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末元初文人的蒙古之行及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之行论文,文人论文,试论论文,元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6.2“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4)04-0026-06 13世纪初期，蒙古汗国建立，哈喇和林、开平相继为都城。大量人员遂北行蒙古，有的经由蒙古高原远徙西域、中亚。其中就有一批文人儒士乃至方外之士，负有圣神使命，不远千里觐见蒙古帝王，谏之以天下苍生为念，施行仁政。这些人大都生于金朝，有的或其父祖辈在金朝举进士，为官辅政。他们在新朝的思想与心态，其游历漠北西域等地所形成创作的特点，此行的影响与意义，都值得深入研究。 一、背景及途径 蒙古最初臣服于金，成吉思汗时期仍然向金纳贡称臣。金代后期，蒙古各部族相互融合，发展壮大起来。成吉思汗逐渐统一蒙古诸部，开始改变对金的外交策略，并于金大安元年(1211)揭开伐金序幕。大安三年，以女真同蒙古会川堡之战惨败为转折，大金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此后，“贞祐南渡”、“壬辰之难”等重大失利事件接踵而至，中原继燕云而陷入丧乱。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女真走向屈膝求和之路。从大安初年至天兴元年，金朝派往蒙古的使者络绎不绝，如马庆祥、乌古孙仲端、冯延登等。金朝使者北行目的在于求和，消弭干戈，然皆不如所愿。 金朝末年，蒙古铁骑攻掠杀伐之余，有些孩童被蒙古大将收养。如刘敏，其父母为避乱弃之而逃，“大将怜而收养之”，“帝(成吉思汗)见其貌伟，异之，召问所自，俾留宿卫”[1](卷153《刘敏》)。王德真“九岁而孤。太祖败金军于野狐岭，获德真，爱其风骨，命后宫抚养之。稍长，通蒙古语，善于译说。太祖以德真汉人，定官名为奉御，与也速拜儿、塔布台、札固剌台三人同列，皆当时勋贵也”[2](2339)。杨惟中“字彦诚，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1](卷146《杨惟中》)。还有一部分女真旧臣归附蒙古。如契丹人“粘合重山，金源贵族也。国初为质子，知金将亡，遂委质焉。太祖赐畜马四百匹，使为宿卫官必阇赤”，太宗窝阔台时期为左丞相，曾直言劝谏：“臣闻天子以天下为忧，忧之，未有不治；忘忧，未有能治者也。置酒为乐，此忘忧之术也。”[1](卷146《粘合重山传》)女真人蒲察七斤以通州降，成吉思汗以之为元帅，西征中守蒲华城。首相脱合太师者，“乃兔花太傅之兄，原女真人，极狡猾，兄弟皆归鞑主，为将相……又有女真人七金宰相，余者未知名，率皆女真亡臣。向所传有白俭、李藻者为相”，所谓白俭当做白伦，“泰和八年太学生李藻上书言事”，“白纶、田广明者亦上书劝北伐，主以为擅欲兴师，窥图进用，皆杖一百，四人携其家亡之北地”[3](2793、2794)。 有些人经由蒙古帝王的征召由仕金改仕蒙古，如耶律楚材。兴定二年(1218)，耶律氏应征到达漠北，年底扈从成吉思汗西征。正大三年(1226)，耶律楚材自西域返军中。正大四年，又自漠北抵燕京，正大六年返漠北，辅佐窝阔台继承汗位。自正大八年以来，耶律氏常住和林，晚年处境不尽如人意。耶律氏作为大蒙古国三朝辅臣，人生很多时光在蒙古及西域度过，留下了大量关于漠北西域文化风俗的创作。有些方外之士亦为大蒙古国建言立策。如丘处机，成吉思汗素仰其名，诚邀其来，以求“当世之务”和“保身之术”[4](卷10《丘真人》)。丘处机于是亲率弟子李志常等远赴漠北西域，觐见成吉思汗。 忽必烈更积极地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壬子岁(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驻帐于滦水上游，“开邸金莲川”。有史可考进入金莲川藩府的就有六十余人。借此，他们多有北行蒙古的经历。这些人进入藩府的方式是，已成名的学者由忽必烈遣使礼聘。如姚枢在金末随父移居于许，天兴元年(1232)，蒙古铁骑攻破许州，姚枢逃至燕京投靠杨惟中，被荐北觐窝阔台，因而留居岭北多年，后弃官归隐，忽必烈特遣使征聘，以上宾之礼相待，“世祖在潜邸，遣赵壁召枢至，大喜，待以客礼”[1](卷158《姚枢》)。许衡被征召前，曾隐居泰安东馆镇。戊戌岁(太宗十年，1238年)，窝阔台汗沿袭金朝旧制，用儒术选士，许衡中选占籍为儒。