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资本积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积累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资本论》中，资本积累理论几乎贯穿于全书三卷。积累意味着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本身不过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和直接推动力，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是同一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积累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这个理论在研究资本积累的一般特点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长期趋势规律。
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过程出现了哪些新变化？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规律是否还在起作用？有哪些新的技术和社会因素正在影响资本积累过程？这些根本问题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
一、当代资本积累的基本特征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资本关系是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其前提是，资本家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雇佣工人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获得仅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生活必需品的劳动力价值(即工资)。在这种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源泉，当然只能来自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具体途径，可以是企业把自身一部分未分配利润用作再投资，也可以是通过银行把一些企业的闲置货币资本汇集起来再转借给需要资本的企业。银行借助于存款而汇集的货币资本还包括社会上食利阶层的大量剥削收入(它们不过是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甚至劳动群众预作未来消费的小额货币收入也可以通过银行转化为资本。当股份公司发展起来以后，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也成为企业积累资本的重要方式。
和古典资本主义相比较，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1.从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看，企业积累资本的外部来源相对于内部来源其重要性提高了。资本主义企业用以积累和扩大营业的货币资本有三个主要来源：企业的未分配利润、金融机构的长短期贷款以及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第一项称为内源融资，后两项称为外源融资。在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早已存在，但企业自身利润的再投资通常占有主要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这三个来源都在扩大，但相对说来，企业外源融资的作用显著地增大了。这不仅是因为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也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从资本积累的具体方式看，资本集中相对于资本积聚的作用日益加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单个资本的增大概括为积聚和集中这样两种主要方式。积聚是通过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增大个别资本总额，随着个别资本的增大，社会总资本也相应地扩大了；集中则是通过若干现有资本的合并而增大个别资本总额，它不扩大社会资本总量，只是改变了社会总资本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就单个资本的增大来说，积聚同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正是资本集中，极大地促进了大企业的出现和大资本的形成。
资本集中的直接形式是企业之间的合并、兼并或收购，通常简称为企业并购。在古典资本主义时期，企业资本的扩大主要依靠利润的再投资，以资本积聚为主要手段，企业合并并不普遍。但从19世纪末期开始，企业并购逐渐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历了两次兼并浪潮，使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大公司为主导的垄断或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基本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企业并购得到更加广泛而迅速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兼并浪潮，在美国是以混合兼并为主，欧洲国家由于法律限制较少，横向兼并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第四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时巨型兼并空前增多，发盘收购和敌意接管等并购方式得到广泛的流行。由于保守的里根政府放松了反托拉斯政策和政府管制，美国重大的横向兼并事件也大量增加。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第五次兼并浪潮。其特点是规模空前巨大，涉及部门广，跨国并购频繁，且许多是同一部门中顶尖大公司之间的横向强强联合。总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集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成为大资本迅速成长的主要途径。
3.从资本积累的基本领域看，虚拟资本的积累已大大超过实际资本的积累。实际资本是指实际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资本，表现为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和通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中的总资本或固定资本。虚拟资本则主要指体现在股票、债券、信用货币和各种金融衍生物上的金融资产，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和生产性，但却是可流动的资本资产，能转化为货币或物质财富，是对实际财富具有索取权的“法律证书”。这两类资本早在古典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并存，虚拟资本脱离实际资本周期性地过度膨胀的现象也早已有之，但实际资本的积累始终是当时资本积累的主要领域。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英国和美国发端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为所谓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及其交易的急剧膨胀创造了条件；70年代开始的长期经济萧条和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也使大批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虚拟经济领域。结果是促进了金融资本的迅速扩大与积累。在1980年至199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产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竟是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增长率的2.6倍。② 反映这两个领域资本积累差异的另一个近似的指标，是金融资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大快于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由几倍到十几倍不等，结果是金融资产与实际GDP的比率大幅度提高。1980年，美、英、德、日、法、意等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比率低的不过40％(英国)，高的不过173％(日本)；到了1996年，这一比率最低的也达到了223％(法国)，最高的达到了378％(美国)。③ 这种虚拟资本相对于实际资本的畸形的过度积累，已构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一个突出特征，它意味着金融资本已在社会资本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寄生性和不稳定性。
4.从资本积累的地域范围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早已超出民族国家范围。它把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纳入自己的积累源泉。资本主义经济从其萌芽和形成开始，就是一个世界体系，从这个意义来说，资本积累从一开始就不限于民族国家范围。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的国际化还主要体现在商品的国际贸易上，资本输出也以借贷资本为主，直接投资的比重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不等价交换和贷款利息等形式，发达国家的资本已占有不发达国家的一部分经济剩余，扩大了其资本积累的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壮大，资本输出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其中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在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它们相互之间的投资仍占有主要地位，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作用不可低估。这种投资以及相关的贸易不但为发达国家在战后黄金时期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廉价的原料供应，而且也以投资利润等形式攫取了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经济剩余，加速了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二、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的集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重要的科学预言之一，就是积累过程中资本日益集中的趋势。这已不仅是指作为单个资本增大的一种方式的集中，而是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指社会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手中。马克思指出：“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④ 其后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所预见的这一趋势以及他所指出的导致这种趋势的几种主要制度力量。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资本的集中趋势极其显著。第一，社会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公司的手中。部门集中率(市场集中率)和总体集中率是衡量资本集中或经济集中的主要统计指标。20世纪发达国家的部门集中率总的看来在趋于上升，并已达到相当高的集中程度。总体集中率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的集中趋势更为显著。
