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手段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苏联呈现出“大国家，小社会”的显著特征。俄国学者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在谈到苏联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说：“有大量证据证明，国家掌握了全部力量，而个人与社会在国家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随地都在与国家打交道。国家在有的地方允许人们去做什么，而更多的是禁止人们去做，而且经常作出种种规定加以限制。这种状况已如此融入我们的血肉，以至于我们已在这三者中只看到一者，只看到国家，看到它对人们进行惩处和赦免、奖励和保护、关心着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总之，我们在所有地方和所有事情中所看到的就是国家，它强大无比，在公民的眼中变成了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人民从它那里好像可找到每个公民和整个社会的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每个人的生活意义就在于同国家保持一致……个人的面目完全被抹杀了，国家完全吞噬了个人和社会，国家等同于最高的、没有任何罪恶的存在物”①。
那么，苏联“大国家”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苏联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来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苏联国家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有：通过利用克格勃② 和告密者、思想控制、经济控制以及社会流动控制等，这些手段典型地反映了苏联“大国家”的特征。
一 利用克格勃和告密者
在苏联，如果说警察只是被看作“党的盾”，那么，克格勃则一向被视为“党的剑和盾”。美国学者约翰·巴伦就曾这样指出：“克格勃的活动，与其说是为着苏维埃国家，倒不如说是为了共产党，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统治党的少数人集团。克格勃是党的统治者们强行达到目的时的剑，同时，又是他们免遭反击的盾。从过去到现在（指勃列日涅夫时期——笔者按），党的少数统治者们完全依赖克格勃提供力量和保护，因而使克格勃具备了作为一个秘密组织所少有的许多特征。正因为保持权力全靠克格勃，所以苏联领导人才把任何一个组织从未得到过的资金、任务和权限集中赋予它。”③ 他还说，克格勃是苏共统治的基础，是苏联政治生活运行中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对苏共来说，克格勃力量的消失将是难以想象的，“一旦克格勃消亡，那么，限制苏联人思想、言论、行动的基本手段和管理艺术、科学、宗教、教育、新闻出版、警察、军队的基本手段将随之消失”。因此，“苏联统治者们将不会认为有必要减少克格勃的权力和作用”④。从这一席话中，我们即可深刻体味到克格勃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分量。
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尽快建立起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苏共于1917年12月20日创建了专门对付政治敌人的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克格勃的产生有其历史必要性和合理性，这是自不待言的。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时空的转移和条件的变化，克格勃非但没有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且其职能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甚至某些方面的职能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和拓展。例如，在斯大林时期，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介入党内事务的制度，党对干部的选拔和任命都要征询国家安全机关的意见⑤。而且，对于克格勃来说，还出现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即这个本来指向内部敌人的“剑”，由于内部敌人的消失和缺位，它便逐渐把其剑锋指向了社会及其民众，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暴力机关。正是由于克格勃职能出现的这一重大变化，克格勃统治便成为控制社会的威慑机制。
当然，如果仅仅有克格勃的暴力强制并不可怕，它对人的心灵和道德并不构成太大的影响，但可怕的是，克格勃编织起来的一个无处不在的队伍庞大的告密者网络，成为笼罩在苏联民众心目中的阴影，它对人们心灵和道德的折磨却是巨大的。因此，巴伦指出，和苏共政权欲监视和控制民众的目的相呼应，“克格勃组织了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密告网，上自红军的总参谋部，下自贫困不堪的村庄”。而且，在每一个关键场合，一切对党的统治可能作出批评的集会“都有克格勃在进行着严密的控制和监视”⑥。
本来，告密是为人所不齿的一种卑劣行径，但是，苏联官方却打破了这一道德准则，从克格勃诞生时起，就把告密者看作是其侦查工作的主要工具⑦，并大力宣扬告密者。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位妇孺皆知的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之所以成为官方塑造并大力宣扬的英雄，就是因为1932年时年仅12岁的他，不顾亲情地告发了父亲违抗农业集体化政策的行为。在他“遇害”之后不久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议上，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斯特舍夫代表斯大林发言说：“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⑧。再如，一位患有妄想狂的普通公民沃尔科娃，由于不断编造出认识暗杀基洛夫的凶手，并了解作案经过的谎言，竟因此而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历任领导人和一系列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甚至斯大林本人的接见⑨。而斯大林的接见在当时可谓是莫大的荣誉。还有一位揭发“医生间谍案件”的犹太医生季马舒克，因诬告有功而获得“列宁勋章”。
我们且不管这种宣扬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但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这种宣扬解除了人们在加入告密者行列时的心理包袱和负罪感，以至于造成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怪现象，即几乎每个人都有成为潜在告密者的可能。在苏联，告密者的人数是无法进行精确统计的。而克格勃就是通过这支无法精确统计人数的告密者大军来刺探民心，以扫除确有其事的或虚幻的反苏活动、思想和态度。假如谁有一点点思想脱轨的证据，就会迅速招致克格勃的惩治——或被降级，或被解职，或被送入“疯人院”，或被投入牢狱之中，等等。
