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华特保守主义外交战略思想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外交论文,华特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6）01—0015—20
巴里·M·戈德华特（1909—1998）是二战后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人。这位有犹太血统的亚利桑那富商于1949年步入政坛，先后五次当选共和党参议员（1952—1986，除去1964—1968年中间的四年）。20世纪60年代初，戈氏与小威廉·巴克利等一起发起现代保守主义运动，被保守派称为运动的“良心”。① 1964年，他意外地击败党内自由派代表纳尔逊·洛克菲勒，得以和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同台竞争总统职位。最后，戈氏以悬殊劣势输掉了竞选，其大部分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也被认为不合时宜。但事后证明，他的这次竞选成为共和党现代化的转折点——保守派从温和政客手中夺取了党的领导权，美国政治文化的平衡点也因此开始从东北部向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转移。② 戈氏在共和党内的保守派旗手地位一直维持到70年代中期。此后，在新兴的“新右翼”运动中，他因为在堕胎等问题上强烈的自由意志论倾向而受到来自社会保守派主流的猛烈抨击，直至最后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层。戈氏在外交方面一向以强硬、狂热的“愚侠”式风格闻名于世，以至于被很多人视为不值一提的痴心妄想。但是，正是这些狂妄的言语，打破了美国两党在对苏政策上的一致，使保守现实主义（conservative realism）外交原则脱颖而出，成为指导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主流外交观念。戈氏系统阐发其外交战略思想的时间集中在1964年总统大选前后，后来主要是一些对这些思想的辩解和对现行政策的评论。
一、（武力）反共主义基本观念
（武力）反共主义观念是戈德华特外交战略的思想中枢。它的产生是保守派（指现代保守主义理念的信仰者）与“新政”自由派（指民主党和共和党内所有“新政”理念和政策的拥护者）在外交政策领域分道扬镳的主要标志。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时期，实际上是“新政”自由主义最后的黄金岁月。因为以“新”字为代表的两党一致和自由共识状态，没有多久就被戈德华特领导的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所打破。③ 当时运动参与者对美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心主要缘于：①自由派对“新政”自由主义的极致发挥、联邦权力的极度扩张，已经使美国走到了集体主义的边缘。②自由派在古巴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对苏妥协姿态，已经使美国陷入了共产主义的包围之中。③以上两点的交互作用已经使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制度危机。
戈德华特认为，“新政”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位于政治光谱的同一端，其共同缺陷在于只考虑到了人的物质侧面，把人类看作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的“普通人”，把满足人类的经济需求看作高于一切的社会任务。共产主义之所以更极端，是因为它只把人类看作了一种生产、消费的禽兽。④ 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摧毁政府，而是一部分人以经济果实为诱饵，欺骗人民将权力交与他们手中，以达到集体主义名下的个人专制目的。戈氏声称，如果不对“新政”自由主义道路加以约束，那么美国将在无形中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⑤ 如果任由这两种思想泛滥，那么美国人所珍视的个人独立身份和不可侵犯之物都将被忽视或践踏，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基本制度最终可能为共产主义所取代。⑥ 基于这一论断，戈德华特认为，美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不只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内外兼有，内重于外。因此运动必须：在国内，肃清共产主义的影响，遏制联邦权力的扩张，弘扬公民的个体精神，以共建一种“个人自由”与“道德——社会权威”相结合的社会。⑦ 在国外，抑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扩张，保卫人类的自由观念，使其不致受到思想的、经济的、军事的、乃至任何形式的迫害。⑧
