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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紧扣文本，对契诃夫小说《套中人》的主人公形象别里科夫进行重新认识。文章从小说结构入手，论述了别里科夫形象的普遍性，否定了别里科夫是旧制度的卫道士和帮凶之说，指出别里科夫不过是沙皇专制制度下被扭曲了的奴性十足的“小人物”。文章还论述了“套中人”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危害以及契诃夫创作《套中人》、塑造别里科夫形象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 结构 形象 主题 扭曲 “小人物” 逃避现实 改变现实
前言
记得鲁迅说过，勿让别人在你头脑中跑马，然而教书多年，我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让人在我头脑中跑马，同时又在学生头脑中驰骋践踏。
就以对契诃夫短篇小说《套中人》的评论和讲解来说吧。《套中人》是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课规定讲授的重点作家作品，而且早已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年年都得讲一遍。立论的根据自然是专家的评论和专家们据此编写的外国文学教材。对专家的论点，开始照例是照本宣科，渐渐地竟有了些腹诽，但为了“千万别出什么乱子”①起见，仍旧是一遍遍地照本宣了下去。
讲《套中人》不免要反复读作品，读来读去，我竟然发现，我原来也不过是一个“套中人”，正如契诃夫所说，“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②。
但契诃夫又说，“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③。有感于契诃夫痛苦的呼喊，我试图从“套子”中钻出来，于是乎就来写这篇“别论”。
一、论《套中人》的结构
《套中人》采用了常见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大故事讲中学教师布尔金和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外出打猎误了时辰借宿在米罗诺西茨克村边上村长家的堆房里的故事；小故事包含在大故事中，讲的是可笑、可悲、可恶的希腊语教师别里科夫的故事。小故事是小说的中心，大故事是为了引出小故事，并让主人公自由地发表议论，点明并引申小故事的意义。
契诃夫这样来结构全篇是匠心独运的。不过，论者往往忽视了大故事在小说中的作用，只就小故事而论全篇，中学语文教科书只节选别里科夫的故事部分（且删除了其中一些重要的议论），更只能就部分而论全体了。
在我所见的有关评论和外国文学教材的有关章节中，只有匡兴、陈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和雷石榆、陶德臻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教程》注意到了大故事，但在论述全篇及别里科夫形象时，又都未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前者指出：
《套中人》里的中心人物是别里科夫。别里科夫的出场形式里就充满抒情性和哲理色彩。两个猎人在漫不经心的谈话中谈到了村长的妻子玛芙拉，谈到了她的“怪”。这从现象上看，似与作品内容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他们之所以谈到玛芙拉，恐怕是由于他们就住在玛芙拉家的堆房里，而玛芙拉的“怪”又跟猎人们谈到的寄居蟹有内在联系。这点谈“怪”的思路又直通作品中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漫不经心的情绪，谈“怪”的思路贯穿在别里科夫出场的始终，使作品的开端富有诗意。
在这里，论者着重开端技巧上诗意的效果，并未抓住小说开头的要害，未能就此展开以揭示玛芙拉与主人公别里科夫形象间内在的联系。同时其中还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势必影响到对作品意义的分析：不是玛芙拉的“怪”又跟猎人们谈到的寄居蟹有内在联系，而是由对玛芙拉的议论引出了关于寄居蟹的议论。后者的论述颇为周详，可惜在论及到别里科夫形象时，未能据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小说开头关于玛芙拉的议论和结尾关于各类“套子”的议论，实在是理解《套中人》的关键。
看到玛芙拉不声不响地在家中走动，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谈起了她，说她是一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可是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家乡的村子，从没见到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对此，布尔金非常感慨：“这有什么奇怪的！那种性情孤僻、象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外壳里去的人，在这世界上是不少的。这也许是隔代遗传的现象……我不是博物学家，探讨这类问题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象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诺，不必往远处去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就有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死掉了，他是希腊语教员，我的同事。”于是，他就讲起了别里克科夫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金——契诃夫的代言人之一——将玛芙拉与别里科夫等同起来，并认为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还很不少。这一点关系到对别里科夫形象的认识，在论述主题和主角形象时，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论据。
