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现代诗人庞德对胡适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庞德论文,胡适论文,美国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3)03-0092-04
胡适1917年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不原则”到底和庞德的意 象派诗歌主张有没有联系?有多少联系?国内外的学者历来就有争议。有学者指出，胡适 的主张源于其反封建启蒙思想；现有人提出，胡适的“八不原则”几乎可以在中国传统 文论中找到直接的根据或类似的议论。究其渊源，笔者认为，胡适的文艺观在某种程度 上受到了以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为代表的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响，他的“八 不原则”的提出，明显反映了他与庞德意象派诗歌主张的密切联系；胡适的“八不原则 ”，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在庞德于1913年发表的《一个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作》(An Imagist's a Few Don'ts)的影响下提出的。但是，“八不原则”并不是对意象派信条 的抄袭，而是把它改造成与中国文学现状相适应的形式，并介绍给中国文体以致力于启 蒙。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的开篇写道：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 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 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1](P3)
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在1913年发表的《一个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作》(An Imagist's a Few Don'ts)中，对诗歌语言方面的要求也作了八项规定：(1)不使用多余的词，不使 用言之无物的修饰语；(2)不使用诸如“宁静的幽暗的国度”之类的表现，这种表现糟 蹋了意象，它把抽象和具体混杂在一起，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作者没有认识到， 自然事物总是充分的象征；(3)远避抽象，不要用平庸的韵文去复述那些在优美的散文 中已经表达过的东西；(4)专门家们今天厌弃的东西将是公众明天厌弃的东西；(5)不要 想象诗的艺术比音乐的艺术简单一些，如果你在韵文的艺术上不至少花费与一个普通钢 琴教师在音乐艺术上花费的同样大的气力，那么你就不可能得到内行的称赏；(6)尽可 能多地接受伟大艺术家的影响，但要作的体面，或者公开承认这种影响，或者把它隐藏 起来；(7)不要让“影响”仅仅意味着囫囵吞枣地去学习你凑巧钦佩的一两个诗人的某 种特殊的藻饰；(8)要么不用藻饰，要么用好的。[2](P60)
尽管有人认为胡适的“八不原则”“处处透露出一种本土气息，骨子眼里依旧是中国 人的观点”[3]；但是众所周知，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有着纵深的背景和悠久的 历史。不管是中国学者与西方文化，还是西方学者与中国文化，彼此都有难分难解的缘 分。梁实秋曾说：“意象派在美国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受其影响 。”[4]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明确指出，胡适的诗歌理论主张受到美国 意象派的影响。胡适在其留美期间的日记《藏晖室札记》中说，他曾经在1916年剪录了 《纽约时报书评》一则关于意想派宣言的评论，并且在下面加了一条按语：“此派主张 与我所主张多有相似之处。”这些无疑是胡适的新诗主张和意象派理论之间联系的确切 证明。胡适和庞德的八点两者在形式上显然有相同之处，在内容上也有共同之点。胡适 主张的第一点和第四点，必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与庞德的第一条，不使用多 余的词，不使用言之无物的修饰语，在意义上很接近。胡适主张的第五、六、七款，在 本质上与庞德倡导的第二、三、七、八点基本一致。他们都要求文学语言进行变革，摆 脱陈旧而俗气的藻饰，不主张用典，反对抽象。胡适提出的第八点“不避俗字俗语”、 意象派诗歌“六原则”中主张的“使用普通语言”，重视日常用语的重要性，其意义和 目的是一致的。其实，在此之前，1915年胡适就曾提出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 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这 “三事”无疑和意象派1913年3月在《诗刊》上发表的“三原则”颇为相似：(1)直接处 理“事物”，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2)绝对不使用无济于表现事物的词语；(3)关 于韵律：采用乐句，不用呆板的节拍。[5](P190)庞德一贯认为，诗歌必须写得和散文 一样出色，它的语言必须是一种优美的语言，除了极其纯洁之外，与口语没有两样。胡 适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中说，他的“三事”“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 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字的文章”。后来胡适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从强调“活文 字”发展为强调“活文学”。
