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综合”领导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分析_四个全面论文

“四综合”领导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分析_四个全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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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6)02-0030-05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把“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并置于三个必须坚持的重大指导原则之首,这意味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成为我国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举措。“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尽管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但仍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我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科学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努力探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缓或不顺,导致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徘徊停滞、人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现象。二战以来,很多经济体都能成功地从低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只有少数经济体能顺利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变,余下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徘徊在人均收入5000-10000美元区间,难以突破1.2万美元的上限,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2011年进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十三五”时期是迈进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事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认真分析“十三五”期间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并据此探寻应对之策。

       (一)经济建设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持续推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等新特征,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

       1.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带来的挑战。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一方面,GDP增速下降。长期粗放发展带来的后果凸显:技术落后、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这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历年数据,2012-2014年我国GDP同比增速分别为7.65%、7.67%、7.4%,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与GDP增速减缓相对应,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减慢。2012-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2.6%、9.7%、9.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3.5%、12.4%、10.1%。可见,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速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经济发展虽远未停滞,但却在逐步减缓,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2.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将比例失调、结构扭曲调整为比例协调、结构合理。一直以来,在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下,比例关系和产业结构服从于增长速度,比例失调和结构扭曲成为常态,如投资比重偏高、消费比重偏低,区域发展偏重沿海发达地区,国民收入分配偏向政府和企业,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失调,三次产业结构之间及其内部不合理,等等。其结果是居民的消费能力过低、生产相对过剩,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严重、大多数投资品产能过剩。“十三五”时期,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城乡与区域发展还不平衡;老少边穷地区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等。这些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并将制约经济持续发展后劲,埋下经济风险隐患[1]。

       3.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带来的挑战。过去,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经济增长动力倚重“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国际竞争压力加剧,“三驾马车”的动力作用日渐式微。一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2-2014年的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20.3%、19.3%、15.3%,呈现逐年减慢的趋势。二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减弱。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2-2014年全年货物出口增长率分别为7.9%、7.9%、4.9%,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呈现持续减弱的态势。三是国内消费需求不旺。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2-201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分别为12.1%、11.5%、10.9%,呈现出逐年回落的现象,通过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效果正在减弱。不仅如此,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亟待提高,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带动力偏弱问题凸显。凡此种种,致使我国经济发展整体动力不足。

       (二)政治建设面临的挑战

       法治缺失、贪腐横行是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根据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般经验,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同时,必须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扩大政治参与,构建良好法治,以满足人民的民主诉求,为经济健康持续增长营造良好环境。当前,我国虽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但还存在法治不健全、反腐形势严峻等问题的挑战。

       1.法治不健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执政正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我国法治建设还有很多不相适应、不相符的地方。一方面,公众法治意识淡漠。当前,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远未深入人心,现实生活中人们有法必依、依法办事能力明显欠缺,遇事送礼、找关系是常态,很少有人诉诸法律,有的甚至“信访不信法”。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公信力不高。司法活动中存在“人情案”“金钱案”“审判分离”等现象,这使得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个别拥有立法资格的部门甚至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将本部门的利益保护行为上升为法律,人民群众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信心不足。

       2.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横行是部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指出,我国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2]。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虽然使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是,从近年来的巡视结果看,区域性腐败、领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现象还在发生,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腐败问题多层次、多领域、广覆盖,表现形式隐蔽化、智能化、多样化,查处难度加大。再加之我国的国家治理还缺乏有力的法治保障,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尚未形成规范的法律支撑和完善的制度安排。法治建设滞后使制度反腐面临瓶颈,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三)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记忆。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动力之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从文化角度考察,个人理想的破灭和共同价值理念的缺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普遍的文化劣势。虽然我国有“中国梦”的共同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价值追求,但我国的文化建设依然存在挑战。

       1.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问题事关党的命运和国家安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多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各种思潮纷繁芜杂,冲击、腐蚀着我国的主流价值观,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受到挑战。从国际看,西方国家以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后盾,借“普世价值”“民主”之名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推行文化霸权,中国只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和政治攻击就不可避免,这势必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从国内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复杂、集中涌现,腐朽社会思潮沉渣泛起,人们思想独立、多元、多变等特征明显,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价值观念的差异、话语体系的差异等越来越明显,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出现了道德失范和信仰缺失等问题。社会转型期,面对经济利益调整、社会结构变动、思想观念变化等情况,一些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引发了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等问题。道德失范是指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失去其应有的规范作用而引起的社会行为的混乱。文化建设中的道德失范行为主要发生在教育领域(如:师生关系淡漠)、科学技术领域(如:片面追求科研数量和速度)、文学艺术领域(如:文艺作品媚俗、功利)以及新闻出版领域(如: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信仰指的是对一定宇宙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生价值观的信奉与遵循,反映了人类超越有限人生、追求永恒不朽的强烈愿望[3]。信仰缺失表现为道德信仰弱化、信仰世俗化、信仰盲目随意等。文化建设中的道德失范和信仰缺失危害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败坏社会风气,不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不利于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价值共识。

