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大后方抗战战略地位的确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后方论文,战略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南，狭义上指四川、西康①、云南、贵州，广义上包括西藏和广西。本文所指的西南，是以四川为中心的狭义上的大西南。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凭借着西南大后方，最终得以坚持至抗战胜利。西南大后方抗战战略地位的作用，正如1946年4月30日国民党政府在《“五·五”还都南京宣言》中所说：“固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如不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克奠今日胜利宏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敌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奕叶不磨！”②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是如何确定的，史学界很少探讨，本文试述己见。
一、大西南具备了作为大后方的基本条件
弱国守核心，强国守边疆，这是近代以来对外战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得出的卫国道理。1840年，英国首先从海上进攻中国的东南边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故技重演，迅速地攻破中国的边防，占领了清廷的都城北京；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为日军打败。可见缺乏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的中国，难以御敌于国门之外。根据大而弱且幅员辽阔的中国国情，中国在强敌进攻面前，只能守核心，做持久抗战。所以当20世纪30年代，日寇再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后，中国的领导人就必须采取持久战略，并为此做好一系列的准备。事实上国共两党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蒋介石在1932年11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上就认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③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写的《论持久战》更加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抗日战争有一个战略防御的阶段。在相持阶段到来时须建设一个后方来进行抗战，他说：“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指广州、武汉、兰州）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④那么战略防御以什么地方为依托呢？这个地方在地理上不但能提供持久抗战的根据地，而且在经济上须有支撑能力。对此中国内陆各地，能当此大任者自属以四川为中心的大西南。
以四川为中心的大西南，在国防地理上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战略地位。四川（包括西康）北以岷山山脉与陕西、甘肃二省为界，西与青藏高原毗连，南以金沙江和云南接壤，东以巴山山脉与湖北相连，并紧靠湘西雪峰山地区。长江横贯境内，汇合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诸水，奔流东向。四周高山环绕，腹心为盆地，平畴沃野，形胜天然，有所谓“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东扼长江，足为吴楚咽喉，北走秦岭，沟通秦陇肘腋。实为西北、西南的要冲，中原的后卫，西部中国的屏障。军事家根据中国地形西部高耸，东南低平，地势倾斜，长江自西向东的特点，将四川喻为人的头部，荆州、襄阳为人的胸部，江浙为人的下肢。因此，自古以来，四川安危和整个中国兴衰息息相关。就攻而言，东汉末诸葛亮以“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力劝刘备创业西南，问鼎中原；就守而言，南宋余玠充分利用四川地形，抵抗蒙古骑兵。这就是说，“以战为守守必固，以守为战战必强”，点出了四川的重要战略地位。
四川的中心地位并不排斥同它相连区域的重要地位。四川是和汉中、陇南、云贵高原、青藏高原连为一体的。汉分天下为十三部，益州剌史领辖九郡，就领有今天四川、甘肃、陕西、云南及贵州一部。因此，四川和它们的关系是唇齿相依。
那么大西南的经济条件怎样呢？西南地区自然资源异常丰富，经济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其一是拥有巨大的水力资源，是世界上水力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其二是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矿种较为齐全，其中金属矿拥有铬、钴、锌、铜、锡、铅、汞、锰、铁、铝等，非金属矿拥有磷、天然气、硫铁矿、芒硝、盐、石棉、煤、云母等，均占全国重要地位。
