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吕俊的翻译研究综述
刘培培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国际交流日益紧密，各行各业对翻译工作的需求日渐增大，然而翻译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研究成果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仍有不少译界学者致力于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以期推动翻译学科的发展。本文旨在对吕俊教授翻译学发展、翻译研究方向以及翻译批判标准方面的相关文献及理论进行梳理，以求更好揭示当今译者的研究方向，为翻译发展和实践提供理性指导。
关键词： 吕俊；综述；翻译学发展；翻译研究方向；翻译批评标准
吕俊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曾出版《英汉翻译的理论与方法》等三部著作以及《金色的耶路撒冷》等五部译著，其多年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工作为中国翻译界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实践活动，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其虽拥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但作为一门学科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积淀和理化。成为一门学科恰恰证明了翻译的系统化和理性化是值得探讨的，但其各方面的理论研究和评判标准种类繁多且各学者观点不尽相同，因此，本文对吕俊教授在翻译学、翻译研究及翻译批评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梳理，希望能对把握当今翻译研究的大方向提供一定参考。
为了达到最大的地上总生物量和优质牧草生物量，施肥处理采用高寒草甸草原的最佳施肥量，即在每个样方内施尿素150 kg/hm2，过磷酸钙25 kg/hm2；划破草皮补播处理是在每个样方内，采用机引圆盘划破处理，耙成45°，实施样地作业，圆盘间距30 cm，耙深10 cm，彻底切断植株的短根茎；补播采取人工撒播的方式，补播垂穗披碱草，补播量为22.5 kg/hm2；对照CK未进行任何处理；处理时间为2016年5月13日。于2016年6～9月，在每个样方内随机选取1 m×1 m的样方，将草地植物划分为禾本科、豆科、莎草科和杂类草4个类群，进行产草量和养分含量测定。
一、翻译学理论建构
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建立翻译学”的口号至今，人们对翻译学评价不一，甚至如今还有人否定翻译研究的价值。作为投身翻译发展和研究的学习者和工作者，我们明确知道翻译研究价值的存在以及翻译学创建的必要。但是，想要创建翻译学就要明确我们努力的道路。吕俊教授在《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到：“我们的翻译研究就经历了语文性研究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解构主义阶段。”［1］语文性研究阶段缺乏系统理论指导，侧重译者天赋秉性；结构主义过分强调规律性、客观性，忽略主体性和个体差异；而解构主义具有强大的破坏性、消解性和否定性，因此，吕俊教授提出翻译学建立应以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理论为哲学基础，走建构主义的道路。建构主义翻译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反思”，是对以往翻译研究范式的反思，尤其是对解构主义的反思。建构主义旨在通过各主体之间的交流协商达成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由理性制约且摒弃任何所谓的绝对真理。建构主义认为，原作是作者对复杂世界有选择性的重构，而读者或译者又在认知环境及原文的制约下结合自身理解对原文本进行再次重构，从而实现了认知功能。“建构主义翻译学秉承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把翻译活动定位在对文化之间互动与交流。”［2］
同时，对于翻译学的理论架构，吕俊教授提议将翻译学放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中思考。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3］（P27）一书中指出，翻译这门科学形成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缓慢是因为人们缺乏特定的研究模式。吕俊教授十分赞同威尔斯的观点，并强调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之前翻译学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框架是因为“原来一些翻译理论家多把翻译看成是原语与译语之间的两极过程，从语言的不同层面上去寻找对应关系，而忽视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其他诸多因素，把信息传递这一动态系统看成了静态的两极封闭系统”［4］。传播学则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对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的内容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如果把翻译学放在传播学这一理论系统中，我们就可以打破之前片面的、间断的、静态的研究方式的局限，对翻译的本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促进翻译学这一学科全面化、理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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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译研究方向
