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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持续上升时期，必须在重视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的同时，充分重视城市化质量的提高。关于城市化质量，目前的研究重点在论述其意义或者从定性方面来探讨提高城市化质量。对城市化质量系统的定量分析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首先提出衡量城市化的指标体系，然后对中国的城市化质量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提出提高城市化质量的若干对策。
一、衡量城市化质量的指标体系
城市化质量的研究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城市化核心载体——城市的发展质量，即城市现代化问题；二是城市化域面载体——区域的发展质量，即城乡一体化问题。如果说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化质量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城乡一体化则是提高城市化质量的终极目标。我们研究城市化质量的指标体系也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二是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
1.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 城市现代化是城市素质的综合反映，主要包括城市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个方面。据此，我们将衡量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划分为三大类十二个指标：
第一类：经济现代化水平指标。主要包括4个指标：人均GDP、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居民年人均收入。
第二类：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指标。包括4个指标：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万人拥有医生数、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包括移动电话）和百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它们分别反映交通、医疗卫生、通信以及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
第三类：人的现代化水平指标。包括4个指标：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居住面积以及每平方公里排放量，分别反映人的素质和人的居住环境状况。
根据上述三大类十二个指标组成的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我们可以用综合评价法来分析计算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具体方法是：
第一步，根据三大类十二个指标的重要性分别赋予权重，权重之和为100。
第二步，确定各指标现代化的目标值，我们以中国20世纪末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和北京的平均值为基准，考虑到该平均值与东京、纽约等世界现代化城市的差距作适当调整，在调整时兼顾世界现代化城市的水准和中国国情。
第三步，计算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得分，计算公式：
（约束条件：P[,i]/M[,i]≤1）其中：S：城市现代化水平得分；
P[,i]：城市第i指标的实际值；
M[,i]：第i指标的目标值；
Q[,i]：第i指标的权重；
P[,i]/M[,i]：表示城市第i指标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
约束条件P[,i]/M[,i]≤1，是当城市第i指标实际值高于目标值时，视为城市在该方面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设定P[,i]/M[,i]=1。
第四步，城市现代化水平评价，我们将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分为4个等级：A:S＞85，高度现代化城市；B:60＜S≤85，中等水平的现代化城市；C:40＜S≤60，初步现代化城市；D:S≤40,现代化前期的城市。
2.城乡一体化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 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之间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趋于一致的过程。与城乡一体化相对应的概念是城乡二元结构。
从理论上讲，反映城乡一体化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城乡间经济社会联系的指标，以及生产生活水平、方式城乡差异的指标，具体可包括如下4个指标：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平均利润（反映生产效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和信息流状况（反映社会经济联系）；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反映生活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反映生活质量）。但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反映城乡生产效率差异及经济社会联系的指标无法获得，因而只能选择后两个指标来计算中国当前城乡一体化的水平。
(1)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
S[,1]
S=1-───
S[,2]
式中：S：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系数；
S[,1]：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S[,2]：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我们认为，当S≥0.5，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状态；当0.2≤S＜0.5，处于由二元结构状态向城乡一体化过渡的时期；当S＜0.2，基本上完成了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2)恩格尔系数（注：恩格尔系数是指食物支出在消费品总支出中的比重。人们通常以此来作为判断生活水平高低和生活质量的标准。当恩格尔系数e＜25%时，为富裕型生活；当恩格尔系数25%≤e＜45%时，为小康型生活；当恩格尔系数45≤e＜55%时，为温饱型生活；当恩格尔系数e＞55%时，为贫困型生活。在世界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都比较低，发展中国家则相对比较高。1993年美国为11.4%，日本19.9%，韩国29.7%，法国18.3%，英国20.7%，菲律宾57.3%，印度53.0%。）的差异程度。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程度，可以定义为乡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减去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之差。根据对恩格尔系数的分析比较，一般认为当恩格尔系数差异程度小于5个百分点时，可以认为城乡居民在生活质量上基本趋于一致；当差异程度在5-10个百分点之间时，生活质量差异较大，属于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过渡时期；当差异程度大于10个百分点时，则认为城乡生活质量还存在很大差异，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二、中国城市化质量分析与评价
1.中国城市现代化质量的分析与评价 我们选择了我国300万人以上的9个超大城市来计算其城市的现代化水平。由于中国的城市现代化水平在总体上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也越高[1]。因此，我们选择我国最大的9个城市，可以代表我国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最高层次。根据前面确定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我们计算出9个超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如表1。
表1 1998年我国9大城市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从总的来看，我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1998年我国最大的九个城市现代化水平得分都在70分以下，没有一个城市达到高度现代化的水平。上海、广州和北京现代化水平得分在60-70分之间，达到了中等水平；天津、武汉、沈阳、成都、西安得分在40-60分之间，属于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城市；而重庆市现代化得分为32.5分，属于现代化前期的城市。