庞德的关于意象派诗歌的八点主张对胡适文艺思想的影响远不止上述宣言中某些意旨 和形式的联系。胡适对当时文学本质的解释就源于意象派理论的诗歌意象的分析。庞德 在《一个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作》中指出：“意象是思想与情感在瞬间的复合体”；“ 意象不仅仅是思想，它是旋涡般的或集结在一起的熔化了的思想，而且充满了能量。”[2](P61)胡适即以此来阐释他在第一条中出现的“物”，也就是文学的内容：“吾国近 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 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二、思想。吾所谓‘思 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文学 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之美人，虽有浓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没末唉。”[1](P3～4)为了 进一步了解胡适关于什么是“物”和概念，我们可以参考后来他在《什么是文学》一文 中所发展的文学的定义：“我尝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达意达的好， 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为了反映意象派的审美理想，胡适在此文中突出了文学的价 值观。胡适提出，好的文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 ，第三要美”。总而言之，文学要明白清楚，只有明白清楚，才能有力动人，后者是前 者的效果；那么，“美在何处呢?也只是二个分子，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 之至，故有逼人而来的影像。”[1](P38)这种“明白清楚”正是意象的核心。在艺术上 ，意象派当时弥漫诗坛的是浪漫主义感伤余风。庞德、埃米·洛威尔(Amy Lovell，187 4～1925)、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1962)等针对浪漫主义在表 现艺术上直抒胸臆、一泻无余的情感泛滥模式，强调诗不应该是“情绪喷射器”，而应 该是“情绪等式”。庞德曾说，艺术家应当寻觅出鲜明的细节，在作品中呈现出来，但 不作任何说明。这种细节就是鲜明具体而又凝炼含蓄的意象，他们要求写出有“大理石 硬度”的“清晰硬朗”的诗歌，其效果就是胡适所谓的“明白清楚”。
为了强调意象派诗歌对中国新诗的意义，胡适还用意象派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诗歌 中“套语”是诗性功能，并试图利用中国传统文学中有价值的成分和因素来阐明意象的 效应。他认为，套语“本来不过是具体的字，有引起具体的影像的目的”。他说：“有 许多套语(竟可说一切套语)的缘起，都是极正当的。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 最宜用具体的词(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 ‘白发’‘霜鬓’；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 ’，‘垂柳芳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林’。初用时，这种具 体的字最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如说‘垂杨芳草’，便真是一个具体的春景；说 ‘枫叶芦花’，便真有一个具体的秋景。这是古文用这些字眼的理由，是极正当的，极 合心理作用的。”[6](P368)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胡适非常重视利用中国传统诗歌中 原有的艺术资源来为他的新诗歌理论服务。
1919年10月，胡适写下了20世纪现代诗论的奠基之作《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 ，把写新诗的方法总结为“影像”的呈现：“我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 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 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1](P54) 胡适所说的“影像”即“意象”(image)。接着，胡适以“枯藤老树昏鸦”等脍炙人口 的中国古诗为例，说明它们是“何等具体的写法”，是如何“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 。他指出，作诗最要不得的就是“抽象的名词”，“抽象的题目”，“抽象的材料”， “抽象的议论”和“抽象的写法”——一句话，正如庞德所说，“不要沾抽象的边”。 胡适举例说，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与奢”之所以不像诗，是因为抽 象说理，不能引起“明了浓厚的影像”。而“绿垂红折笋，风绽雨肥梅”、“芹泥垂燕 嘴，蕊粉上蜂胡须”、“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所以是好诗，是“因为他们都能 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他不满当时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新诗，认为主要的毛病就是不能 用具体的写法，是“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
胡适为了在实践中体现“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的观点，还写了 一些这方面的诗。1917年起，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诗，并于1920年出版了我国现代 最早的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他曾说，《关不住了》一诗是他的新诗成立的新纪 元，而这首诗则译自美国意象派诗人狄丝黛尔(Sara Teasdale)在意象派宣传阵地《诗 刊》(Poetry)上发表的《屋顶之上》(Over the Roofs)。胡适《尝试集》中的《老鸦》 、《一颗星》、《一颗遭劫的星》、《湖上》等就是运用象征性意象传达诗情的。试看 他的《湖上》一诗：“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荧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 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着一个。”这首诗明显得益于意象派代表H.D(
