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大众论文,中国论文,时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可以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看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整洁而文明地坐在金色大厅里，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数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除了象征荣誉和地位的指挥常有更换之外，每年的曲目几乎都很少变化。这似乎也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仪式：它象征着欧洲古典优雅文化传统的持久和稳定，象征着欧洲人对一种文明的尊崇和认同。人们来到这里，与其说是来欣赏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毋宁说是来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金色大厅这时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殿，它不是狂欢，而是一个对自己历史和文明以示纪念的盛典。欧洲人当然也并未刻板到一条道走到黑的地步，事实上，朋克、摇滚、街头文化乃至同性恋，当今的新潮和时尚在欧洲几乎无奇不有。但是，欧洲的文化时间仍给人以平缓和从容的感觉。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在有教养的阶层那里仍然是普遍接受的主流文化。新潮文化尽管热闹并具有冲击性，但决不具有支配性。它悬浮在生活的表层，似乎更具有戏剧色彩和文化多元的装饰性。
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判断反而要困难得多。它的复杂状态使任何一种判断都有失于武断或自以为是。我们也常常听到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听到对自己文化传统悠长久远的盲目自豪，但是，一旦落在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既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那里。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复杂，既有民间的也有庙堂的，既有健康的也有陈腐的，既有中断的也有仍在延续的。重要的是它甚至连一个象征的、具有凝聚意义的仪式都不存在。如果勉强可以类比的话，那就是我们也曾举办过十几年春节联欢晚会，它被主办人自己称为“新的民俗”、“贺岁大宴”。尽管自己统计其受欢迎的程度年年攀高，但只要稍稍分析一下晚会，是充满了庸俗气息的小品成了主打内容，是赵本山、潘长江等丑角在大出风头，这就足以让人对这个“民俗”或“大宴”深怀绝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俗”或“大宴”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严肃文化”、“高雅文化”甚至还要不断提出“扶持”“保护”的吁求。它背后隐含的问题是，这种文化显然已不再被向往和尊重。因此在中国笼统地倡导某种所指不明的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权威传媒对民众趣味的诱导和迎合，足以使任何严肃的努力湮灭于世俗的声浪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欧洲有极大的不同。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属于我们文化魂魄性的东西。
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判断虽然有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中国的文化同样存在着两种时间。或者说，在中心城市，在时尚青年或激进的艺术家那里，他们生活在“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里。这些人的文化时间表，已经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他们已不仅习惯于麦当劳、肯德基，欣赏欧洲杯或世界杯，欣赏NBA 总决赛或欧美港台明星演唱会；更重要的是，泡酒吧，蹦迪，无所事事也无所皈依，离群索居或形影相吊，今日同居明日独身等，成了部分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的常态。于是有人断定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化时间。或者说在中国的更广大地区，在“老少边穷”地区，那种文化时间还在缓慢地流淌。他们所接受和欣赏的文化，仍有极强的地域和民族特征。他们对“新潮”、“前卫”不仅不能接受，甚至还深怀反感。你可以居高临下地认为这是落后，是保守，不开化，愚昧，但是，指责这种趣味是没有意义的。在不同的文化时间里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趣味，相互间是难以构成有效批判的。重要的是这不同的文化趣味在实质上也不存在等级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哪一种文化更优越的问题。民间的文化和趣味作为一种存在它仍会顽强地坚持下去。这种差异性的不可改变，就是存在的合理性。
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化理论在我国许多专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它成为一个前沿的话题，与国际社会冷战结束，致力于合作、发展、进步的新目标相关。特别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已不仅限于理论探索，而是渗透到了具体的规则和操作方式之中。经济活动作为当今人类生活的主体活动，与其相关的理论和规则不能不给其它领域以极大的牵动和影响。但是，由于人类活动领域和方式的复杂性以及地域、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等，决定了对全球化理论的不同理解。即便在同一领域之内，全球化仍然没有作为普适性的理论被接受。特别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对全球化理论的分歧几乎已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全球化”在理论上无论被描述得如何灿烂或不可阻挡，事实上它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假想。