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党团早期组织关于青年运动方向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团论文,方向论文,组织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2年5月，团一大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虽然团一大提出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它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但是从它成立初期的人员组成看，学生成分占的比重更大，开展的工作也是以学生运动为主。 张太雷在谈到这一时期时曾说：“青年团在从前的时候，差不多可说完全是‘学生团’”[1]。资料显示，团二大召开前，青年团在全国有30多个地方团组织，2000多名团员，其中青年工人还占不着全体团员的十分之一，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2]。 对于一个初创的青年政治组织来说，早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即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搞？是搞学生运动还是搞工人运动？在团一大之后到团二大召开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团内上下都在探索工作的方向，团的早期领导者还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梳理党和团关于青年运动方针的提出过程及笔者的几点思考。 一、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做学生运动转向做青年工人农人运动 1922年1月，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中国有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29人参加。会后，达林被派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在青年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2年5月团一大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针对当时团内青年学生成分过重，青年团的工作以学生为主的现象，达林给团中央写信，指出中国应该注意把目前狭窄的学生小团体变成青年工人的群众性组织。但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提醒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团一大召开后，团的主要工作大多还是搞学生运动，如何团结发动青年工人、农民并没有摆上团的议事日程。 1922年12月，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运动决议案》。决议案中，青年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国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他们是“中国最积极的社会力量”。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团的组织情况做了分析，认为“但其内部，亦颇有一般学生运动的思想和色彩”。从青年团的组织来看，存在着缺乏革命信仰和纪律性以及脱离群众的问题，而这些都阻碍了青年团的发展。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以前“专门注意学生运动”，今后要“着实努力于扩张范围，运动到青年工人农人队里”，“集中其组织和宣传到工人阶级的青年身上去”[3]。 大会结束前，青年共产国际又致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既得你们代表的报告，我们察觉：你们的革命工作之成功大部分在学生界之内，团员也以学生为多，这是团体中种种不好现象的原因”。再次提醒这种单一的组织结构容易出现组织观念和纪律上的问题。青年共产国际认为，这一做法妨碍了团的发展，使其脱离青年群众，变成狭窄的学生团体。因此，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根源上改变工作基础，将工作范围扩大至农工青年，“必须即刻开始工业的大都市中之青年间的运动”，要为青年工人争取法律地位，开展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在他们间“大大地增加团员”，同时重视农民青年的组织工作[4]。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成员，因此，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带有领导及指导的意味，来自青年共产国际的意见受到中国青年团的高度重视。青年团为此曾在1923年1月6日专门给各地发出通告，“促各地同志多介绍青年工人入团”，指出“我们大会规定我们的团体是青年无产阶级团体，可是我们现在却成了一个‘学生团’，甚至对于青年工人问题竟不加以注意，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5] 二、关于青年运动中是学生运动重要还是工人运动重要的争论 青年共产国际关于重点做工农青年工作的指示在当时团内引起争论。争论主要以文章的形式进行，围绕什么是青年运动，青年运动是否就是学生运动以及如何看待学生运动等问题，不同见解的文章先后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上。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和后来团二大上当选中央局委员长的刘仁静。 1.刘仁静等人认为开展青年工人运动更重要 当时团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虽然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起到重要作用，但学生运动只是青年运动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整个中国青年的运动。他们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只有青年工人的运动才能对中国的国民革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年工人才是革命的先锋军。 陈为人(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成员之一，参加过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团一大后，陈为人作为团中央的特派员负责创建北方青年团组织工作)主张青年运动应该包括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兵士以及青年学生，以一切劳苦群众青年为基础，而不仅仅以学生为基础。他认为青年工人、农人、兵士，“他们的地位在社会上都极重要，军阀利用他们去涂炭人民(打战)，资本家利用他们去攻击工人阶级；我们亦可教导他们去反对军阀和赞助资产阶级的发展。我们若将这些的青年运动不做，单以学生为青年运动，那是何等的荒谬啊！”[6] 敬云(刘仁静，北京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团中央局委员长)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并且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分组讨论中做了汇报。回国后，他按照青年共产国际的意见，针对中国青年运动中只重视学生运动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刘仁静依据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发表了《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意义》、《学生运动提案》、《再论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答存统》等文章，认为现阶段幼弱的无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做国民革命运动，下阶段在产业发达阶级分化后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实际是按照俄国革命模式推演落后中国的革命发展情况。