当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兴起时，反共冷战已经是美国举国一致的外交目标。但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上有分歧。自由派声称，美国在反共前首先要改变自身的不足，即通过社会救济来彻底消除社会内部的贫穷和人权缺失现象，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外交行动中更加主动。戈德华特等保守派对以上说法嗤之以鼻，声称如果仅仅因为美国社会中一些小的不足就不敢大胆反共，那么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与“铁幕后面成千上万的人的人权和自由被完全残忍地剥夺”的事实相比，这些事情太微不足道了。⑨ 而且，戈德华特认为，共产主义的代表苏联是一个“利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掠夺的巨人”：①它的共产主义特性使它不会停止对外扩张，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自由”的存在，它便会感到不舒适、不安全；②它的普通国家特性也使它乐于追求世界统治权，因为一旦成功以后，它便可以任意而为，实现全部物质欲望。⑩ 在这两个特性的驱使下，苏联不但确立了统治世界的目标、发展了为此服务的各项能力，而且也在实行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11) 如果美国一直遵循自由派的做法，尽一切姑息和迁就的可能来满足苏联人的胃口，那么无异于养虎为患。
由此，在战略实践层次上，戈德华特等提出了（武力）反共主义主张，即运用军事强力来击退来自于共产主义苏联的任何挑衅和侵略行动，以保卫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在这种心理支撑下的戈氏，在“冥王星行动”中极力劝说肯尼迪对入侵古巴的“志愿者”实施空中支援；在越战升级后积极鼓动政府对北越和中国实施大规模空中轰炸；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政府迅速给予以色列以额外支援，并向苏联发出严厉警告；在70年代对尼克松的访华之举恨之入骨，并在美中建交仪式上不顾高龄年迈，亲率“美国军团”在白宫外示威抗议。
二、“实力”和“决心”的关键作用
在反共观念分歧公开化以后，戈德华特等人与自由派就如何处置军事力量这一问题的矛盾也就突显出来：民主党自由派没有对军事安全问题给予特别重视，而是仅仅把它当作与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并列的一部分，例如，尽管肯尼迪也强调“为维护国家安全发展足以强大的实力”，但越战升级以前美国国防开支占GDP 的比重较艾森豪威尔时期已明显下降；(12) 以实力求和平是共和党的传统，但是由于党内自由派认同“新政”的大政府和大社会观念，所以他们当政也很有可能造成社会政策需求影响国防投入的现象；保守派最坚定支持发展强大实力。
有二战参战经历的戈德华特从慕尼黑、珍珠港等事例中体会到，军事实力乃维持和平之根本：虽然人类历史上民众和领袖总是奢言和平，但战争却永远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贪婪、嫉妒、争权夺利和估计错误，都会在历史上触发战争。那么如何使国家安全系数最大化呢？戈氏的结论是，历史上的少数和平时代，纯系强大的军事力量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一些服膺正义与和平的人们。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运用军事力量打击侵略者的决心。(13)
戈德华特相信，只有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并有决心动用武力，才能有效吓阻敌人。因为惟有如此，对方才会懂得发动侵略即会招致毁灭。(14) 戈氏自以为深知苏联人的行为根源，认为他们虽有一种“天然的”避战心理，却更愿意以战争冒险的方式实现目标。由于苏联在“全力以赴”地试图征服美国，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叛国，要么把胜利作为目标，而没有第三条道路。“和平”只是结果，不能当作目标。如果美国把“和平”当作目标，那么无异于姑息，因为那样美国可能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开展”和平的努力上，结果是美国人在寻求“和解”，而共产主义苏联却在寻求胜利，美苏之间的竞争就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竞争。这样，苏联会利用美国人惧怕战争的心理，制造一个又一个危机，直至逼迫美国投降。(15) 美国之所以60年代以后在美苏争夺中处于劣势，就是因为民主党当局缺乏意志、利器和领导能力，实施了以“姑息和调和”为主的对苏政策。(16) 其结果是军队屡遭挫败，国家意志亦为之动摇。
