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革命论文,英国论文,农业生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普通民众生产与消费水平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源远流长，19世纪英国学者就有出色的研究成果问世①，近数十年来尤其新著迭出，引人注目。罗伯特·艾伦、马克·奥弗顿等关于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②，克里斯托弗·戴尔等关于英国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生活水准的研究③，皆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不过，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生产与消费水平及其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探讨仍然是有较大空间的研究领域，而且一些重大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例如，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水平似乎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最近的反面意见来自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他认为，迟至18世纪中叶，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倘若没有煤的发现和新大陆资源的利用“这两个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英国不会产生工业革命，欧洲很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④。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外既有资料，包括利用新近研究成果，对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和消费水平再次进行剖析和评估，旨在说明英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扎实的孕育过程，工业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主要也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从而为有兴趣与《大分流》讨论的同仁提供西欧方面的参考数据。
一、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水平基本估计，从16世纪说起
工业革命以前，乃至16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力状况究竟如何，在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已取得越来越广泛的共识。近二三十年来，英国农业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仅仅工业革命本身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赖关系。尽管忽视农业的作用并将西欧中世纪视作停滞期的流行看法已经成为陈旧的知识而被多数人弃置，但“黑暗中世纪”的阴影对相当一部分人似乎还有很深的影响。他们认为，英国告别黑暗的中世纪，脱颖而出，应当完全归功于工业革命、海外掠夺。所以，即使到了英国中世纪的最后阶段，甚至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也是落后的，至少落后于欧洲大陆上的低地国家⑤。最初持此观点者是以剑桥大学M.M.波斯坦为代表的“新人口论”，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辩论中受到广泛的批评而渐受冷遇。许多学者对上述估计提出异议。欧洲著名经济史学家希尔顿、奇波拉、坎布尔以及美国学者布伦纳等，先后撰文指出，英国中世纪的农业生产和技术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悲观，一些地区早在13、14世纪就足以同当时欧洲大陆上最优秀的地区并驾齐驱，农业技术的进步也要比人们以往所想像的大得多⑥。
依杜比的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农业主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900—1180年；第二阶段1180—1325年；第三阶段1325—1500年⑦。英国农业中世纪初期发展显然相对缓慢，然而大约12世纪晚期后，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农业的第二、三个发展阶段，虽有黑死病一类的曲折，从总的趋势看英国农业经济发展已开始获得自我良性驱动的内力，逐渐形成社会积累机制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条件，外表无华，发展前景却已相当明朗，以至15、16世纪逐步胜出，在欧洲及世界崭露头角。英国史学家30年前的研究成果就已表明，根本改变传统农业面貌的农业革命始自16世纪，至17世纪基本完成，而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发生在18、19世纪⑧。《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将农业革命启动期提至1600年⑨。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越来越明确地表明，而且将继续表明：中世纪不是“停滞”与“黑暗”的同义语；近代生产力乃至近代文明，不是一个早晨突然降生的，也不是暴力所能掠夺的，而是中世纪长期孕育的结果。举世震惊的英国近代生产力源于中世纪，首先源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农业。笔者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更确切些说早在16世纪及其以前，英国农业已经进入了突破性发展的第一阶段。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业取得明显的进步。三圃轮种制和浮动式农业的出现，农业与畜牧业进一步的结合，重犁、耕畜、水车、水力磨的普遍使用，所有这些都在一步一步改善着英国传统农业，也在一点一点夯实着社会经济起飞的基础。事实上，16世纪前乃至工业革命前，英国田野上没有拖拉机、化肥等一类新的生产要素，也谈不上有什么重大发明或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那一次又一次小规模而又持续不断的改良，传统生产要素不断得到完善和更新，使其逐渐崭露头角。此时英格兰已是一个农业繁荣区域，被欧洲旅行家称为“肥沃之地”(terra ferax)，富饶之岛(insula praedives)⑩。这是一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充满生气和巨大生产潜能的农业社会图景。粮食单位产量和总产量都在稳步增长。柯尔曼(D.C.Coleman)指出，在1450—1650年间，英国的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11)。不过，人口也在增长。学者们比较接近的估算是：1086年为150万，1340年为450万，其间人口总数增加了2倍(12)。黑死病后到15世纪中叶前后，人口呈现衰滞，此后再次攀升，1500年为260万，1600年达到440万，1700年540万，人口增长速度高于16世纪以前(13)。人口学家不无正确地指出，人口增长受制于经济条件，同时又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判定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加入人口等社会因素，经济总量的增长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储蓄率的增加，因为增长的人口可能会抵消甚至完全吞噬增长部分。因此，要科学地论证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最可靠的途径还是考察农业劳动生产率。
