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①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和失误，问题归根到底就在这里；改革开放以来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豫和困惑，问题归根到底也在这里。为了深化改革，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92年春南巡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崭新概括。这个概括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入手，最后归结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形成“手段——目的”或“途径——目标”辩证统一的理论结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感和解释操作力，反映了当今时代特点，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宏大战略眼光和政治选择。下面仅就一得之见，从比较的角度谈点初步的学习心得，以就正于方家。
一、新概括的基本内容和结构
我们知道，所谓本质是指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规律性，现象则是与此相应的外在呈现。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去界定和把握社会主义的。人首先要吃、喝、住、穿，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出发，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人类生产历史上的一个必经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个必然趋势、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一个必定结果。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经济性质问题的科学抽象。就实质而言，它不外是现代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目标和结果。所以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不简单地是个应当建立的状况，而是一个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又是由现实的矛盾引起的。由此无产阶级并不是简单地要去实现什么先验的“理想”，而是要解放那孕育在旧社会内的新社会因素。但这里所说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又不是黑格尔式绝对观念的依次展开，不含胚胎发育固定程序的隐喻。任何必然趋势都是由无数偶然因素碰撞的“合力”才得到实现。在客观可能性中人的选择和创造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由此仅让理想适应现实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让现实趋于理想。人具有认识规律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据此马克思也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谈及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涉及人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特征问题。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后来也就根据这些“特征”，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建设未来新社会。
基于迫切和复杂的现实斗争需要，马克思的这些后继者们似乎并未来得及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他们往往舍本逐末，通过某些简单口号把社会主义外在特征形式化、绝对化和神圣化起来，以为只要通过政权在法律上规定了“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原则，也就等于解决了社会主义所有的问题。由此他们脱离了生产力的物质内容和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一味追求生产关系外在形式的“一大二公”，结果在取得一定成绩后的进一步发展中，越来越使自己陷入困境。一些并不反映现代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明显地带有传统社会“行政权力支配”和“人的依赖关系”性质。这些东西在刚出现时确有自己的存在理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成为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严重桎梏，导致我们现在如果不改革，便只有“死路一条”的状况。
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首先就是针对这个严酷的事实而发的。他根据现实社会主义在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在这里，入手处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们面临的根本任务，又是达到目的之手段和通往未来的途径；而落脚点的“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是我们所要实现的制度和最后达到的目的。入手处和落脚点是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们不应把其中某个规定孤立起来而加以绝对化的引伸。这个概括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生产力发展处着眼的理论基础，用更为现实和灵活的主体操作性原则，去取代不适应当代发展的僵化传统观念。
入手处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层次。第一个层次的“解放生产力”，是就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动因来提问题的。过去我们曾经以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了。事实证明，这个认识至少是不全面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更何况我们目前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原先的所有制改造解决的问题其实相当有限，简单地更换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还不等于改造了整个生产过程本身。所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③。我们现在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讲完全。
入手处第二个层次的“发展生产力”，是就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归结来提问题的。这个矛盾运动的结果要落实到发展生产力上面。过去我们囿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一直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一度还让“左”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路线侵蚀了我们的社会机体。“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④，“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⑤。所以一定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只有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两个层次综合起来，才能解决我们多年来未能解决好的经济效益问题。
落脚点也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第一个层次的“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是我们的根本制度。它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而就其自身来说，还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是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分工和私有制则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在以前的阶级社会中，阶级分化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只有通过最大限度损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发展，让一部分人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才能取得一般人的发展。但在新的社会中，这种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终归要消灭。而由于社会化生产力近代以来的巨大发展，又使得阶级差别的逐步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诚然我国目前消灭阶级差别的经济前提并未成熟；而且充分市场竞争造成的适度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技术进步和资源合理配置。但“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⑥，社会主义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在当前生产力条件下，我们也承认一定范围内剥削和分化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又必须强调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要能体现劳动人民的正义要求。
落脚点第二个层次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量的巨大增长和质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人们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会使全部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而且还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所以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⑦。
