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活动的文化环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环境论文,经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04)01-0063-06
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各种要素在整体中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共同构成为社会事实 。就像是“生命不能分解，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它只能以整体的形式存在于有生命的物 质之中。生命只以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以部分的形式存在。本身能够吸收营养和进 行繁殖的，一句话，能够活着的绝不是细胞中没有生命的分子，而是细胞本身，也只能 是它。”[1](P11-12)这种关于生命所述的一切，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一切综合体。 这种构成整体社会的特殊综合体可以产生与孤立地出现于个人意识中的现象完全不同的 新现象，那就应当承认，这些特殊的事实存在在于生产了它们的社会本身之中，而不存 在于这个社会的局部之中。
民族经济作为民族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也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而独立存 在的。正如弗郎索瓦·配鲁所说的：“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 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地位，对于这些目 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可能提 出反对意见，采取阻挠行动，抵制这种发展。这就是群体发展的辨证过程，这就是历史 表明永无止境的个人人格发展的辩证过程。”[2](P19)戈德利耶就曾经指出过，物质与 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的出现，只是一种抽象，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整体的 不同部分[3](P6)。就经济本身而言，它也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结构体系，这一复杂 的结构体系是由人的行为复杂性与多样性所构成和决定的。尽管经济的运行是由“效率 ”这一原则在支配。但在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在其特定文化的规约下，使得人们在追求节 省的目的的过程中，促使复杂的行为被纳入到一个文化经济统一体的坐标系中。在这个 坐标系中，人们复杂多样的行为得到有序的展示。
一、文化环境中的经济活动
经济与文化的其他各要素如亲属关系、宗教信仰、道德法律、传统风俗等种种复杂的 关系交织在一起，或者说是它们是“嵌合”(embedded)在整个社会中。这不单是说人类 社会生活中各种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于一体，也意味着在由血缘关系、宗教、赠予礼仪 等社会习尚所决定的人类行为中，实际上潜伏着财物的生产、分配等经济功能，——尽 管这些功能在表面上不为人们所意识到。[4](P8)经济行动、产出、制度等不仅受行动 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影响，而且受到全体网络关系的结构影响[5](P95-99)。因为长期共 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和组织中间具有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社会才有了经济。为了每 一个人的自然生存，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与服务周而复始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就 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如果一个社会或人们共同体在物质与服务上没有一种结构化的供给 ，那么它就无法存续。而这种结构化的供给，既不必在表面上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意识到 ，也无须举行什么装模作样的供给仪式。它体现为一种作为社会成员的深层意识“经济 ”行为，这种“经济”行为的意识是由习尚、道德、法律、传承、传说、神话等具体的 文化因素所决定的。
经济嵌合或陷入社会制度的观点并不新鲜，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对努尔人的研究中，就 展现了亲属关系不仅控制着世系与婚姻，而且同时也控制着经济与政治生活，在努尔人 的生活中很难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进行严格的界定，二者是从根本上说不是嵌合或 陷入，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过程中的经济要素与非经济要 素相互编织着社会的总体制度，融合成为一个确保社会制度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运行机制 。通过着一运行机制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动力。
那么，我们从立足于文化的基点对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分析，对认识民族经济的本质 有何意义，这正是本文所要揭示的内容。对民族经济的调查与分析不可能避开民族文化 ，必须从特定民族文化系统的内部背景进行观察，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系统内考察经济活 动，就必然要将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人类的社会系 统把人类与社会的活动组织起来，以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要，包括粮食、住所、衣着等 需要，和非物质需要如教育、知识、精神等需要。一个民族的本体需求与载体需求的满 足都需要人类的创造性劳动，这些活动都是基于同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但由于过去不 少的经济学家和其他政策的研究者们没有把经济与文化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的 社会系统，或者是他们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现象的存在是事出有 因的。近现代的经济活动，往往是由有经济势力的个人或集团所主持，他们从事经济活 动的目的在于尽快地获取经济利润。