对于个人命运完全掌握在克格勃手中的荒诞现象，纪德发表评论说：经克格勃改造过的社会阶梯，“从上至下，最荣显的就是最有奴隶性的，最卑鄙的，最谄谀的，最下流的。所有那些敢抬起头来的人，一个个不是被杀死了，便是被充军了……于是乎苏维埃工人，若不是在受恩宠的一辈之中，就会成为被迫害、挨饥寒、受压迫、遭践踏的可怜人物，他们再也不敢抗议了，再也不敢高声诉苦了”⑩。这样，在克格勃及其编织的“带有瘟疫性质”(11) 的密告网的阴影笼罩下，民众莫不生活在恐惧和互相怀疑之中，而对自身安全的恐惧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道德判断力，并使得他们不能也不敢相信其他任何人，甚至在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也都失去了人世间最可珍贵的“信任”。于是，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政治氛围下，苏联社会在失去基本的道德水准的同时，它也被克格勃完全制服了。
二 思想控制手段
如果说克格勃的控制是一种高压之下的预防的话，那么，广泛地利用教育工作、群众性的宣传工作和消除对抗的思想等思想控制手段，则可以看作是和风细雨的、温情脉脉的教化。那么，苏联政权究竟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来实施思想控制的呢？
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密利本德曾指出：任何国家都会“大规模地介入意识行业，从而在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持久的思想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12)。苏联也不例外，它把介入意识行业作为实施思想控制最为主要的手段。这种介入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为民众提供思想资源。苏联为民众提供思想资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途径就是“灌输”。例如，列宁十分强调的“文化革命”思想，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通过政权的力量，向人们描绘和灌输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和前景，使得包括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内的全体人民群众都能够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布哈林甚至把强制的手段也看作是苏维埃文化模式制度化的途径。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管听起来是多么离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共产主义的人的方法”。在托洛茨基谈到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时，鲜明地提出了苏维埃文化要和俄国原有文化实行“决裂”的观点，这和列宁、布哈林在认识上是一致的。他说：“实质上，革命意味着人民与亚细亚方式、与17世纪、与神圣的俄罗斯、与圣像和蟑螂的彻底决裂；革命不是向彼得之前时代的回归，恰恰相反，是使全体人民接触文明的运动，是根据人民的利益对文明的物质基础的改革。”(13) 同过去文化决裂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全新的苏维埃文化，并确立苏维埃文化的主导地位。在他们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同样强调对意识行业的介入。例如，赫鲁晓夫介入意识行业的做法是，把形成“千百万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确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思想政治任务(14)。而勃列日涅夫对意识行业的介入，则是通过人们学习他本人的著作来进行的。美国学者塞维林·比亚勒指出，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和文集，“一版就出了50万册，与此同时，他全部的出版物起码已达到700万册的巨大数字，并为党的教育系统所学习”(15)。对于苏联的这种情况，纪德的评论是切中要害的，他说：“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谈话一般。”苏联的教育“只教那些足使人的精神庆贺现状并称颂‘福哉，苏联，唯一有希望的！’的东西。这文化都朝着一个方向……这文化却差不多完全缺乏批评精神。”(16)
苏联为保证向民众提供的思想资源的有效性，所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让他们与外界隔绝。针对苏联民众与外界隔绝的情况，有学者指出，“苏联自十月革命后就几乎是一个同外界隔绝的社会，而自20年代下半期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不仅同国外缺少人员交往，甚至连国外的书刊资料、科学文献也被严加封锁。加上苏联公民同来访外国人的接触又严遭限制，实际上在苏联，除国内极少数政界和科学文化界最上层人士对国外多少有所了解外，广大群众视外国犹如天外世界。”(17) 而苏联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使得民众无法获取关于国外的知识和信息，从而就可以在国内鼓吹苏联是世界上最为美好的国度，民众也因为对于外国事物的无知，而产生出一种盲目的自大心理。例如，在苏联访问期间，当纪德和一位苏联公民谈到关于学习外国语有无必要时，那位苏联公民就“自豪”地说：“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学习，但现在我们无需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了。那么，说外国话有什么好处呢？”纪德因此而指出，要想让民众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满意，并有一种幸福感，“唯有细心隔绝同外界一切沟通这个方法（我所指的外界，乃是国境以外）”。纪德接着说道：“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显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以为比法国工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18)
二是介入意识行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如果说为民众提供思想资源是进行思想控制的过程控制的话，那么，介入意识行业的生产和再生产则是进行思想控制的事前控制。
这种介入有不同的方式，比较常见的就是为意识行业的生产和再生产制订党的路线和标准。例如，德国学者沃·莱昂哈德在谈到斯大林时期对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进行干预的情况时指出：“作家和艺术家隶属于党的机构，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约束，成了党的助手，而且要受‘文化干部’的管制。小说、诗歌、绘画、歌剧和交响乐要接受经常吹毛求疵的检查机关的检查，作家和艺术家有义务随时在他们的著作、剧本和电影中把经常变换的党的路线表现出来，在这方面，斯大林经常亲自直接插手干涉文学和艺术创作。”(19) 纪德也指出，在苏联，“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所求于艺术家，所求于作家的，是要他随声附和；做到这点以后，其余一切都可以给他了。”(20) 斯大林时期对文学和艺术创作领域的干预尚且如此，自然就更不用说对那些和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干预了。这种状况在后斯大林时期并没有多少改变。例如，苏共中央书记M.A.苏斯洛夫在1971年12月向苏联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学科负责人所作的一次讲话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应当运用马列主义的正确方法、提供正确思想的职责，“社会科学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富有成果的发展和有效地利用的最重要条件，是这些科学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它们必须帮助加强“对所有苏联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锻炼”(21)。