第二，大公司的资本规模越来越大。集中率的增长反映的是大企业相对规模的扩大，它必然是建立在大企业绝对规模比之整个经济更迅速扩大基础之上的。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大公司绝对规模的增长确实非常惊人。这些大公司集中了巨额资本，雇用大批雇员，拥有惊人的销售额，其实力甚至远远超出一些中等国家。
以上两个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社会资本集中的长期趋势及其已经达到的高度集中水平。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已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格局，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巨型公司”的支配和统治地位，而与19世纪以前以分散的小企业和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不同。一些经济学家以美国为例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概括为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大公司为核心和以小企业为外围(或边缘)这样两个紧密联系的部分，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运行方式全然不同。
三、资本积累与资本利润率变动
资本积累过程中一般利润率的变化趋势问题，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这个规律在《资本论》中表述如下：“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⑤
对于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经济学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不但学院派经济学家大多否定这一趋势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对此理论持怀疑和批评态度。本文的任务不是讨论这些理论争论，而主要是考察长期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实际变化情况。但在进行实证考察之前，必须消除对此规律的一种错误理解，即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看做是一个随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的持续过程。这种理解当然不符合利润率的实际动态，也把马克思的理论简单化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阐明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内在机制后，曾用一章专门分析对利润率下降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并强调“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⑥ 理论和历史都说明，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力量始终与促使利润率上升的力量互相交织，因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体现在利润率的波动之中。对于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既不应该理解为利润率的直线下降，也不应该理解为任何一个较后时期的利润率一定比前一个时期的利润率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体现为资本经营中经常存在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会周期性地强化和凸显，主要在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和经济长波的相对停滞时期现实地表现出来。
首先对这一规律进行系统经验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吉尔曼。他利用美国的官方统计资料，对美国制造业的资本价值构成、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进行统计分析，以检验利润率的实际动态。按照吉尔曼提供的数据，美国制造业利润率的长期变化是：1880年到1921年期间趋于下降；1921年到1952年期间(除30年代以外)则趋于上升。⑦ 后一时期利润率的这种变动趋势，显然与马克思的理论不一致。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吉尔曼深入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变化，重新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做出解释。为了检验美国制造业更长时期的利润率变动，国内还有两项经验研究成果。一项研究所计算的长期数据表明：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1859～1929年期间趋于下降，在1919～1965年期间(除大萧条年代外)趋于停滞或上升，1965～1981年期间又重新趋于下降。⑧ 另一项研究主要考察了1929年以后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变动。数据表明：1929～1939年下降，1939～1947年上升，1947～1958年轻微下降，1958～1965年迅速上升，1965～1982年再度下降。两个明显的利润率上升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经济迅速发展时期，但多数年代仍然是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起主导作用。⑨ 以上几项经验研究虽然在计算方法和时间范围上有差别，但利润率数据的变动型式和变动趋势却非常接近。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近60年的长时期中，美国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显著的。但在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后60多年中，利润率的波动加强了：2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出现过三次利润率上升的势头；但从整个时期来看，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仍在顽强地表现自身。
关于美国的一项更深入的研究成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基本结论。杜曼尼和勒菲详细考察了美国经济中一般利润率在1869年到1989年的长期动态。结合技术变化和分配变化，杜曼尼和勒菲将美国全部私人经济中一般利润率的长期变动描述为三个连续的不同阶段：1869～1912年的下降趋势，1912～1951年的上升趋势和1951～1989年的下降趋势。利润率的“这一趋势从1869年的39.3％开始，下降到1912年22.5％的最低点；1951年再次达到35.5％的高度，而后又下降到1989年的25.4％”。(10) 这一数据所显示的美国经济中利润率变动的长期型式，同前面几项研究的结果是大体一致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一个问题：大多数时期中利润率的下降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的？在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利润率下降趋势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但在利润率下降原因的分析上却存在着三派不同观点。一派坚持马克思的理论，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仍是利润率下降的根本推动力；另一派着眼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变化，断言剩余价值实现困难是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再一派则强调，工人实际工资长期上涨对利润的挤压，是决定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因素。但从20世纪的实际情况来看，各个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可能不应归因于某种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同上述三派所强调的经济原因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观察，资本构成的上升可能起着基础的作用。
从经验上考察上述三种因素对利润率的影响，涉及到三个统计变量。一个是资本价值构成。它的变动如何影响利润率，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说明。另一个是利润份额或剩余价值率。由于新增价值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初次分配，如果工人实际工资的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润份额和剩余价值率就会下降(工资份额从而上升)。这意味着对资本利润的挤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必然降低利润率。第三个是生产能力利用率。在市场供过于求而实现条件恶化时，资本会被迫降低产品价格；但在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时，大企业通常为维持产品价格或使产品降价较少而减少产量，从而降低能力利用率。而能力利用率的下降必然对利润率产生向下的压力。
