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机制论文,城市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62(2009)10-0096-06
我国资源型城市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典型的公有特征和独特的优越感。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及相关政策的改变和公有制优越感的丧失，资源型企业、城市政府和居民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挑战，陷入发展困境；同时，国家在体制和政策转变中，未能有效地解决原有体制积累下来的问题，从而造成资源型城市背负沉重包袱，难以自我发展，形成了“等、靠、要”思想。这就迫切需要通过对资源型城市这一特殊系统进行深入剖析，系统地揭示其内在发展机理，准确把握系统的运动、变化规律和发展特征，将各种驱动力进行有效整合，明确各责任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使之转化为调控城市发展方向激发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径，从而推动城市持续发展。
1 影响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因子辨识
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该地区人文、自然、社会、经济及技术条件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准确把握影响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主导因子，是对其发展进行科学调控的前提和关键。
1.1 影响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内生变量
资源型城市的最终发展水平及其差异从根本上来说都取决于城市自身及所在区域的客观基础条件，城市发展则是这些条件约束下的能动过程。尽管不同城市的发展条件不尽相同，其影响作用机制存在一定差异，但也必然存在着对资源型城市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因子。
1.1.1 资源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枯竭而衰退，其发展受到资源的强烈约束。主导资源是城市兴衰的生命线，其类别、储量、品位、赋存和开发条件及市场潜力不但直接决定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益，而且也影响了资源主导企业的效益与生命周期。
除主导资源外，后备资源对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也不容忽视。后备资源的种类、储量和可利用价值影响着城市的经济结构。如果一个地区的后备资源充足，互补性强，那么城市经济结构就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反之，则易形成围绕主导资源开发的单一经济结构。此外，水，土地等基础性资源也对城市的适宜规模和发展水平产生制约。如钢铁城市与水资源分布间的关系。
如果说自然资源的数量和结构为资源型城市发展提供了可能，那么资金、技术、人才、市场条件等非自然因素的供给则将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基础和条件。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源的开采与加工、利用技术也不断得到改进，影响着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和深度，进而影响到资源型产业的生命周期和就业吸纳能力。技术实力雄厚、资金充足的资源型城市，容易利用其非自然资源优势，发展替代产业，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和城市转型。
1.1.2 区位
从资源型城市发展实践来看，区位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大。国外最终衰亡的资源型城市，大都位于偏远地带；而得以生存持续的城市，普遍都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前者如澳大利亚西部的库尔加迪(Coolgardie)和肯斯顿(Kidston)；后者有美国休斯敦和加拿大卡尔加里等[1，2]。市场、交通和地理位置等对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产生着普遍而重要的影响。如茂名和玉门市都是因石油资源开采而兴起的城市，建市时间也大致相同，且都在历经多年高强度开发之后因资源储量和市场需求等原因而陷入发展困境。如今，二者的命运和发展前景却迥异：茂名由石油资源城市转型为石化工业城市而蓬勃发展；玉门则仍然维持着单一的产业结构，陷入困境。这与二者地处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两个截然不同的区位有着密切关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组织总是按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指向来选择最有利区位[3]。那些区位优势明显的资源型城市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非自然资源因素，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基础部门的更新换代，最终推动城市经济形成良性的累积循环。相反，那些区位条件差的城市则因缺乏发展所需资金、人才和技术支持而发展缓慢，甚至衰退而最终陷入困境。
1.1.3 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综合反映了城市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聚落水平、发展历史等诸多因素[4]。“城市规模棘轮说”认为：一个中心城市的人口只有达到或超过25万，才具有了抵御各种外部与内部冲击的能力，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发展[5]。城市规模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发达国家资源型城市的规模较小，人口多在几千人，自组织能力较弱，加之地广人稀，最终大都被废弃。然而，我国资源型城市人口少则几万人，多则上百万，规模较大；一些城市虽然资源已渐趋枯竭(如枣庄、阜新等)，但城市人口仍处于集聚发展，人口规模对城市发展仍产生着持续而重要的影响，影响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城市发展命运。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我国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也不可能沿袭西方发达国家任其自然衰退的路子，被迫进行转型。
1.1.4 城市空间格局
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态复合巨系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关系，形成一定的结构，而这些结构要素最终都要以城市物理空间为载体[6]。社会经济发展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驱动力，而生态空间结构的演变则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及环境变化有着直接关联。因为城市空间结构决定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及能源的循环和空间态势；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则通过一系列的反馈作用最终又反作用于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和人口发展。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化正是在无意识的自然生长与有意识的人为干预的双重力量下进行的。资源分布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空间布局和生态环境结构对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合理的城市空间能促进物质、能量和人口的畅通，有利于资源型城市持续发展。
1.1.5 体制保障
资源型城市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产业、技术水平、空间结构等因素，而且还有赖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存在的制度环境。体制环境实质上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人与人关系的总和，它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软环境，贯穿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各个方面，通过对各影响因子、驱动力和结构关系的调控而影响着城市发展方向、速度和规模等。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型城市以直接输出资源和资源性产品为主，其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等都严格受制于国家，缺乏自主性，自我积累能力弱。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变，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企业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被调动起来，推动了城市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等软环境逐渐超越资源和城市“硬件”而成为衡量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1.2 影响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外部因素
