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发展与中国新型城乡二元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衡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工业经济和传统农业经济并存，传统农业经济依然占有相当的比重。中国在城乡不平衡增长的基础上，以农村和农业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推动了城市工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其增长路径是城乡差距带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经济差距的拉大。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学界提出了通过农村工业化，缩小城乡差距，进而消灭城乡二元经济的传统发展思路。本文研究发现，一定程度城乡发展差距的存在不仅对以前的经济增长，而且对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然而过大的差距将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此我们给出一个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研究思路，并由此阐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城乡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固有特性
平衡不同于均衡，均衡是经济体系中有关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达到的相对静止状态，而平衡是国家之间、一国不同经济部门或地区以大致相近的水平和速度增长。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在市场完善、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在长期发展中区域经济增长将趋于一致，即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但古典经济理论的“长期”仅是抽象的理论概念，时间长度难以具体界定。如同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古典的长期平衡不是现实经济运行中实际存在的经济状态，它给人们描述的是在一系列假设的理想条件下，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意义在于为经济发展提供理想状态下的参照系，将现实经济发展与参照系对照，发现现实与理想状态的差距，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使经济运行轨道不断向理想状态收敛，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城乡平衡发展是指城市和农村及其内部各产业部门以大致相近的水平和速度实现自身的增长。城乡平衡发展需要前提条件：统一的市场和要素自由流动。但中国目前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城乡流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投资的城市倾向使多数资金流向城市；企业的理性选择和城乡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城乡技术交流存在壁垒。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经济条件与理想状态的经济条件存在着巨大差距。
当平衡发展的理想前提不完备时，现实的城乡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城乡发展是以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和速度的持续差距为特征的不平衡发展，是由现实的不平衡向理想平衡无限收敛的过程。城乡平衡发展仅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不平衡发展则是现实经济运行的普遍现象。目前和将来，在任何经济体系中都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平衡发展的特例，不平衡发展是经济运行的固有特性。
二、中国城乡发展差距与传统发展思路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城乡差距是经济发展过程的自然阶段
中国城乡不平衡发展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不同的城乡初始经济条件和城乡有别的政策。历史表明，各国经济发展初期大都实施了牺牲农业和农村，发展工业和城市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不平衡发展带动了城市工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同时也造成了农业对工业、乡村对城市的依附，中国城乡差距的出现是城乡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的不同思路及其问题
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这已形成共识。但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提升农村的竞争力，通过何种方式调整原有的城乡发展格局，却存在不同的观点：
第一，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农民不做农民，从而消除二元经济。蔡昉通过考察劳动力配置结构现状，揭示二元经济存在的因素，提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彻底消除二元经济。这种农民市民化的观点，是将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观点。但我们认为简单的人口城市化难以解决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问题。
第二，通过农业工业化或农村城市化，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张培刚、黄泰岩、张培丽均提出，推进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实现二元向一元的过渡。这种发展思路背后隐含着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容易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中国农村恰恰缺乏资本而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此外，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内部也具有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不同区域的农村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一刀切”的农业和农村工业化，难以满足特色各异的农村区域的发展需求。而且城市倾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了城市工业经济竞争优势的累积，在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下，农村工业经济在与城市工业经济的市场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乡村工业化是城市工业经济发展思路在农村的复制，有悖于农村的禀赋优势，对农村持续发展而言，是一条“避优从劣”的道路。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带来城市弱势产业向新城镇的转移，是地域上城市对农村的侵蚀，而不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用知识经济改造工业和农业，实现三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黄泰岩、李德标提出了三元经济框架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二元经济中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同，他们强调用知识经济同时改造农业和工业。强调农业经济改造需要知识，而不是单纯实现工业化，这种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黄教授变二元或三元经济为一元经济即知识经济的提法，我们是不赞同的。