二、新概括在思想史上的贡献
新概括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列入社会主义本质，最后又把共同富裕归结为社会主义根本目的，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首创。下面我们通过比较，分别就这两方面作些简单的考察。
1、从根本任务入手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极为丰富的生产力理论。但由于他们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规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又预计革命将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革命后并不存在一个为自己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所以他们在讲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时，一般也就没有在社会衡量标准和本质属性的意义上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至于《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⑧，是指过渡时期任务；《哥达纲领批判》说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⑨，则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而且这里所说的生产力增长，只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来的；其落脚点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的充分涌流，并不指死的物质财富本身。此外，他们也未严格划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只是一般地指出这是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他们唯一明确的是：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而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他们所理解的未来社会，同样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们无法具体研究社会主义的矛盾运动，因而也就并未直接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同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
历史上最早接触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是列宁。他在实践中纠正了自己早年某些急于求成“直接过渡”的失误，看到了俄国生产力水平还远未能造成理想的社会关系。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区别开来，特别注意具体怎样去发展生产力，为未来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并由此使整个生产过程在事实上社会化起来。他不仅明确把“生产力发展”看成“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而且还具体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主要的东西”⑩。在论及怎样发展生产力时，他晚年又不仅接触到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等一系列经济范畴，制定出“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谈到对苏维埃制度的“改善和改造”，对政治制度“一系列的改变”。这是我们当今改革的历史源头。但他生活在过渡时期，因而也未能明确地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人。他不但在我国建立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努力探索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其丰功伟绩不容抹煞。但囿于历史条件，他那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则只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具体方式的一次不成功的探索。他并不满足我们已有成就和所达到的状况，相信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改革，还要用“革命”这个词。在这里，他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一面，执着于社会主义理应是人创造和支配社会关系，向往于对给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历史传统的改造、突破和超越，一再告诫不能“见物不见人”。由此他特别推崇“头上长角、身上带刺”、“造反有理”的“反潮流”精神，相当讨厌“驯服工具”一类的说法，力图用自己的理想去批判和规范现实，不断地使现存关系和现实状况“革命化”亦即合理化。这种对发展的追求本身，当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他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物质基础和客观规律，片面夸大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割裂了人性中能动和受动的辩证关系，经常把现实的出发点跟理想的落脚点混为一谈；再加上政治上“左”的思维定势和现实里原有体制自我扩张冲动，结果便把这探索引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歧途。由此他把我们的任务说成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用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去界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他本来是从生产力出发的。但经过了“主体性转换”，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变成了人类道德自我完善的主观冲动。他那革命的涵义并没有突出解放生产力、创造新生产方式这个实质内容；而与此伴生的阶级冲突和政治斗争等“革命附带形式”却被当成了革命本身，并纳入传统的善、恶、正、邪的先验道德框架之中。
针对这历史造成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多次重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11)，强调“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12)。他这里有两个伟大的贡献：一是深刻地总结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验，把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必须完成的根本任务统一起来，解决了毛泽东那里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互相分裂的“二元状态”；二是把当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传统体制”，并由此倡导改革开放，实现传统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换轨，从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对根本目标的归结
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归结为“共同富裕”，是相当大胆和务实的。本来，追求共同富裕是阶级社会以来一切受压迫剥削者和善良的人们共同的美好愿望。特别是在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同理想和农民起义的太平追求，都包含有明确的共同富裕内涵。甚至现在的台湾当局，也把“均富”作为自己的基本口号。财富的巨大积累和相应的合理分配，当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应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注的中心，其实不在死的财富本身，而是在于财富的社会形式，在于财富背后那人与人的关系和相应的人类自身发展。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事业本身，规定为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们设想后于并高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中，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在这里，一切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富足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仅是他们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最终目的，是人自身的发展。区别社会主义跟以往一切社会的东西，是人从生产的手段变为生产的目的。过去所有时代都是死的劳动支配活的劳动，而未来社会则要由活的劳动支配死的劳动。十分明显，这是一种饱含人文精神的极高理想。但按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它只应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目标。