加之依据青年国际对中国青年团的要求和对中国学生运动的定性，他主张：“现在横在我们的前面的紧要问题不是学生运动”，乃是怎样组织工人、兵士，向其宣传，帮助他们争得政治权利，反抗军阀。如果仅安于学生运动而忽略其他紧急问题，会使反动派的势力在工人中渐长。他甚至认为学生运动只在落后国家的革命阶段才有意义，目前进行的学生运动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无多大的直接的助力的”[7]。 2.施存统强调学生运动的重要性 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发表《中国之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答敬云同志》或在刘仁静文后附文论答。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革命，单靠工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学生即使不能成为革命的主体，但作为“智识阶层”，它可以起到对无产阶级宣传组织的重要作用。 他坚持“中国的无产阶级、兵士都非学生跑进他们队里去宣传、教育、组织不可”。甚至大声疾呼：“学生诸君！你们须明白你们的使命在于领导一般民众做革命运动！民众无教育，你们须教育之；民众无组织，你们须组织之。”他认为中国的青年运动，“应依中国实际可能的情形来决定，决不能因为西欧怎样我们也就要怎样无条件地模仿人家”。他认为就青年团当时的状况来说，要大家都去做青年工人的运动，不但是不可能，而且是没有必要。他主张注重青年工人运动固然重要，但也须注重学生运动，青年团的方针应该是以向青年学生活动为手段，向青年工人发展为目的[8]。 3.争论的结果 这场思想上的争论，你来我往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直到青年团二大的召开而告结束。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召开，大会承认团一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开展青年工人工作，学生运动也是浮在表面，没有深入到广大学生群众中去。大会表示接受青年共产国际三大的工作指导，按照第三国际大会规定的，扩大团的阶级基础，加强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宣传，使其成为民众的组织。为此团中央决定在通过经济奋斗，如争取同工同酬、保护童工、取消学徒制、建立维权机关等方面，开展青年工人工作，从而吸收他们入团。在团二大通过的《学生运动决议案》中，大会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学生运动具有革命性质”，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学生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运动证明中国学生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学生在社会中没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尽管他们有革命性，尚不能“与有经济政治实力之民众共同进行革命运动”，因而无法对国民革命有所贡献。所以青年团需要指导青年学生与全国其他社会各界的运动联合，做好国民革命的组织宣传等工作。 至此，随着团二大的召开，关于团组织成员的构成和主要工作方向已经在团内达成共识。即以前的团由于大部分是学生为主，是“学生团”，不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因此存在着脱离青年、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青年团今后应该注意吸收青年工农群众参加，指导学生走与工农相联合的道路，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领导全国青年进行革命斗争，发挥青年先锋队的作用。 三、团的早期领导人关于青年运动方向的探索为党的青年运动方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前面提到，刘仁静与施存统关于青年运动方向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当时，还有一些团的早期领导人也对青年运动的方向进行了积极探索。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等经过革命斗争实践，已经认识到劳苦大众是最有势力的，青年学生只有深入到社会实践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青年运动才能有更大发展。 1.张太雷提出青年运动“往民间去” 张太雷对学生在革命运动中的两面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一方面学生可以宣传民众，起着桥梁和连接作用，这是对革命有益的；同时他也指出学生革命立场模糊与阶级意识淡薄，“如果有机会去依附统治阶级，他们就立刻揭下了他们的革命面具”[9]。他认为要想改变学生的这种软弱性，就必须到民间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通过与工农的接触培养学生新的人生观。 张太雷还为青年学生到“民间去”指出了具体的做法，那就是为工农服务。如何服务呢？他认为可以在工厂区设立劳动补习学校，开办游艺会、体育运动会和政治讨论，邀请工人参加，通过工人们感兴趣的活动，密切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团结。暑假时组织学生通过旅行的方式到农村中进行演说、宣传，唤醒农民对革命的认识。 张太雷主张青年运动主体应该是一切有革命的倾向的青年。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要重视对青年工人、农民的工作，同时“更有注意学生运动的必要”。他认为青年运动如果只是学生运动，必将不可避免地把学生运动引向孤立、软弱无力的状态。 2.恽代英提出青年运动必须“利用群众集合的力量” 同张太雷一样，恽代英也认为学生阶层有着两面性：一方面青年的成长特点决定他们不能忍受旧势力的压迫，有革命的倾向；另一方面青年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性不能长久。他认为青年、青年运动都要与群众相结合，要认识到只靠青年学生自己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只有集群众之力量，才能无可匹敌。因此，他鼓励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底层，了解大众，宣传大众，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自己也率先垂范，经常深入民众进行宣传工作。 1924年初，恽代英在第23期《中国青年》上发表《湖北黄陂农民生活》一文，详细叙述了黄陂农民的艰难生活和受剥削压迫现状，号召青年进行社会调查，建立农民问题研究会。他提出了“乡村运动”，号召学生利用暑假到“民间去”，并就农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心理状况及青年从事农民运动的心得等提出了16个具体调查研究课题。恽代英指出：“要教育农民，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10]。他让学生们从开展平民教育、讲演、演剧、游戏、唱歌、教识字等容易拉近与农民关系的活动入手，通过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启发其觉悟，唤起他们参加革命的热情。同时，也赢得他们的拥护，这样革命的势力才能壮大起来。 恽代英的文章和号召，对青年学生到民间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任弼时提出“深入群众”口号，引导青年学生和工农运动相结合 任弼时自从在团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特别是1925年5月代理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后，开始全面建设与健全共青团组织。针对当时团内青年学生占大多数，工农成分不足的现状，他提出应当扩大青年运动的主体，多发展青年工人、农民入团，使共青团青年化、群众化。 他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大多数的农民和社会地位最苦的工人，而他们中最有革命力量的还是产业工人。因此，青年学生应该打破旧的宗法界限观念，多注意与工人接触，通过开办贫民义务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及工会，向工人进行革命理论宣传，促成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团结。