影响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和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的转变。
1.2.1 国际大环境对资源型城市的冲击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加入WTO，给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7]。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转移和技术革新，加速了现有资源型城市的衰退；国际原油、矿石、粮食和钢材等原材料、制成品价格的频繁波动，影响着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随着对外依存度日益增加，这种影响也将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一些资源型城市也可藉此契机，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来改造资源型企业的生产工艺、设备和管理模式，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也可以利用国际市场，购买到廉价、优质的资源和原材料，从而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或延长资源型产业生命周期，促进城市持续发展。
1.2.2 国内宏观发展战略和政策环境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表现为一个在国家投资和政策推动下的被动过程，形成了依赖国家投资和政策的顽疾，且产生强大的惯性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社会保障体制、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环保政策和公众环保意识等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资源型城市产生了巨大冲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资源型城市自身积累能力较弱、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弱，因而在改革开放后面临着比一般城市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资源枯竭城市更是步履维艰。以资源开发与加工为主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陷入了发展困境便是明显的例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不仅数量剧增，而且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进而刺激了资源的开发和经济转型，促进了资源型城市多元化发展。
总之，国内宏观发展战略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增加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激化了城市内部各种矛盾与冲突。
2 资源型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城市发展离不开外力和自组织作用的影响。
2.1 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是基本动力
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源于输出活动即基本活动的发展。城市发展过程是基本、非基本活动在一定区域循环往复、不断集聚的过程。城市成长正是乘数效应和因果循环两个过程不断循环、累积的结果(图1)[8]。
图1 城市发展的循环和累积反馈过程(A.R.Pred，1997)
按照循环和累积过程原理，一个城市一旦形成，就会无限地发展下去。特别是在城市基本部分的比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减小的规律支配下，大城市对基本部分的依赖相对较小，而城市发展的乘数效应影响相对较大，从而使得其自我发展能力更为强大。但是，循环和累积原则下的集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内部“需要”，并非充分条件；城市发展同时还受其他众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到诸如区域的自然、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等外部条件的限制。只有在“需要”和“可能”都具备的情况下，城市发展才能得以实现。换言之，二者都具备的情况下，城市的发展将势不可挡；当城市发展受到限制时，也可以采取某些技术手段或者政策措施突破这种限制，但必须付出较大代价。
资源型城市的基本经济活动是输出资源和资源性产品，非基本经济活动所占比重较小。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最基本动力。研究也表明，资源型城市数量和种类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9]。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消费水平与结构的改变，对资源消费需求不仅总量快速增长，而且种类也更加丰富，使得资源型城市的数量增加和种类多样化。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的现实需求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并且贯穿于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
2.2 投资是助推剂
投资、消费、净出口被称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之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突出(图2)。研究表明，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变化呈现明显的依附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阶段性跃迁特征[9]。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增加直接刺激了投资向资源生产与加工企业倾斜，进而推动了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大量投资向能源、原材料工业倾斜，第三产业、地方工业和轻工业获得的投资较少，城市建设和生活设施方面的投入也欠缺，资源型城市得以低水平快速发展。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投入几乎全部来自国家的财政投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投资政策由单一依靠国家投入变为国家、企业、地方政府和社会多元化的投资体系，推动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发展。总之，资源的勘探、开采和加工过程中的资金、技术、人力和物资的投入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助推剂。
图2 GDP增长与全社会固定资产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关系(1981-2007)
2.3 技术更新是能量放大器
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只为25％左右。在资源型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技术更新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能量放大器作用，加速或延缓着城市的发展与衰退。
技术进步不但可促进资源的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延伸产业链，提高资源型产业附加值，而且还可以使过去难以利用或利用价值不大的自然资源得以开发，从而延长资源的使用寿命，延缓了资源型城市的衰退；其次，通过改变资源开采与加工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不但延长了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而且减少废弃物排放，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再者，技术进步使资源开采与加工行业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降低了资源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避免在新的资源开发区形成资源型城市，从而导致资源开发与利用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此外，信息技术、高新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对资源的依赖，提高了资源附加值，进而促进了替代产业和接续产业的形成，有利于城市转型，从而避免了资源型城市的衰退。
技术革新与进步对以传统资源为主的资源型城市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一是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和再生资源的利用削弱了传统资源与能源的地位，使资源型城市逐渐被边缘化，加速了其衰退；二是电子工业的兴起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普及，使产品向轻、薄、小、精方向演化，加速了产品的高附加值化趋势，减少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规模化、集中式生产和远距离运输、加工技术，促进了地域分工，削弱了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也加速了其衰退与转型。