现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多取个人劳动生产率，即一个农业标准劳动力一年创造的价值。不过，它需要比较规范的前提条件：一系列准确的统计数据，统一的度量衡，稳定的或可换算的币值等，而这一切在中世纪的英国是不可能做到的；再加案例分散，史料粗疏，仅粮食生产总量和人口总量两项指标的确定就有极大的风险性，因此现代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法是行不通的。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罗杰斯在19世纪就指出，与其如此，不如采取典型取样，对样本户进行深入剖析，做出估量(14)。罗杰斯以及其后库尔顿、贝内特等关于中世纪典型农民家庭生活的分析性描述，无与伦比，使人们对其生活状况和生产能力的发展程度留下深刻印象。可是，他们毕竟不能直接回答劳动生产率问题。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的研究，能否在贝内特式的典型分析与现代劳动生产率统计之间找到一种过渡模式，既发扬典型农户分析之长，以弥补资料短缺、统计单位不规范的缺陷，又充分利用已有的统计资料，确保全貌的把握。
笔者以为，按此框架，以典型的生产生活单位——中等农民家庭为基本核算单位，充分利用已整理出的档案资料，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推算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可行的。该时期农业生产基本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家庭人口又大抵相当，完全有可比性。这里所谓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单位劳动生产率，即农民家庭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而且主要就谷物生产而言。随着农业的发展，英国中古后期农村产业结构相应调整，畜牧业、羊毛业、呢布业等发达起来，逐渐在农民收入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史家称为“原始工业化时期”。自此英国乡村工业领先欧洲，也领先于始终不能突破单一农业结构的中国农村。
先从16世纪的考察入手。
克拉潘说：“历史是一件无缝的天衣”，这是说人为地划分历史时代或时段之困难，其中经济生活的变化和演进，比其他方面似乎更难察觉其间的“缝隙”。可是，1500年前后出现的变化却难以让人忽略：海外，不安分的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完成了环球航行，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定居点，对外殖民和贸易迅速膨胀；国内，“价格革命”导致财产和收入全面的重新分配，信仰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潮蔓延，农业革命启动，自由的自耕农和乡绅—租地农场主兴起，所有这些变化无不暗示出这是一条历史的接缝。在西欧经济史上，“大16世纪”这个概念代表了一个包括两个阶段的延长了的世纪。一种意见认为，第一阶段从1450至150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550至1570年为止(15)，另一种意见认为持续到17世纪初叶，可参考。
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谷物产量，迄今为止没有一套可资利用的系统数据。不过凭借保存下来的地产账簿，以及历史学家关于该问题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获得了进行更多比较和鉴别的基础。总的看，中世纪的英国农业一直在增长(16)。20世纪初的一篇论文里，伦纳德(R.Lennard)就曾勇敢挑战流行一时的地力衰竭说，指出那种认为13世纪至中世纪晚期地力每况愈下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伦纳德质疑道，如果地力衰竭，人们得到食物和原料更加困难的话，怎么来解释工业的发展，例如织布业。为什么英国的雇工的工资上扬？为什么300—1500年间，农业劳动者的工资能购买的小麦越来越多？没有地力衰减的证据，恰好相反，英国谷物收益率在逐世纪的攀升，15世纪以来尤其明显。学者们以往很少注意15世纪的地产案卷。13世纪的文献吸引他们的注意，因为这个世纪是人们进行估算的开端期；14世纪的文献亦吸引人，因为他们要研究黑死病和1381年起义的影响。伦纳德以若干证据表明了15世纪的增长。其一，来自坎特伯雷大教堂案卷，有肯特郡艾迪沙姆(Adisham)每英亩产量记载：小麦，12蒲式耳；大麦，16蒲式耳；燕麦，20蒲式耳。平均16蒲式耳。其二，赫特福德郡阿斯汀(Ansty)案卷记载每英亩产量为：小麦，8.25—8.5蒲式耳；大麦，26.5—26.7蒲式耳；燕麦，9.25—9.5蒲式耳(17)。平均14.78蒲式耳。顿郡的威斯托(Wistowe)案卷记载：大麦，23蒲式耳以上(18)。伦纳德说，以上数据大部分均高于他本人掌握的13、14世纪英国亩产量的数据。
巴斯估算1500年种子与收获之比已达1∶7，按1英亩需2.4蒲式耳种子常规计算，可折合每英亩产16.8蒲式耳。P.克里德特关于英格兰1500至1549年和1550至1599年收获比的估计分别是7.4和7.3，稍高于巴斯(19)。德马达莱娜根据巴斯的研究，估算16世纪前半叶英国和荷兰小麦平均收获比例是1∶8.7，折合成亩产量就更高了(20)。艾伦以16世纪遗产清单为依据，将牛津郡每英亩产量估算为：小麦15.0蒲式耳；大麦15.2蒲式耳，似属偏低些(21)。富塞尔说：“到16世纪晚期，某些高产可偶尔获得，但英格兰小麦平均亩产大概可达16蒲式耳”(22)。
16世纪的英国人威廉·哈里逊记载了一些个案，约为每公顷产谷物1075至1410公斤，即每市亩在71.5至94公斤左右。另一项在16世纪70年代，牛津郡的库克斯汉种子与收成之比约为1∶8，每公顷产谷物1075公斤—1345公斤，即每市亩71.5公斤—89.5公斤(23)。这些数据都明显高出富塞尔的数据。
尽管存在着或高或低的数据，每英亩16蒲式耳还是一个较为适中的估算，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55公斤(24)。
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3世纪是英国庄园制经济鼎盛时期，其庄园外观上的典型特征是佃户占有地产均衡化。大多数耕作者都是领有一定数量份地的佃户，不论农奴还是自由农。进入16世纪，庄园制逐渐名存实亡，敞田制的均衡性外观不复存在：原有的公用地在消失，条田定期轮换制废止，领主自营地不断分割，代之而起的是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其标志是在田地四周筑起篱笆、挖下壕沟。随着村民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农业雇工队伍的形成，也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非农业部门的转移，留下来的农夫的经营规模提高了；而他们往往还是领主大片自营地的承租人，成为第一代租地农场主。当然，耕作者本身也在分化，他们的土地是绝对不均等的，不过就其主体而言，16世纪一个典型的耕作者，其耕作规模与13世纪相比显然是扩大了。
