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基本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4－0013－07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老话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党总结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的缘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况，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实践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出现新的形势，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我国面临的新问题，也就说，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从目前情况看，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精神实质蕴含于其所解决的问题中，它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的情况，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指导中国的实践。我们丝毫看不出这一论断怎样“从学理上深化马克思主义”了，却只是感到它坠入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不管用(至少部分不管用)的陷阱。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管用(或部分不管用)，那就应该抛弃它，不需要把它中国化了，解决中国问题应该另找一个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问题”的别的什么主义，这客观上为更换指导思想埋下了伏笔。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至少是把两个问题混淆在一起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对前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完全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对后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那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不仅是“无法完全解决”，甚至会连一个问题也很难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客观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或者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有可能走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道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东西，当然不能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另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不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而是生搬硬套，那就是教条主义。这两种妨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倾向都需要防止。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的，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不能用否定一个方面的办法来论证另一个方面，既不能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也不能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错误的或者过时了，不需要坚持，那么就没有必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看，主要的倾向是，往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不对、会不会过时的问题上，也就是在它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中国管不管用的问题上，进而在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出现种种质疑，甚至出现了以“中国化”为借口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象。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澄清。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不会过时，也不会有对有错
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是不是正确，会不会过时，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管用、有的不管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早就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了的。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或者抛弃它的某些基本原理的结果，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它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新的形势、新的情况，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推行改革的结果。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国改革开放首要的经验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1](p.10)(请注意，这里讲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而不是坚持其中一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飞跃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而是说要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加以运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历史反复证明，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这也就是邓小平说的“老祖宗不能丢”的含义。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是僵化的教条和公式的堆积而成的，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科学。正确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决不能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人曾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僵化的教条主义；应当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否定、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某些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否定了，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变成了别的什么主义，更不要说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也不要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而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了！也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对有错，有的基本原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有的基本原理也会由于国情不同而不适用。因此，必须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错误的部分，抛弃那些过时的、不适用的部分，只有这样，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一个个互不相关的、孤立的“土豆”，抛弃了一个，其他的还可以保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基本观点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否定了其中一个基本观点，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就会相应地否定其他基本观点，进而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崩溃。例如，关于劳动价值论，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各种生产要素都会创造价值。但是，如果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认为资本也能够创造价值，那必然就要否定剩余价值学说；而否定了剩余价值学说，由于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其结果必然会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下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被否定了。这并不是主观臆断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所谓“理论家”言论中多次出现过的。因此，做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应该慎之又慎，不要轻易地、想当然地下结论，防止一不小心，主观上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却不自觉地陷入反马克思主义泥坑的尴尬境地。
三、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会犯错误，并不是“句句是真理”，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说的话也会过时，难道就不能批评他们的那些不正确的或过时的观点吗？当然可以。我们共产党人最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对任何人的思想都不能搞“两个凡是”。但是，这里要坚持一个方法论原则：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分析当时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这不能有丝毫动摇；至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当时形势作出的具体判断、得出的具体结论、提出的具体政策，那是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有的判断可能还是错的，需要纠正。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就作过这样的区分。1872年，他们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写了一个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2](pp.248、249)这就是说，会过时的、需要改变的，不是“一般原理”，而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列宁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起草纲领时也强调：“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 (p.274)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阐述的只是一般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4] (p.136)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必须坚持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一定时代、一定环境的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判断、观点、公式，随着情势的变迁，是可以而且应当变化和发展的，因为条件发生了变化，研究的对象不一样了，具体的结论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叫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要警惕有人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号来否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就像列宁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5](p.307)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的堆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从认识论上说，其错误在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看作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而是看作一大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仿佛是一部“日用大全”，生活中碰到各种具体问题，都可以从那里找到现成答案，找不到，就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管用了。在苏联曾经流传过这样的笑话：红军军官在打仗时，先查一查《资本论》，看看《资本论》里有没有打胜这场战争的言论，找不到，就说马克思主义不灵，不能解决问题。这里，他们就有点像那样的军官，指望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能够找到解决当前中国各种问题的具体答案，找不到，就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就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至少要否定不能够解决问题的那一部分原理。其实，早在19世纪末列宁就指出：“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6](p.12)