在翻译批评方面，吕俊教授否定了前人将翻译批评标准建立在翻译理论的基础上的做法，他认为翻译批评标准应该建立在价值学的评价理论基础之上。翻译理论本身没有既定标准，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翻译理论产生，也有不少旧的翻译理论失去立场，以翻译理论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标准不能为翻译批评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除此之外，大多数翻译理论以原文文本为唯一参照和理想依据，而原文本身就带有作者的主体意识，是主体化了的客体，所以翻译理论本身也应作为评价对象而非标准。任何一个标准问题，其实质都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韦勒克曾说过：“价值是以势能的形式包含在文学结构之中的。”［7］（P156）作者和译者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都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原文是作者对世界的价值认知，而译作就是作者结合自身意识对原文的价值认知。翻译批评就是评价译者对译作的价值认知与作者对世界的价值认知的契合度，评价一部译作对一个时代的读者的意义和价值应该建立在价值学评价标准的基础之上。
吕俊教授等学者倡导的回归本体并非拘泥于原文只谈文本，而是肯定文本的本体性与重要性，这与文化转向并不冲突。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方式看待这一问题，既肯定文化转向的积极性和必要性，也要明确文化研究仅仅是翻译研究的角度之一，不能以偏概全，因此，吕俊教授支持将布尔迪厄提出的“双重解读”策略运用于翻译研究。该策略表示“这种双重话语的真相就存在于被公开宣称的体系与被暗自压抑的体系之间的关系之中”［6］（P4），被公开宣称的体系指的就是文本本身，而被暗自压抑着的体系指的是文化和政治，翻译实践活动本身是在与公开被宣称的体系打交道，选择对该文本进行翻译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则是在与被压抑着的体系打交道。
三、翻译批评标准
在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文化翻译学”的概念，但吕俊教授认为翻译研究应回归本体，即对文本的研究。翻译的文化转向是确实存在的现实问题，但是它“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翻译研究深化的过程。但它仍不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5］。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语言的权威来自外部。”［6］（P195）语言传达的文化见解也好，政治意向也好，都取决于拟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本身没有关系。如果把文化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主体，那么翻译这门学科就成为文化、政治、历史等学科的附属品，没有其独立的学科意义存在了，因此，文化研究只是整体翻译研究中的一个角度，翻译的持续发展最终需要依赖的还是对文本的本体研究。
另外，吕俊教授表示，翻译批评的标准只是理论性的、方向性的参照，翻译实践却是实际的、具体的，因此，制订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翻译实践是不现实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的认识是无限的，对外部世界的探求是永无止境的，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寻求最高的、理想化的评价标准，去设置一个底限标准规范翻译实践。在《跨越文化障碍— —巴比塔的重建》［8］（P307）一书中，吕俊教授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过类似的翻译批评标准，即尊重知识的客观性，保证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可接受性和尊重原作品的定向功能。类似的底限标准的提出打破了单一的理想化追求，为更具体、更多元、更实际的翻译批评标准的产生绘制了蓝本，最终也能为评价者的翻译批评活动提供更切实的着力点。
四、小结
翻译是一项实践活动，既需要理论支撑又要有实践探索。翻译确立为一门学科后，更是对其理化程度有了更高要求。当今时代，无数译界学者前仆后继为翻译事业作出贡献，本文择其代表，将吕俊教授在翻译学发展、翻译研究方向、翻译批评标准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作了梳理。吕俊教授认为，翻译学应以建构主义为指导，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中发展壮大；翻译研究应在尊重文化转向的基础上回归本体，注重文本研究；翻译批评应以价值学为评价理论基础建立底限标准。吕俊教授揭示了当今译界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虽也有不足之处，但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性指导。
按连接光缆加强材料类型划分，预制光缆可分为金属结构和非金属结构预制光缆。金属结构预制光缆采用涂塑铝带或涂塑钢带作为加强部件，但由于涂塑铝带或涂塑钢带较硬，现场施工困难。非金属结构预制光缆增强构件采用玻璃纤维纱，现场施工方便。但由于非金属结构光缆自身没有金属铠装保护，光缆防护能力大幅降低。为便于现场光缆敷设，建议选取非金属结构光缆，并采用全封闭式光缆专用槽盒，以达到增强光缆防护目的。
参考文献
［1］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2001（6）：2-8.
［2］吕俊.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35-39.
［3］Wolfram Wilss.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2）：39-44.
［5］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4（4）：53-59.
［6］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华康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7］韦勒克.接受美学译文集［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9.
［8］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06-0042-02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06.020
收稿日期： 2019-06-02
作者简介： 刘培培（1995—），女，山东淄博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责任编辑：李汴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