第四，通过降低农业产值比重，加快农村的非农化产业发展，转变农村的二元结构。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容易在政策导向上导致对农业的轻视，从而错误的认为农业是不需要再投入力气发展的产业，而应通过农村工业化转变二元结构。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中国农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加强，但这种加强不是建立在发展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因循传统农业的发展道路，只能使农业的地位不断下降。
三、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新型城乡二元经济的初步设想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发展城乡经济不应该坚持消灭二元为一元的传统思维方式，而是要保留城乡二元，构建一种不平衡发展的新型二元经济。
（一）新战略重点下的城乡多元化发展
不平衡发展是社会运行的常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乡的适度不平衡对中国经济增长仍是必要的。但不平衡的程度需加以控制，不平衡的状态需要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指从原来的国家财政向城市倾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变为向农村倾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通过实施新的农村倾向型不平衡发展战略，来推动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建立新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所以将之称为新型二元，是因为与用“城市元”改造和消灭“农村元”、实现城乡一元化发展的传统城乡发展思路不同，本文的城乡不平衡发展不是消灭“二元”，实现强制性的“一元化”道路变迁，而是根据城乡特色，保留城乡二元，变传统城乡二元经济为现代新型城乡二元经济，实现城乡有别、相互支持基础上的城乡协调发展。
（二）新型二元经济中农村图景展望
第一，改变农村整体面貌，建设绿色新农村。现代农村不应是贫困与落后的代名词，农村有自己的特色和竞争优势。农村田园风光秀美、环境良好、生活闲适、特色鲜明，应当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发达国家城市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都出现过城市人口向周边农村地区迁移的趋势，即“逆城市化”现象。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伴随着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追求和回归自然的渴望，使人们开始向往乡村的秀美自然生态环境与舒缓闲适的生活。初期的工业化为农村带来了市场化观念和一定的基础经济条件。在中国工业化的中后期，采取倾向农村的新不平衡发展战略，改善农村基础环境，建设各具特色、环境幽雅、绿色生态新农村，能避免传统城市化发展所伴生的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适应人们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追求，也是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
第二，发展科技型、绿色生态型特色农业与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中国农村地域广大、禀赋各异，单一的发展模式难以解决多样化的农业发展问题。中国农业发展应适应世界农业发展的大趋势，根据农村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未来市场需求，发展科技型绿色生态特色农业，改变单一的种植结构，发挥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生产适应市场的绿色高品质农产品，使农村经济呈现出区域层次性和各区域的独特竞争优势。此外，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一种资源优势，发展为特色农业服务的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将农业附加值留在农村。
第三，进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培养知识农民、留住人才。新农村建设和新农业发展的根本是提升农村和农业的整体竞争力，而人才培养是关键。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体力劳动型劳动者过剩，知识型劳动者严重短缺并持续外流，客观上也造成了目前中国城乡差距的扩大。未来的科技型绿色生态农业，所需要的普通劳动者也必须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需要相当的人力资本积累，新农村建设必须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培育人才、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转变农村人才短缺和智力外流的状况，是农村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四、构建不平衡发展的新型城乡二元经济的难点
构建向农村倾斜的新不平衡发展战略下的新型城乡二元经济，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存在许多尚待探索的问题，本文初步就以下几点提出尝试性的研究思路：
（一）新型城乡二元中政府的作用
在市场化转变阶段，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使要素持续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城市，此时市场力量倾向于扩大城乡差距。因而，在此阶段构建新型城乡二元，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必须由政府来完成从城市倾向到农村倾向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强制性转变。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投资区域、投资方式和资金投向。在中国多样化的农村发展中，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加以解决，不能搞“一刀切”。农村倾向型战略实施初期，政府在市场中处于“引路人”的主导地位，但新农村发展最终需要市场起主导性作用，政府应及时蜕变为市场守护者。
（二）特色农业中的土地制度选择
新型城乡二元经济的一大特色就是特色农业，新农业需要规模经营形成市场竞争优势，但家庭承包制形成的是家户式农业耕地分散经营。若为形成农业竞争优势将土地强行收回，所必需的制度成本和社会成本是地方政府无力承担的，而且强制性手段极易导致农村的社会动荡；如果通过市场化手段将耕地集中起来，所带来的经济成本恐怕任何经济组织都难以单独承受。土地是特色农业的核心，耕地不仅关系每个农户的经济利益，还涉及农村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土地承载着社会保障功能，为农业经营的规模优势而采取的任何过激措施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在中国农村的脆弱经济关系、复杂社会关系和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形成特色农业产业化，打破耕地分散经营是关键。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各方的重复博弈过程中，选择何种土地流转方式，将是新型农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
（三）新农村中的农民经济组织建设
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使农民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要保证新农村的稳定与特色农业的市场化经营，离不开农民经济组织建设和相应的制度保证。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组织主要采取的是“公司＋农户”模式，即“订单农业”。这种组织模式的制衡机制极不稳定，农户在组织中处于劣势地位。一旦遇到道德风险，分散的农户与农业公司谈判力不对称，农户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损失一旦出现便难以挽回。为保护农民利益，必须探索农业合适的经济合作组织。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职能及其建设，需要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发现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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