从城市现代化的结构看，各城市差异比较大。我们以三大类指标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各类指标的现代化得分除以权重）来反映城市的现代化结构，那么九大城市的现代化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三大类指标中，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普遍比较高，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广州、成都7个城市的现代化结构中，都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实现程度最高，并且都超过了50%。其中北京、上海、广州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实现程度都在70%以上。与经济现代化水平相比，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基础设施先行的特征。这与90年代以来，我国大城市都很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
第二，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居中，大部分城市经济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总水平基本吻合，说明经济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前提和主要决定因素。从各市的差异看，经济现代化实现程度达到50%以上的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其中广州市的经济现代化程度最高，与其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发展基本同步。
第三，人的现代化程度在大部分城市中是比较低的。从横向比较看，人的现代化程度高于50%的城市有北京、南京、武汉和西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和广州，经济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都比较高，但是人的现代化水平却比较低，其实现程度分别为38.0%和44.3%，说明我国大城市的发展中，人的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选择反映人的现代化的指标都属于硬指标，还难以反映软环境，比如人的道德观念、责任感、进取心、纪律性及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等等。就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人的现代化来看，软指标比硬指标更加落后一些。
2.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分析与评价
(1)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动的分析。表2反映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状况。199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为0.60，大于0.5，属于二元结构型收入差距性质，说明从总体上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较之农村要高得多，这正是中国城市化最大的拉力所在。
表2 1978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变化
年份 城镇（元／人） 乡村（元／人） 收入差异系数
1978 343
134
0.61
1980 478
191
0.60
1985 739
398
0.46
1986 900
424
0.53
1987 1002
463
0.54
1988 1181
545
0.54
1989 1376
602
0.56
1990 1510
686
0.55
1991 1701
709
0.58
1992 2027
784
0.61
1993 2577
922
0.64
1994 3496
1221
0.65
1995 4283
1578
0.63
1996 4839
1926
0.60
1997 5160
2090
0.59
1998 5425
2162
0.6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变化看，首先表现出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水平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从1979-1998年的20年间，城镇居民收入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6.1%，乡村居民为7.9%。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曲线表现为降—升—降的变动轨迹。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收入迅速上升。这一期间城市体制改革尚未展开，城镇居民收入上升相对缓慢，从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大幅度缩小，由1978年的0.61下降到1984年的0.46。此后农村的制度改革由于没有进一步更深入的举措，原来制度改革的效益潜力已经基本挖掘，加上乡镇企业由于“小而散”，效益提高困难，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而同时城镇改革开始走上快速道，改革绩效首先表现为城镇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从而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又开始持续扩大，到1994年差异系数扩大到0.65。这期间，虽然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都绝对地提高了，但是城乡差距也拉大了。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批优秀乡镇企业在二次创业中崛起，为农民提供了相对较高的收入，城镇非国有企业也在此期间获得较大规模的发展，大约6000-8000万农民进城打工，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几乎使农村1/3的农户受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相反，在此期间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却困难重重，城镇出现大批下岗工人，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了。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开始降低，到1998年又缩小到0.60。
(2)对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程度的分析。下图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恩格尔系数及其差异程度的变化。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4.5%，刚刚进入小康阶段；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3.4%，刚刚进入温饱型阶段。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异程度为8.9个百分点，处于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的时期，总体上看差异程度仍然比较高，二元结构特征仍很显著。从动态角度看，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程度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动轨迹。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虽然下降且不稳定，但是从总体上看，90年代以来，城镇普遍进入温饱型并开始部分向小康型过渡，恩格尔系数表现出稳步下降的趋势；乡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却起伏很大，在80年代末曾达到53.4%，此后由于前面多次分析的原因又开始上升。这说明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居民是变动的群体。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那么收益增长最快的无疑是农民群体。但是一旦各项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受挫，那么在动荡中损失最大的也必然是农民群体。实际上，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承受了巨大的成本，这种成本在微观上表现为数亿乡村居民生活的动荡，在宏观上表现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时间成本。
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及其差异程度变化图
三、提高中国城市化质量的对策
提高城市化质量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这有待于整个国民经济质量的提高，包括产业发展质量的提高、企业质量的提高及民众基本素质的提高；有待于中国整体改革进程的深入；有待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完善。从城市化过程本身看，要提高城市化质量至少需要采取如下对策：