在剑桥郡的齐平翰姆地区，1279年，一个标准佃户的地产面积是1/2雅兰(yardland，1雅兰相当于30英亩)。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佃户持有地的面积逐渐增加。根据154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当年45名佃户中，仅有6人的持有地仍维持这一规模，近一半佃户持有地数量高于先前的标准地产，他们持有1雅兰或2雅兰以上，有的竟高达101英亩。还是同一地区，近一百年后即1636年时，1/2雅兰规模的地产完全消失，16世纪的中等地产规模(大约15至45英亩)几近完全消失，在相当一部分村庄50或50英亩以上地产规模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同时90英亩以上的佃户比例由百年前的4％上升到了25％。不过村民分化的趋势也越发明显，土地面积不到2英亩的佃户已上升到了1/3。斯普福德指出，劳动力不断从土地转移出去，而且乡村工资劳工(wage-labourers)的数量在迅速提升。可见，随着标准农夫地产规模的扩大，农业经营方式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25)。
在小农特征较为明显的莱斯特郡，16世纪初，半维格特地产的佃户已经不多，到16世纪后半期，比较典型的耕作面积是45英亩。诺福克一个庄园法庭档案，保留了1401年至1565年间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s)死亡时留下的地产清单，达文波特(Davenport)据此分析说，15世纪中期后，土地向一部分个体农民手中集中的趋势异常明显(26)。
当然，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托尼考察了分散在52个庄园1600个佃户的地产情况，说明农民的土地占有大部分已失去均衡性，因地区、庄园、家庭甚至乡村工业发展不同而情况各异。关于占统治地位的持有地数量，有时差异会很大。在威尔特郡，20至35英亩土地持有者所占比例最大，达到36％。在诺森伯兰，近2/3的佃户持有地在30至50英亩之间，只有6个佃户的土地超过50英亩，同时还有10个佃户土地在2.5英亩以下。在斯坦福郡的巴顿，1556年典型的持有地是1维格特(相当于24英亩)；在比肖普斯顿，1567年这里人们持有半维格特、2维格特、3维格特、4维格特和6维格特不等。在尼格顿，持有地从半维格特到2.5维格特不等。也有仍保持均等持有地的庄园，在沃什尔，自营地没有出租，“仍然握在领主手中”，同时近乎所有公簿持有农每人整整持有20英亩土地。小土地持有者到处都有，在诺福克和萨福克尤其常见。在埃沙姆，相当一批茅屋农几乎全部来自地处半郊区的某个庄园，10英亩以下的持有地占54％，其中一部分仅占2英亩余，然而“幸运的是，诺福克和萨福克是羊毛工业的故乡”(27)，也就是说这些村民主要依靠非农业收入。实际上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在诺福克和萨福克，在托尼的统计表中，10英亩以下的小土地者(茅屋农除外)几占佃户总数的一半，当然他们的收入大概也不再以土地为主要依托。对于某个地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持有地数量，托尼提出了肯定的、权威性的意见，例如关于诺森伯兰，他认为“总的看，该郡16世纪一般标准持有地(regular standard holding)在30至45英亩之间”(28)，但对全国的一般性估计他却相当谨慎。
总而计之，16世纪占有1维格特及其以上的持有者增多，他们是典型的“庄稼人”(ploughmen)，不过，也为谨慎起见，拟取20英亩为一般农户——主要靠土地为生的庄稼人——的持有地数量，应该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失于高估。在三圃制下，实际耕种面积约15英亩，也就是说，一般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大约为240蒲式耳或者5007公斤。16世纪英国一般农户年产5吨谷物，至今仍令人刮目相看！
二、16—18世纪农业生产率的发展
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之间的依赖关系越来越被公认。艾伦(Robert C.Allen)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从1700到1800年间，英格兰农业人口的总数基本没有变化，单位面积的劳动力投入降低，但农业产量却上升(29)。也就是说，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值倍增，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成为工业革命的基本条件。
17、18世纪农业进步，首先表现在结构性的变化上：如果说中世纪是庄园制，16世纪前后是小块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混合体，那么，18世纪则主要是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制。1725至1775年间，即使在苏格兰高原和群岛上，农业生产组织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几乎到处都在大地主和耕种者之间出现了一个中间绅士阶层的包佃人”(30)，即马克思称之为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与此同时，曾为英国乡村主体的自耕农队伍，到18世纪急剧减少。其实在17世纪，他们的重要性已经有所减少了，尽管1688年的革命后，他们仍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根据当时的统计，他们为数不少于16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占王国总人口的1/6左右。他们的收入额是40镑至300镑不等；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收入，大约在60至80镑。保尔·芒图评论说，“这便足以保证他们几乎全体都有一种比较宽裕的生活”。自耕农在18世纪明显进入一个萎缩时期。18世纪的一份资料说，自耕农“从1750年起即已几乎消灭，而且正在渐渐被人遗忘”(31)，马克思也认为自耕农在18世纪中叶业已消灭。这虽然有些夸大，因为18世纪肯定还有自耕农存在，各地情况也有一些差异，但总的看自耕农在逐渐衰落，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以至使我们不能使用估计16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估计18世纪的农业，因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已经不是农户，而是资本主义农场。这一时期英国人口在发展，农业人口却在相对减少(1751年英格兰与威尔士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7％)，与此同时，由于欧石南丘陵地带和沼泽地带的开辟，耕地面积也趋于增加(32)。所以，关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完全可以从单位面积产量上得到可靠的依据。