此外，戈德华特强调，在与苏联竞争的过程中，提高美国国家影响力的正确途径应该是谋求军事行动的成功，而不是舍本逐末地去追求外交活动的效果。戈氏声称，一个国家在运用实力追求其利益时，不必去过多顾及声望或正义原则等虚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权力扩张面前都是软弱无力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明确其利益所在并为保护这些利益采取了行动，那么即使这一行动不为其他国家所喜，也仍会受到尊重。(17)
将上述现实政治观念奉为铁律的戈德华特，终生将国家防务问题置于个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戈氏在对朝鲜战争进行总结时，指责杜鲁门总统“将鸭绿江以北地区视为不容侵犯的圣地”；将在古巴事件上表现得犹豫不决的肯尼迪总统斥为“懦夫”；越战期间曾几次赴越南稳定军心，怒斥反战议员对战争进行批评的作法，相信以强大武力可以逼北越妥协，并亲自举办活动以鼓动民众为战争捐款。戈氏对美国防务建设最大的贡献就是1986年在国会推动通过了“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重组法案”，对国家防务指挥系统进行了大幅改组。几年以后，美军能够迅速适应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大体可归功于此。
三、“明智自利”的外交手段选择
戈德华特对自由派所热衷的大多数双边、多边外交手段都持漠视或反对态度，因为他相信国家之间合作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交换行为，必须利害均沾，而不是一方受益。(18) 他号召保守派按以下方式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明智自利”的改造：
1.审慎评估防务联盟的效用
戈德华特不否认防务组织对于保卫美国自由的重要性，但他提醒决策者不能高估其价值，主要因为：首先，联盟体系的有效防御范围，不可能扩大到足以涵盖敌人整个可能扩张区域的程度；其次，联盟体系的存在不足以帮助其成员抵制共产主义的政治渗透和内部颠覆；第三，联盟体系的存在有时甚至不足以抵制敌人公然的侵略行为，因为核僵持状态下局部战争的胜利有赖于常规兵力的优势，而美国不可能有能力使分散于各地的每一个盟国都具有这种优势；最后，联盟体系的根本缺陷是它的防御性本质和观念，当这种观念面对共产主义的进攻性策略时，注定会以失败告终。(19)
2.裁军谈判和条约不可信任
戈德华特坚信，单凭友善国家的一厢情愿之举，不足以改变权力平衡的现实和形成威慑力量的重要性，(20) 而且没有一个正常的国家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防务手段，除非它确信一些敌对政权已对己不再构成威胁。冷战时代，美国必须抛弃“对抗双方会突然之间决定铸剑为犁”的幻想，因为“武装到牙齿”的苏联只是把裁军当作一种欺诈对手的政治手段，其鼓吹普遍裁军的真正目的是打破美国的核优势地位。由于核禁试条约等无法达到限制苏联核军备扩张的目的，美国必须实现全面的武器优势（在此过程中保守派将不惜牺牲自己国内政策的核心目标——减税）。(21)
3.少而且有差别性的对外经援
戈德华特相信，一个人的政治观点首先是其精神的产物，物质财富可以帮助其实现政治目标，却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目标。(22) 因此，美国不能指望经援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受援国家人民的观念。戈氏认为，尽管对外经援与过去国家之间为政治利益而提供贿赂的方法从本质上讲毫无二致，但是过去的贿赂是一种无伪装的坦白交易，而伪装成经援的贿赂却无法完成相同的使命。而且，民主党政府正在大规模地对一些“非民主国家”和“敌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正在有意无意地鼓励反美国、反资本主义的情绪。(23) 戈氏由此认为，美国的对外经援策略应该是一种差别性策略，即只援助那些愿意为自由而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友好反共国家，并把贷款和技术援助作为主要形式。(24)
4.不宜过于依赖联合国
戈德华特认为，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不仅无助于美国战胜共产主义的首要目标，而且会严重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因为联合国“部分上”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不仅在安理会至少有一个席位，而且有能力操纵联合国大会及秘书长的选举。虽然在朝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事件中美国使联合国想自己之所想，为自己之欲为，但这同时使美国成了一个效率低下的共产主义敌手。如果美国借助联合国之外的其它手段，效果肯定会更好一些。此外，戈德华特担心，联合国会给美国纳税人增加一种本不应有的经济负担，还会“非法”夺去美国的一部分主权。由此，美国应“调整”对联合国的政策，将促进国家利益当作履行联合国义务的“本质”。(25)