四川在西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明显快于云、贵等其它地区，这是由它经济自然条件决定的。自古以来，四川就被称为天府之国，得天独厚，气候温和，雨量丰富，“秋冬如春，暮夜多雨”，冰雪罕见，又称“西属漏天”，“黎风雅雨”；土壤膏腴，即虽山坡峡谷，都辟为梯田；资源丰富，川盐闻名；民勤精作，吃苦耐劳；四川赋税，在全国最多。就广义的国防而言，四川实在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区域。1935年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演讲《建设新四川之要道》也认为：“四川省山河雄壮奇伟，气温之温和畅适，物产之富饶丰盛，均为各省所罕见。四川又有伟大悠久的水利工程，得以减少水旱灾荒，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人口达五千多万，约占全国总人口数八分之一，民性勤劳优秀，文化根基特别深厚，实在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上也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的最好根据地。”⑤
此种特点的四川（包括西康），再加上云南、贵州，整个西南地区自然拥有持久抗战的战略地位，国民党政府把它作为持久抗战大后方，这是最佳选择。文化界著名人士丁文江在1932年7月21日以帝国主义国家进攻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作比喻说：“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四川、江西是我们的乌拉尔，云南、贵州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⑥
二、抗战前蒋介石设法真正统一西南
西南具备了地理、经济条件，那末，西南的政治状况如何？蒋介石中央势力退往西南，西南地方军阀的态度如何？虽然双方之间存在着吞灭与反吞灭的矛盾，但在客观上却是有利于抗战的。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开始北伐后势如破竹，西南军阀迫于形势先后响应。从1926年10月至12月，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先后任命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候、田颂尧等分别为第20、21、22、23、24、28、29等军军长。11月27日委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指定刘湘为主席。1927年10月批准组织四川省政府，以刘文辉为主席，收买了四川军阀主要代表人物。在此期间，蒋介石还以军长、总指挥等名位收买了云南军阀龙云、贵州军阀周西成等人。然而这只是纸上的隶属，蒋介石心中很清楚西南军阀想割据一方。
西南各省以四川政治最为混乱，蒋介石的重点也在四川。在军阀混战中实力最强的刘湘，虽然感激蒋介石在1932年至1933年他与刘文辉的大战中所给予的支持，却时刻提防蒋系势力的渗入。蒋介石不能强来，但在寻找机会。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后，蒋介石对其心腹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⑦因此他于11日就向刘湘提出派10个师入川协助作战，但遭到刘湘的坚决拒绝。于是改变主意，于1935年1月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并宪兵2000余人入川督战。参谋团入川，是蒋系势力打入西南的开始。随之蒋介石于3月飞抵重庆，并立即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⑧开始剥夺刘湘的军事指挥权。
蒋介石到四川后立即采取系列措施，归纳起来有：(1)打破防区制，成立以实力最强的刘湘为主席的省政府，规定自1936年3月1日起，四川所有各军月饷统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收统支，自此打破了为害四川近二十年的防区制。(2)整理四川财政，规定自1935年起确立预算制度。(3)统一四川币制，核准发行善后公债及整理金融库券，收兑地钞，推行法币政策。(4)开发交通，抗战前完成川黔、川鄂、川陕、川湘、川滇五省联合公路。⑨(5)在统一省行政方面，核定施政纲领和训练县行政人员。(6)轮训军官、裁减和改编四川军队。1935年7月创办峨嵋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兼团长，轮训川军各级军官。1937年3月18日又表示“四川的军队太多，应该缩编”。⑩6月28日颁布《四川西康军事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着手裁减、改编四川军队。
蒋介石同时还设法统一云南、贵州，他首先对实力最弱的贵州军阀下手，将省主席王家烈调出贵州，而以亲信吴忠信继任，将贵州纳入蒋系范围。到昆明后看到还不能对龙云下手，就对陈布雷说：“只要他服从中央、反共，云南的事只好暂时由他去负责了。”(11)
从上来看，在国民党政府全面抗战之前只统辖中国本部18个省中的11个，中国还缺乏一个有效能的中央政府，蒋介石和西南的关系极为紧张，西南军阀阻碍中央政府影响的渗入。在建立有效能的中央政府方面，上述措施无疑是必要的。