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只能从短期的范围有限的目 标着眼，即使由于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而降低了经济利润，他们也只会去追究经济因素或 操作技术方面的问题，很少注意长远而普遍存在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这 样的背景下，对经济问题进行抽象分析的纯经济学原理，往往被无限扩大到人类的经济 活动之中，由此以来，就将民族经济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淹没在经济因素之中。如果抛 开了经济过程中非经济因素，所得出的结论是难以反映该民族经济活动的趋势。因为一 个民族的生活、工作和权势的态度，政府机构在该民族中官僚结构与管理结构，裙带关 系和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土地所有制结构，经济和社会阶层的弹性与刚性等，在民族 经济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经济与社会》和《经济通史》等著作中，把经济行为看 成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与以前探讨经济问题的学者相比，从更加广泛的角度研究了 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开阔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眼界，但是他仍然只是把 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偶然的而非内生的固定的，仅把经济力量与社会 力量视为互为条件。20世纪50年代的具有经济学背景的社会学家帕森斯(Tallcott
Parsons)和斯梅尔塞(Neil Smeilser)出版的《经济与社会》，极力地批评了经济学理 论缺乏对非经济领域的研究，经济学在处理非经济因素领域的问题时，大多采用模棱两 可的关于人类本性的观念，把非经济因素当作随机变量或因变量来处理，或把非经济因 素视为既定等倾向。如凯恩斯就借助消费倾向来讨论消费函数，他把消费倾向看成是基 本稳定的，并把这一看法视为一个基本的心理定理[6](P80-97)。“倾向”这一概念把 非经济领域简化为一个单一变量，这种简化得出的消费函数只包括了收入与消费的关系 ，就是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这种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无不表现出了经济学 分析的局限，没有把经济活动中的非经济因素纳入一个系统中加以考虑。
波拉尼(Polanyi,K.)揭示了共同体成员在内部经济中的三种类型的关联方式(
transactional modes)，即被称作“社会整合模式”(the patterns of integration) 的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市场交换(market exchange)。在这 些关联方式的场合下，以“社会整合模式”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制度，是同礼仪、宗教行 为密不可分地嵌合在一起，因此，这些社会制度在共同体内部起到了协调和整合人们的 社会交往方式、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社会整合的三种模式”尽管在表面上看似财物 和服务等物质要素为中心，实际上则不是这样。“社会整合模式”不仅是一组限于物质 活动的经济领域中的范畴，而是决定一个共同体在其社会边界和地理边界以内的所有社 会行为的东西。[4](P49)在大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中发现，不同文化下的共同体之 间的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所反映的不仅仅具有物质的意义，而且还附加了特定的社 会意义，因此，我们在对待这些问题时，着眼于他们为什么进行馈赠或交换?究竟是什 么原因使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整合性再分配得以顺利进行之类问题时，我们就无法靠所谓 “物质合理性”去加以解释。实际上，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解释为一种特定文化 下的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甚至是与神灵之间的“精神沟通”。共同体成员之 间的多层次多样式的连带方式成为进一步亲和共同体成员的粘合剂，使共同体内部实现 高度的统一。
当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经济不仅仅是合目的性的活动，诸如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发 展经济学等许多流派就曾注意到这一点。但是问题是：所有这些人的认识都停留在经济 与文化“有关”“相关联”等这种一般的认识水平上，这种只把经济制度抽象出来而丢 弃了交织其间的“非经济因素”的研究，是根本无法切近人们共同体经济活动的本质。 就是由波拉尼，多尔顿等人倡导的经济人类学也仅仅是认为“经济是被嵌合在社会之中 ”[4](P14)。他们认为应当从人与社会和自然环境发生交换关系的角度去考察经济，要 根据各种经济类型的特点去构建不同的具体的分析体系。他们强调没有必要的经济过程 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概念，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理论。人们的经济活动从本质上看就 是人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互动的制度化过程(instituted process)，在这一过程中 ，包括位置的变动(生产、运输等)和比例的变动(主要指商品的易手与处置)，经济过程 的制度化就是一体化和稳定特征形成的过程，它生产出完成一定功能的结构。过程的一 体化和稳定却是建立在这种变动之的依赖与变动循环的基础上的，而社会背景是支持各 种变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循环的力量，所以，人类的经济是嵌合在制度之中的，包括 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制度。其中非经济制度也是至关重要，这些制度对于经济的结构与功 能形成的实施与货币、工具等一样重要。波拉尼(Polanyi,K.)在《大转变》中已经明确 指出了，“人的经济活动总是被淹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的行动并不是为了保卫他在 物质产品的占有方面的个人利益；他的行动是为了保卫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以及 社会资产。”[7](P46)因此，所谓的“经济活动”，在本质上是有社会性的规范所决定 的，经济制度是靠非经济动机运转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对该共同体成员的经济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具体的现实经济生 活中，诸如对食物、住房和休息的基本要求，所有这些是由几乎与基本生理需求无关的 考虑决定的。