小说结尾处伊凡·伊凡内奇的议论也很重要。承接布尔金最后“是的，别里科夫下葬了，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活着，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的慨叹，伊凡·伊凡内奇一再说，“问题就在这儿了”，然后平静却又愤激地议论开来：
讲到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文特”，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好打官司的人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当中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别人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
……
自己看着别人做假，听着别人说假话，于是自己由于容忍这种虚伪而被人骂成蠢货；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还不住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一个不值一钱的小官，不行，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
伊凡·伊凡内奇——契诃夫的另一代言人——的议论，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画龙点晴之笔，是对别里科夫故事意义的揭示和深化，忽视了它，便不能准确把握别里科夫形象，不能正确把握由大故事套小故事所构成的全篇小说的主题。
二、论别里科夫形象
正是由于忽视了《套中人》结构的这种特点，导致了许多论者对别里科夫形象认识的谬误。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是“舆论一律”。笔者在此不厌其多地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结论：
脍灸人口的《套中人》(1898)的意义在于契诃夫用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个反动、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套中人”的典型形象。
——张英伦等主编《外国名作家传》，1979年版
在专制制度涉临崩溃的年代，作者痛感改变俄国现状的必要，塑造了别里科夫这一典型。他是官方制度的维护者，告密的小人……
——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1979年版
《套中人》……鲜明地塑造了一个旧制度的卫道士、新事物的反对者的典型形象。
——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简编》，1980年版
在《套中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保守、顽固、落后、反动、反对一切新事物，仇视一切改革，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典型。
——王忠祥等主编《外国文学教程》，1985年版
《套中人》……鲜明地塑造了一个旧制度的卫道者、新事物的反对者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顽固的保守势力的代表……为了扼杀一切新事物，他甚至用盯梢、告密等手段……
——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史》，1985年版
别里科夫是俄国八、九十年代极端保守、害怕社会变革、竭力维护旧制度、旧秩序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典型。
——雷石榆等主编《外国文学史教程》，1986年版
此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屈服于反动派的暴力统治，苟且偷安，甚至向反动当局告密。别里科夫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匡兴等主编《外国文学》，1987年版
别里科夫不仅守旧、落后、怯懦胆小，而且还是一个凶恶的沙皇反动统治者的义务宪兵，专制制度的可鄙的卫道士。
——谭绍凯主编《外国文学新编》，1990年版
别里科夫完全成为沙皇政府的一名新型“官吏”，成为自觉效忠沙皇政府的奴才走狗。
——黄永恒《＜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见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5期。
作品塑造了一个旧制度的卫道士、新事物的反对者的典型……在90年代末，专制制度即将崩溃的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因循守旧的庸俗习气，契诃夫深感改造现实的必要，因而塑造了这一憎恨拒绝新事物、阻挡社会前进的旧制度卫道士的典型。
——张良村等主编《世界文学》，1993年版
如此地“舆论一律”，不知是“所见略同”呢，还是互相让人在头脑中跑马！
