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序文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序文论文,述评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3-0089-05
“序”是一种文体，明人徐师曾云：“《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1](P135)有学者认为：“序的正式出现大约由汉代始”[2](P362)，而后人沿用不废，直至今日。当然，今人对“序”的理解和应用已与古人有很大的差异。序至唐代而造其极。无论就其作家作品之众多而言，还是就其思想内容之丰富、艺术表现之高超而论，都是空前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绝后的。特别是唐人创立了一种新的序体——“赠序”，成就尤高，可谓唐代文苑中的一枝奇葩，清人姚鼐云：“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3]（“序目”P8）涌现出一大批传诵千古，影响深远的名篇佳作。
然而，学术界以往对唐代序文关注不多，研究不够，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最近20年来，这种情况才逐步有所改变。不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较大进展，但有关该研究的评述工作，似未见有人做。本文拟就近20年来唐代序文研究的概况，稍作整理介绍，仅限于国内的部分，台、港及国外的研究情况则拟另文介绍。
最近20年学者们公开发表的唐代序文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学术性论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的关于唐代序文研究的各种专题论文，共约70篇。此外在一些研讨古代文体的论文中，也有对唐代序文的少量涉及。二是研究专著。这个时期出版的研究古代散文体裁的专著及古代散文发展史著作，笔者见到的有十余种，其中，多有对唐代序文乃至赠序文的专节论述。还有在大量出版的各种古代文学史著作中，也多少论及到了序这种文体。三是文集、文选中的有关论述。在出版的多种古代文学作品选、历代散文选和唐代作家的文集文选，均收录有部分唐代序文的篇章，有的还对其进行了评析。四是辞典等工具书中的有关评介，可见于各类古文鉴赏辞典、古代文学辞典以及文学常识辞典中，均涉及到这种文体或是对唐代序文的某些篇章的评介。
然而上述研究成果，却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态势，即针对唐代序文中少数名篇的赏析性研究所占的分量较多，而将其作为一种文体进行的介绍性研究，尤其是专题性、史述性研究所占的分量则太少。其情况大致如下：
一、专题性研究
专题性研究主要是从专题论述的角度，对唐代序文中的某一类加以归纳、把握，以说明其特色。该类研究主要反映在对某位作家的、乃至整个唐代的某类序文进行全面把握的专题论文中。虽然此类论文出现得较晚，且数量有限，但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是唐代序文研究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995年发表了两篇针对某一类序文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一篇是王辉斌的《诗序合一：唐诗创作的新潮流——唐代诗序体鸟瞰》[4]，另一篇是赵旭东的《古代诗词小序研究》[5]。赵文将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诗词小序的思想内蕴总结为“爱国主义”、“关心人民疾苦”、“讲友爱、重情谊”和“抵抗腐败的正义感”四个方面，而将其艺术特色归纳为“启示性”、“可读性”、“纪实性”和“概括性”四点，并分别引用例文逐一作了分析。王文则对唐代诗序文发展的因革流变做了明晰的阐述。它将唐代的诗序文按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分阶段地加以介绍并依次归纳出其特点：初、盛唐时期的特点同是“创新与突破为主旋律”，而盛唐尤甚；中唐时期的特点是“各体兼备，全面发展”；而在论及晚唐的诗序文时，则将其特色归结到“并序中的人物述写特多”和“扩大了题材的表现领域，使诗序合一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史料上的价值”这两点上。此外，王文还在对一些材料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得出了“唐代最早涉足诗序体创作的诗人是唐太宗李世民”、“柳宗元《贞符并序》的序文长达1200字，是唐代诗序体中的第一篇大序”、“刘禹锡集中的诗序体共有43首，居‘四唐’同类诗人之冠”等一些颇具价值的结论。
另外，将韩愈的赠序文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的全面把握，也属于专题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洪本健的《微情妙旨寄予笔墨之外——韩愈赠序文艺术管窥》[6]将韩愈赠序文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归纳为“迂回、反说、对比、影射等”，并逐一举例作了分析说明；胡守仁的《论韩昌黎之赠序》[7]则列举了韩愈的十余篇赠序文，或谈其思想，或评其艺术，亦或兼论其思想与艺术，皆为证明昌黎赠序之文各出机杼，无一雷同。此类论文还有黄杰忠的《委婉、雄直：韩愈赠序文艺术探微》[8]、张人圭的《论韩愈的赠序散文》[9]等。它们往往是从艺术和思想等方面对韩愈的赠序文做出了整体上的分析和探讨，显示了唐代序文研究由微观到宏观的发展趋向。
二、史述性研究
史述性研究主要是从古代文学史或散文史的角度考察唐代序文。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近20年来出版的各种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散文史著作中。两相比较，因古代文学史版本、数量之多，内容、角度之杂，使唐代序文在整个文学史中的位置就显得不十分突出，也不便于把握。而有关唐代序文的史述性研究在各类古代散文史中则内容相对集中，脉络相对清晰。该类著作主要有：80年代出版的《笔谈散文》[10]、《中国古代散文九讲》[11]等，90年代出版的《中国散文简史》[12]、《中国散文发展史》[13]、《中国古代散文史》[14]等。此外，郭预衡著的《中国散文史》（上、中、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从1986年5月出版上册至1999年12月将下册出版，则该书三册均已问世。