18世纪单位产量的最早记载，保存在阿瑟·杨完成于18世纪中叶的游记中，记述的小麦每英亩产23蒲式耳，相当于16世纪单产的1.4倍。芒图在其名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指出：“阿瑟·杨及其合作者都亲眼见到大工业的兴起：他们明了这与他们孜孜不倦地创造这种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止一次地看出这两个同时发生的大事件的相互作用。”他们把18世纪的农业变化往往看作是一件完全新进的成就，而忘记这是前辈努力的继续，“但是他们并未犯这样的错误：把农业改革作为工业运动的后果”(33)。可惜，在阿瑟·杨二百多年后，彭慕兰等却再次重复这样的错误：无视农业发展对工业革命的推动，甚至颠倒它们的关系。阿瑟·杨的认识以及他关于单位产量23蒲式耳的数据一直被认为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P.迪恩和W.A.科尔指出，18世纪初小麦英亩产量在20蒲式耳左右，这几乎是学者们的共识。就整个18世纪而言，小麦单产为20至22蒲式耳(34)。特纳根据政府粮食统计表指出，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在1770年以前，1750—1770年为18蒲式耳，1795—1800年为21.5蒲式耳(35)。富塞尔的数据则是，18世纪初(1700—1727年)每英亩小麦产量已提高到21蒲式耳(36)。总的看，各家估算的数据较为接近，由于时段和地域的差别，单产数据的差别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就整个18世纪而言，迪恩等的估计即20至22蒲式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取21蒲式耳，即相当于1英亩产438公斤，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72公斤。
西方多数学者关于亩产量在内的18世纪农业水平的估算没有明显差距，对于18世纪劳动生产率的进步也有广泛的共识，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16至18世纪之间变化的情况。最近的一个争论是罗伯特·C.艾伦推动的，他对奥弗顿(Mark Overton)过于看重18世纪作用的观点提出质疑。奥弗顿根据农户遗嘱财产清单得出的结论是，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粮食单产量提升了75％左右，这确实是关于17世纪农业革命令人信服的证据。艾伦改进了奥弗顿的估算方法，仍以农户遗嘱财产清单为依据，认为产量在17世纪已经实实在在的增长了，换言之，由中世纪到18世纪的产量是逐渐增长的，这项研究“拉近了中世纪与18世纪的距离”，“结果使18世纪在英国农业变迁中的重要性下降，却支持和强化了17世纪是农业进步关键时期的观点”。艾伦的结论不是新观点，如他本人所言，他不过是为富塞尔、迪恩和科尔的观点提供了证明材料。富塞尔等研究的结论是，18世纪产量的增长只有10％，也就是说，中世纪和19世纪之间大部分的产量增长发生在1700年之前。而且，“这一观点逐渐为多数经济史学家们所接受”(37)。奥弗顿认为真正的产量增长发生在18世纪，艾伦对此提出批评。彭慕兰认为英国农业真正增长发生在19世纪，不仅比奥弗顿走得更远，而且也不同于奥弗顿关于16至18世纪农业发生巨大进步的观点，更与“为多数经济史学家们所接受”的艾伦观点相去甚远。从这一点上看，艾伦等与奥弗顿等人的观点没有本质性的不同，他们都认为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农业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农业经济发展与工业革命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只是彭慕兰与主流经济史学家的观点不同，他完全忽视了史学界公认的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使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攀升，即使以18世纪为例，也是增加了47％：1700年，英国每个劳动力可以养活1.7人，至1800年，则上升到2.5人(38)。
倘若将英国1500年至1820年间的农业生产率与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见下表)，可进一步发现，英国并不比欧洲大陆落后，恰好相反，1500年以后，英国逐渐脱颖而出。根本改变乡村面貌的农业革命，以及后来震惊世界的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英国，不是偶然的。
欧洲各地区小麦、裸麦和大麦每粒种子的平均收益率(1500—1820年)
阶 段英格兰/尼德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
德国/瑞士/斯堪的纳维亚 俄国/波兰/捷克/匈牙利
1500—1549
7.46.7 4.03.9
1550—1599
7.3——4.44.3
1600—1649
6.7——4.54.0
1650—1699
9.36.2 4.13.8
1700—1749 ——6.3 4.13.5
1750—1799 10.17.0 5.14.7
1800—1820 11.16.2 5.4——
资料来源：克里德特：《农民、领主与商业资本家》，第22页，另见M.M.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巴斯关于13至19世纪的数据，证明了同样的结论。布罗代尔说，孤立起来看，这些数字几乎毫无意义，但经过集中比较，就能显现长时段的发展趋势。根据巴斯的广泛调查，在这个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区分欧洲几个发展速度不同的类型，“占首位的是英格兰、爱尔兰、尼德兰；其次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第三是德意志、瑞士各州、丹麦、挪威、瑞典；第四是广义上的波西米亚、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俄罗斯。”巴斯的数据证明，在发展速度上，英格兰(还有尼德兰)13世纪始就一路领先，至16世纪及其以后，英格兰等与其他国家则明显拉开了距离(39)。
三、18世纪的消费水平：以饮食为例
工业革命以前，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英国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已经解决得相当不错了。经过农业革命，英国农业灾荒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17世纪后大规模的饥荒就再没有出现。18世纪到英格兰访问的外国人，对乡下人的日常生活水平留下深刻印象：
砖建的村社，红瓦屋顶，身着毛料衣服，足登皮鞋，吃的是白面包(人们能够按照是否吃白面包来追索当年正在工业化的欧洲收入增加的程度)。他们发现妇女们穿着印花棉布，带着帽子；发现女仆们酷似她们的女主人，以致外国来的造访者敲门后不知如何称呼前来开门的女仆。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看见过穷人，但没有看到“可怜的人”；没看到饥寒交迫、面黄肌瘦的人；看到过乞丐，但没有一个乞丐“没穿长衣和鞋袜”(40)(英国人似乎曾经为自己的乞丐而骄傲，因为他们把乞丐看成是一些人从事的一种职业)。
英国人自己也发现了这种差别。早在15世纪中叶，一位参加过英法百年战争的英国人约翰·福蒂斯丘写下了《论英格兰的治国之道》一书，其中谈到法国与英国消费水平的差异：他们(指法国人——引者注)喝的是白水(而不是啤酒)；吃的是苹果加黑面包(而不是白面包)；他们没有肉吃，或许只有点肥油或下水，都是为了贵族和商人而宰杀的牲口身上剩下的零碎。他们没有毛料穿，尽穿些粗帆布的工装……(41)。可见英国与邻国以及其他国家生活水准拉开距离由来已久，18世纪则变得更加明显。英国史学家科尔曼指出，1650至1750年间，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缓慢造成了对劳动力十分有利的经济形势。在这100年中，英国的消费品价格下跌，而工人工资却有了增长。1650—1749年，小麦价格下跌33％，工业品价格下跌29％，而建筑行业工人实际工资却提高了33％，其他行业工人实际工资也多有增长，包括农业雇工收入的增长。劳动力成本增加，“缺乏人手的抱怨到处都可以听到，要求投资于技术发明创造以节省劳动力，增加生产效率的呼声相应提高”(42)。长期性发展趋势的信号是清楚的，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层出不穷，终至18世纪下半叶引发了工业革命。科尔曼关于工业革命起因的分析是颇有说服力的。工业革命的发生直接受动于社会广泛而强烈的需求，后者又源于农业经济发展带动社会消费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扬。较好的经济状况和较充分的就业机会，劳动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更注意娱乐和休息，因此生活消费水准不断攀升(43)。
