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建设性论文,伙伴关系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是中国外交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中国与俄、法、美、日等大国关系出现了战略性大调整，并通过双边谈判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和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一、四次会晤，为构筑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在人权、台湾、武器扩散和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克林顿主政5年来， 因受四大矛盾影响，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不冷不热、时冷时热、有斗有和、时斗时和的局面。
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受冷战思维影响，他错误估计形势， 贬低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全球“扩展民主”战略的主要对象，实行“以压促变”方针，美国政府企图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并在“银河”号事件等问题上大做反华文章，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美关系一度降至全面恶化的边缘。
针对美国挑起的一系列事端，江泽民主席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策略方针。1993年11月，江主席利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届领导人会议之际，与克林顿总统举行首次最高级会晤。江主席在会谈中强调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发展中美关系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而且应把它放在世界范围来考虑，应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1〕他还指出中美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 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两国间存在的分歧，双方经过开诚布公的对话，是可以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的。西雅图会晤，通过坦诚、深入的讨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使中美关系走上改善与发展的轨道。
1994年是中美关系不平坦的一年，双方在人权等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为修补两国关系，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于11月在雅加达举行第二次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江主席提出了发展中美关系的五项原则，即：（1 ）双方都着眼于世界大局和21世纪，从更广泛的范围和长远的观点处理中美关系；（2 ）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和选择，摆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以友好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3 ）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全面发展；（4 ）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与合作，在解决世界热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环保、缉毒、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开展协作； （5）增进相互间的来往和交流，特别是高层互访和接触。〔2〕
1995年更是中美关系风雨交加的一年，双方在知识产权和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十分激烈，特别是5月，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 使“中美关系降到了双方建交16年来的最低点。”面对严重的危机，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使美国朝野认识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和美中对抗的危险性。10月24日，江主席与克林顿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在纽约举行第三次会晤。江主席在会谈中阐明了发展中美关系的3点主张，即：（1）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使中美关系的航程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2）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仍是中美关系的基础， 只要公报得到遵守，中美关系就发展，相反，就遭挫折；（3 ）中美两国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了发展和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需要尊重各自的国情与选择，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距，以一种平等、协商和合作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3〕
江主席还特别强调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意义。他说：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在会晤中，美方重申对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的承诺：重申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强调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等。〔4〕
1996年11月，中美首脑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第4次会晤。 这次会晤取得了以下成果：（1）双方商定，中美两国元首在1997年和1998 年相互进行国事访问；（2）着眼大局，把握共同利益。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个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之间存在着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方面负有“共同责任”。（3）求同存异，妥善处理两国关系。 “各国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对于一些问题有着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基础上”处理国家关系。“发展健康、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我们共同开创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和美好的21世纪。”〔5〕
1997年3月，美国副总统戈尔访华，是为江主席访美作准备的。 江主席在会见他时提出了21世纪发展中美关系三原则。他说，为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中美双方应把握三个原则，即：始终把握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处理中美关系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综上所述：江主席在中美首脑的四次会晤中， 已初步勾画了面向21世纪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该框架的基本精神是：（1）认清国际大局，从战略上看待中美关系；（2）明确冷战后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3）确立未来中美伙伴关系的性质是不结盟，不对抗，相互尊重， 平等对话；（4）建立两国高层对话与磋商机制；（5）未来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三个联合公报；（6）探寻环保、能源、缉毒、 反恐怖主义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正是在这一战略框架上双方取得了共识，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开辟了良好的前景。
二、着眼世界大局，开辟中美关系未来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12年来我国元首对美国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声明确认：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构筑了一个新框架。
1.明确双方的共同利益
声明确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对于共同承担责任，努力实现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十分重要的。〔6〕双方认为，中美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 如“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但“双方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表现在：（1）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 “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面负有共同责任”； （2）双方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贩毒、国际犯罪与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可以进行良好合作；（3）中美在经济、贸易、 法律、环保等9个领域，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
2.恪守三个公报是基础
1995年1月， 江主席在同基辛格谈话时严正指出：“中美间的三个联合公报确立了指导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则，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年来，中美关系一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烦不断，究其根本原因，都是美方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7 〕这三个公报确定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美国常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违背上述两原则的行动，这就破坏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历史的经验必须吸取。正如声明所重申的那样，“从长远观点出发，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再次重申自己的承诺，这是我国对美外交的一个成果。