与此相反，这些选择都会取决于该民族的社会经历，而这些社会经历正是 该民族应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赋予的内容。对于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与该民 族的文化对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利用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文化在一般进化与特殊 进化的双重作用下，对生存环境的利用在不断地深化，使得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要素 变得过时，不能在经济过程中与自然和社会的交流获得更多的财富与服务，或者说是在 这一过程中其交易成本在不断地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对原有的 经济制度进行调整，在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创建全新的经济制度。
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是社会地位被定位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社 会建构，因此它无法与社会赞同、地位、社会性与权力等因素分离开来。也正如吉登斯 在研究了人们对资源利用的经济行为后，把资源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即配置性资源与 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是指对物体、商品或物质现象生产所控制的能力，权威性资源 是对人或者说行动者生产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8](P99)。当把一种经济行动作为一种社 会行动的方式存在时，其经济行动就不仅牵动配置性资源，而且必然要牵涉权威性资源 ，事实上，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在不断地调剂重组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使得经济 行动在文化的网络中与其他的因子连动，以实现效能的“最大化”。“人类行为不能被 条块分割，这种条块分割认为人类行为有时基于最大化时，有时不然；有时受稳定的偏 好驱使，有时任随意的动机摆布；有时需要最优的信息积累，有时则没有这种积累。相 反，所有人类行为均可以视为某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参与者的行为，通过积累适量的信息 和其他市场投入要素，他们使源于一组稳定偏好的效用达至最大。”[9](P19)因此，最 大化也并非总是经济的行为，而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的经济行为所能追求和可能实现的 最大化。建立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理性选择，是行为者在既定的文化框架内来解释周围 的世界或接受信息反馈，进而文化的“弧段”内不断地修改和纠正自己的行为。
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因而它在特 定环境下并不仅仅是按照一定的经济目的而采取的明确直接合理的行为。不仅市场的交 易物品是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就是交换行为也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这是由于一个 民族的文化在该民族的总体结构中承担着消费、协调人际关系、组织社会财富、规约社 会物质的再分配等等社会功能。无论哪一个民族，尽管他们有着种种看似离奇的行为， 但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人们在自己居住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作用下为保障物质和精神 供给所采取的特有方式。实际的经济行为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是依赖在文化中的角色 的形式进行组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仅仅是非经济行动通过角色标准介入经济行动 的组织，而是它们共同处于一个价值系统之中，在这一共同的价值系统中，行为者既不 可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采取行动、作出决策，当然也不可能是文化规则的奴隶，变成 文化的编码，而是在具体的动态的文化关系制度中追求目标的实现，使得该民族的文化 与其经济活动总是处于相互协调和融为一体。
二、经济理性与文化选择
理性行为，在经济学理论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理性是经济行为具有某种规 定性的形式，表现为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地行动，是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 断来表示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 因的研究》出版之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之上：假 定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利用的最大化。“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 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照西蒙(
Herbert Alexander Simon)定义，“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是指：(1)适合实现指定 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目标可以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 一时间区域的上的极大化形式，也可以假定一些意欲达到的准则。条件和约束可指抉择 者自身的主观特征。[11](P3-4)西蒙进一步把理性区分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直觉理 性。完全理性基本上就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假定，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的能力，对面 前的一切都可以做到深思熟虑，不仅对自己的能力完全了解，对客观的外部环境也可以 做到完全把握。所以，对目标、行动及其结果都能给予一个合理的预测。直觉理性是人 们凭借直觉得到的认识，是通过经验的储存而获得的一种基本判断力。而有限理性是介 乎于完全理性和直觉理性之间的一种中间程度的理性。在具体的现存实际中，他们都强 调决策者在其技能、知识和习惯思维方式的范围内决策才合理，这种管理目标的提出都 是主观的，不仅由社会化个人价值体系、社会阅历和知识面所决定，而且还社会化的个 人的技能、兴趣范围和习惯的操作方式所决定。在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者往往倾 向于一种冒险行动，并且只要可能就会求助于传统的或习惯的选择。所有这些行动的选 择方案都是由于人类所处环境的制约和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知道全部被选 方案，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也无力精确计算出 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
