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路径探析
戴鸿丽
(辽东学院 经济学院 , 辽宁 丹东 118002)
摘 要： 扶贫是改善民生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消除贫困才能让所有的公民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最终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辽宁少数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高度重叠，扶贫工作在多方努力下取得初步成果，但面临着扶贫资金不足、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仍然存在、扶贫金融组织功能异化、扶贫创新遭遇瓶颈的问题。结合问题，提出充分利用和发挥政策性金融与扶贫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激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争取与优质企业集团合作开展PPP项目；以成熟景区做引领，带动贫困村旅游开发；借助互联网络，提高贫困地区资源物产知名度等建议。
关键词： 精准扶贫；扶贫创新；金融扶贫；生态扶贫
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属于传统的农牧业区，工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低，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生产无法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生产效率低，收益水平差，贫困现象较为突出。“贫困”与“少数民族”高度关联。中国贫困问题的主要研究区集中在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和贵州、云南、青海等民族八省区[1]。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研究者以社会学、政治学专业为多，研究机构以西部院校为主。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的研究区以延边为代表[2-3]。辽宁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因为研究对象分散，又非深度或连片贫困地区，因此鲜有人做专题研究。辽宁省的贫困不仅与“少数民族”相关，还与“边境”高度重叠。如何有效动用社会各届的扶贫资源，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收入，不仅事关民族团结，还直接影响着边疆稳固，国防安全，其扶贫、脱贫的工作开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为了摸清辽宁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最新动态，通过优化扶贫资源投入供给结构，提高扶贫质量，增强扶贫的针对性、实效性，进而推进辽宁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者在2017年1月-2018年12月期间，通过实地走访，结合旁听扶贫工作会议、加入扶贫干部交流群、扶贫征文学术交流群、媒体公开新闻等多渠道采集辽宁省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方法与成效方面的数据信息。在交流过程中，总结辽宁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困境并对其原因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扶贫、脱贫工作提出相应建议。
一、辽宁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现状
辽宁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工业大省，城镇化水平较高，相对来说，贫困问题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近五年来，辽宁省的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经济转型，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相对贫困问题逐渐引发人们的关注。
1.辽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分布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辽宁省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计664.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5.2%。辽宁世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和锡伯族，主要分布在长白山脉及其余脉的东部和南部地区。满族人口集中分布于岫岩、新宾、清原、本溪、桓仁、宽甸、凤城、北镇8个自治县(市)，蒙古族集中分布于阜新、喀左2个自治县，回族、朝鲜族、锡伯族则集中分布于56个民族乡。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地区与贫困县高度重叠，辽宁省重点扶贫县共15个，其中就有6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注]岫岩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义县、彰武县、西丰县、建平县、朝阳县、喀左县、北票市、凌源市、建昌县 。2018年确定的辽宁省58个深度贫困村，共有17个位于少数民族乡。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现象较为普遍。
2.辽宁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进展
辽宁省少数民族宗教委员会官网提供数据表明，辽宁全省10个民族县市，自精准扶贫战略开始实施的2015年以来至2018年4月，共获得省以上扶贫资金5.3亿元，计有562个扶贫开发项目得到政府支持。全省民族地区有3个重点县摘帽，395个贫困村销号，减贫19.6万人，占全省贫困县、村、户的75%，33.3%、25.2%[注] 辽宁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官方网站: 全省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3年减贫19.6万人http://www.lnmz.gov.cn/mzgz/zxgz/201804/t20180423_3230315.html 。2020年前的扶贫攻坚战中，辽宁省将还有约4万人及29个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寨需要扶贫与脱贫，占全省58个深度贫困村的一半。
二、辽宁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实践
贫困的诱因是资本不足，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资本稀缺是制约落后地区的最主要的因素。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投资，促成资本的形成，才能帮助人们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最终缓解贫困[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本”的内涵不断扩展，导致贫困发生的资本不仅包括生产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生活资本与社会资本。总体来看，辽宁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脱贫工作主要针对于补足资本。
