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话语与文学变迁——试论现代社会的文本建构及叙事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社会论文,试论论文,景观论文,话语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上世纪初，本雅明就敏锐地洞察到日益膨胀的新闻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他并没有将新闻作为一种合理且理想的话语形态，而是将报刊新闻的兴起视为叙事艺术衰竭的开端，甚至是小说沦为堕落的渊薮。本雅明是最早一批研究大众文化的学术先锋，延续此种思路，关于大众传媒的批判声、讨伐声从未间断，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后来的经典文学观念捍卫自身合法性与神圣性的圭臬。
表面上看，新闻话语和文学似乎分属于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前者是在数量庞大的日常语言基础上生产的叙事话语，而后者却是以语言的纯粹性和个性化诉求所阐发的诗意书写，两者不同的话语构成，的确很容易显现出新闻在语言审美纬度上的平庸，尤其是当下四处泛滥的娱乐新闻和八卦资讯，更是被精英主义者斥责为一种无聊浅薄的言语，冲击并腐蚀着审美生活的崇高领地。事实上，当新闻被强拉作为文学的死对头或面目可憎的语言垃圾出现时，两者在话语形态上的相似性往往被忽略了。纯文学地位的退隐并非一朝一夕，某种话语的式微意味着他种话语的延伸和发展，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往的经典文学以及文学观念虽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文学的发展却更加多元化了，文学话语的生存样态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丰富活跃、兴奋多变。话语与社会的缔约进程依循语言发展的总体性原则，话语变迁暗含了内部复杂的权力更迭、范式转型和意识形态之争，在社会语言的整体框架下，梳理新闻与文学的话语关系，探讨两者的叙事纬度和审美机制，或许可以更深入地研究这种变迁暗含的社会意义。
1、故事——事件：叙事的现代性流变
“新闻”一词可追溯到唐朝的《南楚新闻》，书中记载的各种传说与故事就是所谓的新闻，其中的许多奇闻轶事都有编造与虚构的成分。从新闻的原初形态不难发现它和小说文体的相似性：一是内容上强调以新奇取胜；二是手法上都采用了虚构叙事的形式。尽管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社会语言不断丰富并细化，“新闻”的概念逐步凸现出强烈的现在时特征及真实性原则，与小说之间的体裁界限越来越明显，但在话语形态较为混沌的古代社会，新闻和小说、和文学的边界十分模糊。
18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先后出现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报刊，俗称“便士报”(也称廉价报纸、通俗报纸、大众化报纸等)，这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大众化新闻，它是工业革命后兴起的文化产物，并由记者操作的职业话语。“报纸的兴起和信息的传播在现代社会里成了整个社会运转的关键”①，正如黑格尔所言——读报是现代人的祷告，这种具有仪式意味的现代读报习惯比起传统的文学阅读，单是普及度和影响力上就使文学望尘莫及，新闻本身就是日常话语的变身，它和现实社会的互文关系，以及这种话语所拥有的庞大份额，使得新闻阅读的过程得以和实在空间产生出强大张力。新闻将人们从虚构的故事世界带入现实的世俗社会，以前由书籍培养的、由自我约束产生的内在导向型的人格教养慢慢向由传媒引导的、受周围信息影响的媒介导向型的方向过渡。这种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和本雅明所说的故事的衰落过程是一致的，但这种衰落更多地是在暗示文学叙事的局部功能可以被新闻所替代，文学并非无所不能，当出现一种更为专业和细化的实用性语言(新闻)来分担描述当下世界时，文学自然会转变自己的形态，但文学话语本身绝不会像悲观主义者预见的那般凋敝。
保罗·利科在巨著《时间与叙事》中把人看作是“叙事动物”，克罗奇也说过“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叙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巨大。如果说文学是一种虚构叙事，关注完整的“故事”，那么新闻则以现实情境为依托，聚焦于零散的“事件”之上。“故事(story)是以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素材。素材(fabula)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事件。事件(event)是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②。显然，事件是小于故事的叙事单位，它不必像故事那样戴上重重镣铐，诸如完整的结构、流畅的情节、合理的逻辑，繁复的修辞等等。事件强调的是发生、行动、变化和突转，作为当下每分每秒的行为叙事，这种灵活自如的动态结构更能表现现代性中变动不居的时间体验。