人类在经济过程中经济行为肯定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动因，而自身利益仅是个人想要追 求的各种事物中的一个。因此那种认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就显得过于狭窄。虽然个 人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者在一群有各种动因的人中通常会做得相对较好，但是最为重要的 是当对不同组分的生存进行比较时，强调价值而不是仅仅强调自身利益极大化的组分实 际上很可能作得更好。现在不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在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研究成果已 经充分显示，经济上的成功常常更多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这些文化因为注重的价值强调 行为的规范，与个人私利不断极大化的规范十分不同。社会规范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领域，自身利益极大化的简单假设，或简单的表面上的“一致”模型 ，就不可避免地忽视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的个人—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因此，那种认为 经过理性模型达到实际行为的整个计划，本身在方法上就可能存在着相当的问题。
实际上，就理性行为模型所把握的理性本质的能力而言，在其背后有着大量复杂的哲 学问题。仅仅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对理性是不够的，也不能将自身利益极大化看作是惟 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目标如公益精神、利他主义、群体意识、群体团结等就不是 理性的。更为艰难的是为理性发生另一种供选择的结构，该结构就把握人类选择中理智 所要求的东西这一目的而言，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到现在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考 察还很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1](P73-79)然而，就在经济 学界还没有对人们的经济理性行为进行全面的认识并作出科学的论断之前，在社会科学 研究中一股无限制的向自然科学靠拢的潮流已经荡起，尤其在经济学界，数学方法与公 式在没有被正确理解其使用范围的情况下已被到处滥用。以至于经济学几乎成为了应用 数学的一个分支，无须联系现实社会就能成功地从事研究。
“今天世界范围内通行的数理经济学只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之内就变得如此显要，而 在这之前的经济学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明显差异，并且与时间和地点等条件的差异密切 相关。只是在过去50年才出现了一种世界范围的单一的大众文化，并且在与其他因素共 同作用下，接受数理经济学之风横扫世界，影响所及，将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国民差异 都抽象掉了。”[12](P3)这正像罗宾逊所指出的，“经济学绝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而不掺杂入人的价值标准。”[13](P5)尽管经济化分析揭示了人类价值最大化追求， 但在这种追求中，人们并不是可以随意自由的，而总是在其经济过程中要受到文化网络 的牵制，这意味着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使共同的价值标准通过制度化而得到确立和 稳定化，使个体的评价与选择行为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同一性的关联并凝结出共同的社会 价值目标，激励该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同体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所以 ，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最大化”只能是特定文化制约下的“最大化”，“ 节约”也只能是特定文化环境下的“节约”。
“经济”(econom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nomos)，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是指家庭管 理术，意为通过家政管理使自己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和奴隶来获得更多的财富，指明了 一个需要谨慎且节约管理的特定领域，也即是一个家庭如何在给定的资源条件下实现效 益最大化，从本质上说，经济就是一种生计策略或生计方案。到17世纪后，这种家政经 济管理被扩大到国家经济管理，形成了一门专门为了解决在他们看来植根于当时当地历 史条件下的稀缺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因此“经济”也就赋予了“节约”和“最大化” 的含义，它同时也反映了是人们在稀缺性资源在被节约或最大化过程中如何进行选择的 原则。经济学是研究为满足各种需要而分配稀缺资源的研究。人们要对有限的或者说是 稀缺的资源、手段进行选择，以将其分配、应用到最有价值最需要的目的上。因此经济 学只是致力于分析人们是如何进行理智选择等“经济化”的行为，但经济人类学却是在 此基础上关心和描述特定人们共同体在具体环境下的人们的真实行为，还关注技术水平 ，社会制度和环境等许多因素，而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相比之下要狭窄得多，只有在很 少的情况下如当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发生明显的作用时，经济学家才会去考虑 具体文化中的相关要素，而且在考虑这些要素时，也往往是把这些文化要素视为相对独 立是因素去加以分析，极少把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作为一个共生关系去处理。我们认为 经济学可以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获得可供借鉴和启发的东西，可以使经济学家在 进行人类的经济活动分析时，能够对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更深更全面的理解。