Hilda Doolittle)的名诗《水池》：“你还活着吗?我摸一摸你。你像海鱼似地颤动。 我用网罩住你。你是何人?一个被捆绑者?”[5](P196)诗人运用“具体的写法”，“直 接处理事物”，而且“绝不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从《湖上》一诗我们看到，胡适 的新诗用词简练，刻画的形象轮廓清晰分明。同时，诗人的情感与事物相互融合参照， 将诗人与挚友的情感寄寓于景物之中。细读《尝试集》中的新诗，我们发现诗人的运思 直接、通达、形象，显示一种超越语言界限的具体真实世界，使物象在与诗人情感碰撞 的某一瞬间突然转化成一种新的存在。诚如庞德在解释意象时所说，“具体的写法”或 “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的理智和情感的情结。正是这样一个‘情结’的呈现 同时给予一种突然解放的感觉：那种从时间和空间局限中摆脱出来的自由感觉，那种我 们在阅读伟大的艺术作品是经历到的成长的感觉。”[5](P201)
在诗歌表现形式上，意象派倾向于自由体诗，他们用现代诗歌的“节奏”代替了古典 诗歌的“格律”。庞德曾经指出，“你的节奏结构不应该破坏你的文字的形状，或它们 自然的声音和意义。”他认为，“自由诗的定义是：一种建筑在节奏上的诗。因为我们 讨论的不是调子而是节奏，这是起伏和节奏的完美的平衡感。”[2](P63)从1917年到19 18年底，胡适的白话诗依然还只是一处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从此以后，他的诗才“渐 渐做到‘新诗’的地位”。胡适抛弃了五七言的句式，提出了“自然的音节”的主张。 留美回国后，胡适认识到他在美国试验的白话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 。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 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胡适说：“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 分子：一是语言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 平仄，都是不要紧的事。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1](PP48～ 49)“自然的音节”的提出使胡适脱离了白话诗尝试的阶段，真正做到了“诗体的大解 放”。把握了现代诗的本质，完成了新诗的革命。
胡适“八不原则”提出后，不少文学人士如梅光迪、刘延陵、闻一多等认为胡适的主 张是对意象主义的抄袭。闻一多曾在1922年8月清华文学社的英文信中说：“……胡适 博士的‘八不主义’并不是他的发明，他或许是复制了以伟大的女诗人爱米·罗威尔(
Amy Lowell)为旗手的‘新’诗人意象派的信条。”[7](P55)胡适受意象派运动的影响 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对这一运动并非是仅仅当作诗歌运动的一环来看待的，他是把它 纳入到整个文学的范畴来把握的。胡适是把意象派运动改造成与中国文学的现状相适应 的形式而介绍给中国文学界的。胡适以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有方式对西方思想文化 加以改造，以便使其“洋为中用”，以致力于中国的思想启蒙和“五四”文艺复兴。胡 适与庞德在诗歌的主张方面有着许多相同之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说胡适就 是中国的意象主义者，或者说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谈新诗》就是中国的意象派诗 歌宣言。诚如黄药眠先生所说：“从作为一种诗歌革新的理论宣言来看，两者有着明显 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把批判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文学的形式方面。但在内容的范畴上，却 有广狭之分。”[8](P677)胡适主张的是整个文学语言的全面革新，是以一种文学工具( 白话)取代另一种文学工具(文言)，而庞德的意象派诗歌主张仅仅是在诗歌自身的某些 艺术表现方式上进行革新。这种在内容范畴上的广狭之分带来了两者在性质上的区别。 胡适认为，语言的革新是文学革新的先声，胡适对形式的强调是与内容密切相关的，他 的形式最终是指向内容，是为内容服务的。对胡适来说，“语言和文体的改革本身并不 是目的，它的真正的目的是导入古典文学由于语言工具的局限所不能包容的更为广阔多 样、深邃复杂的文学内容，这并非形式主义。”[8](P678)相反，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 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意象派的艺术目的是取得一种清晰明确的诗歌意象， 为了取得这种效果，他们限制诗歌的题材，限制抒发主观情感，有意识地使诗歌脱离丰 富的社会内容，是诗人进入无内容的空洞的唯美主义。这种实质上的区别使我们在忽视 与意象派的一系列表面相同的主张背后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巨大分歧。例如，胡适所说的 “言之有物”中的“物”，与庞德所谓“不使用言之无物的修饰语”中的“物”有着本 质的区别。前者的“物”，指的是文学的思想内容，即胡适在《谈新诗》中所说的“丰 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而庞德所谓的“物”则是诗歌中 的具体物象，如他所写的《地铁站里》一诗：“出现在人群里这一张张面孔/湿的黑树 枝上的一片片花瓣。”庞德为了确保这种“物象”的明晰，他不惜摈弃一切与之无关的 主观内容，故虽然两者都是提倡言之有物，得到的效果却全然不同。庞德的“清晰明确 ”特指诗歌意象的鲜明具体性，强调的是类似中国诗歌中所具有的意象的强度和凝聚力 。由于强调意象的叠加、交融等技巧的使用，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有时就像《地铁站里》 一诗那样，显得晦涩难懂。“如果说前者使文学真正得到一种解放，使它有可能表现更 加广阔的社会和心理内容，那么后者的效果却恰恰在于一种收束，把自由无羁的情感和 想象重新约束到一条逼仄精细的路子上”。[8](P679)胡透的“清楚明白”就是“要把 情或意，明白清楚地表达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决不会误解”，这正是“ 五四”时期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
收稿日期：2003-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