从故事到事件的转变，改变了文学家的叙事轨道与书写风格。借用《费加罗报》的创始人维尔梅桑的话：“对我的读者来说，拉丁区阁楼里生个火比在马德里爆发一场革命更重要”③，刚刚新近发生事件的现实原则由此取代了古老故事的历史原则，虚构叙事让位于纪实叙事。围着炉火听老人讲故事的时代慢慢远去，时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被悄悄割断，“现在时”成为关照现代人心灵的时间密码和写作法宝。波德莱尔说“诗是最现实主义的”，庞德也认为所有艺术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的。人们对自身生活的体察，对当下情境的体味逐渐遮蔽了对他者、对古老或遥远世界的想象，花边新闻、小道消息、邻里纠纷、犯罪纪实包围了世界，新闻似乎为人们勾勒了一幅更丰富、更生动，也更透明的生活图景，想象力成为日益贬值的物品。
新闻事件在早期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都创下不少佳绩，诚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新闻不仅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题材元素，也慢慢化作文学创作的内在形式和风格，像巴尔扎克、狄更斯、欧仁·苏、果戈里等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经常采用一种‘新闻体’的写法”④ 这种写法追求日常生活的平实感觉，同新闻的基本叙事法则一脉相承。尽管这种新闻体技法可能导致作家艺术经验的萎缩，但新闻特殊的文体气质确实大大启发了文学的创作实践，“批判现实主义对市民主体的表达，是从一种社会学的角度着手，并着重传达一种真实的城市经验的流派”⑤。小说家们正是看中了新闻体裁所具备的现场感和逼真效果，把这种笼统地称之为真实性的叙事形式抽离出来，融入到现实的小说实践中，才创造了这种“新闻体”写法。
同时，必须注意到新闻制造的日常经验充其量仍是廉价的间接经验。故事具有完整的起承转合，强调结构、内容的完整自足性，而事件通常是个别而孤立的现场瞬间或动作呈现，新闻报道具有零散化、反常规的文本特征，琐碎杂乱的独立叙事、任意拼贴的事件片段，破坏了人们稳定和谐的传统经验，和残缺性的现代人格相互印证，本雅明称之为“经验的贫乏”。强烈的无序感和精神分裂也进一步催化成文学的创作灵感，在现代主义作家那里诞生出崭新的文学方式，意识流小说是这场文学话语变革的重要成果。这种变革反映到语言结构内部，无论是乔伊斯、伍尔芙、还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字里都在自觉尝试着一种碎片化的过程。而新闻更是对所谓“现代性碎片”做出的最好注脚和文本例证，它才与现代社会复杂繁琐的组织结构达成高度一致的话语契约。
契约的形成并不单单是叙事单位的简化过程，新闻的广泛传播改变了人们的接受习惯。断章取义是制造新闻噱头的惯用手法，同时也是“事件”片面叙事法使然，这使得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往往受到质疑；但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种片面、夸张、甚或偏执的叙事，人们非常热衷于观看并谈论那些具有轰动效应、夸大其词的消息。同时，人们对行为结果的关注大大超过对行为过程的兴趣，因为新闻阅读首先是一种标题式阅读，人们通常在具体阅读内容之前已经知道了结果，这种直指目的和事件核心的阅读习惯顺应了紧张快速的现代生活节奏，同时也诞生了作为大众传媒副产品存在的文学快餐生产方式：时评、杂文、小品文、小小说、小女人散文、小宝贝日记、爱情物语、家庭趣闻，由这些小作坊式的文学板块所组建的文学副刊好比一座座耀眼的文学微缩景观成为文学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副刊的地盘虽然不大，但凭借报纸和传媒的力量，却跻身为文学界呼风唤雨的权力场，冲击着传统文学原有的性质和功能，“现代传媒兴起以后，中国文学便形成了以传媒为轴心的运行机制，脱离了旧时代的士大夫间唱和的运行机制”⑥。
2、信息的张力：现代社会的话语实践
正是基于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陈平原教授在《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里，首次将报章研读系统地引入现代文学，试图通过典型的文本细读来建立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以此突现传媒研究对文学解读的重要性。同时，他还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⑦，但由于该书主要是在大众传媒与文学生产过程和发表方式的纬度上进行外部考察，因此并未对传媒内在的话语形态与实践方式究竟是如何作用于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创作过程的重要课题做深入挖掘。
问题的关键恰恰可以从作为大众传媒主要话语形态的新闻入手。新闻自诞生到作为现代社会的语言范式所经历的合法化过程十分漫长，话语变迁首先受制于作为语言载体的媒介。整个新闻史也是媒介的变革史，自古登堡发明铅版活字印刷术以来，文化和教育得以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带动社会逐步走向现代文明，当问及新闻的核心是什么时，人们通常会从“信息”⑧ 这个基于传播学生发出的科学术语来概括，而绝不会说是“事件”。