因此，我们认为在对特定民族的经济生活进行分析时，不能把以往的多种经济学模型 乃至经济学理论视为教条。因为这些经济学模型和经济学理论所反映的也仅仅是一般的 伦理价值标准或是价值判断。这也正像所谓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这种观念仅仅是人类潜能 的实现的合理目标一样，但这一合理目标在不同文化下的各民族中会有不同的要求和取 向。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已经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无限多种，而 今天人类所走的经济发展道路也是千姿百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标准 或价值判断，如经济与政治的平等，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民族独立、 机构现代化、参与政治与经济活动、强化民主、自力更生和自我发展等这些概念与目标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就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要区分它们的合理性与不合 理性，从本质上看是特定文化上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
我们将这种产生于特定文化作用下的共同体成员的内生性偏好纳入到效用最大化的研 究方法中并加以扩充，对于我们进一步解释经济过程中的一系列“理性”行为，包括习 惯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行为都是非常有效的。贝尔克认为“没有别的任何建立在‘文化 的’、‘生物的’或者‘心理的’力量基础上的研究方法，能够具有与这种方法同样的 深入思考和理论上阐释上的权威性。”[14](P5)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行为 不是一种习惯或惯例化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分析是基于人的理性的计算。但事实上，人 们不可能对每一个决策进行合理的预期，因为信息是不完全的，未来是难以预测的。新 制度经济学派则一方面承认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设，同时通过稳定的偏好概念将人 的理性计算与习惯联系起来。习惯存在于交换的社会经济中，意味着一种信息，一种给 定的信息，即对其他人，即交换对象的行为的预期，它告诉人们他的交易对象会采取什 么行为。如果有人违背习惯，就会受到谴责，并为此付出成本，包括道德成本和经济成 本。一个违背习惯的人会丧失信用，失去交易机会。[15](P140-141)这样，习惯起着与 合同相似的功能，尽管没有第三者的约束，但人们必须遵守它。因此，习惯是通过社会 或团体内部自我实施的。
文化是人类共享的价值和偏好，它通过家庭、同辈群体、种族群体、阶级和其他群体 一代一代传下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曾经说过，我们不应当把文化看作是具体 行为模式的复合体，而应当看做是一套行为的控制机制——包括计划、配方、规则、指 令等。与其他种类的社会资本一样，文化会随时间而变化，但是变化很慢——大体说来 ，文化资本的贬值率之所以小，原因在于这些“控制机制”并不容易被改变。个体对文 化的控制要弱于对其他社会资本的控制，个体不可能改变自身的种族、人种或家族历史 ，并且在改变他们的国籍或宗教信仰上也有困难。由于改变文化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并 且文化的贬值率很低，所以对于个体的整个一生而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定的” 。社会网络一旦确立，人们基本上就失去了对社会资本生产的控制，因为社会资本的生 产主要是由同辈和其他相关的人的行动所决定的。真正的选择是对伙伴以及他们生活方 式的选择，也正像Thompson,Ellis和Wildavsky所认为的那样，理性的人们支持他们自 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是否理性地取决于生活的方式——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其行 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理性的行动集。[15](P17)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 ，都拥有自己固有的一种深层的理念系统。各个共同体所固有的理念系统之间的差异， 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发展过程上的差异。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认为人们会对 总的生活方式作出基本的选择。在每一种生活方式中，人们对个人资本的类型与数量作 出选择。任何一种现存文化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选择。
当然，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会受到收入、时间、不完全的记忆、思考能力以及其他有限 资源的限制，同时还会受到经济中的及别的领域的可利用的机会的限制。这些机会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其他个体和组织的个别及集体行动所决定的。共同的规则决定了不同的变 量以及经历融入到偏好的方式中，而这种偏好在大多数时候会起到激励大多数人的作用 。并且，有远见的理性因素是通过偏好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通过当前偏好的作用，从 而最大化个体的效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有远见的个体认识到，今天的选择会影 响他们将来的效用。同辈压力和习惯之间的相互配合作用表明，当习惯程度越深的时候 ，同辈压力会对需求的弹性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样地，当同辈压力增大时，程度更深的 习惯会对长期弹性产生更大的影响。结果，由于当习惯程度越深的时候，同辈压力对需 求所产生的影响会越大，因而对习惯性行为而言，同辈的压力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在 相同文化环境的人们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一般只会在文化的容许的范围内摆动。“最大化 ”的倾向存在在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人们总是努力获取最大的利益，最显赫的地 位与名誉、最真挚的友谊等等，同时又总是试图将痛苦、失落等避免或减少到最小程度 。他们认为波拉尼等实在主义并不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实在论者，他们是沉浸在符合自 己主观意愿的浪漫幻想之中，他们并没有真正透彻理解西方经济学原理，例如他们不理 解最大化原则不仅限于货币，市场的范畴，像人的感情，对安全的需要等也需要进行最 大化的理性选择，而稀缺的资源，理性的行为等也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独特产物， 在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也普遍存在。