通过对二战后到80年代初期近40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及有关变量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到实际资本价值构成、生产能力利用率和剩余价值率这三个基本变量的动态及其对利润率变动的影响。(11) 三个变量都曾对1965年以后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1965至1971年期间，由于实际资本构成基本稳定，推动利润率急剧下降的主要力量是剩余价值率的降低和能力利用率的降低。1971至1982年期间，剩余价值率趋于增长，因而实际资本构成的急剧上升和能力利用率的下降成为利润率继续降低的主要推动力。从这个经验分析中得出的基本看法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下降，不应只强调单一因素的作用。
如果从更长时期来观察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否有一种经济因素起着主要的作用？回答似乎是肯定的。从经验资料来看，这个经济因素仍然是资本构成的上升趋势。
第二个问题：20世纪以来为什么会有一个较长时期出现一般利润率的上升？这是因为决定利润率变动的资本构成的长期动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趋势出现了时间上的间断和程度上的减弱。而这又是由于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变资本使用上节约的加强和不变资本贬值的加速。尽管从整个历史时期看，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导致资本构成上升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但这种提高趋势在一定时期得以缓和甚至发生逆转，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便可能出现一般利润率的较长时期的上升。(12)
综上所述可见，20世纪以来，尽管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出现了时间上的间断和程度上的弱化，但它作为最重要的积累规律并未消失，仍在缓慢曲折地向着固有的方向发展，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作为趋势规律的作用。
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
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不断进步，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本质特征。积累过程中的这一本质特征是由资本积累的制度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企业积累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量和更高的利润率，而采用新技术则是实现此目的的最重要的手段。积累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主要表现为新设备新工艺的应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技术进步导致生产过程中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替代，引起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上升。可见，马克思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关系内从工艺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个技术假定出发，推导出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内在规律的。但是，技术创新具有两种基本类型，除工艺创新外还有产品创新。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实现条件的周期性恶化和结构性恶化，产品创新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原有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新型产品的不断问世日趋频繁。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虽然都是技术进步的具体体现，但两者的直接动机和经济作用是不同的。工艺创新的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具有生产率效应；而产品创新的目的是创造新的需求，具有市场效应。(13) 于是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中产品创新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那么马克思主要建立在工艺创新假定基础上的关于资本积累规律的分析，是否在继续发生作用并仍然有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在概念上有所澄清。必须明确，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两种基本类型，其区别是相对的。工艺创新的源泉，如果撇开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程度不谈，无非来自两个方面：改善劳动者的组织形式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以及改进和变更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从提高生产率的幅度和潜力看，后者起着更根本的作用，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提高和组织形式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产资料的变革相适应的。因此，工艺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就是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能源等资本品的产品创新。只有纯粹消费品的创新才是与工艺创新不同的狭义的或严格意义上的产品创新。还有一些产品创新，兼有资本品创新和消费品创新的两重性质。由资本品创新所引起的工艺创新和消费品的创新也具有某些共同的经济作用，如开创新的产业部门和扩大社会分工。像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就带动了钢铁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等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与发展。生产资料的变革，生产过程的“迂回”化，正是扩大社会分工和促使新部门新行业出现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我们在谈论产品创新时，不应把它与工艺创新截然对立起来。
严格意义上的产品创新即消费品创新在现代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重要性的日益提高，是否意味着工艺创新在技术进步中的基础地位的消失呢？当然不是。前面谈到，消费品创新的直接目的是扩大市场而不是提高生产率。但是，任何新消费品(不论是崭新类型的消费品还是现有消费品的革命性改进)出现后，如不能通过工艺创新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成本大幅度下降，就不可能在居民中普及而扩大市场。因此，消费品创新的市场效应又必须以工艺创新的生产率效应为基础。几乎所有新型消费品特别是高级消费品从出现到普及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可见，产品创新并未降低工艺创新的基础性作用，也不意味着不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投入。重要的消费品创新大都需要巨额的研发投资，在推出新产品后还要投入大量资本，改进工艺过程，以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进步在提高知识和人力资源作用的同时，并没有降低物质资本投入在产品创新中的重要性(也许软件的开发是一个例外)。总之，产品创新的日趋频繁和日趋重要，并不表明工艺创新的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削弱，也不意味着产品创新不要求工艺创新通常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资。
工艺创新的重要性不因消费品创新趋于频繁而降低，还可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变化的历史记录中显示出来。20世纪与19世纪相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战前相比，消费品创新的势头不断加强，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并未表现出放慢的趋势。
根据肯德里克提供的资料：在美国工业化过程的几个不同时期中，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是逐渐提高的，从1889～1919年的1.6，上升到1919～1948年的1.9，再上升到1948～1966年的3.0。这种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既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质量的改善，也与按劳动投入平均计算的资本存量的不断增长有关。(14)
总的看来，20世纪相对于19世纪，战后相对于战前，劳动生产率是趋于增长的。这有力地证明了，消费品的日益多样化和消费品创新的日趋频繁，并没有降低工艺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普遍性和基本重要性。这同时也说明，为什么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把生产率增长当做经济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技术进步中产品创新的日趋频繁，并未否定工艺创新在资本主义技术进步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因此，它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资本积累规律的技术基础以及资本积累规律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有效性。
五、资本积累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