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饮食。首先，小麦消费继续增加，到1764年，在谷物消费中小麦达到62.5％，一般民众也以白面包为主食(44)。其次，经常可以喝到啤酒，酒的消费成为大众饮食的一部分，村庄永久性啤酒馆(permanent ale-houses)更加普遍的涌现，据估计，到18世纪早期每80个英格兰居民就拥有1个啤酒馆。啤酒生产成为普遍产业，仅伦敦的啤酒厂就有上千家(45)。复次，民众的肉食量增多，被认为发生了一场真正的肉食革命。1778年一位西班牙大使说过，伦敦巨大的肉类市场，一个月出售的肉类超过西班牙一年的消费量(46)。据估计，18世纪末伦敦的肉类消费量(不包括猪肉和小牛肉)每人大约平均90磅(47)。牛奶的消费量也颇为突出，在坎布兰某地区，一个雇工家庭的年收入为21英镑5先令，其中2镑13先令4便士支付牛奶开销。按当时的价格每夸脱牛奶1/2便士计算，该家庭每年消费牛奶1040夸脱，是英格兰南部地区牛奶平均消费水平的8至10倍(48)。反推一下，即使食用肉、奶较少的南部地区，家庭年均消费牛奶104至130夸脱(1夸脱合1.136升)，相当于每周2.3至2.8升，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消费水平。肉、奶、酒(49) 的消费相当普遍，这是物质生活相对宽裕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饮食习惯使然。根据1808年的价格水平，明盖估计英国中等农户每人每周的饮食消费大约需要5先令。这些消费包括2磅腌肉，蔬菜，半配克褐色面包，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0.5品脱淡啤酒。经济条件较好的约曼，每人每周消费可达7先令3.5便士，除上述消费外，另包括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叶(50)。，
糖也是迅速增加的大众消费品之一。《剑桥欧洲经济史》指出，17世纪末，英格兰已建有50家糖厂，其产品除本国消费外还大量出口到德国和北欧；1750年，糖厂的数量增加到120家，对糖的消费量也增至100万英担以上，比17世纪末增加5倍(51)。17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650万(52)，即使不扣除威尔士的人口，人均年消费糖也达17.23磅(1英担相当于112磅)。克里斯托弗·格莱曼估计，欧洲1756年食糖的消费总量为250万英担，其中有1/3被英国人消费(53)，据此可推出，英国人均年消费14.36磅。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彻的估算更乐观些：17世纪60年代，英国糖的人均年消耗量还只刚刚超过2磅，100年后则上升到20磅以上(54)。而且仍在不断攀升，到18与19世纪之交，人均食糖年消费量达到30磅左右(55)。显然，18世纪中叶英国人食糖年均大约17磅(每月约1.4磅)还是较为适中的数据(56)。从食糖量的激增，可知咖啡、茶叶和可可的消费亦可观，因为在这些新饮品中英国人有加糖的习惯。
17世纪中叶，茶叶、咖啡、可可等还是富裕阶层的饮品，大约经过一两代人之后，逐渐成为大众饮品。据统计，1739年伦敦已有551家咖啡店(57)，即便不令人吃惊，也是颇为可观的。饮茶也蔚然成风。1700年茶叶进口7万磅，而且大部分供再出口；1800年进口量则达到1500万磅，国内消费量达1200万磅，喝茶已成为普通人的习惯(58)。布罗代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茶叶消费量增加四百倍”。英国人和荷兰人迷上这一新兴饮料，原因之一是时尚，更重要的则是国民旺盛的购买力：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如果知道那个时代“最贫困的英国人每年消费五到六磅茶叶，这一下我们就明白这项奇特的贸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59)。这大概指成年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就不会这么多了(60)。有人过于看重商品出口能力，这是片面的。难道较大规模的进口某种大众消费品，不也是一种能力，甚至(尤其在某个历史阶段)是更重要的能力吗？这是大众消费能力，也就是国民生产能力。中古时期的王国很少做到这一点。例如清王朝，它可以出口(其出口产品中相当一部分是地租或赋役的变态形式)，同时小规模进口以满足王朝及少数上层阶级的需要；然而却难以大规模进口，但凡大规模进口，一定是大众消费品，处于“糊口农业”状态下的清王朝的子民消费不起，如何大规模的进口？
所以称为大众消费品，是因为英国一般民众甚至下层劳动者的饮食也是如此。1745年，一名法国人把英国农场主描写为“享有人生一切舒适”的农民；他的帮工“动身去耕地前先要喝茶”(61)。又据记载，汉普郡农场雇工一日三餐的消费情况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通常在星期天，人们还可吃上鲜猪肉。在北安普顿郡，雇工的三餐分别为：早餐有腌肉、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早餐大致一样，外加少量啤酒(62)。当然，从现代观点上看，此类生活消费还远远谈不上富足，一部分人还处于温饱的边缘，而且缺乏社会保障，任何社会的或家庭危机出现，都会使他们面临生存威胁。所以，整个18世纪食物骚乱时有出现，所谓“肚皮造反”。不过就绝大部分时期和人口的主体部分而言，温饱得到了基本满足。巴克斯特评估说，总的看来，这个时期即使是低收入的农户也能维持健康，而且他们普通的饭菜也是有营养的(63)。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农民用餐时开始增添了某些仪式，不完全为填饱肚子，还要求某种用餐的气氛和舒适感。饭桌上铺着亚麻布或粗帆布，吃饭时有许多规矩，仅有的一把椅子要由家里的男主人坐，其他人坐在长凳或凳子上。在较富有的家庭，饭前要洗手，使用金属盆和亚麻布的毛巾。甚至较贫穷家庭的饭桌上，也摆着装饰性的陶瓶。他们认为，吃饭能维持家庭成员的和睦，正像教堂里圣灵降临节的啤酒能增强公众的社区意识一样(64)。
D.奥迪运用现代营养学的方法对18世纪英国饮食结构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他的依据是戴维斯(Davies)和艾登(Eden)提供的两组数据，量化分析的对象是一般家庭成员的饮食种类和营养摄入。两组数据来自的地区有所不同，结果也不尽一致。戴维斯的数据主要取自英国南部，艾登调查的地域较为均衡，北方似稍多一些。统计结果，详见下表。
18世纪晚期英国家庭饮食结构及营养摄入
A.戴维斯
B.艾登
A.戴维斯 B.艾登
面包(磅/周) 9.0
5.6
热量(卡路里)1990 2170
糖(盎司/周) 1.7
3.0蛋白质(克) 49
62
土豆(磅/周) 0.5
5.0 脂肪(克)
31
43
牛奶(品脱/周)0.5
2.8 碳水化合物(克)
380 382
肉(盎司/周) 5.4 10.0 铁(毫克) 8.4 11.7
脂肪(盎司/周)1.5
3.5 钙(克) 0.25 0.47
资料来源：瑟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史》第6卷，第739页。