也正是由于双方的关系紧张，蒋介石便借助于“团结一致复兴民族”的旗号来推行上述措施。1935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峨嵋集训团上对西南各级干部说：“只要大家发扬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光荣，以川滇黔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一心一德，为国牺牲，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安固昌隆，巍然屹立于世界！”他还表示：“我敢说：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去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12)在外患日急、国势阽危的情况下，这段话无疑激起了西南军阀的民族爱国感情，有助于蒋介石对西南的统治，为中央政府顺利迁入西南奠定了基础。
这里有一个疑问，国民党政府在抗战爆发前是否有一个战略计划，把西南作为抗日大后方呢？我们认为主观上是有的，但未真正推行。“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威胁到国民党政府政治中心南京，故而迁都洛阳。继之蒋介石正式提出弱国守核心的问题，但此时计划建设西安，因之成立以张继为委员长的西安筹备委员会，计划以西安为政府中心，成都为仓库中心，“把西安与成都联合起来。”(13)1933年8月5日，蒋介石对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说，准备迁都西安。
但在蒋介石1935年入西南后改变了计划，他在抗战爆发后曾说：“这个根本计划到什么时候才定下来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迁至洛阳为止。”(14)他1935年对龙云说过：“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宣易（宜昌）、常德为最后阵地，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15)
这就是说，国民党政府起初计划在洛阳和西安，后来才改变在四川。既然计划确定了，为什么又未推行呢？原因是：第一，蒋介石忙于反共内战和统一内部各派，抗战准备不足。第二，与蒋介石对形势的判断有关。他对苏美英很快出兵干涉日本侵华寄予过高的期望，对于日本进攻速度之快心中无数以至缺乏相应的准备措施，导致大敌当前，仓皇失措。内迁都城及工业内迁的场所变换和行动迟缓即是明证。第三，西南又处于地方军阀直接控制之下，蒋介石虽然加强了对西南的控制，但西南军阀的命根即军队还在。建设大后方，就要进行经济建设，但国民党政府一直未进行，直到迁都重庆后行政院长孔祥熙才正式宣布：“现在政府已斟酌西南各省的资源及交通，决定在四川境内，选择适当地点，为第一期要发展的工业区域。”(16)
三、西南大后方抗日战略地位最终形成
1936年7月，蒋介石对离任回国的国民党政府首席财政顾问英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绝对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等待英美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17)
蒋介石要推行此计划，必须做到：将西南地方军队调出参战，使蒋介石中央势力能顺利进入四川；国民党军队必须坚持相当一段时间，以便有时间将华北、华南、华东一带的人员和物资，尤其是兵工厂，迁到西南，奠定西南经济建设的基础。这些设想在全民同仇敌忾的情势下都实现了。
首先，西南军阀都有强烈的爱国心，全面抗战一爆发，刘湘即于1937年7月10日电呈蒋介石请求抗战，随即发表《告川康军民书》，表示：“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抗战而效命。……睹我（四川）七千万同胞抗敌情绪之高亢激昂，与其意识之坚决，所以领导提挈之者，惟恐落后。”(18)代表了西南坚决抗日的决心，四川抗日名将孙震说：“吾人于此实深佩刘湘先生明大义识大体”，“实不愧为川康地区的领袖人物。”(19)在此情况下，川军于1937年9月分东、北两路同时开拔。以第41、45、47等军编为第22集团军，由川陕大道北上向西安集中，增援山西前线；以第21、23、44等军编为第23集团军，由川鄂大道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路前线；以在贵州的第20军，配属一军编为第27集团军，由贵州出发向武汉集中，增援上海前线；继之在四川又编4个师，编为第30集团军，向湘赣前线增援；又从第22集团军中抽出一军，配属一军，合编为第36集团军，向太行山增援。总计自抗战爆发后从四川调出6个集团军共12个军以上，约占全国军队十分之二。如果加上从云南在武汉会战前调出的3个军，西南共有15个军以上调出作战。如此多的军队调出，当然使蒋介石中央势力迁入西南很顺利。
其次，再看看国民党军队的初期作战情况和西南大后方形成的关系。国民党政府1937年8月20日、1938年1月2日和7日先后三次颁布作战方针(20)，规定主力集结在华东和华中，逐次抵抗。日军无全盘计划，而是根据战争进展情况，先后制定了四个阶段（平津、淞沪、徐州和武汉）的作战计划，其第四阶段计划规定在武汉会战后“确保华北、京、沪、杭、汉各地区及东南沿海各要港，恢复占领区治安，建立政权，以求结束战争。”(21)从双方作战方针来看，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双方注力于战略要地及交通要道，如山西、平汉线、津浦线、京沪杭汉。中方作了一定抵抗后，逐次向核心撤退；日方在于歼灭中国野战军，占领经济中心和交通城市，迫使中国就范。其结果必然是上述交通及战略要地失陷于敌手，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等会战的结果就是这样。因此，国民党政府只能迁至西南。第二，国民党政府的作战方针宗旨在于争取时间，尤其是防止武汉过早沦陷，目的就是转移人力、物力、财力至大西南。第三，日军初期作战兵力在华北、华东几乎相等，华东在淞沪会战后期才增至10个师团。这说明日军想速战速决，迫使中国马上投降，目的未达到后才又准备另一击。第四，日军在攻占武汉后暂无大规模进攻计划，原因之一是兵力不足，之二是试图确保占领区。这样，抗日相持阶段就到了，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就形成了。