1.危房改造扶贫——确保人力资本存续
衣食住行是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居住的安全性与舒适性是保证人类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的基础条件，也是人力资本存续的基本保证。为了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安居权，辽宁省多方努力，2017年即让826户少数民族建档立卡贫困户搬进新居。辽宁省民宗委则投入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732万元，协调带动其他资金2278万元，完成820户、4.7万平米少数民族贫困户D级危房改造，占全省危房改造任务总量的7.1%。
2.派遣了大量的扶贫干部——弥补社会资本的不足
社会资本在扶贫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概括为：促进团结和合作、降低交易成本、获得政治支持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解决“搭便车”、“公共地悲剧”等集体行动的困境等[5]。贫困地区缺少懂技术，懂市场的脱贫带头人，为此，辽宁省通过教育系统派遣了万余名的扶贫干部深入到贫困地区，带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村、贫困乡早日脱贫。扶贫干部为贫困地区出谋划策，带去了大量脱贫信息、专门技术以及人脉资源。有效地解决了贫困地区人口社会资本不足的问题。例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镇车新村，全村贫困人口过半。为解决车新村的贫困问题，阜新市创新性地建立了市、县、乡(镇)、村“四级书记”加派驻贫困村“第一书记”共同抓扶贫的工作机制。该村由于有各级书记的支持，2014年该村把握住了“集团帮村”工程的有利契机，得到了政策资金的支持，逐步完善基础设施，通过引进冷棚葡萄产业使贫困村民有了致富的努力方向；而葡萄生产销售通过“党组织引领、合作社带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使产品顺利推向市场。通过扶贫书记的共同努力，车新村2年时间基本实现整体脱贫。
3.设立普惠性金融机构——利用市场机制补足生产资本
扶贫信贷虽有贷款担保，但由于贫困人口的资产储备不足，居住分散，征信体系不完善，使得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扶贫缺乏原生动力。实践中，少数民族村落中出现的资金互助社起到了较好的“拾遗补缺”作用。即村民以资金互助社社员的身份参与资金汇集，当有资金需求时以较低的利率借入资金。利率比市场利率低约2%-3%左右。据扶贫办工作人员反映，实践过程中，互助社资金的使用逐渐向资金用量较大的社员汇集，使得合作金融的设立初衷无法实现。即互助社资金是解决贫困人口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不是富裕村民或组织套取利差的工具。为此，资金互助社因功能异化而被解散。
辽宁少数民族地区可供选择的扶贫创新包括旅游扶贫、移民搬迁扶贫、电商扶贫、土地流转扶贫等。
在重选样中我们选择重砂1、重砂3、重砂5及重选尾矿进行了全方位考察。铌钽矿物、黄铁矿等金属硫化物及其他比重较大的矿物主要富集于重砂1中，为此又对重砂1进行了浮选分离(表6)，分离出以硫化物为主的硫精矿(浮硫精)和以氧化物为主的硫尾矿(浮硫尾)。重砂5中除石英外，云母含量亦较高，云母为铷的重要载体矿物，故我们对重砂5中云母进行了浮选富集。重选尾矿样经X衍射分析结果表明，成分主要为云母、石英和长石类矿物。
4.不断创新精准扶贫模式——依托产业提出资本补足的综合解决方案
在积极开展小额信贷扶贫的同时，辽宁少数民族地区还积极探索尝试推进了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土地流转扶贫等精准扶贫的新模式。扶贫机构通过协调村集体建设光伏项目，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家庭通过发展生产，扩大特色农业产品销路来提高收入水平。例如，在满族聚居的岫岩黄花甸镇，为解决贫困人口收入问题，政府引入投建了光伏农业科技大棚电站扶贫项目。光伏农业科技大棚既可以发电，又可以种植农作物。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出租土地使用权获得租金，还可以参加大棚种植获得打工收入。黄花甸镇的一期光伏大棚项目已经并网发电；二期光伏大棚项目已开工，该项目分食用菌种植区、花卉培育区、蔬菜种植区以及旅游观光区4个区域。项目建成后，黄花甸镇也将依托该项目，打造光伏小镇和乡村旅游小镇。在水库密集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借助国家避险解困的政策，政府扶贫相关部门整合各种资源，对贫困移民进行移民安置和种植、养殖、家政服务、餐饮等技能培训。不仅为贫困移民提供了稳妥安居的住所，还为移民后的就业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辽宁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过程中 存在的困境及原因
辽宁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脱贫，但由于下列原因，扶贫与脱贫工作中也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1.来自财政拨款的扶贫资金严重不足
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扶贫资金需要补足该地区的水利、交通、能源、信息、环保乃至教育、卫生、金融等基础设施才能保证该地区扶贫产业的顺利培育，因此，扶贫资金需求量大，来自财政拨款的扶贫资金严重不足。从致贫成因来看，“收入不足型”的贫困治理难度较低，但“消费超支型”贫困治理困难，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中最难啃的“骨头”是支出远超过收入型贫困家庭，这类家庭绝大多数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对于没有自生产能力的“消费超支型”贫困，扶贫的刚性支出量大，贫困专项补助的资金均摊到户仍然使贫困户收支捉襟见肘，挤占了有自生产能力的贫困户的资金需求支付。例如，宽甸满族自治县截至2017年9月，共有1100户居住在D级危房的建档贫困户，由于地方财力有限不能解决。再如，扶贫贷款风险大，收益低，因此需要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少数民族地区聚集的丹东地区2017年金融扶贫的贷款担保基金预计1500万元，由于财政困难仅到位700万元，供给与需求规模差距较大。
2.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仍然存在
移民搬迁扶贫可以有效解决人口少，居住分散，且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贫困问题。但移民安置与重新就业安排工作量大，众口难调，并且移民安置本身对迁入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也会带来较大的影响。