庚申岁(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位开平，召许衡至京师，衡得召书，立即赴京，随即拜谒忽必烈。此后许衡多次被召入上都，为元世祖制定朝仪官制，筹划立国规模等，立下汗马功劳。郝经自幼饱受战乱之苦，却能发奋读书，学业有成。1252年忽必烈征召郝经，向他咨询治国安民之道，郝经条上数十事，对答流畅，遂留王府。张德辉，丁未岁(定宗二年，1247年)奉召北上。窦默亦曾被召至上都。进入忽必烈幕府之人，也由朋友引见，如张易、王恂、李简、张耕、刘秉恕等，还有业有专长之人，如贾居贞等。[5](263) 金莲川幕府之外，金源名士杨奂亦被征聘。杨奂戊戌选试中第，北上和林谒耶律楚材。“戊戌，天朝开举选，特诏宣德课税使刘公用之，试诸道进士。君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刘公因委君考试云燕。俄，从监视官北上，谒领中书省耶律公。”[6](577)“壬子(1252)，世祖在潜邸，驿召奂参议京兆宣抚司事，累上书，得请而归。”[1](卷153《杨奂》)杨奂在金莲川王府留居少许时日，取道河中府归乡。当时的文坛领袖金源遗老元好问曾随张德辉拜谒忽必烈，“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1](卷163《张德辉传》)。元初名臣王恽亦曾奉诏北上，“辛酉岁(中统二年，1261年)二月癸巳朔。五日丁酉，行省官奉旨北上”[7](312)。 另外，泽州守段正卿也曾北觐，李俊民赠诗相送。《送郡侯段正卿北行二首》：“征途万里朔风寒，过尽阴山复有山。岁既在于辰巳后，星多客向斗牛间。漫漫积雪无冬夏，劫劫飞鸿自往还。若到龙庭试回首，太行一片白云闲。”“猎猎霜风堕指寒，一鞭行色抵天山。马嘶衰草孤烟外，雁没长空落照间。入塞尽穿氊帐过，去乡须待锦衣还。功名大抵黄粱梦，薄有田园便好闲。”[8](218)且为代撰《郡守段正卿上中书书》、《上行省中书书》。 二、境遇及心态 出使蒙古求和的金朝大臣，大都未能完成使命，他们与蒙古汗国的关系较为疏远，有些人还保持了对金朝的节操。如马庆祥于金大安初使蒙古，成吉思汗对其赏识有加，“皇帝赏君谈吐辩捷，欲留不遣。君百计自解，竟获复命……君以死自誓，行议遂寝”。后来马君为蒙古铁骑所驰，最终与其子俱被俘，“竟然不屈而死”[9](606)。冯延登，正大八年春奉国书朝见窝阔台汗于虢县御营，可汗以之劝降凤翔帅，面对威逼利诱，冯氏不为所动。后来蒙古铁骑围汴京，仓促逃难，为骑兵所得，欲拥而北行。延登辞情慷慨，义不受辱，遂跃城旁井中。[10](卷124《冯延登》)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并西夏，涉流沙，逾葱岭，至西域，进见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还”[10](卷124《乌古孙仲端》)。刘祁极力赞赏：“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万里沙漠，嘻笑而还，气宇恢然，殊不见衰悴忧戚之态。盖其忠义之气素贮乎胸中，故践夷貊间若不出闺阃然。身名偕完，森动当世，凛乎真烈丈夫哉。”[11](卷13《北使记》)以上这些人并未有损使臣的尊严，但其行藏未涉及对女真王朝与蒙古新贵或拥戴或否定的政治态度，他们也未被蒙古权贵所用。 随着蒙古铁骑由燕云深入中原，逐渐开始利用汉人治理国家。一批文人儒士由此进入蒙古可汗帐下效劳。这些人大都亲历了金末丧乱，目睹了生灵涂炭的惨痛现实，其个人命运也在历史转圜时期漂泊不定。他们较少受传统“夷夏之辨”思想影响，对于蒙古汗国并未有宋人那样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也是女真、蒙古相继入主燕云、中原后，北方士人为维护自身生存所采取的灵活对待沧桑变化的处世方式。世宗尝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隨，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10](卷8《世宗本纪》)如耶律楚材由仕金转而奉职蒙古，而不固守于专事一姓的陈腐观念，“汝亦东丹十世孙，家亡国破一身存。而今正好行仁义，勿学轻薄辱我门”[12](卷11《送房孙重奴行》)。方外之士丘处机亦以“我之行也，天也”[13](卷上)为托辞，拒绝宋金之请，亲赴漠北。金末山东名士杨弘道亦对传统的“华夷之辨”、“华夷之大防”进行了深刻反思，“华夷两牢井，宇宙一刀砧”[8](507)。在他们眼中，“华夷千载亦是人”，给予了其他民族充分的尊重。