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现代中国留学史的分期和中国留学生的时代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国留学生论文,使命论文,近现代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社会上流行的留学生“五代”说和严复、孙中山、秋瑾等为“第一代”的说法，成为本文“问题的提出”之背景。笔者的论证是共7代，分别为：1840～1870年，这第一代的人数多，且皆为私人途径，然正是其中的容闳成为中国政府成批官派留学生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1871～1889年，官派留学欧美者230余名，自费留学的伍廷芳、孙中山等亦在这第二代；1890～1911年，这第3代公私费留学生以数万计，许多留学生加入同盟会；1912～1930年，总计2万人，其中如赴欧勤工俭学，特别是形成一次留学苏俄热潮；1931～1949年，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公私费留学生只万人左右，但留学范围大为扩展；1950～1978年，一万又数千人；1978年至今，公私留学生达27万人，遍及103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代留学生都同中国和世界形势相应，引起不同方面的巨大变革，规模越大伴随的变革深度和广度越大。
关键词：中国 近现代 留学史 分期 使命
对于这个问题，80年代后期，我们在《留学浪潮与中国民主革命》一文里已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①]，对当今流行的说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符合于历史实际。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与执行，出国留学开始成为热门话题，关于出国留学的新闻报道和探讨留学史的文章渐渐多了。为了追溯往事，曾有人将当今的中国留学生称之为“第五代”，而对中国的“五代”留学生加以表述，认为“东瀛”（指日本国）是“曾经接纳过我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度”，而且还将19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留学西欧的严复、留学檀香山（今属美国）的孙中山与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秋瑾同作为“第一代”留学生的代表放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②]。姑不论日本并非接纳“我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度”，即以留学年代而言，严复（1877—1879年留英）、孙中山（1878—1883年在檀香山求学）与秋瑾（1904.6—1905.12留日）出国留学年代时间相差将近30年，也无法列为同一代。况且，在严复以前，中国还有近代最早的容闳、黄威、颜永京等整整一代的自费留学生和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120名留美官费生呢？但是，这“第五代”的说法却不胫而走，流行甚广。有人曾以《世界大串连——中国出国潮纪实》为题进行撰述，沿用此说，并予以发挥，除了重复“孙中山、严复、秋瑾等属第一代”的留学生的说法外，更加明确地认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第五代”[③]。这篇长文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又经《光明日报》以《出国潮》为题，连续转载，影响更为广泛。直到现在，包括当代的留学生也都这样认为。团结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的《蓝色梦幻：热狂大串连》一书（“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之一，史然编）也说，“有人将眼下的留学生称为第五代留学生。按照这个说法：孙中山、严复、秋瑾属第一代；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属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等属第三代；50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如李鹏、李铁映、叶选平等为第四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于第五代”。并且说，“第一代、第二代留学生有如普罗米修斯从西方‘盗’回了真理的火种，从而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燃亮民主、自由的熊熊火炬……”[④]。
我们认为，这种“第五代”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不仅“五代”留学生代表人物的排列不很科学和合理，不能恰当地反映出这些留学人员出国的时代背景及其特点，而且由于缺少了真正应该属于“第一代”留学生的重要内容，致把最早的“从西方‘盗’回真理的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安错了人头。因此，这其间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即：近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究竟始于何时？近代中国留学生到底经历了几“代”（也就是大体可以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他们（各代留学生）出国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是什么？各“代”（阶段）之间是怎样延续发展的？当今中国的留学生当属第几代？等等。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科学地对中国留学史进行分期的问题。
二、民主革命时期的五个阶段
第一代留学生，据现有史料看，其中最早的一小批，是1847年初由香港出发的容闳（1828—1912）、黄胜（1825—1902）、黄威（1829—1878）一行三人，随同他们当时就读的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美国牧师布朗（Brown,Smanel Robbins,1810—1880）到美国学习；随后，同世纪50年代，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由外国传教士带领几名中国学生出国学习。
我们认为，鸦片战争迄今150多年间的中国留学史可以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分为7个阶段。这7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七“代”。其中民主革命时期分为5个阶段，具体情况略述如下：