即便是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全球化”的预设，但前面提到的不同地域两种文化时间共存的状况，也并不是这一理论按照它的猜想就能够“一体化”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间的或地域的文化趣味，并不同于现时代生产的“大众文化”。前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形态。它是一个民族或地区长期形成的习俗或文化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在现代传媒和资本市场策动下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它们远不是一回事。关于“大众文化”的问题，百年来我们有过多次讨论。以往的讨论，大多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这是因为，“大众”这个概念在百年思想文化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神话性质是不容颠覆和僭越的。谁站在大众一边，谁就获得了不战自胜的地位。这个复数概念的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对大众的膜拜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的最大时尚。这与救亡图存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广泛的民众动员有极大的关系。与这一目标相关的是对其合理性证实的需要，于是，民粹主义作为最合适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人力车夫派”到“工农兵文学”，大众成了一个意味无穷的能指。那时，“大众”这个复数概念还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是淳朴、正直、憨厚或古风犹存的民众。他们是王贵和李香香，是白毛女和杨白劳，是小二黑和开荒的兄妹，他们以活泼朗健、英姿勃发的新形象造就了新的文学史实。对大众的呼唤第一次由想像变为文学现实，人们通过呼唤第一次由想像变为文学现实，人们通过呼唤大众创造了“大众”，又通过“大众”形象认识了“大众”。它是革命文学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胜利，这一胜利以不容否定的规约性而成为神话。因此，革命时期的文化不存在两种时间的问题。它的单一性也表达了革命文学的纯粹性。那时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是幸运的，他们虽然是改造的对象，但他们有话语支配权，社会对知书明理的读书人的尊重仍是普遍的共识。因此，对“大众”的呼喊，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一些“优越感”，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尽管生活清贫，地位平平，但仍没有失落感，偶遭打击心头油然升起的还是一种壮怀激烈，一切都是为了“大众”。“大众”从一个想像对象演化成了信仰对象，它变成了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支点。至于它有怎样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没有人去怀疑它。
20世纪很快到了晚秋，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对现代化怀有太多幻想的人还来不及想到它的负面效应，他们仍然以当年的热情，以旧理想主义的情怀面对大众，并试图为他们服务时，大众却对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的文艺丧失了兴趣。知识分子对“大众”原有的想像终于出了问题。事实上，20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一开始对“大众”的理解，就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大众是作为一个“阶级”被理解认识的。而且是一个朴素的、纯洁的，有着天然革命要求和自觉性的群体，他们比任何阶层、阶级、群体都要更进步。这个概念的神性地位是在不断的想像和叙事中完成的。这与西方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在上个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就对群体的感情，道德观念，以及心理特征，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勒庞看来，易冲动、易变和急燥，是群体的基本特点，他们的行动完全受着无意识的支配。他们很容易作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他援引普法战争的原因时说，据说是因为一封某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触犯了众怒，就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因此，群体又是易受暗示和轻信的。他们总是自以为是，专横偏执，在公众场合，演说者哪怕对群体不怀疑的认识作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致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勒庞对群体的这些批判当然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但他所指出的群体或民众在某些时间的专横和非礼性，我们也曾部分的经历过。因此勒庞的批判又并非是全无道理的。
当广泛的民众动员的时代过去之后，与“大众”相关的一些概念也相继失去了原有的含义。他们曾具有的革命性、进步性，不仅逐渐地蜕去，甚至还会受到深刻的质疑。特别是进入市场和商业化时代之后，“大众”对于文化的要求，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疑虑。在商业化的时代，“大众”就是一个消费的群体。也正因为有这样群体的存在，才有今日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及其市场的出现。但这时的“大众”仍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善变的，不同的趣味也决定了生产／消费的关系。因此，“大众文化”领域，不是一个审美的领域，它是一个满足欲望的领域。90年代初期展开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大众文化的激进批评，其问题很可能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把大众文化当作了审美的对象来批判的。