再如窦默，到达潜邸后，忽必烈“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1](卷158《窦默》)强调帝王当以儒家的诚意正心为本治理国家，以实现王道之大端。金源名士杨奂更加鲜明地指出，“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9](128)，对以世系土地为重的正统观是一次拨乱反正。元初名士郝经亦云：“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9](14)“王统系于天命，天命系于人心。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绝续，统体存亡于是乎在。”[9](391)只要顺应时势人心，虚心接受儒家王道思想，实施仁政，就可以为中原之主。可以说，推行儒家仁义思想，以夏变夷，是当时士人普遍的心理情绪。 当时很多文人到达漠北西域后，大都受到蒙古汗王的礼遇，为其所用。成吉思汗曾指楚材谓窝阔台云：“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1](卷146《耶律楚材传》)对耶律氏重视与倾慕有加。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更是受到重用。对于丘处机，成吉思汗亲下诏书，情辞恳切。再如张德辉，丁未岁(定宗二年，1247年)赴召北上，“每遇燕见，必以礼接之，至于供帐、裳褥、衣服、食饮、药饵，无一不致其曲。则眷顾之诚可知矣!”对于王庭的礼遇，张感慨系之：“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于好善而忘势。为吾夫子之道衰而设，抑欲以致天下之贤士也!德辉何足以当之，后必有贤于隗者至焉!”[14](卷8)窦默，应召受命，与忽必烈相谈甚欢，“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世祖问今之明治道者，默荐姚枢，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谕之曰：‘此金内府故物，汝老人，佩服为宜，且使我子见之如见我也’”[1](卷158《窦默》)。郝经，戊午岁(宪宗八年，1258年)被征召为藩府侍从，忽必烈对其恩抚礼遇有加，“诏以怀、河阳为今上汤沐邑，于是经在藩府，得赐第怀，赐田河阳”[9](401)。对于李俊民，忽必烈以安车征召，“遣中贵护送”，体贴王鹗年老不耐漠北冬寒，便遣人护送南返，临别时仍殷殷垂询。对于亲近之臣赵壁亦极有分寸。[5](273)可以说，忽必烈对任何贤士都能曲尽其能地款待，极为礼遇。逢此良机，被征聘文士竭尽其能建言献策，为蒙古汗王的政治统治及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只是他们大都具有仕与隐的纠结心态。原因之一，这些文士大都历经金末丧乱，奔波一生，思想上具有浓重的忧患意识。如杨奂，面对蒙古帝王的征聘，反而流露出极其沮丧的情绪：“主人情烂漫，客子自奔忙。不见犹频梦，相逢合断肠。秋凉抛药里，夜雨倒壶觞。回首高城北，幽燕去路长。”[8](407)其《抚州》亦云：“北界连南界，昌州又抚州。月明鱼泊夜，霜冷鼠山秋。为客无时了，劳生有许愁。残年缨世网，吾欲谢浮鸥。”[8](405)此诗乃出燕山往和林时作，[15](1343)写诗人晚年仍要做客他乡，免不了愁绪满怀。同时期的李俊民《送郡侯段正卿北行二首》诗亦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另一方面，有些士人出仕蒙古，挫折在所难免，内心往往会产生哀叹伤感的情绪，归隐之念就会更加鲜明。如耶律楚材在西域时期并未得到重用，不免牢骚满腹：“惆怅天涯沦落客”[12](卷6《西域寄中州禅老》)、“生遇干戈我不臣”[12](卷3《和移剌子春见寄五首》其二)，于是产生归隐山林之念，“撇去尘嚣归去好”[12](卷6《蒲华城梦万松老人》)、“不如归去乐余龄”[12](卷5《壬中西域河中游春十首》)。然而耶律氏的归隐并未彻底，“学术忠义两无用，道之将丧予忧惶。有意攀龙不得上，徒劳牙角拔犀象。唯思仁义济苍生，岂为珍羞列方丈”[12](卷2《用前韵感事二首》)。功业无成，退隐亦非所愿。[16](40)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被委以重任，出任宰相，辉煌至极，境遇相对较为安泰，他身在庙堂，已然心系山林，“旧隐西山五亩宫，和林新院典刑同，此斋唤醒当年梦，白昼谁知是梦中”[12](卷14《题新居壁》)。