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肯下功夫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实际情况，却埋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解决问题，进而搞一套抛弃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的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是错误的。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是阐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提供观察和研究现实问题的基本方法，而不是为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要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必须运用它来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谈到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应该说，如果不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而且恐怕连一个实际问题也难以解决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好比猎人手里的一支利箭，老是拿在手里把玩，不断称赞是“好箭”，就是不射出去，那就毫无用处，什么猎物也射不到。所以，我们党历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7](p.797)反对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主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7](p.815)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可见，我们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而是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问题。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
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问题。
在我国理论界经常可以看到一种怪现象：为了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段时间里，打着“理论创新”、“解放思想”的旗号，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错了，那个原理过时了，谁越敢批马克思、毛泽东，他的思想就越“解放”，越受到赞扬，这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他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立起来，看起来似乎想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明，它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由，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这个问题也需要作点分析。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经过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所有制结构方面，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所有制相适应，在分配领域，不仅有按劳分配，而且还有按要素分配，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里，可能还会存在剥削和两极分化。由于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政治上不可避免出现不同的政治诉求，思想领域不可避免出现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因此，我们在经济领域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在政治领域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领域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我国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其中一些原则也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时带有的规律性现象。
然而，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却引起了一些理论上的疑惑。仅就经济理论方面，有人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有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个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有人就主张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有人看到目前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还有积极作用，就反对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的原理，提出私营经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私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看到我国剥削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就反对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原理，主张“模糊”剥削这个概念，或者干脆不承认存在剥削，甚至宣称剩余价值学说“并不具有真理性”，它使得社会主义陷入“迷误”；看到资本收入是合法的，而且得到鼓励，就否定劳动价值论，主张资本也创造价值，资本收入是资本本身带来的，提出各种各样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的“理论”。诸如此类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所谓“创新”观点，屡见报刊，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给人们一种印象，好像只有批判、纠正马克思主义“过时的理论”，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段时间里，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使劲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了社会上、一部分人中流行的时髦风气。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值得我们重视。
还有人采取一种“模糊哲学”，回避尖锐的现实问题。他们不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自己发明一些“新概念”，或者搬用西方社会学的一些概念，把事情的本质掩盖起来，搞得理论观点模棱两可、模糊不清。例如，他们不敢讲阶级，而讲“阶层”；不敢讲资本家，而讲“建设者”；不敢讲剥削，而讲“财产性收入”；不敢讲剩余价值，而讲“要素贡献”；不敢讲劳资关系，而讲“劳动关系”；不愿讲私营经济，而讲“民营经济”，等等。把本来十分清楚的事情模糊化，但这样做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实在令人费解。然而玩弄一些所谓的“新概念”，除了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当前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新的理论飞跃。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理论形态上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树根上生长出来的繁枝茂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说，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这一套(即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因为我们这一套(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8](pp.259、261)同样，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店”，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没有根了。一棵树没了根，枝叶势必枯死；把总店砍倒了，分店也就只好关张。说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对的；但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那就需要推敲了。把这两句话作为因果关系连起来讲，则是根本错误的。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抬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是挖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管用(至少部分不管用)，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势必抛弃马克思主义，甚至要到别的地方、别的主义中去找根，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邓小平曾经对我国一度出现的贬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抬高毛泽东思想的现象提出过批评。1960年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他批评不少报纸不同程度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的情况，指出：“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针对有人提出的“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邓小平说：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发展。”他强调：“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邓小平说，这些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9](pp.283、284)同样，如果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起来好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抬高了，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作用降低了。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六、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从当前理论界的状况看，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是要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为什么中央要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呢？近期，习近平多次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0]他指出：“必须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掌握贯穿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1]。
我们党历来有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的恶劣环境下，毛泽东仍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抽时间阅读经典著作。在党的七大上，他向全党推荐读五本书，说：“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几遍或者看他一两句。”[12](p.533)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规定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书，说：“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8](p.261)类似的话，他讲过多次。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而复杂，更应该多读一些经典著作，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现在，我们的干部文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只要认真对待，通读一些经典著作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当前中央如此突出地强调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笔者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号召，而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从国际环境来说，我国改革开放不久，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有人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加上对外开放，西方各种思潮涌了进来，一时间资产阶级理论、思想泛滥起来；从国内来说，随着改革的深入，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和发展，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国际、国内的这种状况，严重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在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有的人迷信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把它奉为圭臬。还有一些人总在怀疑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过时了、不适用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状况，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不懂、不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最便捷、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说，在当前条件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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