除了由刘梦溪主编、陈平原撰写的《中华文化通志·艺文典·散文小说志》[15]是在“古文运动与唐宋文章”一章中将赠序与其它两种文体合在一起，列为专节论述外，因古代散文史著作往往是按朝代、分时期、以人物为线索进行编纂的，故在该类著作中，有关唐代序文的研究内容大都放在韩愈一节中加以论述，且多以韩愈的序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李景华等编写的《中国古代散文九讲》之“隋唐五代散文（上）”部分，在谈及韩愈散文的“书序”时说：“序，是唐人流行的一种文体，有如临别赠言。韩愈的序更是形式手法灵活多变，大都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使人读来回肠荡气，余味无穷。”[11](P112)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16]的“韩愈的用世之文”一节中则有这样的论述：“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到韩愈笔下，送序文就多种多样了。”[16]（中册P189）而且在下文中又将昌黎之赠序文的内容进行了分类评析。类似的论述在其它散文史著作中也可以见到。但从总体上看来，将唐代序文放入唐代散文史、整个古代散文史、乃至整个文学发展史中去加以衡量、把握的史述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
三、赏析性研究
赏析性研究主要是从鉴赏的角度，对唐代序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加以分析、品味，以便领会其文学魅力。这类研究是近20年来唐代序文研究的主流，而此类研究的对象又相对集中在名家名篇的赏析方面。
王勃的《滕王阁序》是这个时期最受关注的一篇唐代序文，有关的赏析性文字也最多。其中大部分是对其艺术手法、语言、句式、构思等方面进行赏析的。如况彩霞的《〈滕王阁序〉的语言艺术赏析》[17]、纪作亮的《王勃〈腾王阁序〉赏析》[18]、吴礼权的《王勃〈滕王阁序〉艺术谈》[19]等文章从多个角度对王勃的《滕王阁序》作了鉴赏和评析，尽管见仁见智，但这对于扩大和提高唐代序文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愈的序文，特别是其赠序文，也是近20年唐代序文赏析性研究的一个重点。涌现出了像蒋凡的《读韩愈〈送董邵南序〉》[20]、王学太的《反复咏叹，言婉思深——读韩愈〈送杨少伊序〉》[21]、吴小如的《读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22]、《读韩愈〈送董邵南序〉》[23]、郑伯勤的《鲜活的社会众生相——读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24]等一批赏析佳作。然而它们的赏析范围大都局限在韩愈赠序文名篇中的少数几篇上，虽说对其思想、艺术等方面也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鉴赏，但相对于韩愈的39篇序文（其中赠序文34篇）而言，这些研究所关注的范围仍显得太小，还有待进一步扩大。
李白、杜甫、柳宗元、王维、白居易等著名作家所创作的各类序文佳作，也成为近20年来唐代序文赏析性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如：孙连琦的《读柳宗元的〈送薛存义序〉》[25]、聂文郁的《树立榜样，提倡风雅——评释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并序》[26]、顾忠国的《一曲中日友谊的颂歌——读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27]、邵璧华的《名贵百果王，古今有佳篇——试析〈荔枝图序〉和〈南州六月荔枝丹〉的同异》[28]、乔力的《融幽愤于别愁，托玄思在人间——读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29]等论文，此外还有收录在各类文集、文选和古文鉴赏辞典中的对唐代名家序文进行赏析的文字。它们往往成为既深入又优美的赏析性研究论文的典范。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专门的序跋文选本，标志着学术界对包括唐代序文在内的序文研究的更加专注和自觉。如李喜所、徐兆仁主编的“古文佳作类编”中的由周俊旗编著的《历代序跋名篇选评》[30]、傅璇琮主编、曾子鲁注译的《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序跋卷》[31]。后者对每篇序文除了进行“注释”和“今译”外，还有“作者简介”和“简评”。如在介绍韩愈时说，“其赠序历来受人称道。它能突破前人‘先叙离情，后缀风景’的常见格式，或以议论为主，或以议代叙，或寓抒情于议论，内容丰富，手法多样，其风格也千姿百态，或端庄凝重，或活泼轻快，或酣畅淋漓，或委婉曲折，极尽文章变化之妙。”[31](P66)两书均将“序跋（包括赠序）作为专门选集，可说是一次尝试”[31]（“前言”P4）。而且它们较多、较集中地收录、赏析了相当数量的唐代序文，这本身对唐代序文的研究，也是一种促进和推动。
四、介绍性研究
介绍性研究主要是从知识普及的角度，说明唐代序文的文体特点。这类研究大多体现于有关古代文学、文体的一般教科书、辞典类工具书、以及少量的普及性论文、著作中。如王谦《古文中常见的几种文体》[32]、曾枣庄《从文章辨体看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33]、杨秉祺的《古代散文体裁浅论》[34]、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陈必祥的《古代散文文体概论》[35]、王洪主编的《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36]，等等。它们一般均是在“序跋文”和“赠序文”部分对唐代序文有所论述。有的阐明序的起源，有的介绍序的特征及写作技巧，有的还对形成并盛于唐的赠序体散文的产生、功用及特点作了较详尽的概述。