这也正像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在文化中“我们必须想象出一道巨大的弧，在这个 弧上排列着或由人的年龄周期，或由环境、或由人的各种活动提供的一切可以可能的利 益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其特性取决于对这个弧上某些节段的选择。各地人类社会 在其文化习俗制度中，都作出了这种选择。”[16](P18)“任何社会都选择人类行为弧 的某些弧段，就其达到的整合而言，其各种习俗趋向于促进它所选择的弧段的表现，并 且阻止相反表现。但这些对立表现仍然是文化载体的某种性质的类似的反应。”[16](P 197)因此我们在理解具体文化环境下的个体共同体行为时，不仅需要把他的个人社会史 与其天资联系起来，因为个人生活史从特定意义上就是社区发展史，因此还必须把它的 同类反应与从其文化习俗中提炼出来的行为联系起来。
文化中的各种因素因素就是一套供人选择的项目，有些民族选择了这些因素，并形成 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形貌，另一些民族选择了其他的文化因素，又形成别样的文化形貌。 而不同的文化形貌决定了民族个性的形成，因而，文化就会从而产生出它的性格特征， 成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整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家庭和亲属组织、生产关系和 长期的非亲属之间的交换关系、统治与政治权力以及通过讲话，操纵这些情况的能力出 现了。也就是说每个人进入多种形式的关系、制造新的关系和新的生活方式的特殊可塑 性产生了。“(人类)在他们存在的过程中，发明的过程中，发明了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 周围的自然的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于是他们创造了文化创造了历史(或者是大写的历 史)。”[17](P52)随着这些形式的出现，与之相关的因果关系也出现了：不光是生态的 因果关系，也就是所有有机体得承受选择性的力量，而且是明显的人类的社会、政治和 经济的因果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所有这些知识决定着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从人类 社会化开始，人们就已经用神话、道德、法律、禁忌、宗教和教义等来理解他们所处的 环境和规范他们的行为，甚至到现在还一直这么做的真实原因所在。文化不仅是不同知 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 解决交换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正式和非正式框架建构人类的相互作用。文 化不仅扮演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也对作为制度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约起支持作用 。文化是人们习惯行为及行为结果的总体形貌。由于文化是一个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念 、行为规范，个人要遵循文化的规则，才能生活在社会中，文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具 有决定作用。
人类的习惯是在特定文化下的习惯，人的习惯性行为之所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能够对经济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出生一块空白的纸板 上，而是出生在特定的文化中，在特定的文化中存长，他吃在文化中，睡在文化中。“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 ，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 小小的动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 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6](P2)于是 在同一文化下的共同体成员几乎都具有相近或相似的社会经历，这些经历通过孩提时代 以及其后的经历而不断地充实。孩提时代是在父母以及其他亲戚的照料下生活的，这些 人的行为又是特定文化所模塑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要去吃什么、干什 么、观察什么，认知什么，以及如何去实施。因为“降生在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个体， 无论其所属社会的习俗有什么特质，正如我们已见到的，他们总是采取哪个社会所需要 的行为。”[16](P197)由此所产生的对孩子偏好的巨大影响能够解释父母与孩子之间在 许多态度和选择方面存在的紧密关系，包括宗教信仰、价值判断、伦理观念、行为准则 与规范的趋向等。这种事实常常被其文化载体解释为，是由于它们的特殊习俗反映了一 种根本而普遍的明智。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其实，大多数人被依其文化形式而受到塑 造，是因为他们有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巨大的可塑性。面对他们降生其中的社会的文化模 铸力，他们是柔软可塑的。这些经历部分地通过社区的习惯养成、显性行为与隐性行为 以及传统，对少年时代以及成年后的欲望和选择产生影响。即使生活环境发生显著的改 变，孩提时代和青年时代养成的习惯一般也会持续地对该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孩提时 代的经历能极大地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行为，因为当环境改变时，试图极大地改变习惯可 能是不值得的。于是在经济过程中，人们在追求最大效用的同时，就不能不受到在特定 文化环境中培植起来的习惯的影响。
在一个特定文化下的人们共同体内，即使是个人的习惯和迷恋甚至沉溺，在行为如何 获取最大效用时，也同样要受到来自社区的压力，诸如同辈的压力，父母的影响，传统 的约束等。从根本上讲，效用更多的是取决于该文化下共同体成员的“偏好”，诸如健 康、社会地位和名声、感官的愉悦等态度与看法，而所有这些态度与看法的形成则是其 文化模塑的结果。从这种角度说，人们的经济理性选择就是文化选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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