尽管新闻的确是由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组成，但这里的“事件”和传统小说里的“事件”已相去甚远。传统叙事中的事件主要提供深层阅读的情感体验，即故事与阅读者的个人经验发生张力，是一种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新闻叙事的功能在于告知，可以广而告知的事件就是信息，它是抽取事件核心意义要素后的话语因子，信息面向大众，无选择地四处流散，可以传播，也用来交换，这种可交换性正是新闻话语不同于文学话语的一个根本标志。
信息以实用价值作为驱动自身在社会高度运转的话语机制，它的叙事纬度不是交流，而是交换，它显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商业资本色彩，支撑它的是技术，同时还包括被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操纵的现代思维方式。新闻提供信息，即用来交换的知识、数据、行情、笑料、谈资，它不能达到亲身体验的可靠性，也不能像小说、诗歌那样满足人们真实的情感交流，但值得注意的是，抛开冷冰冰的实用功能，新闻和那些经典的、诗意的文学仍然存在着话语通约的重要可能。
正如本雅明所讲，“如果说讲故事的艺术已变得鲜为人知，那么信息的传播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⑨，在许多人看来，新闻似乎一直在剥夺文学的地盘。但另一方面，众多批评大家对文学新体裁的渴望，以及梦寐以求的文本理想却在新闻这种貌似肤浅的文本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践和验证。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相比起文学显然能涵盖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语言现象，诸如商业广告、统计数据、天气预报、产品简介、征婚启事等等这些难以分类甚至毫不相干的各种事项，都可以用它的名义收归于同一个文本。无论是传统的报纸、杂志为代表的印刷媒体，还是后来的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新闻体裁比起传统文本，具有一种惊人的兼容性。各种社会话语从未像现代社会这样被空前地聚集在一起对话、交流、相互争斗，又相互影响。
这种多声部的话语形式，曾在巴赫金高度称赞的体裁——小说那里出现过，他认为“小说的崛起和演变是以社会的‘杂语’为前提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他是多风格的、杂语的、多声的现象。小说是社会杂语，有时是不同语言的艺术组合，是个性化的多声部”⑩。所谓的“杂语”其实不过是对当时社会话语日益丰富、交融互渗现象的普遍概括，也是巴赫金“对话主义”、复调理论，乃至狂欢化诗学的一种旁译。它的提出同罗兰·巴特的开放式文本，以及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概念都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文学语言历来被看作是语言的最高典范，因此关于未来社会话语的先锋预测或理想范式，都是通过批评家们对文学文本的种种想象中洞见的。巴赫金发现了“杂语”的独特意义，对小说这种新体裁寄予巨大的期望，希望借此实现文学的自我蜕变和全新超越，但同时却忽视了新闻最鲜明的“杂语”特征。其实，纯文学由于常规思维的束缚和高度自足的稳定性，许久以来在形式、体裁上的突破都局限于先锋作家的语言试验，收效有限。而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新闻引领了语言的共融交汇潮流，兑现为话语的多声部杂语现象，最大范围内实践着社会话语的“互文化”过程，“互文化”的结果正体现在体裁和形式的革新力度上。新闻作为现代叙事的文本雏形，与它建立在交换机制上的信息传播和叙事方式相对应的就是“互文化”的文本形态。由于信息本身以技术为支撑，“互文化”程度当然伴随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而自动升级，这也正是为什么和互联网同时诞生的网络文学会明显带有“互文性”特征的根本原因。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上的某种独立品格与不可替代性。然而，对于信息这样一种可以任意搭配、自由组合的语言因子来说，它特有的碎片化的符号传递方式为各种言语、各种文体、各种风格的话语对话提供了可能性：精英论调与民间俗语，科学术语与艺术修辞，政府文告、商业文案和校园民谣，还有对话体、语录体、独白体的杂糅等等，无一不在实践“互文化”的文本建构。语言的纯粹性到此被彻底击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逐渐模糊，文学语言与日常用语的鸿沟也日益消散，正如巴赫金对文学与非文学的预想：“将来的文学形式的基础和潜能在普通的日常话语中显露出来”(11)。这些都否定动摇着文艺创作形式中的封闭模式和一统观念，杂语式的话语狂欢成为文学形式不可避免的重构之路，“人们可以设想有一种爆炸性的融合，它破坏了有条理的思想，颠覆了语言体系，破坏了形式语法，切断了词与词之间、词与事物之间的传统联系，确立了省略和排比力量，随之也带来了这项任务：用艾略特的话来说，创造新的并列，新的整体；或用霍夫曼斯塔尔的话来说，‘从人、兽、梦、物’中创造无数新的关系”(12)。由此，各种充满张力的现代性话语使得生活空间与艺术世界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两重天，当代文化与传统诗学理论中泾渭分明的美学立场形成对峙。
