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道德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伦理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为一定社会经济所决定，而且也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我们能否进一步说，伦理道德作为决定人的行为的一种主要力量，实际上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这已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所证明。
一般说，经济发展作为人们经济活动和经济努力的结果，不可能仅仅是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引起的。但在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只是从物质生产要素变化的角度来分析把握社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并认为经济发展只是物质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要素变化的结果。因此，在他们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中，“制度”是被排除在外的。在他们看来，“制度”不过是经济发展的既定前提和外在条件，或者只是“外生的变量”。至于伦理道德，更是不在其视线之内，有人甚至否认市场经济还有其“道德基础”。然而以道格拉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却以其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全面考察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充分证明：“制度”（含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是决定或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一度普遍流行的技术因素决定论的观点，诺思在《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等文章中指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制度因素。
对于“制度”以及其中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另一位国际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刘易斯所作的理论分析与阐述富有启发性。他说，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二是知识的增长及其应用；三是人均资本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但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在有力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是这样呢？或者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些因素在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些历史阶段这些因素却很少呢？这应当研究哪些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哪些制度不利于人们努力、创新或投资，然后应进入观念领域，进而找到一个国家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的原因。正是根据这样一种思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现象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比较分析，得出了制度制约经济发展的结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当然不只是抑制或者促进，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有两类：一是无效率的制度；二是有效率的制度。前者抑制并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后者则促进或引起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研究和意见》一文中对现代经济增长作了如下界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
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包括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所谓“制度”，也就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关系的规则。“制度”作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系统，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相应的实施机制所组成。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意识形态”作为相对于“制度”（即正式制度）而独立的因素，实际上是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根据诺思和刘易斯等人的看法，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激励和限制虽然是强有力的和更直接有效的，但却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比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更为根本和重要。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是正式制度形成和得以确立的价值根基，而且还为正式制度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提供义理性辩护和精神支持。进一步说，正式制度的运行所需成本远远高于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运行所需要的费用。当正式制度运行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社会就只能依靠伦理道德等社会约束力量来进行社会调控，以保持其稳定，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正式制度运行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伦理道德的力量也会发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还可起到减少正式制度运行成本的作用。因此，伦理道德对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能动因素。
伦理道德何以构成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呢？从根本上说，这决定于伦理道德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类行为所作的更为接近实际的界定，在一般人的经济行为中不只是存在着追求财富最大化动机和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也存在着追求非财富（利他主义、自愿负担等）最大化倾向。也就是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仅仅是希望获得物质利益上的回报，而且同时希望得到精神价值上的回报。这就决定伦理道德的力量必然会对人的经济行为发生作用。即使从单纯经济的观点看，意识到遵守一定伦理道德规则会有经济上的“好处”和利益回报的经济主体，也会接受一定的伦理道德约束。那种认为对人类经济行为起决定作用的只是“经济的力量”，而伦理道德的力量一般都会游离于人类经济活动之外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人们的经济活动不仅是“经济的力量”起作用的体现，同时也是其“内在价值的一种表达”。正是由于伦理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和“内化了的影响力”能对人类经济行为发生重要影响，所以，它也就必定对经济发展起一定制约作用。
二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内生的变量”。由此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契合的伦理道德，也能产生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并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
由于伦理道德作为引起经济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无形”的特点，即不像其他有形物质生产要素那样可以计量，因而我们很难对伦理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多大作用提供量的证明。不过，我们可以从有关的量化分析中发现伦理道德的作用是很大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各种“有形”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的贡献所占比重不大，还有很多剩余值找不到主。这里的“剩余值”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证明不是由技术因素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实际情形也许并不这样简单，但确认制度以及伦理道德因素有自己的很大贡献却是令人可信的。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功能所作的分析，“制度”主要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合作效益、激励经济努力、克服“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社会经济功能。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就是它的这些经济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由此进一步具体分析其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伦理道德在总体上是既作为制度性因素又作为精神因素影响经济行为以至促进经济发展的。它主要有如下几个作用点：