四、“武力”和“自利”的硬性结合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强烈反共观念支撑下的戈德华特外交战略中有两个极端，一是武力对抗效用的极端化，一是排他性自利原则的极端化。当时这两种倾向产生的保守派集体心理背景是：
第一，虽然戈氏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已经不再像老式保守派那样被称为“支持强大防务预算的孤立主义者”，但他们仍遵从传统，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而且经常把外交政策置于国内政策的从属地位，以国内政策得失衡量外交政策的成败。(26) 例如，戈氏反对对外经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借款引发国家经济危机。(27)
第二，他们普遍对当时的美国军事实力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认为通过武力方法可以比较有效地阻止苏联扩张。戈氏个人对军事能力的极度崇拜则强化了他观念中的完美主义——一种既头脑简单又狂妄自大的幻想：将苏联视为惟一重要的敌手，对武力以外的因素很少加以考虑等。例如，事发多年以后，他仍不信苏联在1962年就拥有了击落美国的U—2侦察机的能力。(28)
第三，与外交决策层远离的现状使他们对当时国际政治现实的复杂性了解不多，其外交思想也就较容易陷入简单化的误区。戈氏本人一生都没有得到入围美国外交决策核心圈子的机会，一直都是“反权势”人物，因此其战略思想和在国会的作用也更多以“破”为主，建设性成分不多。
以上背景促使戈德华特把两个极端硬性地撮合到一起，于是其战略几乎成了极端的代名词。1964年，持“反对滥用外援和以调解和妥协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观点参加总统竞选的戈氏，不久就被对手扣上了“极端主义”的帽子（尽管他本人认为是受陷害所致）。(29) 那么，戈氏“明智自利”战略究竟有没有可取之处呢？笔者在阅读其著述后发现，戈氏战略的“优点”在于其“明智”的国家利益定位，即“明智”限定利益范围，“明智”确定重点和“明智”约定政策冒险的有效范围，使美国外交政策不至于走上四面出击的道路。这恰恰是自由派的缺陷所在，美国“误陷”越战就是最惨痛的教训。
戈德华特心中对国家任务的定位有明显的层次性：就内政和外交的关系而言，坚持国内事务优先原则，即首先是保证社会的“纯洁”，其次才是维持外部的安全，保有美国的势力范围；就外交政策而言，坚持“自利”原则，即首先是以强大的防务力量保证自身安全，其次才是保护盟友，防止“骨牌”效应危及本国。依据这两条原则，戈氏眼中的国家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也有了明显的轻重之分：古巴是“后院”，美国必须不惜采取单边行动，捍卫“门罗主义”精神；越南是“前庭”，但战争的手段必须限制在空战范围，不宜派驻地面部队，因为这样“不能战胜，则可迅速撤退”；非洲是“边缘地区”，美国要帮助这一地区的友国，但后者要负起自我治理的责任，不能指望美国把军队派往那些遥远的大陆上去。(34)
戈德华特外交战略的硬伤在于：既笃信军事优势的防止冲突功能，又不愿将美国军队派往远地作战，二者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兼顾。尤其是当70年代美苏军事实力逐渐接近、苏联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时，这一伤口就愈发可见了。而且，戈氏本人后来并没有对这一缺陷进行认真反思，而是采取了一种短视而又不负责任的态度。例如，尽管对越战升级没有责任，但他在战争升级后曾力劝政府“进行军事行动时不要考虑后果”。此言一出，背负恶名就不再是受冤屈了。不过，总体而言，虽然戈氏经常把“进攻”和“胜利”挂在嘴边，但其所提倡的外交战略仍是一种防御型的战略，因为其目标是美国原有势力范围的保有，而非主动的对外征伐：如果苏联采取“刺激”行动则进行强硬的军事对抗，恢复原有平衡，反之则只重视狭隘的国家利益，不回避但也不主动争取承担全球性责任。
五、戈氏外交战略的后续影响
尽管有诸多缺陷，戈德华特外交战略基本代表了70年代中期以前现代保守派的共识，也为以后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就是国家利益的严格限定和政治手段的现实性选择：①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中无须证明的目标，对它的有效追求需要积极的国际参与，但是为能力和国内政治所限，这种参与又要有一定限度。②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本质上是坏的，它会扼杀自由企业制度和剥夺人权，但美国制定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时要依据利益和权力，而不是对自由的激情。此观念皆可约略见于冷战时期共和党三届政府的外交轨迹中。(31)