3、语言的暴徒：现代性话语的美学立场
正如以上所见，现代社会中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话语机制为语言提供了异常强劲的传播动力，这种语言现象和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谈到的现代社会的“脱域”(13) 特征是互为联系的。将“脱域”概念引入社会话语的建构体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语言的“越界”问题，即信息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实践方式对传统语言所形成的攻击性和颠覆力，并导致现有文化存在的解构倾向。因此在讨论以信息为表征的新闻话语所蕴藉的社会内涵以及这种话语风格暗含的审美趣味时，必须通过具体结合话语生成的现代语境以及现代性体验来展开。
回到本文第一部分对叙事的现代性流变的追溯，导致这一流变的根本动力来自信息这种以“脱域”为标志的新型话语的生成方式。信息类似于数学方程中的各种符码，有着天然、优越的变形更新能力，一方面它的确把古老的线性叙事和完整情节引入更为灵活、快捷的现代新闻和事件碎片；而另一方面，以速度和力量为目标的传播方式使得信息本身携带着语言的破坏力，成为造就爆炸新闻和轰动效应的动力源。具体而言，新闻是带有某种暴力倾向的文本形态，与传统社会遵循的语言范式和审美趣味截然不同。新闻通常也是坏消息的别名，新闻学者福勒(Jack Fuller)在其著作《新闻的价值》中解释了报纸钟情于坏消息的根源，他认为“报纸是从负面看问题的，报纸的社会价值在于揭露隐匿的事实”，“一旦灾难、事故、罪犯、抢劫、枪杀、冲突、骚乱、纵火、丑闻发生，报界就会显得兴奋不已，即刻投入采访、写作活动”(14)。
接受坏消息是不断享受刺激的心理过程，从审美的范畴可以概括为一种新奇体验。本雅明认为现代社会中，新奇原则代替了审美原则，新奇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新闻——“无论何时，你只要扫一眼报纸，就会发现它又创了新低，你都会发现，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15)。这种“以为不可能的变化”在现代转型时期，造就了人们强烈的震惊体验，波德莱尔的抒情诗“把以震惊经验为标准的经验当作它的根基”(16)，香味、颜色和声音，这些毫不相干的意象元素在诗人笔下交相呼应，创造了一种被雨果称赞为“颤栗”的心理格式。它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正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机器轰鸣的工作节奏，错综纠葛的人际关系，制造出复杂多样的生存体验，“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17)。作为古老田园生活写照的抒情诗，那些单纯而诗意的语法对驾驭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明显力不从心，陈旧的叙事方式和新兴的流行时尚也格格不入。就处于一定失语状态的文学自身而言，便只能以反讽先锋的方式回击和抵御对现代性体验的消化不良，早期的诗人和文学家大多把城市当成罪恶的荒原，异化人的机器，颤栗感其实是对震惊体验的一种反思性认定，即传统对现代的对抗。
新闻则不同，作为城市的日记，它摒弃了抒情欲望，只保留叙事的实用功能。新闻要做的就是不断去发现那些“以为不可能的变化”，不断让这些变化炮制出各式各样的震惊效果，这种赤裸裸的语言暴行和几近疯狂的批量写作相结合，在不断生产新闻的同时，也在严重消解人们的震惊体验。震惊被不停地制造，又不停地被刷新，任何骇人听闻的消息都变得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波德莱尔诗中的颤栗消失了，随之被一种更现实、更理性的感觉体验——“新奇”所取代，因为震惊是排他的，是处于对象之外的疏离和拒绝，而新奇是忘我的，在对象之中流连和玩味。某个悲剧事件的书写，也许会轻轻触动人的恻隐之心，但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肆意泛滥的此类信息只是替代故事的功能稍微满足一下大众的猎奇欲望和冒险体验，甚或安抚一下躁动不安的灵魂。前现代社会的震惊感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具备了习惯性的心理机制，强大的现实需要赋予了它存在并兴旺的合法理由，现代性体验在新闻这里并没有消化不良，相反，这种体验在文本中获得了具体的升华。呈现苦难也好、展示罪恶也好、描写欲望也好，书写的禁忌都在新闻的叙事学中得到解放，所谓暴力不暴，丑恶不丑，传统故事中的道德惩戒和行为规劝意义被逐渐消解，眼花缭乱的新闻类似于现实版的各类传奇演绎在日常生活的茶余饭后，用闲聊的方式被细细品味。因为消遣才是最重要的，崇高的意义或艰涩的理论相比之下暗淡无光，在新奇美学的趣味倡导下，日常生活的细节场景在新闻和媒介的注视下以哈哈镜的荒诞面目得以放大，获得供人玩赏的商品价值，经典文学的权威观念随之也被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介话语解构，悄然而起的是大众传媒操控下的娱乐文化。