       (四)社会建设面临的挑战

       综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和东南亚诸国,其共同特征是经济停滞、政局动荡、社会失序、贪腐严重,政府无法组织有效的经济社会建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建设滞后成为我国转型期的重要特征,旧常态遗留的居民贫富差距问题、社会阶层固化引致利益冲突增多问题等,都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1.居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拉美国家贫富差距悬殊,20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高达0.6以上,1%的人口占据了社会财富的一半以上,20%的贫困家庭只占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4]。近年来,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居民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基尼系数为例,2003-2014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5以上,2008年、2009年都曾达到0.491和0.490,接近贫富悬殊的水平。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超过所有欧洲国家,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披露,当前我国家庭财产不平等程度仍在加剧,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5]。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可能带来社会动荡,这是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危险。尽管2009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实现了六连降,但依然超过联合国设定的0.4的国际警戒线。

       2.社会阶层固化引致利益冲突增多。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由于社会成员个体能力和勤奋程度的不同,我国社会出现了正常的分层现象。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增强,社会利益格局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但是,如果贫富差距过大,阶层之间缺乏公平的流动性,就会形成社会阶层固化,致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阶层跃迁变得异常困难。当前,我国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机制尚未形成,社会阶层固化就很容易引发利益摩擦和纠纷。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就会诱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并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威胁社会稳定局面。

       (五)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

       生态文明建设是保持经济高速高质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要求。从世界范围看,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同特征。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也面临能源资源约束趋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挑战。

       1.能源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趋紧。一方面,人均资源能源储备较少与能源资源消耗规模过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均占有的可再生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可开采的石油、天然气的人均储备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与之相对应的是,2014年我国以占世界13.3%的经济总量消耗了占世界23%的资源能源[6]。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彻底改变,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掣肘。另一方面,我国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供应依靠进口。据《2014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相关数据,2014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9.5%,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32.2%[7]。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接近临界点,这无疑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风险,经济安全风险增大也带来国家安全隐患。

       2.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传统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我国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支持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空间大大缩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硬约束。2014年,全国超过40%的耕地退化,近60%地下水水质差,1.5亿亩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据新的空气质量标准,74个监测城市中仅有4.1%符合标准[8]。目前,我国关于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企业面临“生存”和“环保”的抉择时,在地方政府解决“财政收入”和“保护环境”的矛盾时,理性经济人的趋利本能促使他们不断减少环保投入,这就造成了环境污染存量和增量的双向叠加,从而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

       二、“四个全面”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问题意识与科学思维、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的辩证统一,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指针。经济新常态下,必须坚持以“四个全面”为引领,科学规划、合理部署,找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路径。

       (一)谋小康之业: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物质基础

       “中等收入陷阱”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陷阱,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接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内容,其基本着眼点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必须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结合起来,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论述,瞄准的是经济、社会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物质基础。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后的中高速发展。经济新常态下,技术创新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渐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并成为创新主体,真正实现从注重规模和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注重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确保国民经济实现长期的中高端发展。其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习近平指出,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10]。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民生问题能否很好解决,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前阶段,要努力扭转居民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逐步形成理想的橄榄形社会格局。最后,大力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素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要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11]。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根本途径,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产业,以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素质。

       (二)扬改革之帆: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动力源泉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改革号”巨轮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审视,改革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精神内核[12]。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打破束缚经济发展的制度藩篱,根本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引下统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为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不竭动力。

       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先,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一般的资源配置中,必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通过公布权力清单、深化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优化监管功能等措施,激发社会和市场活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电力、通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在市场发挥作用滞后的领域,政府要积极发挥统筹全局的宏观调控作用,积极、合理引导资源流向急需的领域,以避开经济风险,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其次,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围绕重点领域的重点问题,优先出台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探索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优化对外开放布局,推广上海自贸区试点经验,新建若干自由贸易试验园区;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等[13]。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化绝不等于私有化。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显著特征,拉美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最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新常态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打破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三)行法治之道: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法治保障

       法治是框架和轨道,是理念和方法,为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基本遵循[14]。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以良法善治促进经济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路径,但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也需要以法治的形式来保障和固化。历史上,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法治建设,建立了完备的法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法治保障和基本遵循。

       社会转型期,全面依法治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法治保障主要通过构建完备的法治体系、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转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来实现。首先,完备的法治体系是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当前阶段,应该重点健全法治监督制度,促进公权力的规范化行使。法治监督应突出以人大监督为重点,强化司法监督,健全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对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进行纠错问责,定期向社会公开,使法治监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完备的法治体系还要有健全的法治保障制度配套,要积极推广法律顾问制度,完善法律救助援助体系,建立司法干预问责制度等,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次,全面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提供法治规范和秩序保障。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守护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形成公平有序、自由竞争、保护产权、平等交易、有效监管的良好环境,才能保证市场主体的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激情和活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最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是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提升执政者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执政者要严格依法执政,坚决杜绝“人情案”和“金钱案”,真正将公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筑执政之基: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政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期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长期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前,我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实现人均GDP的稳步增加,关键要靠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15]。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凝聚社会共识、形成价值认同,才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方向指引和政治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政治保障。首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经济新常态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是加强党总揽全局的能力、研判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以及依法执政的能力等方面的建设。其次,必须坚决铲除腐败,保持党的纯洁性。习近平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16]5。彻底铲除腐败,最根本的是要推进制度创新,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定防贪防腐的相关制度,把制度约束作为刚性约束,制度反腐才是防治腐败的根本。此外,要利用好巡视这把“利剑”。巡视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16]107。要充分发挥巡视的震慑作用、遏制作用和监督作用。这样,就会形成党员干部短期内不敢腐、长期又不能腐的廉政新格局。最后,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17]。领导干部虽然是少数,但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公权力,是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全面从严治党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只有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才能抓住党治国理政的“牛鼻子”,才能刷新党风民风,赢得党心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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