上文对《套中人》结构的分析已经指出，别里科夫是玛芙拉的同类，这类人的特点是逃避现实。凡一切“象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外壳里去的人”都是“套中人”，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别里科夫只是这类人中最典型的一个。这类人决不属于统治阶级，因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只会或变本加厉，或垂死挣扎，而不会缩进“套子”中去逃避现实——逃避广大人民反抗和推翻自己的现实就意味着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套中人”也决不是什么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卫道士有两种，或统治者，或统治者的附庸。作为附庸的卫道士，都是现实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极力缩进自己的外壳里去的逃避现实者，否则便不能卫道。契诃夫所谓“套中人”，不过是专制制度下奴性十足的顺民，他们对压迫他们的“道”，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懂得什么“道”？干吗要卫“道”？就以玛芙拉来说吧，她家显然不富有，否则不至于把城里来的两位客人安排在堆房的草堆上过夜。她不象养尊处优的贵族妇女，也不象一掷千金的资产阶级阔太太，她默默无闻地过活，胆怯得不敢见人，只有夜间才上街走一走。这样存在等于不存在的可怜的女人，会是统治阶级的帮凶和卫道士吗？
再就别里科夫的行状和思想来讨论。别里科夫是一个寒酸的中学教员，胆小得惶惶不可终日，他的胆怯，正好说明他不属于统治者，要知道，统治者是决不胆小怕事的。他也不同于普里希别耶夫④。普里希别耶夫自觉地以统治者自居，他趾高气昂，把两条胳膊紧贴在裤缝上在街上巡逻，用沙哑而气愤的声调高喊：“老百姓，散开！不准成群结伙！回家去！”⑤别里科夫却是缩头弓腰，恨不得躲进严严实实的外套里去，他哪里象是“帮凶”？
诚然，他保守，他害怕新事物，但他所以如此，不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或攫取新的利益，他只是害怕发生乱子危及现在还勉强过得下去的日子。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指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交替的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⑥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俄国人深怕发生“乱子”动摇了眼下的奴隶地位而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别里科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奴隶。
说别里科夫盯梢和告密，未免是无稽之谈。小说中根本未提到他盯梢，有点让人以为“盯梢”的只是写他常常到同事家去闷坐：
他来到一个教员家里，就坐下，一言不发，仿佛在考察什么东西似的。他坐上那么一两个钟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和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而易见，到我们家里来闷坐，在他是不好受的，他所以到我们家来，也无非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作为同事所应尽的责任而已。
这显然算不得充当义务警察，干盯梢的勾当。至于“告密”，小说有两处提及。一处是柯瓦连科受不了别里科夫，耸动着肩膀对同事们说：“我们不明白你们怎么能跟这个告密的家伙，这个丑八怪相处。”一处是柯瓦连科同他争吵中涉及校长，别里科夫被赶走前对科瓦连科说：“我要预先向你声明一下：说不定已经有人把我们谈的话偷听了去，为了免得我们的谈话被人曲解，免得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的内容……大体上报告校长先生。我不能不这样做。”这的确可鄙、可恶，但也可以理解。在19世纪末的俄国，到处是警察和警察的耳目，告密之风盛行，老百姓非谨言慎行不可，别里科夫这是谨慎得过了头。他要去报告，是为了洗刷，不是邀功，并且事先声明，算不得告密，倒说明他害怕别人告密。柯瓦连科斥之为“告密的家伙”，只反映了对其为了洗刷自己而向上司报告的行为的厌恶，并非确指他为警察的耳目。
别里科夫被斥为卫道士的一个理由，是他“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装进套子里”。让我们来看看小说对此是怎样写的，而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的文章，其中写明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清清楚楚。告示上禁止学生傍晚九点钟以后上街，或者某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得清清楚楚：这是禁止的，那就够了。至于批准和允许的事，他都觉得含有可疑的成分，含有什么模糊而没有说透的东西。
在这里，契诃夫如实而生动地写出了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奴隶服从和唯恐得咎的心态。经验告诉别里科夫，老百姓动辄得咎，要不招来惩罚，只有遵纪守法，不可越雷池一步。雷池的分明的界限是“禁止”，“允许”到模糊不清。许多事情，官方不会明确表示允许或不允许。既然不明确允许，就会有禁止的可能，即使明确批准和允许的事，谁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明令禁止？法律不是未禁止人群站在岸上吗？但普里希别耶夫还不是叫“老百姓，散开？”他说得好：“我要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聚在一起？这是为什么？难道法律上写着老百姓应该成群结伙？”晚上，他又吩咐老百姓不准点灯，不准唱歌，其理由非常充足——没有一条法律准许唱歌，其逻辑也很严密——虽然没有一条法律禁止，但也没有一条法律准许⑦。别里科夫之所以极力把思想也装进套子里去，正是害怕这种暗藏杀机之“道”。
论者最充分的理由是说别里科夫统治了小城15年。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统治”的：
这个永远穿着套靴和带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抓在他的手心里！我们这儿的太太们每到星期六不搞家庭演出，因为怕他知道。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样的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赠济穷人，教人识字……