我们发现，营养不是很充分，但基本是平衡的，尤其艾登的数据表明，18世纪晚期英国家庭已告别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传统饮食结构，而在肉、奶与碳水化合物之间达到新的平衡。仅热量而言，每天摄入量分别为1990和2170卡路里，中间值为2080，似是现代标准的下限。按现代标准，每人每天因体质和活动量不同而需要2100至3600卡路里热量。据认为，2000卡路里可提供从事轻量劳动的需要(65)。《英格兰与威尔士农业史》分析道：18世纪英国人的热量摄入与1960年代欠发达世界的水平相当接近，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的不足也颇为相似(66)。此外，18世纪英国大众的服装、住房、交通以及文化生活与消费也得到较大的改善，启动了近代旅游和大众体育运动等休闲产业，由于篇幅限制，从略。
总之，英国在18世纪创造出了举世无双的生产与消费水准，获得工业社会的首张入场券。它是社会长期孕育和发展的结果，既是物质的积累，也是精神的积累，是生活过程与方式的不断改善，也是观念、心态、个人权利及法律政治结构等一系列变迁的结果，此即涉及深层次的社会渊源，限于本文的主旨恕不进一步论及。
注释：
①罗杰斯：《英格兰农业与物价史》( J.E.T.Rogers,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第1卷，剑桥1866年版。
②罗伯特·艾伦：《从遗嘱财产清册推断产量》( Robert C.Allen," Inferring Yields from Probate Inventories" ) ，《经济史杂志》(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48卷第1号，1988年3月。马克·奥弗顿：《从遗嘱财产清册估算粮食产量：来自英格兰东部的一个例证》( Mark Overton," Estimating Crop Yields from Probate Inventories:An Example from East Anglia,1585—1735" ) ，《经济史杂志》，第39卷第2号，1979年6月。
③克里斯托弗·戴尔：《中世纪晚期的生活水准——1200—1520年社会变化中的英格兰》( Christopher Dyer,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1200—1520) ，剑桥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自出版后数次再版，目前被指定为剑桥大学教科书。
④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1页。
⑤低地国家指中世纪的尼德兰和比利时、卢森堡等地区。
⑥希尔顿：《封建主义的危机》( R.H.Hilton," A Crisis of Feudalism" ) ，《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 第80号，1978年8月。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布鲁斯·M.坎布尔：《中世纪英格兰农业的进步：来自东诺福克的一些例证》( Bruce M.Campbell,"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Medieval England: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 ，《经济史评论》(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第36卷第1号，1983年2月。
⑦奇波拉指出：“当10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文明的统一性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关于欧洲中世纪农业经济的发展，依杜比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三阶段的划分，根据农业生产进化中的“少数几个明确的历史的里程碑”，如人口升降曲线、土地开拓进展等经济因素，还与整个社会环境、政治关系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欧洲中世纪的农业三个发展阶段的大致划分是：第一阶段900—1180年；第二阶段1180—1325年；第三阶段1325—1500年。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159—171页。笔者认为，这样的阶段划分，对于考察英国中世纪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⑧艾里克·克利基在《农业革命》一书的“序言”说：“本书所要论证的农业革命是发生在16、17世纪，而不是18、19世纪”，详见艾里克·克利基：《农业革命》( E.Kerridge,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伦敦1967年版，第15页。农业革命发轫于16世纪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但何时完成的，却有不同看法。
⑨《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农业变革的时间限定在1600—1800年，认为在这期间英格兰农业发生了一系列技术性的变革：诺福克四茬轮作制的推广、圈地运动的进行、牧业的改良、农业机械的应用、灌溉和排水系统的完善等。总的来看，农业的根本变化主要发生在18世纪之前，这一观点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另见：P.迪恩、W.A.科尔：《英国经济的增长：1688—1959》( P.Deane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 ，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但最近马克·奥弗顿称，农业革命发生在1750年以后，而真正的产量增长发生在18世纪。见马克·奥弗顿：《英国农业革命：1500—1850年农业经济变革》( 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剑桥1996年版。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奥弗顿夸大了18世纪农业发展的作用，拉大了近代与中世纪的距离，实际上17世纪的发展更明显。见罗伯特·艾伦：《从遗嘱财产清册推断产量》第48卷第1号，1988年3月。不过，包括奥弗顿都认为，英国农业的根本变化发生在机器工业之前。
⑩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0页。
(11)科尔曼：《1450—1750年的英国经济》( D.C.Coleman,The Economy of England,1450—1750) ，牛津1978年版，第41页。
(12)威廉·艾贝尔：《13—20世纪欧洲的农业波动》( W.Abel,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伦敦1980年版，第21—23页。参见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克拉潘估计比上述估计偏低，从1086年至1300年，英国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不过他估计的年限只到1300年，不包括14世纪上半叶的人口高峰期。见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111页。另，若按米勒和哈彻的估算，又比上述估计偏高：英国人口从1086年的110万至175万，增至1347年的500万至600万，即11—14世纪中叶英国人口增长了3倍多。见米勒、哈彻：《中世纪英国的乡村社会和经济变迁》( E.Miller,& J.Hatcher,Medieval England: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 1086—1348) ，伦敦1980年版，第28—29页。