再次，厂矿的迁入，奠定了西南抗战经济建设基本格局。自抗战爆发至1940年底止，内迁厂矿共448家，其中机器工业最多，占40.4%，纺织21.7%，化工12.5%，电器6.5%，饮食品业4.9%，矿业1.8%，钢铁0.24%，其他12.1%。分布地区是：四川占54.7%，居第一位，湖南、陕西、广西分别为29.2%、5.9%、5.1%，其他省为5.1%(22)。完全复工者达70%以上。尤其是全国大批大专院校、科研机关、实验设备及科学技术人才汇集西南，更加推动了西南经济发展，增强了西南经济支持抗战的能力。蒋介石在1938年10月30日发表的《武汉撤守告全国军民书》中也认为：“今者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次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23)
综上所述，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定乃是由西南国防地理位置、经济条件、蒋介石对西南的统治措施、西南军阀的抗日爱国以及敌强我弱导致战略撤退诸种因素所决定的。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正式移驻重庆并发表迁都宣言，标志着西南大后方抗战战略地位正式确定，至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而正式形成。
尽管西南大后方的确定有仓促之嫌，但它的最终形成对中国抗战却有着重大的意义。西南大后方做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另一中心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保持了一面抗战旗帜，对于稳定中国军心民心、坚持抗战有重大作用；同时由于大批工业内迁及国民政府在西南的各项经济建设，使西南大后方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西康省于1939年元旦建立（包括今天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区大部分）。1955年撤销。
②周开庆：《四川史话》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第94页。
③(15)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4册，台湾版，第134、2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
⑤吴湘相：《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出版，第309页。
⑥1932年7月21日天津《大公报》。
⑦晏道刚：《蒋介石追捕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15页。
⑧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第395页。
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四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
⑩乔诚、杨续云：《刘湘》，华夏出版社出版，第104页。
(11)王泰栋：《陈布雷外史》，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98页。
(12)黄绍竑：《五十回忆》，杭州云风出版社出版，第306-307页。
(13)1933年8月1日南京《中央日报》。
(14)台湾近代中国编委会编《近代中国》第59期，1987年6月出版，第108页。
(16)董文中：《中国战时经济特辑汇编》，中外出版社1940年出版。
(1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4册，第10页。
(18)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下册，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印行，第22页。
(19)孙震：《八十年国事川事见闻录》，台湾四川同乡会编印，第201页。
(20)(21)参见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4卷附录，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22)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下），中华书局1947年刊印，第31-32页。
(23)蒋纬国著《抗日战争指导》，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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