一、第一阶段：1840—1870年，约30年。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大多是跟外国传教士出国和得到教会资助或引介的。到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上海的美国教会小学读书的吴虹玉（1835—？）、颜永京（1838—1898）、杨锡麟等分别于1853、1854年先后跟随美国教士波英特等赴美[⑤]。本阶段的中国留学生多数都是去美国学习的，这与美国教会当时大力发展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有密切关系。外国教会原希望培养这些人成为它们在中国进行传教宣道的牧师，充当其助手或代理人，而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除有一部分成为中国早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于基督教宣道的传教士外，多半并不从事于这方面的工作，有的还对此进行勇敢的抵制，坚持自己学成报国的理想和志愿，如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生容闳，即不愿以“传道”来束缚自己，始终坚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作为自己的抱负和“渴望已久的目的”。到美国留学以后，他就以“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为目的，盼望“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⑥]；学成回国后，他一直为争取清政府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而奔走呼号，终于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促成清政府批准在1872—1875年每年由国家派遣30名，分4批共120个少年学生赴美留学，初步实现他的愿望。因此容闳可以说是促使中国政府派遣成批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是第一位从西方“盗”回真理火种的有功人员。早在70年前即已写成《近代中国留学史》的舒新城先生在他的这本著作里评价道：“（清朝）于1872年末派第一批学生30人去美，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以此为始，而政府之所以有此举则完全于（系）容闳一人之力。故近代中国留学实以容（闳）为创始者”[⑦]。除容闳外，与他同去美国留学以后又去英国学医的黄威，学成回国后在广州当医生，成为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外科医生，被称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良外科。……旅粤西人欢迎黄宽，较之欢迎欧美医士有加”[⑧]。黄胜、杨锡麟也都不从事“宣道”。黄胜去美国后不久因病中途退学，回到香港从事于出版、翻译等工作，又曾一度受李鸿章和苏松太道丁日昌之聘到上海担任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最后在香港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直到退休[⑨]。他还是香港第一个中国人的“太平绅士”。黄胜思想开明，他的儿子黄咏商（亦作咏裳）参加兴中会，积极支持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杨锡麟则在美国学习两年即回上海任教，后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任通事，主要从事于翻译工作[⑩]。此外如颜永京回国后虽主要从事传教活动，但也曾一度受雇于上海英国领事馆，充任翻译和曾在同文书局从事出版工作，还积极参与圣约翰大学（当时名圣约翰书院）的筹办事宜，后来担任院长，主持校务达8年之久，热心于教育工作。他资助和遣送弟弟和儿女们赴美留学，著名的法学家颜惠庆即为他的儿子(11)。
第一代留学生比较零散，人数不多。他们都是民间通过私人途径出国的，与国家派遣无关。尽管这时林则徐、魏源等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要求睁眼看世界，但清政府当局尚未意识到有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必要，社会风气尚很闭塞。像容闳这些为数不多的归国留学生，回来后不但很不受欢迎，而且还遭到歧视，他们除了当传教士外，只能自谋生计。容闳回国后先是在广州美国驻华领事馆、香港高等审判厅和上海海关、洋行自谋职业，以后改营商业，直到60年代中国才因曾国藩办理洋务的需要，而被招去当幕僚，随后被派往美国购置江南制造所的机器。这一代留学生可谓是中国留学生运动勇敢的先驱者，当时还是萌芽阶段，但却是中国留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第一代。
第二阶段：1871—1889年，约20年。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当属于“第二代”。
在这个阶段，清朝统治者在总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意识到为了维持中国的生存及其自身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等科技方面的“长技”，首先是从军事上着手筹办“洋务”。由于容闳回国后的奔走呼号，向地方和中央当局一再上书请求，最后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向清政府奏请，终于获准于1872—1875年的4年间每年选派30名年龄自10岁到16岁的“幼童”赴美国进行预定15年的留学生活，系统学习自然科学声光化电算法及制器等“西人长技”。清政府任命容闳充任管理这些留学生设在美国的机构——“洋局”的副委员（即留美学生的副监督）。这120名早期的留美官费生以后由于守旧势力的攻击反对，实际未满学习期限，即被迫于1881年全部撤回。接着，70年代后期，由于原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建设海军和马尾造船厂培养海军军官和技术人员的需要，奏准从马尾船政前后学堂毕业生中选拔优秀生员到英、法等国进行学习。第一批连随员马建忠和翻译、文案兼学生总共35名于1877年冬出国，3年后学成归国；第二批10名于1881年冬分别到英、法、德等国学习，也是3年后学成回国；第三批33名于1886年4月出国，分别到英、法等国学习，期限改为3年和6年。
以上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20年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4届共120名；派出留欧学生3批78名，加上一些临时派遣出国实习和工作的，共约110余名。总计这个阶段共派出留学欧美学生230余名。这是清政府在欧风美雨东来形势的逼迫下，在新潮流的推动下被迫采取的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措施。与此同时，自费出国留学的也开始有了，其中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如赴英国学习法律的伍廷芳和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去念中学的孙中山等。
第二代留学生（官费的）回国以后成为著名人物有留美的詹天佑、唐绍仪等，留欧的严复、魏瀚、萨镇冰、刘步蟾等。这一代留学生200余人，较第一代留学生（都是自费的）人数要多。他们在中国刚起步的近代化征程上如新兴的邮电、海关、铁路、矿业等企业和教育、外交、海军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1884年中法马江（闽江下游）战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两次为保卫祖国的反侵略战斗中，大约有二十五、六名留美留欧的归国留学生亲临战场，他们在战斗中绝大多数都是忠于职守，视死如归、英勇顽强坚持到最后；其中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以身殉国的共达11人之多(12)。这个阶段里，国人开始对西方有所接触和了解，社会风气也渐渐开通，因而开始有了政府的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自费出国留学的也逐年增多。