他不但号召青年学生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也引导青年学生注重对农民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指出：“每逢寒暑假时节，学生回到乡村的时候，应特别努力在农民中活动”[11]。活动的方法是可以联络那些回乡的同学组织讲演队、新剧团，开办平民学校，组织贫农农会，开展反对地主、乡绅及减租等运动。 任弼时在团四大上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后，向全团发出号召：青年学生要到工人农民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宣传使工人农民早日觉悟起来，组织工会、参加贫农协会，形成伟大的阶级力量。在他的主持下，团中央召开的系列会议上，都不断明确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的关系，为青年团工作指明了方向。 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这些在当时既是团的主要领导者，也是我们党的主要骨干的领袖人物对于中国青年运动方向的深刻论述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青年运动的实际，不仅为那个年代的青年成长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为后来我们党和团的青年工作方针的制定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党团关于青年运动方向的制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了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会议通过《关于青年运动议决案》。议决案指出，青年运动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党应极力加以组织上和指导上的援助。议决案中要求青年团应以组织和教育青年工人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对于青年学生的宣传工作，要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马列主义的宣传，应引导青年学生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召开。青年团二大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三大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并且接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行动上对青年团的指导。 按照党的要求，团二大召开后，青年团加强了对青年工人、农民的工作。在领导工人、农民运动，组建工会方面有了一些发展。 为了迎接革命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再次指出共青团应加强对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的工作，并使学生运动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根据党的四大决议和对青年运动的指示精神，在随后召开的团三大制定了进行学生运动的方针和具体方法，强调团应“领导学生运动及引导学生来帮助青年工农运动”。大会要求各地要广泛地在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建立团组织，并且利用多种形式，文化的、娱乐的、体育的，联系和组织一般青年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为青年的切身利益而奋斗。 团三大召开不久，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爆发。共青团组织了5万多名学生参加到抗议运动中。共青团组织通过上海学联，每天派出许多讲演员向群众讲五卅惨案的真相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状况，动员群众起来参加反帝斗争；派出代表去各地宣传和联络，争取各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在这场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中，青年团始终带领团员青年站在斗争的前列。学生通过宣传、鼓动、募捐等方式达到了帮助工农运动、扩大运动规模和影响的作用。五卅运动成为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最初实践。 五卅运动后，1925年9月，根据党中央扩大会议精神，共青团中央三届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向全团提出了“深入群众”的中心口号，要求团组织“在宣传上、组织上、实际斗争中去深入群众”。1926年7月，团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分析了五卅运动之后，学生阶层的分化，肯定“一般学生群众，乃日益革命化”，“认定学生群众是工农运动的革命力量”。共青团关于学生运动的领导更加清晰：一方面要加强学生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学生阶层与各阶级革命势力相联合，壮大革命力量。 1927年5月，团的四大召开，大会深刻总结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提出，青年学生要“参加工农运动，到工农群众中服务，以谋革命完成及学生自身解放之伟大使命”。团的四大更鲜明地提出广大学生“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号召[12]。 在党和团的正确领导下，到1927年上半年，全国团员人数由团“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37638人，团员中的工农成分所占比例由原来不到10%增加到40%，1928年又升到75%[13]。共青团由原来学生色彩浓厚的小团体，真正变成了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随着青年主体的扩大，青年团的工作也由原来的学生运动转变为广泛的无产阶级的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加快了与工农相结合的步伐，汇入到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伟大的洪流中。青年学生通过参加北伐战争，参加土地革命运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同时通过向实践学习，向工农学习，又使广大的青年学生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五、通过回顾历史，得出几点思考 1.早期团内关于青年运动方向的争论在团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争论因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而起，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共产国际在那个年代的关系特点。从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系列指示可以看出，当时，青年共产国际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下属成员，青年共产国际有着领导上的权威性。对于来自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坚决地接受，积极执行。 青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争取工农青年参与青年运动等策略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巩固、发展与壮大和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偏颇地方，表现在青年共产国际主要按照苏联共青团的经验，更多地重视城市青年工人运动，把农村的青年运动看成是一般的文化运动。