资本积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和多方面的。资本积累应看做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总是要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资本积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积累量的扩张，扩大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源泉，增加了资本所获得的利润量；资本积累的质的提升，即积累的资本日益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加强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程度，提高了资本所获取的利润率。这两者共同推动了资本利润的不断扩大和用于积累的利润的不断增长。尽管资本积累过程会不时地被周期性衰退或结构性危机所打断，但资本持续积累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资本积累使资本利润趋于扩大，资本利润的扩大又使资本的积累趋于增长。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促进，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使之达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和文化高度。
资本积累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积累推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使资本主义家族小企业逐渐发展为以股份公司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大企业和巨型企业，这些巨型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甚至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使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小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竞争关系逐渐演变为巨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寡头垄断关系，极大地强化了大资本的统治地位，加深了大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对小资本的掠夺，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大资本的权力扩展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与此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也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不断调整和升级：从工业社会发展到以服务业占主体的后工业社会；从以轻工业为基础发展到以重化工业和装配工业为基础；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展到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到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的改变和升级，使大资本得以不断占据技术高地和产业高端，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和产业利润，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地位。
资本积累的固有矛盾和内在规律，也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与波动。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突出体现为一般利润率在周期波动中的周期性下降和长期波动中的结构性下降。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中，正是利润率在高涨后期的周期性下降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这不仅已为经济周期研究的经验资料所证明，其形成机制也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作出了深入分析。(15) 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中，长波上升阶段后期一般利润率的结构性下降，也成为导致长波下降阶段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长期减速的主要原因。19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80年代的低速增长，无不是由于一般利润率结构性的长期下降所决定。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波中的机制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所极力探讨的。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阶段和长期相对停滞时期，生产力遭到破坏，资本迅速贬值，失业人口剧增，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一般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和结构性下降，导致资本积累过程的倒退、中断或相对停滞，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深刻指出：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不过是“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17)
但是必须看到，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和波动，既是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局限性的一种主要表现，同时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调整的基本力量。在积累所导致的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资本形式的社会化也在不断发展，共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不断出现，这种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内发生的经济形式的社会化演变，部分地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每次经济长波的萧条阶段，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通常会使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阶级关系的紧张和资本竞争的加剧，都会加速积累中的重大技术创新和各种制度关系的变革，以创造有利于资本重新加速积累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同时也要看到，这一调整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固然会迫使资本关系向着社会化和公有化方向发展，而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则力图把这种变化限制在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之内，纳入到有利于资产阶级获取高额利润的总体目标之中。在这里，具体的制度调整的方向和内容，则取决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阶级力量的对比。
注释：
①《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5页。
②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第4页。
③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77页。
④《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687页。
⑤《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7页。
⑥《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6页。
⑦J.W.吉尔曼：《利润率下降》，格拉斯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英文版，第55～56页。这组利润率数字的计算方法是：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存量价值+存货价值。
⑧王庭笑：《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变动的长期趋势》，《南开学报》1988年第4期，第47页。这组利润率数据的计算方法是：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存量价值+全年耗费的原材料价值+全年支付的工资薪金价值。
⑨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9页。这组利润率数据的计算方法是：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存量价值+存货价值+工资薪金存量价值。
⑩G.杜曼尼，D.勒菲：《利润率的经济学》，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256页。
(11)实际资本价值构成是指剔除了能力利用率影响后的资本价值构成。详细数据见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四章第三节，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对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问题作详尽分析。
(13)陈英：《技术创新的二重经济效应与企业的技术选择》，《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14)J.W.肯德里克：《美国战后的生产率趋势，1948～1969》，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英文版，第41页表3-2。
(15)H.J.谢尔曼：《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的增长与危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
(16)《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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