2.4 体制创新是调节阀
资源型城市的根本属性是“城市”而不是“资源”，体制和政策环境增加了城市发展的复杂性[10]。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不仅企业具有明显的公有制偏好，国有企业一枝独秀，而且居民的生活、心理上也普遍存在着国企职工的优越感。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渗透和持续依然残存和延续着，影响和制约着资源型城市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使得大多数资源型城市陷入了发展困境；也有个别原本已濒临衰退的资源型城市抓住制度转变的机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体制创新具有调节阀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改变需求的数量与结构、投资方向、资源开发战略和利用模式、技术更新等来改变各驱动力的作用方向和力度，从而促使资源型城市摆脱传统的周期性衰退命运，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缺乏活力的枯竭型资源型城市可以通过政策体制的创新促成其衰退和转型，演变为非资源型城市或衰落。
因此，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体制创新。通过体制与政策创新促使形成有利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合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体制的改变、行政区划的调整、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的转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环境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价格体制等宏观政策的改变，虽然使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陷入了发展困境、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是制度的转变与创新也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资源开发战略的改变，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许多城市在历经阵痛之后逐渐开始复苏、繁荣。
3 资源型城市发展的驱动机制——DPSIR模型
3.1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应-压力机制
系统科学理论认为，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城市或区域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经济系统，其输入主要来自于两个渠道：一是该区域(系统)之外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外部输入；二是系统本身(包括系统各内生变量变化对各子系统的影响)的内部输入。无论来自于哪一个方面，都可能改变系统的结构、功能并产生相应的响应或变化(图3)，而系统则通过自组织作用及时改变和调控自身结构，增强其自适能力，从而才能保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系统功能的健康和正常发挥。
图3 区域/城市系统的应-压力机制示意图
人类的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同自然环境间这种相依关系在资源城市表现十分集中和突出。城市通过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不断从自然环境系统中获取资源，又通过生产和消费等环节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从而改变着资源的存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后者又通过资源的短缺和环境恶化反作用于人类系统，二者间构成了压力-状态-响应关系。对于资源型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而言，影响其形成与发展的各种内生与外生变量在上述各种动力的驱动下，作用于城市内部各因素，进而影响着城市的内部结构；而城市内部结构在受到上述各作用力的影响，发生应激响应，反作用于外部环境，抗御外部作用力，从而形成应-压力响应机制，在乘数效应和扩散回波效应的基础上，最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图4)。
图4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机制(DPSIR模型)
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展能力，正是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城市自组织结构的应变能力的强弱对比。当内部的响应力较弱或扭曲性强劲、内部结构不适应宏观形势的变化时，资源型城市就会因资源的枯竭和开发成本的增高而陷入困境，甚至衰落；相反，当压力与内部响应力相适应，就可促进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展。
3.2 DPSIR机制下的资源型城市发展趋势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过程概括为一条被拉平的S形曲线。资源型城市作为城市首先遵循这一规律，同时又受到资源型产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资源型城市发展正是在这两种规律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自身特殊的发展趋势(图5)，这就为理解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的地域差异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提供了理论依据。
图5 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趋势及动力特征
在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始终受阻力和驱动力的合力作用。阻力来自环境质量下降、资源耗竭、最佳城市规模限制、市场条件的变化等，动力则来自资源开发、城镇化、经济发展等。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二者的强弱对比不一样，其合力所呈现出的外力特征各异。前期阶段，驱动力占优势，城市呈加速度发展；中期阶段，阻力加大，城市发展速度减缓，渐趋成熟；后期阶段，阻力与驱动力平衡，城市发展维持在一定水平上；随后，阻力逐渐加大，城市呈现衰退趋势。因此，在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择机地进行科学调控，平衡两种力量，才能实现其持续发展。
对已陷入发展困境的资源型城市而言，当来自内部抗御衰退的能力和外界的支持力足以克服阻碍其发展的阻力时，城市得以成功转型，实现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反之，城市自我发展力不强，又缺乏外援，必将受阻而逐渐衰退(图6)。
图6 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趋势
4 中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机制得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注重自身应力的修炼，增强自身对外界压力的应变；同时，外部的中央和上级政府及市场，应给资源型城市提供必要的资金、人才、政策和技术上的支持，方能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国家经济体制、宏观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转变，给资源型城市带来发展了机遇，但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而长期计划经济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问题，使得资源型城市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普遍较弱，因此，在体制转变中，国家应该给其予以必要的资金、技术支持与援助，在宏观政策上适当倾斜和优惠，引导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增强其造血功能，而不是仅仅是输血式地从项目、资金方面给以援助。对于资源型城市政府自身来说，要改变纯粹向上级政府“等、靠、要”的思想，应立足自身的区位、资源、人才、技术等优势，积极主动谋发展，增强自身的持续发展能力。只有二者目标一致，优势互补，才能共同促进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展。同时应当明确，尽管城市政府和民众都有尽快完成资源型城市转型、实现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但是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资源型城市的演变规律来看，并非所有的资源型城市都要进行转型，实现持续发展。对于那些转型成本过高、发展前景差的资源型城市，要通过关闭矿山、禁止开采、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行政区划调整、资产清理、债务偿还、人员安置等措施促进其衰退(如甘肃玉门、云南东川)，这就要求妥善处理好资源型企业职工的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