和娱乐相对应的即是以电影、电视、广告等围绕在形象产业周围的视觉文化。大众传媒的勃兴为新奇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自我展示和拍卖的广阔空间，“作秀”是理解此种文化形态并频繁出现于当下语境的关键词。所谓“秀”(show)即展示和表演，对文学而言，书写似乎正成为一种时尚性的表演，作品和文本也渐渐蜕变成叙事行为的点缀或装饰。大众往往更关心文学论战或文学官司(如刘心武的“红楼”事件、“白韩”之争)，对作品本身的兴趣倒是其次，文学作品有时往往先是被替代为文学事件，经过新闻和传媒的炒作发酵后才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而读者对作者本人的热情也远超过对作品和文字的喜爱，作者形象一定程度地象征了作品的观赏价值，成为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的隐喻力量，他们的外形、衣着、行为以及生活方式，成为部分读者竞相追逐的榜样，影视界的明星现象和文学界的偶像崇拜如出一辙，这些在青少年作家群和受大众传媒导向影响的年轻读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如郭敬明现象)。
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大众传媒研究，充分展现出新闻作为一种母题式的话语原型对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和控制力。从此意义上说，新闻扮演了社会话语权力的风向标，它的范式结构具有文化主导的社会学意义。当娱乐已成为当今新闻的重要主角，新闻的消遣功能被进一步放大凸现时，明星绯闻、狗仔队、小资生活、流行时尚等等这些刻有消费主义烙印的文化口红四处涂抹，民间被媒体激活为解构经典的话语利器，制造着反权威的盛宴，社会话语呈现出泛娱乐化的狂欢景象。众声喧哗的年代，文学的再建构与话语生成又将何去何从？
注释：
①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②〔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③⑨(15)〔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6，291页。
④⑤张柠：《叙事的智慧》，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⑥李洁非：《现代性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选自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⑦陈平原、山口守：《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62页。
⑧“在传播学中，讯息是指由一系列有序性符号(语言、文字、图像等)组成的表达特定信息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信息和符号两个部分。传播者通过编制有序性符号(编码)传播信息，受传者则通过译读有序性符号(译码)还原信息。”简单来说，信息通常是包含在消息(讯息)中的抽象量，而消息是信息的载荷者，是具体的。参见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⑩夏忠宪：《巴赫金狂欢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11)〔俄〕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12)〔英〕布雷德伯里、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13)“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货币就是具有脱域特征的典型例子，它作为时空延伸的工具，将时间与空间中分隔两地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随着信息技术的提升，现代货币经济的“脱域”程度比任何一种存在货币的前现代文明要高得多，货币“已经独立于它所代表的商品，如同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数据一样，以纯信息的形式显示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就是现代性的语言表征。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22页。
(14)〔日〕端木以万：《美国传媒文化》，窦君、仝亚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6)(17)〔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2，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