苏联政权介入意识行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另一个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这种制度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就已经建立了起来，尽管它有失当之处，对取缔书报出版物的界限过于宽泛和严厉了一些，但在当时复杂而又尖锐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却是一种不得已的必要。虽然列宁在签署的第一个《关于出版的法令》中指出，查禁取缔一些出版物只是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并作出了一旦新社会秩序得以巩固，就将撤销这方面的一切行政管制，给予出版物以充分自由的承诺，但是到后来，书报检查制度非但没有撤销，反而使其制度化了。书报检查制度得以制度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1922年6月成立了承担书报检查职能的专门机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而关于出版总局的地位、性质、任务以及实施书报检查的原则，在1922年12月通过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及其地方机构的权利和义务》、1925年10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人民教育委员部章程》和1931年6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及其地方机构章程》等三个主要文件，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俄国学者A.B.布柳姆把书报检查制度概括为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22)。通过这些所谓的“马列主义”标准的层层审查和过滤，那些能够经得起书报检查制度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而那些被视为反马列主义的异己思想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这样，书报检查制度也就成为苏联政权介入意识行业的强有力的工具。
当然，苏共对思想的控制，除了介入意识行业这一最主要的手段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方法，例如实行邮政检查、电话监听等违反通讯自由的措施(23)。这些控制方法对于控制人们的思想也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三 经济控制手段
苏联国家控制社会所采取的经济控制手段，最为主要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所确立的政治忠诚原则。
从总体上看，高度集中的命令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可谓是国家干预和控制公民物质生活的体制保障。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苏联整个历史时期中，它所推行的经济体制都可以看作是高度集中的命令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苏联曾经有过“新经济政策”的试验，尽管在这一时期也曾有过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但那毕竟是短暂的和有局限的。因为新经济政策之所以称之为“新”，就在于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措施，但是，那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所谓“新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制度约束。而且，新经济政策的试验也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中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安排并未因经济领域的变动而有所改变。布哈林下面的一段反对生产民主的话，即印证了这一认识。他说：经济组织要求“最大的准确，无条件的与无可争议的纪律，迅速的决策，统一的意志以及由此而来的最小的协商与讨论，最少数目的委员会，最大的一致性”(24)。很显然，在苏俄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要求只有在高度集中的权力和体制下才能实现。因此，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总体面貌。
那么，为什么说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国家干预和控制公民物质生活的体制性保障呢？这要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所具有的要素说起。众所周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国家掌握一切经济资源，所有制形式以公有制为核心和必要条件，因为公有制不仅使得把人民的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得“国家是唯一雇主”以及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制订计划和安排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可能。计划经济的计划性特点，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而且也体现在分配领域，即国家的经济职能不仅包括生产什么和如何组织生产的问题，还涉及如何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对此，有学者就指出：“在苏联，从党的司令部起，就把资源和劳动分配给了整个国家”，并“由集中的权威来分配资本与劳动”(25)。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方面，苏联民众个人的就业需要由国家统一调配和安排，另一方面，个人又将严格地依靠国家发放的工资和各种福利而生存。这就意味着国家绝对地控制了个人的生计问题。而且，这样的就业和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特殊主义的原则进行的。这正如G·格罗斯曼所指出的那样：在苏联社会，个人献给组织忠诚和服从，组织则给他以职位、晋升和物质利益上的好处(26)。而且，在献给组织的忠诚和得到的好处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对苏联社会存在的这种情况深有体味的托洛茨基，在1937年所说的一段话即可以看作是苏联坚持的特殊主义原则的真实写照，他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27) 在这样一种坚持特殊主义政治道德取向的作用下，个人若想体面地生存，就不得不服从社会政治秩序，否则，他就会陷于衣食无着的境地，他的生存就会遇到制度的威胁，因为，一个不服从国家并为国家所排斥的人又有哪一个完全为国家所掌握的部门敢于接受呢？甚至又有多少人敢于和这样的人进行交往呢？因此，有学者就指出：虽然苏联1977年宪法第40条关于工作权的规定中没有明显的限制性，“但是，根据苏联的法律和行政实践，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主义分子（Jewish activists）经常失去他们在自己领域的工作”(28)。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在接受英国记者约翰·摩根的采访时所说的话，典型地反映了个人受到当局的控制和不得不服从的无奈境遇。他说：如果当局“因为讨厌你，而把你解雇了，你在适合自己专长的行业中——比方说艺术界就别想找到别的工作。”(29) 因此，迫于生存的压力，人们（至少是大多数人）便不得不服从那种既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了。