形成鱼腥味的主要物质包括:①氨、二甲胺、三甲胺、尸胺、氮杂环己烷、吲哚和低分子的醛、酮等成分，主要来源于氨基酸的含氮物质、氨基酸碳链骨架形成的物质。②脂肪酸、氨基酸等代谢形成的低碳链醛类、醇类、羟基类物质，构成鱼腥味的主要醛类物质有2，4-庚二烯醛、3，5-辛二烯醛、2，4-癸二烯醛和2，4，7-癸三烯醛、2，6一壬二烯醛等几十种。其中2，4，7-癸三烯醛和2，6-壬二烯醛被认为是腥味的代表物质，是鱼腥味的关键醛类成分[2]。
3.合作金融组织出现功能异化
脱贫致富需要有基本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本的投入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劳动力市场饱和的状态下，就需要有新的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注入。在多种生产要素中，资金的作用不可或缺。为此，银监局丹东分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关于推进普惠金融及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在辽宁少数民族聚居最密集的地区——丹东地区开展普惠金融发展试点。初步构建了由政策性银行、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及村镇银行等构成的多元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截至2017年9月末，全地区已建立乡镇网点308个，平均每个乡镇拥有银行标准化网点4.86个；布设ATM、CRS等金融机具13957台，基础金融服务的行政村覆盖率达100%。辖区银行共帮扶贫困户102户、发放小额扶贫贷款343万元；银行业涉农贷款456.87亿元，占全地区贷款34%[注] 作为全省唯一普惠金融试点地区 丹东金融服务覆盖所有行政村 辽宁省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ln.gov.cn/zfxx/jrln/wzxx2018/201803/t20180327_3199753.html 。
4.扶贫创新遇到瓶颈因素
陈莲曲珠家有四兄妹，二哥先于她在东竹林寺出家。她说当时自己决定出家时，因为家中贫寒，所以非常反对。只有作为僧人的二哥对她说：“再等一年吧，供你倒不难。就怕你是因为冲动才提出这些想法。”她听从二哥的话，又等了一年。到了15岁时，她再次提出这个想法后，二哥亲自送她到塔巴林尼姑寺削发为尼。
辽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既具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又兼具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历史积淀厚重的人文景观。但部分村落旅游扶贫难以起效的原因在于地处边境线，是交通网络的末梢，人员流动数量少，硬化道路尚未铺设完全，通讯、信息基础设施不全。旅游资源尚处于待开发状态，需要政府合理规划并投入大量的前期基础设施改造资金。
通过多年的扶贫努力，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正在逐渐减少，但扶贫攻坚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部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还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户大多分布在自然资源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较差的山区，山区基础设施薄弱，加上自然形成的居住相对分散的地理位置，贫困农民很容易受资源、气候信息等的约束。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储备、人力以及市场，贫困人口在没有外界支持的情况下，不知道借助于小额信贷扶贫机构能从事何种生产，有了贷款资金后也不知道将资金运用于什么领域来提高收入水平。贫困村民在增收无望的背景下，注意力放在了年补贴约3000元的贫困补助上，部分村落出现了“争当贫困户”的现象。而在危房改造过程中，资金有限，只能为最困难的贫困户解决危房问题，于是出现其他贫困户去找扶贫干部要求也解决自家的房屋翻建问题。扶贫物资发放过程中，也出现了对于“厚此薄彼”的意见。如果贫困人口的注意力还放在分配不均上，而不是增强自生产脱贫致富上，贫困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辽宁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品类丰富，因此，发展电商扶贫的供给端货源充足。存在的问题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使得相关产品的产量有限，加之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无法满足订制规范生产的要求，因此，货品品质良莠不齐。需要专业化团队对其进行品质规范与管理，同时也需要形成价格联盟以防止恶性竞争。此外，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地区居民居住分散，交通运输成本较高。总之，受制于规模经济与成本高启，大型电商平台参与积极性有限。
土地流转扶贫可以快速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因此，受到贫困地区的欢迎。但在辽宁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实践中，以下原因使土地流转扶贫推进受阻：一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稀少，部分村落劳动力老龄化特征明显，村内流转积极性有限。二是土地流转扶贫的设想需要有支撑产业的规模化经营作为背景，辽宁少数民族地区位处偏远山区，扶贫产业的规模化投资主体缺乏。三是土地流转扶贫需要有土地确权立法与实施细则作为权益保障，国家层面的立法只具有框架性的立法规范，还需地方政府对土地流转确权问题明确实施细则。
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林牧区高度重合，资源禀赋相对丰裕，但由于其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与外界的信息与物资交流困难，交易成本高，又由于人文地理的局限性，特有的民族习俗使其文化的包容性相差很大。因此，在与外界的沟通过程中，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机会少，整合资源的能力弱。农牧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不具有产业规模优势的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基本上没有储蓄能力。单一生产要素，诸如化肥、种子、技术的帮扶，对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有一定的帮助，但很难起到综合治理的效果。而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的背景下，贫困地区的综合治理投入依赖财政资金显然杯水车薪。因此，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问题首先要拓宽贫困地区公共投入资金来源。
四、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的工作 推进的相关建议
前方是一条大江，江水滚滚而行，两岸皆是高耸陡直的山崖。他的滑翔翼在此时出现了疲态，开始快速地向下落。他急忙调整姿态，试图找到一处合适的落点，然而糟糕的是，周围尽是嶙峋的山石，宛如大群的魔鬼朝天挥舞着利爪，他极目所见，竟找不到一块稍稍平整的地方。
