性，解字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分析者本人的主观看法。具体到谐声字而言，汉字系统及其结构本身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谐声关系的认定，则融入了许慎在六书背景下对字形的主观认识。 在汉字形声化的背景下，一些不包含示音部件的字有时会被部分改造而成为谐声字。最早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唐兰先生，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了“声化”这个概念，并在《中国文字学》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讨论。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对此问题也有阐述，并举“何”“羞”等字进行说明。其后刘钊（2006）在其博士论文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变形音化”，并有相应的分析。赵平安（1990）在《汉字声化论稿》一文中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赵平安指出，“所谓声化，实际上就是指既有字音系统对音同音近字的影响和冲击，使得被声化者当中与声化者相同部分类化成声符的现象。”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原本是象形或会形合成的字，其中有一部分被改造为声符。对特殊谐声的研究来说，表形或表意部件的改造是在造字领域内完成的环节。所改造的声符与谐声字之间的音读关系需要与汉字形体本身相联结，这与谐声系统中其他类型的谐声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
标签：汉字演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