1、通过对人们的经济努力提供激励，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首先来自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又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分工和专业化；二是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在分工和专业化已成普遍现实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积极性或进行投资、创新、经营和创造的经济努力，对于经济增长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人们的经济努力特别是进行涉及长远利益的投资与创新，显然是需要社会激励的。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激励结构提供的激励，人们的经济努力就会大大弱化，甚至会停顿下来。在支持人们进行经济努力的社会激励结构中，最为直接有效的激励当然是利益上的制度化激励，即从正式的制度安排上保证使人们所付出的“成本”（即努力）与所得的收益真正挂上钩。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应的伦理道德上的激励是无关紧要的。由于人类行为具有寻求合理性依据和追求非财富最大化的偏好，伦理道德上的激励就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离开伦理道德的支持正式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就是在正式制度正常发挥激励作用的情况下，伦理道德的激励对人们的经济努力也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比如，它通过为人们的努力提供合理性辩护，使人们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创造性的经济活动；通过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调动人们的热情和信心，推动人们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等等。
2、通过减少交易费用，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思的一大发现。所谓“交易费用”，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所需要的成本，包括获取交易信息的费用、交易中的谈判费用、协调费用，以及合约的签订、实施和监督所需要的费用等等。表面看来，减少交易费用似乎与经济发展的大局无关。实际上，在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好处（生产成本下降）有可能被它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抵消的情况下，设法降低交易费用就成为发展经济的要害所在。能否降低交易费用，不仅关系到人们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而且会对人们的积极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不只是与非个人交换形式下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有关，而且与人们的利益分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有着更为根本的联系，因而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或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力，强化人们行为的确定性，就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根本途径。在这里，伦理道德的作用十分突出，它一方面作为一种外在影响力抑制欺骗假冒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内化了的影响力”强化人格的可靠性，从而内在地阻止不诚实、投机取巧、背信弃义等等行为的发生。伦理道德的这种作用虽不像正式制度约束那样有力度，但其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却是正式制度所远远不及的。由于正式制度的运行本身需要较高的成本，伦理道德的作用就更不可少。可以说，对于节省交易费用，伦理道德的贡献比正式制度的贡献大得多。要是没有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的帮助，仅靠正式制度的有限作用，几乎是没有希望大幅度降低交易费用的。
3、通过提高合作规模经济效益，推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现代经济实际上是更大范围的分工合作经济。这种经济的发展，不仅是通过不同经济主体的竞争所带来的活力和效率促成的，而且更是通过不同经济主体的分工合作所带来的规模效益促成的。不同经济主体的分工合作，既包括经济组织的内部合作，也包括超越私人联系和组织界限的社会合作，如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的广泛交换关系的建立，都是社会大范围的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合作产生组织的合作效益；全社会乃至全球范围的经济合作（或交换）则带来普遍的规模经济效益。然而，不管是现代经济组织的内部合作还是更大范围的社会合作（交换），显然都是在一定伦理道德的支持下得以进行和达成的。可以说，伦理道德是促成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促成合作的重要机制。没有一定伦理道德作为“基础”和“机制”，便无法建立起组织内外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特别是“市场”上的广泛信任关系。而没有“信任”，合作当然无从谈起。伦理道德可以使人走向合作，合作则给人带来更大的好处。在时下中国，经济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大量不合作的现象，全社会范围的广泛交换关系之所以难于建立起来，合作规模经济效益之所以上不去，不仅与相应的制度创新没有跟上有很大关系，而且与中国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秩序”有实质性联系。
4、通过影响人们的精神取向、人格素质和工作态度， 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韦伯说，新教伦理塑造了从事“商业”的教徒们的资本主义精神（即追求利益和效率最大化的精神）和与此相关的行为品格（节欲苦行）及“敬业精神”，并因此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当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精神取向还未指向经济发展，还不在乎工作的经济效率和经济绩效，其人格素质和工作态度还与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之时，该民族的经济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契机老早就有了，可为什么迟迟没有发展起来呢？这不能说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造就的中国人“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精神取向等等没有联系。而市场经济在当今中国开始发展起来且又面临重重困难，显然与中国人经过一百多年的苦苦挣扎和新文化启蒙，终于在精神上接受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现代理念，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义利并举”、“义在利中”的价值取向，但又还没有完成这种精神上的调整，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经济所要求的人格素质和工作态度等等有很大关系。这里的道理主要在于：伦理道德作为一种与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必定会对人们的精神取向、人格素质和工作态度发生重大影响，而人们的精神取向、人格素质和工作态度，不仅决定人们是否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事业中去，而且会作为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产生“质”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诺思和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大师都确认“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或“道德传统”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强调发展现代经济必须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相应“调整”，或是必须从“道德传统中学习一些有用的制度性知识”，找到一些合理的精神支点。
三