总之，对于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公民而言，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质上已经演化为一种经济强制制度，因此，它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了，而更是一种“政治依附”的制度。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安排，当局便牢牢地把个人控制了起来。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整个苏联时期国家干预和控制公民物质生活的体制保障。
当然，上面谈到的国家对公民物质生活的干预和控制只是宏观上的把握，其实，在那些关乎公民物质生活的微观领域，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干预和控制的具体的细节上的安排。例如，关于苏联公民的住房分配问题，就有许多具体的规定，其中，有一项规定就是那些“生孩子的父母被优先分配到新住房”(30)。还有像公民工资等级的确定、公民子女的教育和就业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定仍然是以特殊主义的价值准则为前提的。还应引起注意的是，像苏共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工业化政策，人为地调整生产关系的强制而又野蛮的措施，畸形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造成的短缺经济，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干预公民物质生活的结果和表现。纪德曾对苏联因短缺经济而出现的排队购物的现象发表评论：“面包、蔬菜、水果，你认为不好么？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人家拿给你看的这些布料，这些物件，你认为丑陋么？但这里没有什么选择。”(31) 在某种意义上，公民在物质生活领域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力，这不是干预和控制，又能是什么呢？
四 社会流动控制手段
这里所说的社会流动包括两个方面，即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所谓横向流动主要指职业或地区的变化，它不牵涉等级的升降；所谓纵向流动主要指社会等级方面的提升或下降(32)。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流动的程度如何，反映着这个社会属于传统社会或现代社会的程度。在传统社会，社会流动的频率较低，社会结构呈现出较强的封闭性和延续性；在现代社会，社会流动的频率高，社会结构呈现出很高的开放性。
按照苏联社会学家的观点，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苏联社会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个人选择前途的余地（即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其具体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由于所有的阶级和劳动者都是全民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和所有者，所以，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只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局部变化，而不是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全部改变；第二，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为接受高等教育者提供经费，所以个人的社会流动并不取决于他的经济能力，同时，子女从属于父母的社会集团的情况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少见；第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因破产而导致社会流动的情况不同，苏联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大多出于当事者的自愿。而之所以苏联的社会流动呈现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开放性，“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社会集团和阶层都已互相接近，它们之间主要的、实质性的差别业已取消，剩下的那些差别不再具有深刻的意义了”(33)。
但这只是对苏联社会流动所作的理论论证，而苏联实际上的社会结构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封闭性，社会流动的频率远没有达到上述的程度。事实上，苏联国家对社会进行的干预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于对社会流动的控制而实现的。那么，苏联国家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着对社会流动的控制的呢？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关于就业方面的制度安排。值得肯定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带来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消灭了失业和保证着人们的充分就业。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约翰·伊特韦尔就指出：在苏联，“革命是用工人的名义进行的；他们从革命获得的主要利益就是不会失业的保证”(34)。苏联人自己也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营的条件下，保证充分就业是完全可能的”(35)。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则在于，人们的就业选择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决定，也不取决于企业的需要，而是完全取决于国家计划的制定和安排。罗宾逊和伊特韦尔指出，“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它们吸收工人来完成它们的计划任务并按照计划要求在各个部门分配工人队伍”(36)。因此，就工人个体而言，他们自己实质上已经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成为国家这部机器的螺丝钉，他们并没有就业选择的自由，而且他们一旦在某一岗位上就业，便很难有在不同职业之间的横向流动。安德列·纪德感慨道：“苏联工人粘着于其工厂，正如农村劳动者粘着于其集体农场或苏维埃农场一样……若他为了某种理由——因为他希望别处能稍好一点（能少坏一点）——要调换工作的话，那他就要当心！他就有到处找不到工作的危险……他不能自由去留于他所喜欢的地方，于一种爱情或一种友谊召唤或挽留他的地方。”(37)