如王谦在《古文中常见的几种文体》一文中指出，“赠序”开始出现在唐朝初年，可能是由书序发展来的。唐人有写诗赠别的习惯，赠诗结集，于是以序冠于卷首，以后序逐渐独立出来，就是“赠序”。唐人早期的“赠序”，内容都很简单，而且喜用四六骈体，至韩愈始加创新，使之成为一种既能抒情又能议论的极富于表现力的文体。“赠序”在内容方面的要求，不仅是惜别，而且还要赠言，即乘送别之际说些勉励的话，甚至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发表作者自己的看法，这样也就使文章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第十一章“古代文章的各种体类”第四节“赠序文”中也指出，古代以“序”名篇的文章，有赠序一类，是专门为了送别亲友而写的。在文体分类上，过去把它与序跋合为一类，直到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才把它单独列出，称为赠序类。赠序虽与序跋之序有别，但赠序可以说是由诗序演变而来。古代文人在亲朋师友离别之际，常常设宴饯别，在别宴上又往往饮酒赋诗，诗成，则由在场的某人为之作序。后来，则发展到虽无饯别聚会或赠诗，而送别者也写一篇表示惜别、祝愿与劝勉之词相赠，这样，赠序就割断了与序跋之序的关系。据统计，在韩愈的集子中共收有赠序文34篇，文中直接提到赠诗的就有16篇，柳宗元集子中共收有赠序文29篇，直接提到赠诗的有10篇。宋、明以后，赠序才逐渐成为单纯赠别之作。而且该章节还以李白的《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柳宗元的《送薛存义序》等篇为范例，归纳出赠序文在内容、结构等方面的特点，并进而给赠序文下了定义。另外，在该章节的最后还谈及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柳宗元的《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等唐代序文，多用以记宴饮盛会，其来源也与临觞赋诗、为诗作序有关，但它主要在写盛会的场面和宴饮之乐，既不专为诗而作，也与赠序性质不同，可称为序记[37](P382-387)。这样的论述，表明学者们对唐代序文的关注更加广泛而深入。
五、其它研究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近20年来唐代序文研究还涉及到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如关于某篇序文的作者、注释或创作时间等。该类论文如仇永明的《〈送董邵南序〉“屠狗者”注辨证》[38]、林瑞生的《〈开凿大庾岭路序〉作者问题析疑》[39]，等等。
其中，王勃《滕王阁序》的创作年代，就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之一，王勃《滕王阁序》具体的创作时间，因史料记载不同，历来就有争议。《唐摭言》卷五云：“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太平广记》卷一七五载：“（勃）年十三，省父至江西，会府帅宴于滕王阁……。”以上两种史料是“十四岁说”的依据。《新唐书·王勃传》对此文写作之年语焉不详，只用“初”字一笔带过，却又明确为“九月九日”所作；《唐才子传》卷一则谓高宗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南昌时作。后两种便是“上元二年说”的依据。近20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既有赞同“十四岁说”的，如王天海《〈滕王阁序〉写于何时》[40]等。又有认可“上元二年说”的，如许嘉甫《〈滕王阁序〉小考》[41]等，还有发表新见的，如周本淳《童子·弱冠·他日——试论王勃作〈滕王阁序〉之时间》[42]中认为“约略其为二十左右奉父之交趾任所作”；任国绪《王勃〈滕王阁序〉作于何年》[43]一文中，对“十四岁说”与“上元二年说”之扞格难通之处也进行了考述，而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王勃作《滕王阁序》的时间应是总章元年；等等。
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唐代序文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一是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唐代序文研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并逐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二是研究的视野不断开拓，既关注到了不同作家的多篇序文，也关注到了同一作家所创作的不同类型的序文。三是研究层次的不断深入，从对其思想与艺术的评析到对其内涵与外延的把握，唐代序文的研究深度正逐步推进。然而从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的全局看，唐代序文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方面，比起唐诗研究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首先是研究范围仍需扩大。仅《文苑英华》中就收录有近80位作者的约600篇序文，而目前唐代序文研究中较多涉及的作家不过十来个人，作品不过一二十篇，两相比较，极不相称。第二是研究质量有待提高。近20年来的唐代序文研究中有份量的专题性研究所占的比重太少。第三是研究方法亟待改善。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唐代序文必然有其相应的适用范围和场合，有其一定的格式和写作要求；同时，作为唐代的一种文体，它又必然与唐代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及文人生活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些角度入手，对唐代序文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将会获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收稿日期：20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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