不过，除了精神内核的延续之外，戈德华特本人及其战略思想在尼克松—福特时期影响不大，因为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力量还很薄弱，而且后两者中一个是机会主义分子，一个是温和保守派（而且后来逐渐显露出更多的自由派倾向）。例如，虽然戈氏不断提醒对苏缓和（Detente）、承认中国就等于绥靖和退却， 但尼克松政府依然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他不断强调国家防务的重要性，投票反对国会批准各种裁军协定和国防预算削减计划，但绝大多数都没能如愿以偿；虽然他非常担心越战以后东南亚出现骨牌效应，但越南最终统一、柬埔寨和老挝也相继“陷落”，福特政府也并没有制定任何得力措施加以应对。尽管只是政府外交决策偶尔的咨询者和经常性的旁听者（因为尼克松、福特当政也需要来自于保守派的支持，所以他们总会对戈氏表现出尊重，但不是重用），戈氏依旧把维护运动团结和确保共和党执政地位当成了首要目标。不过，这样做代价是很大的。1976年总统选举期间戈氏继续支持福特而不是保守派中坚分子里根的做法，终于激怒了保守派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为坚持原则而揭竿而起，被称为“新右翼”。此时从左翼阵营皈依而来的新保守派，也开始在外交政策领域发出声音，戈氏在保守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动摇了。
出于偏见，戈德华特在里根参加的三次共和党候选人提名战中都没有给与支持，但真正继承其外交战略衣钵的却恰恰是后者。人们普遍认为，里根是“从戈德华特失败的灰烬里再生的火凤凰”，他也有理由承认戈德华特的作用。(32) 里根不仅在1980年大选时不断重复1964年戈氏的诉求（如限制联邦政府权力，减税，军事优势和与共产主义对抗等），而且所操语言也与戈氏风格相近：“缓和是幻想，我要把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送还给苏联。……在我一生中，发生了四次战争，无论哪一次都不是因为美国过分强大而发生的。……越南战争并不是错误，问题是我们没有赢得那次战争。”(33)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以后的戈氏却彻底退缩到了“温和派”的行列，他在回忆录中称，虽然“缓和”策略根本无助于美国的最终目标，但任何足以缓和强国之间的紧张情势的措施，都将使和平的机会获得进展。(34) 戈氏和里根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的分歧也证明了这一点：里根拒绝在运河区主权问题上的任何妥协，声称它是己国领土，美国必须加以保护。戈德华特同意里根的政策手段，却不同意其目标，他坚持美国对运河区的控制，但认为面对巴拿马民族主义者的呼声和地区地缘政治的需要，做出让步是必要的；否则，美国就会卷入和该国游击队的公开军事冲突，直至这种“热战”祸及整个中美洲。(35)
戈德华特政治立场的退步仍是其60年代外交战略的缺陷的外在反映。而且，70年代后期美国对苏联军事优势的丧失，已经几乎使戈氏外交战略丧失了生存的根基。面对这一现实，以新右翼运动形式重新崛起的保守派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认同“缓和”、妥协等温和观念，默认一些退缩行为（戈氏之路，其标志是他在80年代认为的美国防务开支已足以应付需求）；要么发展更强大的军备，继续与苏联对抗（里根之路，其标志是里根不惜产生庞大的财政赤字来发展“星球大战计划”）。里根政府在基本理念方面继承了戈氏思想，在其他方面则对之进行了改造。引发此举的是80年代初美国在伊朗人质解救计划的失败，这一事件在美国国内激起了30年未见的全民性精神反思，也使里根政府认识到了单一权力手段的局限性。(36) 此后，里根外交战略逐步走向成熟：首先，它以实用主义克服了前者在手段选择上过分自利的弊端，不再贬低联盟的有效性，重视娴熟外交的国家安全效用；其次，它将前者狭窄的国家利益定位做了一些扩展，将国际经济利益视为应与国家安全利益一起追求的目标；第三，它吸收了新保守派的一些观念，很重视对苏战略中“自由样板”的功能。(37)
里根外交战略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新保守派也在争夺胜利果实，称自己的观念曾在政府外交决策中居主导地位。但是，保守阵营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里根是保守现实主义原则的继承人，而不是拿起枪来的威尔逊主义，(38) 这也许就是戈德华特对美国保守主义外交最大的历史贡献。
收稿日期：2005—09—22
修改日期：2005—11—14
注释：
① Lee Edwards,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the Movement that Remade America,The Free Press,New York,1999,p.89.