第三阶段：1890—1911年，约20年。这个阶段出国学习的应属中国留学生的“第三代”。
本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瓜分危机的强烈刺激，为了搞“新政”，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派出大量的官费留日学生，并鼓励青年学子自费出国留学，同时也派出少量的赴欧洲各国的官费留学生。1909年起更因美国归还“庚颖”余额，要求专门作为派遣留美学生费用，清政府表示“欣然接受”，在中断了将近30年以后重新派遣了留美官费生。在清政府临垮台的3年间（1909—1911年）共派出“庚颖”留美学生180人。由于这几方面的情况，因而便出现了以留美日本为主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国留学热潮，也是我国出国留学的初步发展阶段。
这阶段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的公私费留学生总数当以数万计，较第一、二阶段人数超出百倍以上，以后成为知名人物的很多，如黄兴、宋教仁、秋瑾、吴永珊（吴玉章）、林伯渠、陈独秀、周树人（鲁迅）、蒋志清（蒋介石）以及蔡元培、宋庆龄、马寅初、竺可桢、胡适、赵元任等。这个阶段，由于中国民族危机极为严重，拯救中华成为一个突出的和急迫的头等大事，也是促成有志青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力。许多留学生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和骨干，跟随孙中山为推翻清朝腐败政权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阶段：1912—1930年，约20年。是前此出国留学的持续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应属于“第四代”。
民国成立后，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有加无已，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相反的却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广大青年学子盼望直接学习西方的要求日益增长，特别是到“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怀抱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真诚愿望，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含辛茹苦地前往欧洲的法、比、英、德等国进行勤工俭学的人数与日俱增。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苏俄十月革命建成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联盟的新型国家，经过内战和几年经济的恢复与稳定，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接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列宁的故乡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追求适合于中国需要的革命真理和在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号召，以及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历史背景下，在中国又形成了一次留学苏俄的新热潮。而自1912—1929年之间，每年所派遣的“庚颖”留美公费生约在千名以上(13)。这个阶段留日学生数目仍然相当大。这个阶段里，在欧、美、日本的留学生总数当有2万人左右。
“第四代”留学生以后成为知名人物的也很多。著名的如：留美的侯德榜、茅以升、吴有训、梁思成、周培源等；留日的如李大钊、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彭湃等；留欧的包括法、比、英、德和苏俄的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周恩来、朱德、王若飞、陈毅、李富春、蔡畅、邓小平、聂荣臻、李四光、许德珩、徐悲鸿、严济慈、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叶挺、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杨尚昆、屈武、蒋经国等一大批人。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有卓著成就的科学家和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骨干，特别是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物，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
第五阶段：1931—1949年，约20年。大部分时间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救亡和战乱年代。这个阶段系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对出国留学进行了整顿和限制，采取了紧缩和精简的政策，故可称之为整顿收缩阶段。又因处于长期延续的战乱中，所以出国人数锐减，即使在此“国难”和“非常时期”里，仍有不少青年学子冲破重重困难远渡重洋，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求振兴中华，其中自费生人数大大超过公费生。这个阶段的留学生总数只有前一阶段的一半，约为万人左右，但留学的国家数目却较前大为增加，除美、英、法、德、比、日、苏外，还有到奥、意、荷、瑞士、瑞典、丹麦、加拿大、印度、埃及、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去学习的。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如王淦昌、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邓稼先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基本上都是这个阶段出国留学的。他们回国或者虽定居海外，却都对于我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建国40余年来社会主义国防科技、经济建设、中外文化交流和培养下一代的科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两个阶段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这48年，出国留学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中前一阶段即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上的第六阶段（1950—1978年）。在这20多年里出国留学的全部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有关部门公派的，而且由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层层严格挑选。