在工人之外的另一个需要就业的重要群体是大中专学校的毕业生。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不仅学生的专业方向主要由国家计划决定，而且其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也由国家计划来安排。此即所谓毕业生“分配制度”。其实，把“分配”一词运用到具体的人之上，本身就带有侮辱的意味，因为它显然不是把学生当作人来看待，而是当作一种可以随意摆布和处置的物品。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分配制度，由于它具有决定学生毕业后的前程的作用，因而对几乎所有在校学生来说，便具有了一种重要的控制功能，他们要是想在以后得到一个理想的就业岗位，就必须被认为是一个“好学生”。和工人一样，他们被分配到某一岗位之后，也很难有横向流动的机会。
当然，就业制度除了安排就业方面之外，还包括解雇方面的规定。毫无疑问，在国家有能力和权力以计划安排人们就业的情况下，它也同样拥有解雇人的能力和权力。而解雇一个人的工作并非出于计划的要求和个人能力的大小，而主要是基于政治标准，即个人是否被认为忠于党和国家。例如，在1965年12月5日（宪法日），有200多人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抗议逮捕持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示威集会，因此而有40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在1968年秋，一些作家因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38)。来自列宁格勒的铁路电气专家德列姆尤加，因在莫斯科红场的旧断头台上抗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捕(39)。在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经理部门的开除威胁意味着不给生活资料，甚至换一个职业也得不到生活资料的威胁”(40)。这更加强了制度对人们的控制力。因此，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免遭被解雇的危险，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服从体制的安排和要求。
二是关于迁徙自由的横向流动方面的制度安排。本来，苏联宪法是承认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等方面的权利的，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公民并未享有这样的权利。众所周知，沙皇统治时期就实行着严格的身份证制度。十月革命后，身份证制度被废除，人们因此而获得了迁徙自由。但好景不长，身份证和严格的落户制度从1932年又重新开始实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人口稠密的苏联南方地区和伏尔加河沿岸发生了饥荒，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奔向粮食供应状况较好的城市。尽管在一年以后基本消除了饥荒，但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仍很艰难，和城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二是苏联在经济、科学和文化生活等领域过分集中，从而逐渐导致了首都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上的重大差别。因此，为了避免农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也为了避免大城市人口的过分膨胀，从而有必要对迁徙自由实行限制。
对公民迁徙自由的限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有对国内迁徙自由的限制，有对出国和回国自由的限制，更有对农民迁徙自由的明显带有歧视性色彩的限制。例如，苏联公民要想出国，就必须办理大量复杂的、实质上是侮辱性的手续。每个人必须向各级领导申请出国许可，填写极为繁琐的表格，还必须有区党委和基层党组织核准的鉴定书。据估计，在每1000名希望出国的人当中，得到出国许可的远远不到100人。至于农民，由于在苏联的身份证制度中规定，集体农庄庄员没有身份证，而这种身份证是农民在城市落户和招工所必需的。集体农庄庄员及其子女只有经过农庄管委会的许可才能领取身份证，然而要得到这种许可是相当困难的(41)。因此，农民没有身份证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只能像他们生活在农奴制下的前辈一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42)，而毫无行动的自由。
三是关于社会地位的纵向流动方面的制度安排。这里主要是指人们在职位晋升方面的相关制度规范。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有渴望自己的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心理预期，并会为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而努力。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地位提升的路径和原则有所不同。从控制社会流动的角度看，苏联政权主要使用的手段是特殊主义的属性原则，而非普遍主义的业绩原则，虽然这两种手段也可能同时使用，但是属性原则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苏联政权在贯彻属性原则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身份以及在阶级身份基础上的政治忠诚。这样，一方面把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社会成员排除在了职位晋升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则把那些有着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心理预期的阶级成员控制在手中，他们要想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就必须赋予党和国家，特别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以政治忠诚，而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金字塔形的等级社会和政治依附社会。总之，关于社会成员政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情况，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就是他们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之中。
总体而言，苏联国家通过利用克格勃和告密者、思想控制、经济控制以及社会流动控制等手段，最终把社会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这既可以看作苏联“大国家”的表现，又可以看作苏联“大国家”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远远不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国家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到最后，不仅管不了，管不好，而且还会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下降，甚至丧失。苏联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值得加以借鉴，也值得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5JC710019］