“登车凭轼我怡颜，饱看和林一带山。新构幽斋堪偃息，不闲闲处得闲闲。”[12](卷14《喜和林新居落成》)既爱功名又爱山，在蒙古汗王所征聘的其他文士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许衡、刘秉忠、郝经、窦默、姚枢、王鹗等都是如此。[17]可以说，当时文人内心大都具有仕与隐的矛盾。 三、创作特点 (一)奇特的风土人情 金元之际，大批文人奔赴漠北西域，行程深远，行旅之余留下一批创作，描绘了13世纪蒙古高原、西域中亚等地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等，大都充满了奇趣。 1.奇异的山川地理。刘祁《北使记》记吾古孙仲端：“身使万里，亘天之西，其所游历甚异，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其间所见少数民族地名较多，“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访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纥里、迄斯乃蛮、航里、瑰古、途马、合鲁诸番族居焉”[11](卷13)。耶律楚材《西游录》亦记载了不少异域城市，如回鹘城、轮台县、和州、无端城、不剌城、阿里马城、虎司窝鲁朵、塔剌思城、苦盞城、芭榄城、八普城、讹打剌城、寻思干城、蒲华城、斑城等等。[18](卷上)《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亦如此。 纪行之作亦详细记述了异地奇特的山川景象。如《北使记》：“山曰塔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桧木成林。山足而泉。”[11](卷13)《长春真人西游记》：“有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其水清泠可爱，声如鸣玉。峭壁之间有大葱，高三四尺。涧上有松，皆十余丈。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郁然。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13](卷下)所写山河高险、林木奇异。耶律楚材《西游录》描绘了“河中”地区之胜景：“讹打剌之西千里余有大城曰寻思干。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之。西辽名是城曰河中府，以濒河故也。寻思干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百物皆以权平之。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圆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胜概也。”[18](卷上)其《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亦描绘了“河中”地区一派欣欣向荣的旖旎春景及二月游春时的喜悦心情：“溪畔数枝红杏浅，墙头半点小桃明”；“花藏径畔春泉碧，云散林梢晚照明”；“含笑山桃还似识，相亲水鸟自忘情”；“临池嫩柳千丝碧，倚槛妖桃几点明。”[12](卷5)其纪行之作亦展现了雄奇壮丽的山川风貌：“越明年，天兵大举西伐，道过金山。时方盛夏，山峰飞雪，积冰千尺许。”“金山之泉无虑千百，松桧参天，花草弥谷。从山巅望之，群峰竞秀，乱壑争流，真雄观也。自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于西海。噫，天之限东西者呼!”[18](卷上)郝经《怀来醉歌》、《北岭行》、《居庸行》、《铁堠行》、《古长城吟》、《界墙雪》，刘秉忠《过天井关》、《过也乎岭》、《清明后一日过怀来》、《过界墙》等亦都描绘了边塞或雄伟或肃杀或绮丽的景象。 行旅中亦惊讶于当地奇特的物产。刘祁《北使记》云：“种树亦人力。其盐产于山，酿葡萄为酒，瓜有重六十觔者。海棠色殊佳。有葱蓏，美而香。其兽则驼而孤峰，牛有□脊，羊而大尾。又有狮、象、孔雀、水牛、野驴。有蛇四跗。有恶虫，状如蜘蛛，中人必号而死。自余禽兽、草木、鱼虫，千态万状，俱非中国所有。”[11](卷13)耶律楚材《西游录》：“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18](卷上)，其《赠高善长一百韵》亦云：“甘瓜如马首，大者狐可藏。