对比各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经验，辽宁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脱贫问题应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寻找新的突破点，同时将扶贫工作做系统性的安排。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充分利用和发挥政策性金融与扶贫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
年轻父母缺乏家庭教育的经验，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学做家庭教育的“有心人”，悉心了解和掌握家庭教育的基本情况。
“哇哦……但那也不行。今天我们家真做了排骨，骗你是小狗！”王施凯不由分说地拉着赵明月朝家奔去。眼角的余光里，他隐约看到两个黑衣人手上还拿了什么东西。
由于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收期长，商业性金融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自发进入农村贫困地区的意愿不足，因此，“老少边穷”地区是政策性金融扶持发展的重点区域。农村扶贫既需要财政的无偿援助，也需要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有偿开发式扶持。国家发改委、国家民族与宗教委员会有改善少数民族生态环境、教育卫生条件的扶贫专项投入。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则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生态治理、抗灾救灾、康复和助学、进出口贸易方面的需要开办相关的专项金融业务，旨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提高对有限政府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6]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独有资源，以政策性金融资金与扶贫专项引导资金做引导，整合资源，精心设置扶贫项目，为域内旅游扶贫、移民扶贫、产业扶贫、生态扶贫项目争取启动资金。
2.激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
政策性资金投入是引导性资金，规模较大，但从长期来看不具有可持续性。标本兼治的办法还需要政策性金融引导商业性资金进入贫困地区。由于农业项目具有周期性、市场不稳定性以及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之农村金融信息严重不对称和产权制度不完善，一般情况下带有风险大、收益低的特性，因此，商业性金融机构对此具有较大的排斥性[7]。加之参与扶贫市场的发现能力有限，即使投放支农贷款，也尽可能选取规模较大，经营较好的项目。因此，扶贫金融机构不可能独立起效。广西田东地区的扶贫治理经验可供辽宁少数民族地区借鉴，该地区是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县。田东县的普惠金融体系不仅构建了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信用体系、支付体系、保险体系、抵押担保体系和村级服务体系，还建立了农村小额贷款奖补基金、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财政性存款与涉农贷款挂钩等三大补偿机制，充分调动了金融机构参与涉农贷款的积极性[8]。田东普惠金融体系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资金。
从长远看，由于区域经济增长才是解决扶贫资金不足的最有效方法。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是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并切实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困难，才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的繁荣。普惠性金融体系的构建可为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提供充裕低廉的发展资金，吸纳更多的贫困人口就业。为激励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提供少数民族地区的普惠性金融服务，对涉农贷款给予相应贷款补贴，给予税收优惠，并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3.争取与优质企业集团合作开展 PPP项目
PPP项目指政府授权社会资本投建公共服务项目，社会资本在获利的同时，为政府解决了公共投资不足的难题。辽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资源丰富。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还有待深入挖掘；青山碧水与冰天雪地所呈现的独特景观可吸引大量的游客；林区与山区的特有物产加工与销售方兴未艾。因此，政府应整合资源，积极争取国内外优质企业集团合作发展PPP项目[9]，致力于兴办文化产业、进行扶贫旅游开发、并将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土特产品推向国内、国际市场。就可以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共同富裕。
4.以成熟景区做引领，带动贫困村旅游开发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具有高度的重叠性[10]。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秀丽，但商业化、规模化经营的时间短。孤立的贫困村旅游扶贫开发之所以实施难度大，是因为旅游设施先期投入高，如果旅客客流量少，不符合企业集团成本收益核算的标准。可以考虑用成熟景区带动周边的贫困村发展旅游业的方式，充分利用景区的辐射效应，惠及村民。一方面景区通过吸纳贫困村土地、设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景区功能得以完善，另一方面贫困村通过融入景区规划，村民可以通过提供餐饮服务、卫生清洁、文艺演出等服务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5.借助互联网络，提高贫困地区资源物产知名度
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胜在“秀、奇”，但文化积淀的深度与广度还有特挖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有继承还需有发扬。神话故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虽然有，但细致与精致程度不足；乡土物产有，但农耕、商贸的习俗、加工技艺还停留在口口相传的阶段，未能用图片、模型、动画视频、3D演播室的方式给予展示；农事经典歌谣、农谚、农耕典故还未经系统整理。如果能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相应的文学、绘画、摄影、歌曲、舞蹈、制作、拍摄作品竞赛，通过互联网络的广泛传播，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部分解决，贫困地区的资源物产知名度也会随之大大提高。结合“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特色经济发展，建设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农业基地，发展农牧产品加工业，可以有效地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1]。