注释：
①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4页。
② 需要说明的是，在苏联的全部历史中，政治警察机关的名称历经变化。按照时间顺序，其名称分别有：全俄肃反委员会（1917年12月～1922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局（1922年2月～1923年11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3年11月～1934年7月）、国家安全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34年7月～1941年2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1年2月～1946年3月）、国家安全部（1946年3月～1953年3月）、内务部（1946年3月～1991年12月）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1954年3月～1991年12月）等。（参见约翰·巴伦《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472页；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811～812页。）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苏联政治警察机关，它只是最后才得以固定下来的一个名称，但在实际生活中，克格勃已成为苏联政治警察机关的代名词。在这里，为行文方便，除个别地方外，我们多使用“克格勃”一词，泛指所有苏联时期的政治警察机关。
③ 约翰·巴伦：《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14页。
④ 同上，第5、466页。
⑤ 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41页。
⑥ 前引书：《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第17页。
⑦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7页。
⑧ 蓝英年：《告发父亲的苏联少年英雄》，载《随笔》2005年第5期。
⑨ 《沃尔科娃关于基洛夫暗杀事件给苏共中央的信（摘录）》（1956年5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7～615页。
⑩ 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99页。
(11) 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权力学》（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450页。
(12)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文版，第62页。
(13)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80页。
(14) 参见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5) 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与变迁》，新华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第8页。
(16) 前引书：《从苏联归来》，第34、35页。
(17) 前引书：《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第262～263页。
(18) 前引书：《从苏联归来》，第36、35页。
(19) 沃·莱昂哈德：《列宁是否对斯大林主义负有责任？——一位时代见证人的个人分析》，李宗禹主编：载《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1页。
(20) 前引书：《从苏联归来》，第54页。
(21) 转引自然里·雅诺维奇、韦斯利·费希尔编《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40页。
(22) A.B.布柳姆：《全面恐怖时代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1929～1953）》，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第382页。
(23) 具体内容可参见罗伊·梅德韦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文版，第257～258页。
(24) N.N.Bukharin,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ve Period,New York,1976,p.128.
(25) 安吉洛·M·科迪维拉：《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96页。
(26) G.Grossmann,The“Second Economy”of the USSR,Problems of Communism,vol.26,5,1977.
(27) 转引自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116页。
(28) 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59页。
(29) 前引书：《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138页。
(30) 安吉洛·M·科迪维拉：《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08页。
(31) 前引书：《从苏联归来》，第34页。
(32) 参见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168～169页。
(33) Т．В．里亚布什金、Г．В．奥西波夫主编：《苏联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第462页。
(34)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文版，第398页。
(35) Б．М．苏哈列夫斯基、А．Ф．鲁缅采夫、Л．А．柯斯津等：《苏联劳动管理体制》，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第69页。
(36) 前引书：《现代经济学导论》，第397页。
(37) 前引书：《从苏联归来》，第96～97页。
(38) 参见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307页。
(39)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文版，第377页。
(40)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文版，第322页。
(41) 前引书：《论社会主义民主》，第252～255页。
(42) 罗伯特·塔克：《是列宁的一种选择吗？》，载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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