我们说伦理道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当然不是说任何意义上的伦理道德都能促进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无效率的制度阻碍经济发展”的原理，同样适用于我们分析把握伦理道德的经济功用。这就是说，伦理道德也能产生“效率”或不能产生“效率”，只有能产生效率的伦理和道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因而也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什么是能产生“效率”和效益，并为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伦理和道德？根据以上我们对伦理道德的经济功用的分析，可以肯定，那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或为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伦理和道德，至少具有适应和满足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如下特质：（1 ）为人们在各个方向上创造经济绩效的努力提供义理上的普遍激励和精神支持；（2 ）为人们分工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大提供价值动因和规则支持；（3 ）为人们处理经济活动中的复杂利益关系或产权关系提供价值依据和行为框架。由于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影响人的经济行为实现的，因而，促进经济发展的伦理道德又必然是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价值系统。与此相关，它又必定与民族的“道德传统”具有文化上的联系，是作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见诸现代社会的。
现代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伦理道德是以保护“产权”为实质内涵的行为准则系统或价值系统，这套价值体系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
1、“产权”的伦理和道德。所谓“产权”， 在经济学意义上主要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拥有的一定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这种权利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制和习惯（主要是伦理道德）认可的，同时也是社会法规所赋予的。它实质上是“物”的存在及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的伦理和道德实际上就是人们认可“产权”和处理产权关系的基本伦理理念、道德规则和相应的行为模式。其基本精神是确认“产权”在道义上的“合法性”。可以说，“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有关“产权”的基本伦理理念，也是有关“产权”的基本伦理原则。与此相关，还有要求人们彼此尊重和维护“产权”的一系列行为准则。这些保护“产权”的伦理理念和原则要求为人们所内化和践行，就构成人们尊重“产权”的道德。对“产权”的保护是激励人们在各个方向上进行创造性努力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在现代社会，最有权威、最有力度的“产权”保护当然是法律上的保护，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伦理道德上的认可和维护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不仅法律对“产权”的保护离不开相应的伦理道德支持，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们尊重“产权”的伦理观念、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起了保护“产权”的作用。必须看到，伦理道德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认可和保护“产权”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实现的。
2、契约伦理和信用道德。 这是指人们在处理彼此的交换关系（即“产权”交易关系）时必须坚持的伦理理念、道德规则和行为模式。这也可以说是建立和达成契约关系的双方对契约应当持有的道德立场和道德态度。其基本内容就是讲“信誉”或恪守诺言或“兑现承诺”。休谟将此视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道德律之一。由此道德律或基本伦理原则也可引伸出不少具体的行为准则，诸如“诚实守信”、“不提供假信息”、“不背信弃义”、“不违约毁约”等等。这些原则和准则为人们所内化和奉行，便是讲信用的道德。这种伦理和道德，实际上也是尊重“产权”的一种体现。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广泛信任关系，实现分工合作的价值前提和基础；也是节省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要是没有契约伦理和信用道德的支持，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交换关系都建立不起来，更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分工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大和相关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今日中国社会的不少企业特别是一些乡镇企业，之所以陷入没有“市场”的境地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市场”上建立的信任关系非常有限和十分微弱。中外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一再证明，契约伦理和信用道德对现代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扩大分工合作的伦理和道德。 这是指人们在超越私人联系的交换关系中应当坚持的平等对待他人“财产权利”的伦理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道德要求。其基本内容是强调尊重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财产权利”，或者说是强调“权利平等”和“平等待人”。无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其“财产权利”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这种“尊重”的内涵可以表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也可以将此称之为经济正义原则。与此相关还可生出“平等互利”原则，以及“不宰陌生人”、“不恃强凌弱”等其他具体行为准则。这些原则和准则的人格化，就是“正直”的美德。这种伦理和道德是对“爱有差等”的“自然道德”（哈耶克语）的否定，是发展市场经济或扩大“人类分工合作秩序”所必须的。正是这一“普遍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以此为价值基础的超个人的现代法律规则，构筑了人类分工合作的“秩序”，从而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发展。
4、责任担当的伦理和道德。 这是指人们在处理有关自身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应当坚持的伦理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其基本精神是要求每一经济当事人必须承担与“权利”相关的责任，其中包括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和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前者是要求每一个经济当事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利益，不“搭便车”，不嫁娲于人，不投机取巧。后者则要求每一个经济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承担保质保量的责任，不搞假、冒、伪、劣，以至对由自身行为引起的涉及他人和社会的“损失”给予赔偿或补偿。二者的实质都是要求经济当事人承担“不侵犯他人产权”的责任，其中包括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责任。这一责任要求的内化，便形成经济当事人的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担当的伦理和道德，是建立和优化现代经济秩序所必须的，也是建立和扩大现代交换关系所必须的。
以上有关现代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是否可以在我们的“道德传统”中找到其源头呢？我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要是在尚未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古代社会，没有伦理道德对人们维系生命存在的起码“财产权利”的认可和保护，没有大多数人对彼此有限“产权”的伦理共识和道德认可，古代社会的存在和古代物质文明的创造都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普遍主义”的伦理道德传统，而只有“特殊主义”的伦理道德传统，这是值得商榷的。难道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和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公道正义，以及在志士仁人身上得以体现的“公正无私”的美德，一点“普遍主义”的伦理精神也没有吗？应当说，我们的“道德传统”肯定不只是“爱有差等”的“自然道德”传统，其中也有“普遍主义”的伦理道德因素的生长。那些在古代社会形成的有关“产权”的传统伦理道德要素，虽然是很不完善的，但却可以成为我们建设现代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的文化资源和传统依据。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还刚刚开始，“自然道德”在当今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市场”，上述那些反映和体现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伦理道德还远未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因而，在经济学意义上，以保护产权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还是非常稀缺的文化资源。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也是必须通过加强相应的伦理道德建设加以消解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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