采杏兼食核，飡瓜悉去瓤。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满筐。”在诗中亦提到其他西域物产，“家家植木绵，是为垄种羊”，“烂醉葡萄酒，渴饮石榴浆”，“芭榄贱如枣，可爱白沙糖”[12](卷12)。像瓜果、石榴、葡萄等这类物产在其他人作品里亦不胜枚举。 2.奇特的人情风俗。一是涉及蒙古族狩猎、游牧、祭祀等风俗。耶律楚材《扈从冬狩》：“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慄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方骑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獐。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独有中书倦游客，放下毡帘诵周易。”[12](卷10)描述了蒙古帝王率兵狩猎的壮举。其《扈从羽猎》亦云：“长围四合匝数重，东西驰射奔追风。”[12](卷10)张德辉《岭北纪行》则记述了蒙古族游牧及祭祀等风习：“抵扼胡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又云：“洒白马湩，修时祀也。”[7](338、339、348) 纪行之作亦记录了异域人的面貌特征、性格嗜好等。刘祁《北使记》：“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面惟见眼、鼻。其嗜好亦异。有没速鲁蛮回纥者，性残忍，肉必手杀而啖，虽斋亦酒脯自若。有遗里诸回纥者，颇柔懦，不喜杀，遇斋则不肉食。有印度回纥者，色黑而性愿。其余不可殚记。其国王阉侍，选印都中之黔而陋者，火漫其面焉。”对于当地人的衣食住行亦较多描述，“其国人皆邑居，无村落。复土而屋，梁柱檐楹皆雕木，窗牖瓶器皆白琉璃”。言其穿着则云：“其俗衣缟素，衽无左右，腰必带。其衣衾茵幙悉羊毳也。其毳植于地。其食则胡饼、汤饼而鱼肉焉。”“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髯者，并业歌舞音乐。其织衽裁缝皆男子为之。”[11](卷13)《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妇人出嫁，夫贫则再嫁。远行逾三月者，则亦听他适。异者或有须髯。”[13] (二)丰厚的思想感情 纪行之作既描述了大量奇异见闻，又寄寓了深厚情感，如《北使记》首先描述旅途见闻，最后抒发个人感慨。耶律楚材《西游录》上卷描述风土人情，下卷表达个人志向：“大丈夫立志已决，若山岳之不可移也。安能随时而俯仰，触物而低昂哉!”[18]《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亦有丘处机的一些诗作，抒发了个人或闲适或忧虑的情感。郝经、刘秉忠等人的纪行诗作亦多将写景与抒情融合： 1.历史兴亡的感慨。那个时代的文士大都目睹了蒙古铁骑烧杀抢掠的悲惨情状，每当忆及这段经历，都会引发他们对金季社会动荡、历史兴亡的深沉慨叹。如耶律楚材感叹金末政局混乱不堪，民生凋敝，其《用张道亨韵》：“大安之季军政乖，屯爻用事符云雷。边军骄懦望风溃，燕南赵北飞兵埃。民财已竭转输困，元元思治如望梅”，“喋血京师万人死，君臣自此相疑猜。”[12](卷11)《乙丑过鸡鸣山》是耶律氏往返于燕京与和林之间，路经黄帝败蚩尤的鸡鸣山时所写，流露出兴亡无常的无限感伤：“三年四度过鸡鸣，我仆徘徊马倦登。寂寞柴门空有舍，萧条山寺静无僧。残花溅泪千程别，啼鸟伤心百感生。今古兴亡都莫问，穹庐高卧醉腾腾。”[12](卷4)丘处机西行途中亦不由感叹历史沧桑之变：“日月循环无定止。春去秋来，多少荣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祀，一兴一废长如此。”[13](卷上)郝经的纪行之作则感叹金朝兴亡：“当时金源帝中华，建瓴形势临八方。谁知末年乱纪纲，不使崇庆如明昌。”“遽令逆血洒玉殿，六宫饮泣无天王。清夷门折黑风吼，贼臣一夜掣锁降。北王淀里骨成山，官军城上不敢望。更献监牧四十万，举国南渡尤仓皇。”“但留一旅时往来，不过数岁终灭亡。”[19](卷10《居庸行》)其《界墙雪》描绘了雄奇的雪景，充满了历史沧桑变化的感慨，“雪盛马尤肥，皇天助幽朔。资赋不畏寒，自得生处乐。可笑赢秦初，更叹金源末。直将一抔土，欲把万里遏。隐墙甘避冷，手弄不龟药。救死恐未能，奚暇更守捉?”[19](卷3) 2.心系苍生的现实情怀。