列宁对现实社会中贫富问题有着相当深切的感受。他设想“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贫有富”，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13)。他这里强调的角度，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消灭贫困，达到富裕。这种手段唯一性的执着，反映了一种革命真诚。由此他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消灭阶级”。但消灭阶级是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到底如何消灭阶级差别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列宁显然还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对中国的贫穷，一直是极为关注的。他认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他一直把尽快改变中国原有落后面貌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他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说：“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14)。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并按列宁的原则将它同“走社会主义道路”联系起来。在毛泽东的蓝图中，人民的“共同富裕”同国家的“又富又强”是血肉相联、不可分割的。这是富裕问题上的集体主义取向。他还看到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等于社会发展的一切，希望能够避免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十分强调社会主义价值的规范和导向功能。为了发挥精神因素作用和利用富裕人力资源，他又强调人与物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讲究“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双向推进，希望培育出真正的“共产主义新人”。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型经济、伦理型政治、宗法型伦理”的大文化背景中，这种种可贵的努力被引入“消知归行”的伦理化道路；一些古才老落后的传统关系，竟然在“最最革命”的词句下得到复归。特别是到了他的晚年，由于对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式革命精神的迷恋，此外还有“穷则革命、富则修”的迷罔，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扭曲，整个社会走向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误区。粗陋的禁欲主义和鄙俗的平均主义，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
正是针对这种对“贫穷社会主义”的迷误，邓小平响亮地重提人们对富裕的向往和追求，反对各种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在这里，他一方面充分调动和利用人们追求富裕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把它限制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之内。过去我们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带来共同富裕，现在我们则强调只有共同富才能体现社会主义。这个强调角度的变化，积淀了好几代共产党人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确是一个好制度，但执政的共产党人不能“预支”它必然带来富裕的“承诺”，而要用实际的富裕去证实它的优越性。邓小平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明确了共同富裕不但是个有待于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裕起来，然后由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他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5)。实事求是地承认差距应是为了逐步缩短和消灭差距；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为了带动和促进各地和大家共同富裕。这既不同于过去平均主义的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也不同于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
不过这里还应明确，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不等于要利用权力干预人为地“拉开距离”去促成两极分化。我们有人以中国社会“分化不足”为由，把机会均等、平等竞争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歪曲为钱权交易、行政垄断的“只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形成分配不公、干部腐败、贫富悬殊。他们觉得，必须要重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剥夺劳动者的办法，用垄断的超额利润取代竞争的平均利润去加速两极分化，才能积累起现代化所必须的资金。这显然是不符合邓小平原意的。事实上邓小平每次论及允许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裕起来时，也同时谈到“社会主义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6)。目前我们生产力水平还较低，规划到本世纪末的“大蛋糕”，也只不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在扣除生产积累、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以及国家管理开支和社会共同消费等部分后，那可供分配给个人的东西并不多。这时如果还搞那么多超前消费的“百万大款”和“千万大亨”，那剩下的残羹到底怎样去养活那十多亿庞大的人口？所以“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分配办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过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17)。
三、新概括的理论风格和个性特征
总起来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任务的结论，与以往流行理论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征。
第一，新概括从发展生产力要求着眼而不是从先定的生产关系形式着眼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
如前所述，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去论证社会主义，但未严格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本质”和“特征”。他从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处立论，分析了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实现目标和最终结果，把社会主义跟未来社会的自动化生产体系联系起来，从“正向”的作用力角度去表述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性质这个侧面。这里用以分析的理论框架，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使用的“生产力发展”范畴，是个主谓结构词组，生产力是发展的主体，发展是生产力的状态。而邓小平却是从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处立论，指明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不是以某些先定的“一大二公”形式作为衡量生产关系属性的标准，从“逆向”的反作用角度表述生产关系必须要为生产力服务。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另一个侧面。这里用以论断的理论框架，则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决策行为，其使用的“发展生产力”范畴，是个省略主语的动宾结构词组，生产力是发展的对象，潜在的主体“我们”，则是一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体制的代名词。
二者比较起来，前者的着眼点在“生产力发展”的对象化考察，体现了思想家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科学分析；而后者的着眼点则在“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性要求，体现了政治家对现实运动的战略决策。这样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还反映了不同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的使命是构造理论体系、锻造思想武器，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发展生产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首要任务。他们对现存社会状态自然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另外，他们生活的西方社会分工发达，承担生产力发展的是企业家和工人而不是政治家和理论家。所以他们只搞经济理论而不搞经济实践。到了列宁和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变成直接实践问题。革命胜利后，他们手里不但有了政权而且有了产业。作为最高政治领袖，他们必须要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复杂关系，提问题的角度已经开始跟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但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因而阶级斗争不能不是他们思维的兴奋点。与列宁和毛泽东相同，作为政治领袖的邓小平那里也有政权和产业。但他所处的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变成了和平与发展；特别是新的科技革命，更拉大了自己国家跟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距离。在这情况下，立论角度的转换便是非常自然的事。
第二，新概括在事实上把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作为形式和手段，而不是当作内容和目的，进一步引伸和深化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