其中1950—1965年是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29个国家和地区派遣的1万余名学习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留学人员。1966年“文革”开始后曾中断了五、六年，1972年随着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高等学校重新招生，便恢复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至1976年的三、四年间共向49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留学人员达16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学习与研究外国语言文字的(14)。在这个阶段的20余年间前后共1万数千人构成我国留学生的第六代。他们绝大多数都按期回国服务，其中五、六十年代回国的，在此后数十年间，多数都已成为我国科技、经济和文化教育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其中不少人为四化建设做出了出色的成绩。随着近10余年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由于工作任务的需要，有一些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或中央部门重要领导工作，其中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15)、叶选平、李铁映、宋健、李贵鲜、罗干、朱训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当前阶段，即第七阶段（1978年至今）的十八、九年以至本世纪末的未来岁月里，是我国出国留学的空前大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出国的各类留学人员构成了我国近现代的第七代留学生。
这个阶段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贯彻实施，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有计划派遣为数众多的公费留学生外，在自费出国的留学办法颁布后，更有为数不少的自费留学生，出国留学生的人数因而骤增，形成我国有史以来出国留学的空前大热潮。18年来，大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远渡重洋，负笈求学于异国他乡，其人数之多，求学学科之全，分布国家之广，前所未有，为世人瞩目。根据最新统计数字，至1996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达27万人，分布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4.4万余人，单位公派8.6万人，自费留学13.9万人。到目前为止，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已达9万人。其中国家公派3.7万多人，单位公派4.8万多人，自费留学人员4，000余人。目前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7万多人，其中国家和单位公派人员为4万余人，自费留学人员为13万多人(16)。这个27万人的数字等于建国以来到1978年间即第六阶段出国留学人数的20余倍，并远远超过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前130余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和。在这个阶段里迄今为止已学成归国的9万留学人员，他们热情满怀地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立足于我国现有的条件，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在推进我国科研与教学，促进科技应用和国民经济发展，开展国际科技文化交流，追踪世界科技进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根据我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成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许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堪称是我国教育界、科技界、现代经济企业界和决策管理部门的一批精英。其中著名代表人物如：路甬祥、韦钰、冯长根、李华、陈章良、白春礼、侯义斌等，举不胜举。
四、结束语
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形势特点有着显著的差别，因而留学生的时代使命也就有所不同，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虽然留学生出国学习的任务都是同样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命运，使其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国，即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但是各个阶段的国内外形势特点及出国留学的任务却很有差异。例如第一阶段，由于清朝统治者顽固自大对西方国家缺乏认识和社会风气未开，只有少数自发出国的留学生；第二阶段清政府早期派遣的留美留欧学生，主要是为了办洋务，进行“自强”，培养科技和军事上（特别是海军）的人材；到第三阶段清政府为了搞“新政”，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要求有更多的新式学堂的师资和新军骨干以及新政所需的各方面人材；第四、五阶段处于民国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统治下，各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个阶段，即第六、七阶段，虽然同样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但第六阶段是在我国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的国内外形势下开始的，以后情况虽有所变化，但派出留学生前往的国家、学习的专业对象、范围则是较狭窄的；到了第七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出国留学的范围则较前一阶段远为广泛，已由20—30个国家、地区发展到103个国家和地区，学习的对象、范围除了各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学艺术、体育和自然科学、生产领域各种最新的高精尖科技外，同时还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
