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归根到底，是为我们党、我们民族贡献了一条“中国的发展路线”，要解决的是中国的发展问题。为什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为什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归纳起来，共有八个相关的问题。
一、关于发展机遇。邓小平认为，发展要善于抓机遇。在建国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国际上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的势力，我们总是担心打仗，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对世界局势和周围环境的新观察、新分析，得出了世界性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争取比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结论，为我们下决心抓住时机，集中力量发展自己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在80年代初就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页）“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同上，第132页）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和宏伟气魄，冷静地观察和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局势的变化，更加强调 “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同上，第358页）。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同上，第375页）
为什么说目前是我们发展的好机遇呢？第一，从世界格局看，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世界性大战打不起来，使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新技术革命在飞跃发展，使我们可以利用国际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来发展自己。第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处在低速发展状态，需要第三世界的市场，资金也在寻求出路，可以为我所用。第三，我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是21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同时我国40年来第一次处在没有同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紧张对峙的状态。第四，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少了一个安全威胁因素，增加了一个国际市场。第五，从海外联系看，我国有几千万爱国同胞、侨胞在海外，他们希望祖国兴旺发达，有投资中国的巨大热情。第六，从国内条件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综合国力积蓄了巨大能量，现代化建设的投入已经进入“回报期”。第七，我们面临的各种压力，正在变成动力驱动着我们的发展。比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经济、科技和整个综合国力竞争的压力，以及周边国家发展速度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去的压力，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变为使我们感受“落后就要挨打”从而奋起的动力。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珍惜机遇，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千方百计用好机遇，大力发展自己。
二、关于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战略思想包含四个层面：第一层面，发展战略的目标——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一步从1981—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均达到500美元，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1000美元，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发展战略目标，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用一百年时间艰苦奋斗，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第二层面，发展战略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并且深刻指出，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层面，发展战略的重点—一邓小平同志提出重点带动全局的发展战略思想，强调战略重点有三个：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第四层面，发展战略的路子——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新路子。根据我国经济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实践证明，这是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但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国家所得的比重过低；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出现差距拉大问题。承认不平衡，利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来求得较快的发展，逐步达到相对的平衡，也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大局之下的自觉和共识，需要自力更生和相互支持，需要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办法。
三、关于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他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同上，第252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经济、教育、科学、文化有很大发展，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属于世界后列；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崛起，但农村基本上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还有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很远的工业；经济总量增长较快，但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造严重滞后；一部分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但存在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但总体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1／4；市场经济在形成发展，但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文化建设在发展，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小生产习惯势力还存在广泛社会影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不断发展，但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违法现象普遍存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但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一些腐败、丑恶现象滋生蔓延，如此等等。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基于这种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坚决地改变过去那些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制订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路践、方针和政策。今天我们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一定要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这样才能澄清种种疑惑，解决种种矛盾，排除种种干扰，坚定地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
四、关于发展动力。过去把“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邓小平同志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开放既有观念的更新、政策的调整，又有体制的重建、制度的创新以及利益的调整。它既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又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因此，改革开放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的最显著的特点。近二十年来，我们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仿佛从地底下呼唤出长期被压抑、被束缚的生产力，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实践昭示：全面改革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党的十三大又一次详尽地论述了生产力标准，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但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我国曾出现一种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准，抽象地争论各项改革措施姓“资”姓“社”的倾向。针对这种倾向，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上，第372页）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更加系统化、具体化的概括。按照这个标准观察改革开放，我们就不能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的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也不能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的本来没有姓“资”姓“社”问题，既可为“资”所用又可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就是对那些确实姓“资”，但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合乎“三个有利于”、可以为“社”所用的东西（如在我国法律下合法经营的外国资产、港澳台资等），也要允许其存在和适度发展。这就是说，在改革中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手段和方法，都是我们应当和可以采取的；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东西，都是我们所要拒绝或改变的。江泽民同志对“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了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提出用‘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分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得出的重要原则和历史结论，明确回答了长期以来在判断标准方面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对全党同志在思想上是一大解放。”（1996年5月4日在上海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步伐的谈话）