② Sam Tanenhaus,“The GOP,or Goldwater's Old Party”,New Republic,06/11/2001.
③ Bruce Bawer,“The Other Sixties”,Wilson Quarterly,Spring,2004.
④ Barry M.Goldwater著，翟国谨译：《高华德回忆录》[M],［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385页。
⑤ 同上，第2页。
⑥ Barry M.Goldwater,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Victor Publishing Company,Inc.,New York,1960,pp.11—13.此书以戈德华特的名义出版，被保守派视为运动的“圣经”，其真正作者是曾为麦卡锡撰写讲演稿的L.Brent Bozell，这足以说明戈氏思想是保守派“集体智慧”的成果。
⑦ Paul Gottfried and Thomas Fleming,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Twayne Publishers,A Division of G.K Hall & Co.,Boston,1988,p.15.
⑧ 同注④，第177页。
⑨ 同注②。
⑩ 同注④，第385页。
(11) 同注⑥，pp.89—90.
(12) Senator John F.Kennedy and Vice President Richard M.Nixon First Joint Radio-Television Broadcast,Monday,September 26,1960 Originating CBS,Chicago,Ill.http://www.jfklibrary.org/60-1st.htm.关于防务开支的具体数据详见U.S.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3.
(13) 同注④，第205页。
(14) Barry Goldwater,“The Defense Lag:Local Government”,Delivered before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unties,Washington,D.C.,August 10,1964,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9/1/64,Vol.30 Issue 22,p.676.
(15) 同注⑥，pp.91—94.
(16) Barry Goldwater,“Peace through Strength:Private Property,Free Competition,Hard Work”,Delivered at Preacott,Arizona,September 3,1964,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10/1/64,Vol.30 Issue 24,p.743.
(17) 同注④，第184页。
(18) 同注④，第413页。
(19) 同注⑥，pp.94—97.
(20) Barry Goldwater,“The Problem of Disarmament:Official Secrecy of Administration Affects National Interests”，Delivered before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urchasing Agents,Chicago,Illinois,May 8,1962,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6/15/62,Vol.28Issue 17,p.526.
(21) 同注⑥，pp.110—114.
(22) 同注⑥，p.100.
(23) 同注④，第107页。
(24) 同注⑥，p.123.
(25) 同注⑥，pp.114—118.
(26) Geoffrey Matthews,“Robert A.Taft,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9—1953”,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17,No.3(Jul.,1982),pp.507—522.
(27) Barry Goldwater,“Authorization for Latin Aid Be Appropriated?”Deliver before the 65[th]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ustry,December 8,1960,in New York.
(28) 同注④，第3页。
(29) Stewart Alsop,“Goldwater Will Have His Say”,Affairs of State,1967,p.16;Barry Goldwater,“Don't Believe What the Liberals Tell You”,Speaking Out,Feb.17,1967,pp.10—13.
(30) Robert Alan Goldberg,Barry Goldwater,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95,p.336.
(31) A.James Reichley,“The Conservative Roots of the Nixon,Ford,and Reagan Administration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6,No.4(Winter,1981—1982).
(32) 同注(30)，p.311.
(33) ［日］教育社编著，童心译：《里根政权》[M],新华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143页。
(34) 同注④，第353页。
(35) 同注(30)，p.292.
(36) 同注(30)，p.299.
(37) 同注(31)。
(38) 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Neoconservatism Is Not Reaganism; Would Ronald Reagan Have Attacked Iraq?”,The American Spectator,Apri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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