就留学生本身而言，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千差万别，但归纳到一点则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这个大目标。民主革命时期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危亡而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留学生们或者为了寻找革命真理，而成为职业革命者，回国后从事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活动；或者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真诚愿望出国学习而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回国后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效力。但是，在帝国主义压迫控制下的旧中国，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赶走帝国主义势力，中国就不可能独立自主地搞建设，因而，留学生中的许多志士仁人、优秀分子先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又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身于革命事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则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出国留学。这个时期的留学生是幸运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专心致志地搞好自己的专业学习，可以不必像他们的先辈们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而忧心如焚和流血牺牲。当然，为了很好地掌握最先进的尖端科学和生产的管理经验，同样必须付出艰苦和辛勤的劳动。如同江泽民概括的那样：建国40余年，两代的留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理想：我们的根在中国，要振兴和发展我们的中国”(1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出国留学工作取得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成就。到目前为止，已有5万多留学人员先后学成回国服务。他们在‘四化’建设的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经济、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潜心钻研、勤奋工作，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8)。到1996年底，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已上升到9万人，1997年1月21—23日国家教委与人事部更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留学回国工作会议，表彰了318位优秀留学回国人员(19)。
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我们不仅因为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20)。为了继续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东西，吸收各方面的先进科技和经济管理经验，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再三表示，今后我国仍将继续派遣人员出国学习，即派遣出国留学的政策不变；而我国的广大留学生是热爱祖国的，他们大多数在学成后必将回到祖国参加各项建设工作。可以预见的是在我国四化建设第二个阶段即2000年前的90年代，我国的出国留学工作必将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且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着。中国当代的留学生必将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稷注：本文主要内容曾于1991年8月20日应内大历史系的邀请由本人在历史系四年级近代文化史专题讲座上作学术演讲。今加修订补充，作为纪念内大建校40周年庆典献礼）
注释：
①戴学稷、徐如《留学浪潮与中国民主革命》，收入于张寄谦编《素馨集——纪念邵循正先生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②张建伟、左志《第五代》，载《青年博览》1986年第8期，第4页。
③胡平、张胜友《世界大串连——中国出国潮纪实》，原载《当代》1988年第1期，同年以单行本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引文见该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0页。
④史然编《蓝色梦幻：热狂大串连》，团结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5—46页。
⑤ ⑩ (11)参见曹舒丽安《我的外祖父颜永京牧师》（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6期）；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北方文艺出版社。
⑥容闳的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此处参照两种中译本：（一）旧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3页；（二）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第1版，第26页。
⑦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4月据中华书局1939年3月版影印，第7页。
⑧《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页。
⑨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黄胜：楚材晋用的洋务先驱》，台北，1985年1月出版，第260—266页。
(12)详见戴学稷《中法马江之战和甲午中日海战中的留学生》，《福建论坛》1994年第4期。
(13)总计自1912年到1929年派遣庚颖留美公费学生1094名。见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3册（台湾1980年出版），第1045—1047页。
(14)《对外交流的40年》，《人民日报》1989年9月16日第5版，并参考许志怀、关键《四十年出国留学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载《神州学人》1989年第6期。
(15)李鹏、邹家华是1948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送赴苏联学习而于50年代中期学成回国的。
(16)《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月22日，第3版；李振平《人才工程与邓小平的决策》，《神州学人》1997年第4期（总86期），第9页。
(17)江泽民同志语见光明日报1989年10月7日，第1版。
(18)《光明日报》1991年1月26日，第1版。
(19)报道与名单均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月29日，第3版。
(20)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