金元之际，中原经历战火的劫难尚未清理，人民依然流离失所，衣冠之士多处境堪忧，为生计而奔走四方。其中入仕蒙古的很多文人，自身也经历了战乱之痛，目睹了蒙古铁骑深入中原给个人及普通百姓所带来的苦难，他们多心系苍生，其济世怀抱并未泯灭，一旦机遇再次降临，难免豪情满怀。如耶律楚材，成吉思汗征聘之际，满腔热血，渴望再建功业，“乍远南州如梦蝶，暂游北海若飞鹏”，“安得冲天畅予志，云舆六驭信风乘”，“千山风烈来从虎，万里云垂看举鹏”。[12](卷5《过闾驹河四首》)郝经在接受征聘之际亦欣喜满怀，“南风绿尽燕南草，一桁青山翠如扫”，“鱼龙万里入都会，泓洞合沓何扰扰”[19](卷9《入燕行》)，对实现个人抱负无比自信。当时很多士人应忽必烈之召赴漠北，老友亦赠诗相送，其中不乏对朋友出仕的鼓励和支持，如李庭对张德辉的北上，流露出无比自豪的情绪：“旌车走遍太行东，晚得嘉宾自幕中。莫比草茅参国论，已从橐龠补天工。四时葱岭书年雪，六月松林解愠风。久识天孙机上石，更休擎下斗牛宫。”[8](469)许衡《赠窦先生行二首》、《送姚敬斋》对窦默、姚枢的入仕亦是积极支持。[20](176、177) 方外之士丘处机，拯救生民于水火的济世情怀亦非常强烈，“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13](卷上)。“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13](卷下)劝成吉思汗勿杀生：“上劳之曰：‘佗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13](卷上) 3.通达的民族观念。当时士人的纪行之作，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大防”观念，体现了对蒙古王朝统治下的西域及漠北新的认知，获得了与汉唐西域诗截然不同的审美描写、意象和意境塑造。如在耶律楚材笔下的怯绿连河畔的汗庭大帐壮阔绮丽，写蒙古铁骑则骁勇善战，道出了耶律氏审美倾向性及价值认同。丘处机对漠北人生活场景的叙述亦多如此。[21](285、286)对于蒙古帝王，耶律楚材、丘处机多正面颂扬。“一圣龙飞德足称，其亡凛凛涉春冰”，“尧舜徽猷无阙失，良平妙算足依凭”，认为“华夷混一非多日”[12](卷5《过闾居河》)，体现了通达的民族观念。面对诚挚邀请，丘处机感恩戴德，对成吉思汗大加称颂：“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4](卷10《丘真人》)当时的文坛领袖、金源遗老元好问亦如是，其《送高雄飞序》有云：“天家包举六舍，臣属万国，立武事以兼文备，由草创而为润色。延见故老，网罗豪隽……以成长治之业，以建久安之势。”“有怀不摅，生才奚用?是则为吾高子者，亦岂轻负所学，弃以为双璧之甘饵、九迁之捷迳乎?”[9](323)称颂忽必烈功勋、纳贤诚意，高雄飞正可借此机会尽展其才。郝经《虎文龙马赋》、《开平新宫五十韵》等称颂蒙古帝王。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将蒙古王朝纳入华夏帝王谱系予以认同。 金元易代及女真、蒙古相继入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时期，很多士人历经社会动荡，目睹了蒙古铁骑南下造成的腥风血雨，因此大都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摒除了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消极思想，觐见蒙古可汗，甚至奉职汗廷，向蒙古帝王宣扬周孔指教，谏之以天下苍生为念，停止屠戮，并以其切身实践，推行儒家之道，这对于促进蒙古可汗接受中原文化，以汉法治理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士人由南到达蒙古王庭，有些经由漠北远徙西域中亚，留下了大量的纪行之作，记载了蒙古高原及西域中亚的风俗历史，可补正史之不足。一些创作蕴含了丰厚的情感、通达的民族观念。总之，金元易代之际士人的北上及西行，具有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标签：耶律楚材论文; 成吉思汗论文; 忽必烈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长春真人西游记论文; 宋朝论文; 丘处机论文; 西游录论文; 郝经论文; 元朝论文; 南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