布尔金只讲了别里科夫统治的结果，没有说明他赖以统治的工具的手段。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赖以统治的是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官吏、法律、监狱等等，这一切，别里科夫都一无所有，而全都掌握在别里科夫所害怕的人的手中。布尔金说他把整个中学甚至全城都抓在手心里，不过是一种比喻，指的是别里科夫一切都害怕的思想影响，而且布尔金也明白，别里科夫式的人不止一个，所以他说，“在别里科夫这样的人的影响之下”。按照伊凡·伊凡内奇的看法，太太、教士乃至全城的人都是“套中人”，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抓在手心里，同时又去抓别人，抓整个小城，并不是别里科夫在实行“统治”。
别里科夫并非生来就是“套中人”，他也是在外界的压力和影响下才躲进“套子”里去的。外界的压力是沙皇、官吏、警察和普里希别耶夫之流实行的专制统治，外界的影响就是无数先于他躲进自己的外壳里去的“套中人”。
契诃夫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深刻地揭示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套中人”的大量存在，并尖锐地指出，“套中人”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成了这个制度赖以苟延下去的基础。
别里科夫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除了无形的“套子”外，还驮着一个有形的“套子”——“他无论什么时候出门上街，哪怕天气很好，也总是套着雨靴，带着雨伞，而且穿着暖和的棉大衣”。就是这样外形上的与众不同，给他招来了“卫道士”、“帮凶”、“告密者”等等的恶名，而那些披着无形的“套子”的“套中人”，论者到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不是抛开小说文本，而是读一读全篇，特别是开头和结尾，我们不禁要惋惜契诃夫的用心良苦而徒劳无功。
如果要给别里科夫形象下一个断语的话，应该说，这是一个在沙皇专制制度下被扭曲了的奴性十足的“小人物”的典型。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有两类：一类是处于社会底层遭遇悲惨而赴诉无门者，如姚纳和万卡⑧，对他们，契诃夫寄予深厚的同情；一类是小官吏、小市民，小知识分子，他们奴性十足，苟且偷安，如切尔维亚科夫⑨和别里科夫，对这类人契诃夫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论《套中人》的思想意义
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处于沙皇专制制度的重压之下。贵族知识分子革命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的失败，使许多人看不到希望，而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正在兴起，但影响还不大，整个俄国，死气沉沉，犹如一个巨大的“套子”，在这个“套子”中，许多人更进而钻进自己造就的“套子”，以逃避可怕的现实。
契诃夫对俄国的这一现实深感不安。为了打破大大小小的“套子”，他以满腔的忧愤创作了《套中人》，以含泪的微笑讲述了别里科夫的故事。
别里科夫的故事是小说的中心，通过别里科夫的故事，契诃夫深刻地揭示了“套中人”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但如果仅仅以别里科夫的故事构成全篇，则小说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将大大缩小，因为生活中还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套子”，别里科夫式的人“多得不行”。所以，契诃夫巧妙地将别里科夫的小故事套入两个猎人借宿玛芙拉家的大故事，通过两个猎人的议论，点明和深化了主题。
主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呼吁改变生活——“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
作为一个未能投身到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洪流中去的作家，契诃夫的呼声是微弱的，但当许多人都缩进自己的“套子”里去的时候，这一不够响亮的呼声也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它会使一些人从“套子”中钻出来，使一些人动手去砸烂套在他人和社会身上的“套子”。
后记
以上是关于契诃夫小说《套中人》的“别论”，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与“定论”有别。
在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值得写“别论”的还很多，我真希望有人将古希腊以来的外国文学的重要问题都“别论”一番。但这一工程不能象现今许多外国文学教材那样集体编著，因为参偏者可能良莠不齐，到头来不外乎一盘大杂烩，而且少不了“套子”之论（“套子”并非俄国的特产）。
审稿：潘承权 龚炜
注释：
①《套中人》主人公别里科夫的口头禅。引自汝龙译《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小丛书》），1979年版。下引《套中人》文字均同此。
②《套中人》人物伊凡·伊凡内奇语。
③《套中人》人物伊凡·伊凡内奇语。
④契诃夫小说《普里希别耶夫军士》主人公，见上述《契诃夫小说选》。
⑤见《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⑥见鲁迅杂文集《坟》。
⑦见《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⑧姚纳为契诃夫小说《苦恼》的主人公，万卡为契诃夫小说《万卡》的主人公，均见上述《契诃夫小说集》。
⑨切尔维亚科夫为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