(13)德弗里：《欧洲城市化，1500—1800》( Jan de Vries,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剑桥1984年版，第36—37页。
(14)罗杰斯：《英格兰农业与物价史》，第683页。
(15)见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16)在《收获比例》一书中，斯里丘尔·巴斯对13至17世纪英国小麦、裸麦、大麦、燕麦等四种混合作物收获的平均增长情况作估算如下：1200—1249年，1∶3.7；1250—1499年，1∶4.7；1500—1699年，1∶7。这项估算说明，13至15世纪粮食产出率的增长比较平稳，但1500年以后，包括16世纪在内的二百年间产出率增长幅度明显，反映出资本主义确立期间，农业生产力加快了发展步伐。转引自奇波拉：《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和经济》( C.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 ，纽约1976年版，第101页。
(17)Ansty案卷中还有豌豆6.75—7蒲式耳这样的记载，因豌豆不属谷物所以未统计在内。
(18)雷金纳德·伦纳德：《中世纪英格兰所谓的地力耗竭》( Reginald Lennard," The Alleged Exhaustion of the Soil in Medieval England" ) ，《经济学杂志》( The Economic Journal) 第32卷第125号，1922年3月，第24—25页。平均值系笔者推算。
(19)克里德特：《农民、领主与商业资本家》( P.Kriedte,Peasants,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1500—1800) ，剑桥1983年版，第22页。
(20)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7页。
(21)罗伯特·艾伦：《从遗嘱财产清册推断产量》，第123页。
(22)富塞尔：《史前至现代的农业技术》( G.E.Fussell,Farming Technique from Prehistoric to Modern Times) ，佛格蒙出版社1966年版，第94页。
(23)格瑞格：《人口增长与农业变革》( D.B.Grigg,Populatio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24)按前述计算方法，1蒲式耳混合作物相当于20.865公斤，16蒲式耳约相当于334公斤。另，1英亩相当于6.07市亩。
(25)玛格丽特·斯普福德：《分化的共同体：16—17世纪英国村民》( Margaret Spufford,Contrasting Communities-English Village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剑桥1974年版，第65—68、90页。
(26)弗朗西斯·达文波特：《1086—1565年一个诺福克庄园的经济发展》( Frances Gardiner Davenport,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Norfolk Manor,1086—1565) ，纽约1967年版，第83页。
(27)以上见托尼：《16世纪的农业问题》( R.H.Tawn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伦敦1912年版，第63—67页。
(28)托尼：《16世纪的农业问题》，第64页。
(29)罗伯特·艾伦：《圈地与约曼》( Robert Allen,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牛津1992年版，第9—10页。
(30)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7页。
(31)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8—109页。
(32)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1分册，第133页。
(33)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128页。
(34)P.迪恩、W.A.科尔：《英国经济的增长：1688—1959》，第67、62页。
(35)迈克尔·特纳：《18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率》( Michael Turne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经济史评论》第35卷第4号，1982年11月，第489—510页。
(36)富塞尔：《18世纪人口与小麦产量》( G.E.Fussell," Population and Wheat Produc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历史教师文集》(The History Teachers' Miscellany)1929年5月，第7号，第65—68、84—88、108—111、120—127页；罗伯特·艾伦等：《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爱尔兰、法国的农业》( Robert C.Allen and Cormac O.Grada," On the Road again with Arthur Young:English,Irish,and French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经济史杂志》第48卷第1期，1988年3月，第93—116页。
(37)罗伯特·艾伦：《从遗嘱财产清册推断产量》，《经济史杂志》第48卷第1期，1988年3月。
(38)罗德里克·弗拉德和唐纳德·麦克洛斯基主编：《1700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 Roderick Floud & Donald McCloskey,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第1卷，剑桥1994年版，第71页。并参阅徐浩《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39)附表一
欧洲的谷物产量(1200—1820年)
甲 1200—1249年前产量为播种量的3至3.7倍
Ⅰ.英格兰(1200—1249) 3.7
Ⅱ.法国(1200前) 3
乙 1250—1820年产量为4.1至4.7倍
Ⅰ.英格兰(1250—1499) 4.7
Ⅱ.法国(1300—1499)4.3
Ⅲ.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500—1699)4.2
Ⅳ.东欧(1550—1820)4.1
丙 1500—1820年产量为6.3至7倍
Ⅰ.英格兰和尼德兰(1500—1700)7
Ⅱ.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1500—1820)6.3
Ⅲ.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700—1820)6.4
丁 1750—1820年产量高于10倍
Ⅰ.英格兰、爱尔兰和尼德兰(1750—1820) 10.6
附表二 产量为播量的倍数
英格兰1250—1299 4.7
1300—1349 4.1
1350—1399 5.2
1400—1449 4.6
1550—1599 7.3
德意志1550—1599 4.4
东欧 1550—1599 4.5
资料来源：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0、141页。