6.以生态维护为边界，完善贫困人口的动态管理
优质的自然资源与倾斜性的政策引导会吸引大量的投资者，也带来生态维护的压力。经济的增长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则得不偿失。因此，扶贫项目的选择一是要与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契合。例如，光伏扶贫项目在光照充足的地区较适宜，在光照不足的林区则难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二是防止破坏性垦殖。例如，在生态脆弱的地区发展养蚕业、畜牧业，就是以牺牲长期的生态效益而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的做法。
PPOE模块实现了图像传输系统中数据解析的功能,其工作原理如图4所示。它在PCIE事务层上对数据做处理,解析TLP包头,提取TLP的负载数据pic_package,再对pic_package做包头卸载工作,提取出有效的图片数据,这与pic_package组包过程正好相反。
贫困人口可以获得的信贷、医疗、社保优惠，也会有人巧借名目，假公济私。因此，完善贫困人口的动态管理是确保扶贫效率的关键结点。对于因病、因残而致的“支出型”贫困人口，应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兜底式扶贫可以使其与其他公民一样充分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福利。但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收入型”贫困，还需动态观察，进出有序。以保证有限的扶贫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在增加对贫困人口免费劳动技能培训频次的基础上，还应积极搜集市场需求信息，以便有针对性的实现“培训—雇佣”一条龙服务，以弥补贫困人口市场信息不足的短板。
五、结 语
扶贫是善事，对贫困人口来说是为其争取到与非贫困人口同等发展权利的机会。脱贫是目标，贫困人口对于物质生活的充裕具有自然的向往。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与脱贫所出现的困境是暂时的。系统布局，因势利导，借鉴比较，因地制宜，则扶贫有章法，脱贫有指望。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贫困治理也是一件具有“外部性”的事情，对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稳固、文化传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虽然只是阶段性目标，但与农村振兴相结合，则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值得人们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根据误差传递的分析过程建立误差传递的数学表达式，安装过程，工序k上，工件到夹具、夹具到机床的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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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at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Liaoning Province
DAI Hong -Li
(Economic academy, Liaodong University, Dandong Liaoning 118002, China )
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Only poverty eradication can let all citizens share the benefit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achieve social stability and unity. Liaoning minority areas and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e highly overlapp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has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with many efforts. However, it is faces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the existence of the idea that poor households "rely on the need", the alien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bottlenec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novation. In aim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states that the following efforts: the policy finance and special fund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should be supplied abundantly; commerci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building of an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strive to cooperate with high-quality enterprise groups to carry out PPP projects; lead with mature scenic spots to lead poverty village tourism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visibility of resources and goods in poor areas through the Internet.
Key word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poor innovation;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收稿日期： 2019-01-21；最后修回日期： 2019-02-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671129)；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L17BJL011)。
作者简介： 戴鸿丽(1975-)，女，辽宁丹东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投融资管理研究。
文章编号： 2096-1383( 2019) 04-0304-06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责任编辑 董邦国)
标签：精准扶贫论文; 扶贫创新论文; 金融扶贫论文; 生态扶贫论文; 辽东学院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