因此，对大众文化而言，那是一次错位的，没有构成批判的批判。都市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奇怪而独特的领域，它和诸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这些文化既有联系，但又不存在谱系关系，你不能说大众文化直接来源于那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一旦走向市场，它主要遵循的是市场的规则。作为产品，它又直接和消费相关。因此，大众文化最终的诉求，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商业利益。在电影市场，票房价值的成功几乎成了影片最重要的尺度或标志。在这个满足人们窥视欲望的独特领域里，无论是泪水涟涟的煽情，还是血肉横飞的恐怖，无论是风光还是科幻，无论是电脑制作还是不要替身，制片和导演的最终目的都是把观众赶进电影院。因此，有效需求论，永远是大众文化遵循的规则。
在这个规则的制约下，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制造了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一种是过去的文化时间，它以怀旧文化作为表征；一种是当下的文化时间，它以白领趣味作为表征。怀旧文化从90年代初期的中国第一部室内电视剧《渴望》开始，一直到红色经典的世俗化旋风。怀旧文化始终是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打内容之一。这一状况，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处境是有关系的。9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话语受挫，精英立场被质疑。《渴望》这样无关宏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80年代以来，激进的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积聚中不断膨胀，于是便导致了《渴望》的成功。
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它的不断被倡导和广为传播，不仅为人民大众所熟悉，培育了他们独特的文艺欣赏，接受趣味，而且也逐渐形成了文艺生产的方式和模式。这一状况，使几十年的文学艺术积累了丰富的红色经典的创作经验。这些作品以共同的风格，在持久的传播中变成大众的集体记忆。在过去的许多岁月里，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浪漫的表达，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功效，实现了文学艺术的功利目标。它使人民在艺术中看到了再现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使革命的文学艺术找到了适于表达这一内容的相应形式。它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因此，作为重要的主流文化资源，它得到了永久的重视并不断被发掘利用。在80年代以前，民众对这些作品的接受是发自内心的，一方面，他们相信新中国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因此倾心认同这些经典，一方面，这些作品通俗的表达和传奇性的结构，易于理解和接受。但是，90年代红色经典的再度风行，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通过市场的再次启动，是为了让红色经典能够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为了再次进入红色的意义世界。
对于大众来说，这些让他们曾经熟悉的曲调和场面，使他们再次与历史建立起了联系，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民众，在心理上越过了历史的断层，从而缓解了现实的焦虑和失落。不仅在社会心理层面大众文化实施了怀旧的策略，而且在情感、价值层面，也不失时机地诉诸于怀旧的策略。《廊桥遗梦》、《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的意识形态能在中国大陆顺利登陆，是这些影片的怀旧情调起到了决定作用。或者说，时代越是失去了什么，大众文化就越要突现什么，它把人们带进了另一种时间中，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欲望。
白领趣味，是商业社会培育出的一种时尚。白领阶层在中国虽然尚在发育过程中，但白领趣味却先期而至。不仅民众对白领怀有艳羡，同时更有“白领文化”的舆论鼓惑。白领杂志是这一趣味最抢眼的表征，它温情脉脉呈现出的梦幻般的一切，遮蔽或偷换了现实的问题。它的消费和占有暗示，是在雅致、教养、自尊的强调中实现的。白领期望的一切，在白领那里也并不是完全可以指望的。但它显示了一种身份，一种时尚，一种与底层拉开了距离的虚假界限。因此，在影视市场上，特别在平庸的电视连续剧里，当今的中国几乎都生活在楼堂馆所，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和派头已随处可见。这是一种不真实的现实时间。它在诱导一种趣味和消费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一种享乐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趣味就是为了满足普遍的低级趣味。它与怀旧风潮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为了把消费者引向不真实的幻觉时间里去。因此，如何在认识当下中国大众文化心理的基础上，理解本土文化资源和两种文化时间的差异，是影视艺术工作者所要思考的问题。大众文化不是审美的领域，它所具有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它的消费功能。在文化生产单一化的时代，我们曾呼唤娱乐性文化的出现，希望文艺能够轻松更具欣赏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非审美的领域制造的 所有文化制品都具合理性。就现实的大众文化状况来说，它虚拟的两种文化时间所导致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对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有害无益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沮丧地说，面对大众文化的现状，我们在作出批判的同时又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不可能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