(40)转引自戴维·S.兰德斯著，门洪华等译：《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41)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第304页。
(42)科尔曼：《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工业》( D.C.Coleman,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伦敦1977年版，第6、7、9章。
(43)生产和消费疲软的英格兰不可能产生工业革命，也不可能产生近代的海外殖民。最近布伦纳和依赛特批评《大分流》的一篇论文中，用彭慕兰自己的论据来说明英国并不是因为来自新大陆的进口而免于食物匮乏；几乎全部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糖，只占英国1800年卡路里消耗量的4％。没有这种来自新大陆的进口，英国依靠高产农业完全能养活其人口。罗伯特·布伦纳和克里斯托夫·依塞特：《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topher Isett," England' s Divergence from China' s Yangzi Delta:Property Relations,Microeconomics,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 ，《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第2期。
(44)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103页。
(45)M.M.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493页。
(46)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228页。
(47)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48)瑟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史》( Joan Thirsk,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第6卷，剑桥1989年版，第735页。
(49)18世纪大众消费的酒类除啤酒外，还有杜松子酒(gin，一种烈性酒)和葡萄酒。
(50)明格：《18世纪英国的地产社会》( G.E.Mingary,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伦敦1963年版，第241页。
(51)M.M.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496页。
(52)据里克曼在1831年人口调查表的前言中提供的数据：16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居民500万，1650年550万，1700年600万，1750年650万，1801年900万。芒图评论说，18世纪下半叶人口增速加快，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280页。另据Vries提供的数据：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1700年为540万，1800年为920万，见德弗里：《欧洲城市化，1500—1800》，第36—37页。
(53)M.M.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497页。
(54)约翰·哈彻：《19世纪前劳工、休闲与经济思想》( John Hatcher," Labour,Leisure and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过去与现在》1998年8月第160号，第94页。
(55)约翰·儒勒计算得出：1801年英国人均食糖消费量为30.6磅。到1811年，略有下降，人均消费数量为29.3磅。1824年至1845年期间，降至20磅，1848年又有所上升，人均消费量为24.9磅。约翰·儒勒：《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劳工阶层》( John Rule,The Laboring Classes in Early Industrial England) ，伦敦1986年版，第61页。
(56)也有较为保守的估计，即认为18世纪初英国人均年消费糖4磅，18世纪末则上升为13磅，见彼得·玛西雅：《英国的转型：18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史论文集》( Peter Mathia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纽约1979年版，第99、162页。
(57)杰里米·布莱克编：《英国文化与社会，1660—1800》( Jeremy Black,ed.,Culture and Society in Britain 1660—1800) ，曼彻斯特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58)另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对英茶叶的出口：从1704年到1730年，总共从中国输入132，446担，年平均5000担左右，18世纪40、50年代平均每年输入的茶叶数在20，000担左右。但到70年代，每年从中国运抵英国的茶叶超过50，000担。80年代年均11.5万担以上，90年代达到14万担以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见庄国土：《18世纪中国与西欧的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9)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295页。
(60)当时随马葛尔尼访华的安德逊在《英使访华录》中写道：在英国，“不分男女、老幼、等级，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茶叶”，可参考。
(61)那个法国人又说“这个乡下人冬天穿礼服”，他的妻女穿戴俏丽，简直可被当作“我们传奇故事中的牧羊女”。布罗代尔接着引用了一张出色的小型版画，印证那个法国人的印象：画中有一名“村姑”骑马赶集，胳膊上挎着一篮鸡蛋，但是鞋帽装束竟是大家闺秀的派头。前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651—652页。
(62)瑟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史》第6卷，第729页。又据记载，1762年一位农业雇工家庭的饮食开支包括：面包、面粉、燕麦片、马铃薯、蔬菜、蚕豆、豌豆、水果、牛奶、牛油、奶酪、肉、啤酒、舶来品、醋、香料等。见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页。
(63)转引自J.哈瑞森：《普通的人民——从诺曼征服到现在的历史》( J.F.C.Harrison,The Common People——A History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弗拉敏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136页。
(64)戴尔：《中世纪晚期的生活水准——1200—1520年社会变化中的英格兰》，第158—160页。
(65)戴尔：《中世纪晚期的生活水准——1200—1520年社会变化中的英格兰》，第153页。
(66)瑟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史》第6卷，第738、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