1.加速城市化进程，为提高城市化质量奠定基础 提高城市化质量始终是与增加城镇人口比重密切相关的问题。只有加速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质量才有基础。区别在于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让农民进入城市，满足于以城镇低水平扩张的形式来获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同时追求城市化的质量，努力推进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近20年来，虽然中国城市化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由于进入城镇的人口小于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致使中国乡村人口绝对量仍然在不断增加，90年代下半期乡村人口年平均增长260万左右。因此，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人口增长格局的转变，及早实现乡村人口由增长到下降的转变。9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是下降的，1990-1999年城市化速度年平均增长0.53个百分点，1996-1999年下降为0.47个百分点。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城市化速度下降的态势，保持城市化一定的增长速度。如果未来一个时期内，我们能够保持城市化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0.5、0.6和0.8个百分点，那么中国将分别于2012年和2003年实现乡村人口由增长到下降的转变[2]。
2.进行各项城市化具体制度的改革 提高城市化质量始终与深化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只有建立与城市化需要相适应的制度框架，才能够加速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当前，限制城市化的具体制度障碍主要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投融资体制以及财政体制，不同的制度障碍在不同的方面限制了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化质量的提高。因此，加速深化中国的体制改革，建立与城市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制度框架是提高城市化质量的制度前提[3]。
3.提高工业化质量，为提高城市化质量奠定经济基础 提高工业化质量是提高城市化质量的经济基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提高工业化质量应该是指以提高第二产业质量为核心的，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内的三大产业的整体质量。因为工业化过程不仅是指国民经济结构中非农产业比重提高的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三大产业在结构调整中同步提高质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只有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质量的差距缩小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才能真正得以淡化和消除。
提高工业化质量的核心环节是提高制造业质量。原因在于：制造业质量的提高可以为三大产业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从而为提高第一、三产业的发展质量提供物质基础；高质量的制造业企业为先进的第三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是现代第三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第二、第三产业质量的提高能够为其员工提高收入，收入水平的提高正是传统的和现代化的生活性服务业扩展的市场前提；第二、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增强了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而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解决农村人地矛盾、推广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质量的基本条件。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制造业质量必须大力发展装备产业。1998年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工业增加值的6.17%，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美国占11%，日本占12.8%，德国占13.8%）[4]，而且机械设备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由1992年的73.2%下降到1998年的61.2%。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滞后直接导致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机械设备严重依赖于进口，大大提高了我国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提高了新技术进入的门槛；许多企业由于缺乏外汇和资金不得不放弃技术改造，或者更新为二流的技术设备，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装备产业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关联效应大，是影响力系数最大的产业群。它的发展能够拉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工业化水平，拓展非农产业就业空间，促进城市化进程。
4.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现代化提供高质量的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是我国投资最多、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是增长最快的部分，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正因为如此，表1中反映出在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中基础设施先行的特征。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比较，基础设施还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实际上，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既要弥补传统基础设施的不足，又要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接，建设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在内的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任重而道远。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借鉴浙江、广东、江苏等较发达地区的经验，拓宽融资渠道，尽可能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参股甚至控股，或者发行项目债券。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制定规划与建设标准、监督检查，在民间资本不足时可以参与投资，但是一般不要控股，政府的稀缺资金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5.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赋予城市发展以活的灵魂 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如果增加对劳动力的投资，使一定量的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就会使劳动力质量升华，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只有人力资本才能够应用专业知识驾驭现代生产设备、从事高效率经济社会活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丰裕程度，与此相比，自然资源的丰瘠及资本的多寡显得不太重要。
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其中教育投资又包括基础教育投资、专业教育投资及自我教育投资。在中国现阶段，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基础教育投资。中国目前约有1/4的适龄儿童不能完成基础教育，其直接的结果是10-20年后中国的就业大军中有1/4的劳动力属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因此，政府不仅要下大力气巩固和提高现在的9年义务教育，而且还要在有条件的较发达地区，逐步提高基础教育的年限，由9年延长至12年，这是中国未来工业化、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基本要求。
政府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时，要特别注意对农村地区进行投资。这里不仅需要真正的义务性基础教育，而且十分需要各种专业技术教育。只有当农村劳动力很好地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知识，掌握了现代农业的管理和市场运作规律，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才充满希望，广大农村地区才能够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同时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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