其实，马克思等人同样认为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和手段。但他们侧重的理论框架，是自身共时性的“形式——内容”结构，强调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则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二者构成密不可分的统一生产方式。任何生产力都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而且还必须在一定生产关系形式下才能得以实现和发展；生产关系也不是外在于生产力的“纯形式”，它必须也必然通过生产过程得到实现和逐步展开。所以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是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由此他们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而不是外在形式上去区别不同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生产，社会主义是基于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自由联合劳动”或“联合起来的自由劳动”。这里的本质应是十分清楚的。但这些理论后来被一些形式主义的“一大二公”标签所取代，结果人们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混乱。本来，所有制形式是标示存在现象的范畴，生产方式是标示运动机制的范畴，社会形态是标示综合过程的范畴，离开具体生产方式中劳动者跟生产资料的实际关系和相应运转机制，孤立地只就外在的“所有制形式”去作文章，事实上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所以“坚持公有制为主”，不能搞成坚持传统公有制形式为主；而明晰产权、促进资金流动和重组的企业改革，也不能搞成“原始积累”式的劳动者跟生产资料相分离。为了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邓小平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明问题。他所侧重的理论框架，是自身历时性的“手段——目的”或“途径——目标”结构，强调生产关系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途径而不是目的、目标。手段、途径与目的、目标，处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是由于它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由于它符合某些抽象的公平正义观念。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当然要有社会主义的价值规范，但这些规范必须要适应当前生产力的状况，为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服务。
二者比较起来，前者的着眼点在应然结果的追求，偏重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批判性分析，反映了西方文化传统“形上超越”和“终极关怀”的人文价值观念；后者的着眼点在实存状态的论断，偏重于对现实生产过程的安排建构，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黜玄思、务实际”的实用理性精神。新概括这里另一方面的特点，还有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多模式体制改革理论。生产关系虽然不是离开生产力的“纯形式”，但也不是生产力现行状况的简单“镜像”，它应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机制的外在表现。新概括由此把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概括为“经济体制”，在肯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优越的前提下，彻底改革那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以恢复社会主义本身的生机活力。这多模式体制改革理论，冲破传统社会主义欧洲中心单一模式的发展框架，适应了现实社会主义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知道，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曾深入地思考过东方社会的非西方式发展道路，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当年也在实践上接触到受压迫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但偏重的只是革命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极为重视发展的民族特征，但其基点是“走俄国人的路”，要在“十月革命普遍经验”下去发扬自己的特点；其世界发展模式，仍然是“普遍——特殊”结构下的单一演进路线。现在新概括的基点在“走自己的路”，反对社会发展中某种固定不变的僵化模式；其背后的世界发展框架，则是“部分——全体”结构下的多线演进。整个世界图景由此变得异常丰富多彩。
第三，新概括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根据不同国情并且从低向高演进的发展过程，用“解放”、“发展”、“消灭”、“最后达到”等提法去强调运动历程而不是最终结果。
马克思同样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发展过程。但“形式——内容”的同时性理论框架，使他的落脚点放在相对稳定的最终结果上，强调社会主义本质与其呈现的同一性；其特定的视角，是与他界定的社会主义逻辑出发点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逻辑起点就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取得世界性的“共同胜利”并经过一个不太长的“过渡时期”后，便可以开始自身的独立发展。到了那时，不但阶级和国家已经消亡；而且由于实现了直接的社会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同时也趋于消亡。普遍发展的自动化生产体系，使人已经不是作为生产者站在生产过程之中，而是作为监督和调控者而站在生产过程之旁，劳动于是也就不再成为价值的基础，生产力发展则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退到背景的地位。由此，马克思着重考虑的是物资极大丰富后摆脱“物的依赖关系”那种人的自身发展。当代科技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与其说是否定了这个预测，不如说进一步支持了这个预测。但它对我国现时发展程度来说，又未免太遥远了。新概括中“手段——目的”或“途径——目标”历时性理论框架，基本视角放在逐步生成的发展历程上，目的和目标虽然可以作为观念的东西出现于过程的开端，但其实存状态则只能存在于过程的终结。过程与结果所呈现象并不相同。这个特定视角又是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出发点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出发点就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小农国家。它面对的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来为自己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在这里，发展生产力变成有待于实现的任务。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要走出工业社会，而现实社会主义却要走进工业社会。目前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都较低，阶级差别和国家机构远未消亡，商品货币关系则仍然是人们唯一能接受的社会化交往方式。现在整个社会首先需要考虑的东西，只是怎样增加物质财富。以解决人们的温饱和进一步的小康，并由此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十分明显，经典社会主义跟现实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并不一致。对资本主义来说，前者是继起的历时性关系，后者是并存的共时性关系；二者并不处在同一发展序列。由此我们又回到本文开始的入手处上。
二者比较起来，前者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而后者则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共性，突出充分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意义。用未来社会的标准看，后者并“不够格”。但这“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又确是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具有自身存在理由和一定的发展优越性。扼杀现实社会主义的企图是不能得逞的。由此向人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怎样去确切把握现实社会主义在本质、目的、道路等方面的具体规定性和相应的操作方式。在这里，新概括以其目标的平实和方法的灵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一个抽象的层面来说，现在共产主义由近变远，社会主义由短变长，追求目标由高变低；但就具体操作的层面来说，问题反而比较实在和容易把握。事实证明，无论是用未来理想模式去裁判现实，或者用落后的现实去否定未来的理想，或者借口我们生产力水平低而扼杀自己制度的历史理由，或者利用未来的发展可能去粉饰和标谤现实，统统都是不对的。我们只有从当前现实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现实而趋向于理想。而这里所谓的趋向理想，也不是某种先验观念的展开和验证，而是一种合乎人性的社会选择和不断校正的实践过程。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实践中冲破障碍和排除干扰而继续前进。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11)(12)(16)(17)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373页，370页，258页，141页，110-111页，364页，第116页，第116页，第374页，第64页。
(15)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2页。
⑧⑨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第3卷第12页。
⑩(13)分别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12页，第34卷第356页。
(14)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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