3.建立高层对话与磋商机制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的关系进入“对话与合作的新时代”。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和中美关系起伏不停的情况下，两国间建立固定的高层对话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双方消除误解，增加信任；缩小分歧，减缓冲突；加强合作，发展友谊。
声明规定三条对话机制：（1）两国元首定期访问对方首都；（2）在两国首都之间建立元首间通讯联络（即“热线”）以便直接联系；（3）两国内阁级和次内阁级官员定期互访，就政治、军事、 安全和军控问题进行磋商。
4.平等互利、发展经贸合作
经贸关系是冷战后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和纽带。但因前几年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动辄进行制裁，使经贸关系政治化，严重阻碍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在冷战后时代，中国继续实行全面开放政策，坚持以改善国内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中心目标。克林顿政府在推行的全球战略中，将经济安全列为其首要目标。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美双方都认识到经贸关系是当前推动双边合作的最大动力。“声明”表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平等互利的经贸合作，扩大在环保、能源、科技、法律、文化、教育等9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三、一种仅有“框架”，但内容不实的伙伴关系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最先是于1995年11月提出的。克林顿在与江主席第3次会晤时， 曾提出“美国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8〕1996年美国进一步谈论建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 克林顿总统11月在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说中，明确提到“美中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7月，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出席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与钱其琛外长会谈时，也提及建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战略伙伴关系”概念连续出现过3次，但均未触及其内容， 不知美国将要同中国建立什么样的伙伴关系。
这次江主席访美期间，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确定双方21世纪的目标是：“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它成为未来两国关系的一种规划和框架。顾名思义，所谓“共同致力于”，是指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伙伴关系”（英文Partnership ）意为在共同事业中分担责任，分享成果。它是冷战后，大国之间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的一种既不结盟、又不对抗的新形式。所谓“战略”，即从长远、全局的观点处理国家关系，而不以一事一时的纷争影响两国的长远利益。所谓“建设性”是相对于过去对华实行“遏制”、“高压”、“制裁”做法的否定，代之以用逐步推进方式求同存异、扩大共识、探寻合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了，所谓“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有合作意向、但未“到位”的伙伴关系，一种有粗略框架、但内容有待充实的伙伴关系。因此，它既不同于中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又区别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进一步加深对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理解，现将它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简单对比，来认识它的特点。
1996年4月，中俄之间确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 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即既不对抗、也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1997年4月江主席访俄， 双方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11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两国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进一步加强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同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宗旨不完全相同。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主旨是：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这种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同时不是排他的。〔9〕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宗旨有三条：（1）深入发展双边合作，保持长久睦邻关系，促进两国共同发展繁荣，造福于两国人民；（2）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维持各自的独立、 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各自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权益；（3 ）通过双方合作和共同努力，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两者相比，前者为原则性意向，后者有明确的具体内容。
第二，程度有别。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其内容是：（1 ）两国是伙伴，不搞对抗；（2）这种伙伴关系是立足于全局的，而不是局部的， 是长远的而不是权宜之计；（3）它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排他的。 中俄伙伴关系的内容是“三不”、“三好”，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可见这两种伙伴关系在程度上是明显不同的。
第三，原则各异。中美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恪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即：（1）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2）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中俄伙伴关系的方针是“世代睦邻友好、相互尊重信任、平等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繁荣”。由于中美间存在两个重要矛盾，即台湾问题与人权问题，中俄之间不存在这两个矛盾；中俄之间虽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争端，但已得到圆满的解决，这就决定中俄关系的进展优于中美关系。
第四、高层对话机制不同。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有三条，对话的范围限定在政治领域内。而中俄间已展开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并已建立五条对话机制：（1）新型的国家关系机制；（2）最高领导人对话机制；（3）保障睦邻相处的安全机制；（4）经济科技合作机制；（5 ）国际问题磋商机制。
四、仍须警惕航道“暗礁”
1997年中美最高领导人的会晤，为稳定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但两国关系今后的发展并不会一帆风顺，还会遇到一些风浪和“暗礁”。
首先，台湾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最具潜在爆炸性的问题”。对于中美关系中的这一关键问题，美国政府虽在声明中再次作了世人熟知立场的承诺，但仍未根本解决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两个深层次问题，即《与台湾关系法》及“售台武器问题”。《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政府长期玩弄“两个中国”阴谋的工具，是破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手段。“售台武器问题”是行动上支持“台独”的重大表现。从卡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屡次违反三个公报的原则，恶化两国关系。而在这次“声明”中美方回避了这两个问题，这就让世人难以相信克林顿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的价值，故对此必须保持警惕。
其次，在人权问题上。声明承认“在人权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尽管双方同意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上进行人权对话，但人权问题仍将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障碍。首先，由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必然造成两国坚持各自的人权政策；其次，东西文化传统对两国人权观念影响很深，两种文明在人权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将长期存在；其三，中美在日内瓦人权年会上已进行了连续八年的斗争，美国决不会就此罢手，因而双方在短期内难以弥合很深的裂痕。不过，在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下，美国人权外交可能出现减弱现象。
其三，在美国仍有不少人顽固坚持冷战思维。就拿克林顿1997年的国情咨文来说，该咨文提出对华推进“加深接触”新战略。按照该战略的要求，美国既要“加深”同中国接触，也要采取“必要行动和措施”防范和约束中国，其根本目标是“西化中国”，将中国融入美国设想的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该体系中“负责任的一部分”。美国还有一些意识形态主义者从冷战思维出发，仍把中国视为“威胁”，他们不仅在舆论上鼓吹“中国威胁论”、“中美冲突论”等，而且在行动上千方百计地干扰、破坏两国关系。
综上所述，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任重道远，许多艰难险阻有待克服，但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就能避免冲突，保证两国关系在基本平稳中向前发展。
注释：
〔1〕《中国外交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2〕《中国外交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 页。
〔3〕〔4〕〔7〕《第三代领导外交实录》， 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79页、60页。
〔5〕《文汇报》，1997年3月27日。
〔6〕《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9日。
〔8〕《人民日报》，1997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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