五、关于发展模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一般说来，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依据中国改革的实践，对传统模式提出疑问。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1987年2月，他又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1992年南方谈话，进一步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著名论断。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杰出贡献。
中国的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模式，是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成果。事实说明，凡是市场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活力就比较强，经济增长就比较快，经济效益就比较好，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就比较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在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思想文化上坚持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结合的价值观念。因此，它既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应该也能够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更好，更有成效。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中，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如何搞市场经济，焦点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其中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的结构问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对其它所有制经济发展程度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加以把握，要把它们看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能看作是异己力量，要充分利用它们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面，努力引导克服它们消极的一面。二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大胆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新形式，努力寻找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总之，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六、关于发展台阶。邓小平同志始终认为，发展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引人注目地提出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经济发展思想。
只要我们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辩证地而不是片面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就不难发现，抓住时机、加速发展，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这一崭新的经济发展思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首先，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他强调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再说，当前我国加速发展上台阶是有可能的，如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能够办到的。其次，邓小平同志提出加速发展，是强调有条件的发展，他说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他具体列举了广东、江苏、上海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这里所说的条件，包括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方面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显然，它同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不讲条件地大干快上，同那种“这里能办到的，那里也一定能办到”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性，是截然不同的。其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加速发展上台阶的思想，是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过程中实现的，是讲质量，讲效益，讲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加速发展上台阶的思想，是强调依靠科技和教育，靠科技的进步发展经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靠盲目扩大基建规模，搞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实践证明，“台阶式”的加速发展，一个至关重要、难度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外理好速度问题。过去我们在建设问题上有过急于求成的教训，也有在相当长时间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教训。因此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同上，第356页）在我国搞现代化不能追求太高的速度，更不能靠高投入、低效益换来的速度，要防止经济过热，防止搞“泡沫经济”；但速度低了也不行，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从发展战略看，第一步达到温饱水平，是比较容易的；而要达到小康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与世界各国比较，人家也是在不断前进的（据有关部门估计，到下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不是4000美元，而有可能是6000—8000美元），因此90年代奔小康的速度不能慢，下个世纪50年奔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速度更要注意不能慢。小平同志用“加速发展”很形象，就像开汽车，第一排挡慢一些，到第二排挡、第三排挡就加速了，第四排档就更快了。总之，要围绕科技和人才求得加速发展，使我国经济有一个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时期，不断上几个新台阶，从而增强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七、关于发展条件。中国的发展需要什么条件？邓小平同志认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国际条件，争取和平，谋求合作，扩大开放；二是国内条件，需要政局稳定，安定团结，现行政策不变，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为此，要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我国的外交战略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侧面：一是利用一切可能发展对外关系，扩大对外开放，以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一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上，第282页）以此对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和平与发展。
为了保持稳定的国内环境，邓小平同志强调要保持各项行之有效的新政策长期不变，这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性，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经济，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同上，第284页）。中国决不允许乱，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不能纵容。政治稳定，一靠四项基本原则，一靠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是靠经济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两个稳定，即政局稳定，政策稳定；又提出两个稳如泰山。一个是经济发展了，我们国家就稳如泰山，另一个是，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政治局，好的政治局常委会，我们就会稳如泰山。这提出一个加强党的建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加快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只要条件具备，争取速度快、效益好的发展是有可能的。
八、关于发展协调。邓小平同志认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复杂的矛盾需要统筹协调。这些矛盾包括：一是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的协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发展、改革的前提。以改革促发展，发展又要为改革深化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和改革又要考虑到群众的承受能力，发展和改革也是从根本上有利于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当前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多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比较突出，保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显得非常重要。而要协调好这些利益，解决好各种矛盾，从根本上说又要靠改革和发展，达到真正长治久安的结构性的稳定。目前关键是正确把握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稳定的程度问题，保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局面。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协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一直十分重视。现在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发展包括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文化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问题等等。总之，没有正确的协调，发展就会失调，不仅形不成合力，还会降低凝聚力，削弱向心力，影响中国的发展。
根据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对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给予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和引导，形成了系统的中国发展的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的发展思想，对于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正在发展自己。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中国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思路已经清晰，框架已经构建，道路已经开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实践却已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负重托，不负众望，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忠诚可靠、奋发有为的继承者。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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