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当时中国的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与城市青年工人相比，农村青年占的比重更大。事实上，农村青年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生力军。 但总的来看，当时来自青年共产国际的要求对刚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来说是及时的、必要的。 从争论双方来看，施存统过于强调学生运动的作用，他虽然也承认青年工人运动应该与青年学生运动并重，但更强调学生运动在当时的重要性；刘仁静等过于依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工业不发达，农村中的青年农民占绝大多数这一事实认识不足，对学生运动的作用，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桥梁作用考虑得不够。这场争论反映了当年团的领导上的分歧，也反映了当时团的领导者的实际思想认识水平。 这场争论发生在建团初期，它引起了团内对青年运动方向的关注和思考，使全团上下对青年运动、青年运动的主体有了更加准确的定位。统一了团的思想，为后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2.早期青年团关于青年运动方向的探索以及毛泽东关于青年运动方向的论述共同汇集成为党的青年工作方针 在青年共产国际的帮助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大”“四大”精神的指导下，青年团明确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通过扩大团员的阶级基础，使青年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青年无产阶级组织；通过号召青年学生走向民间，接触工农，找到了一条青年知识分子发挥自身优势，克服自身不足的正确成长道路。 毛泽东作为“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实践，对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身特点、成长道路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1939年发表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但知识分子本身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使得“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他甚至把知识分子愿不愿意和工农相结合，当成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 他积极肯定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动员和组织起占全国人口达90%的这部分力量，依靠工农主力军，方能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后来毛泽东又在很多文章、讲话中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从我们党延安时期开始，无数的青年知识分子把向工农学习，为工农大众服务当成自己投身革命的必然选择。“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不仅成为一个口号，也成为党领导和教育青年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应该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在如何开展青年运动方面做出的正确选择和工作上的探索，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做出了贡献。 3.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青年学生成长的必由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五卅运动中，青年团号召学生深入各阶层进行宣传，掀起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中青年团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参与，浴血奋战；在“一二·九”运动中，许多青年学生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农群众中去做宣传，掀起全民抗战的动员运动。事实说明，无论是为革命搞宣传、制造舆论，还是直接进行革命，或是运动中间的革命发起，由于党团带领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自觉地与工农群众站在一起，才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回顾青年运动的历史，再一次说明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广大青年学生实现个人价值，健康成长的正确之路。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选择。 4.共青团开展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活动是发扬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传统，是形式上的一种创新 革命年代，青年知识分子肩负着“改造社会”、重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责任。他们与工农相结合，成为整个无产阶级力量的一分子，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代青年也同样有着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强烈感情。但青年学生自身缺乏实践锻炼和艰苦磨练的不足，决定了他们依然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锻炼成长。 今天我们讲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就是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在实践中向人民学习，用知识为人民服务，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1984年，共青团中央会同有关部门，将发轫于山西晋城李寨中学的中学实践教育活动推向全国，三十年来此项活动在全国中学、大学广泛开展。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已逐步形成其自身特有的内容和形式，其中，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大学生志愿服务、大学生村官等都成为青年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这种青年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活动，不仅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也受到党政部门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共青团开展社会实践30年的经验证明，在青年学生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实践具有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它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它也是一种自我教育，通过学生亲眼目睹，实地考察，使青年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它是共青团在新的形势下，对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继承和发展，是共青团发扬实践育人优良传统的有效途径。标签：工人运动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工作方向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张太雷论文; 刘仁静论文; 恽代英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