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文化论与非均衡治理——对“等、靠、要”扶贫现象的成因解释
李 壮 陈书平
摘要： 当前脱贫攻坚面临一个普遍性实践困境即“等、靠、要”现象：一是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低；二是非贫困户争当贫困户；三是预脱贫户对脱贫成效的认可度不高。既有研究将贫困文化论作为一个主导性的解释框架，并提出以“扶贫先扶志”为倡导的文化扶贫举措。然而通过湖北、贵州、河南等中西部国家级贫困县的第三方脱贫评估调查发现，贫困文化论并不能充分解释“等、靠、要”困境的形成机制。从贫困治理角度看，上述困境的成因根源于减贫治理措施与乡村社会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性。最后，从政策执行与社会逻辑之间的关系出发，从超越农户个体或群体的主观思想层面，提出改革贫困识别标准和程序、创新帮扶措施与贫困退出奖惩机制等对策，以实现农户逻辑与政策逻辑的契合。
关键词： 精准扶贫 贫困文化 非均衡治理 贫困退出
精准扶贫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方略。精准脱贫能否如期实现，除了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各主体的协同外，根本上取决于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包括个体对脱贫有正确的认知、主动的发展观和积极的行动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 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 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农村工作通讯》2015年第23期。。可见，农户脱贫内生动力在精准扶贫中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当前精准扶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还存在一些阻碍脱贫进程的实践困境，这些实践困境都直接与一部分农民的思想观念紧密相关，一般将其称为“等、靠、要”现象。这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的行为表现：一是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低；二是非贫困户争当贫困户；三是预脱贫户对脱贫成效的认可度不高。面对上述行为，贫困文化论成为一个主导性的解释框架，并对现象表层之下的社会机制不加甄别地提出以“扶贫先扶志”为倡导的文化扶贫举措。然而，笔者团队通过湖北、贵州、河南等中西部国家级贫困县的脱贫评估调查发现，贫困文化论对“等、靠、要”现象成因的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我们认为，上述困境的形成机制更多地应从贫困治理情景中的结构—关系出发来探寻，而非仅仅偏重于农户个体或群体的主观文化因素所能准确把握的。为此，本文先从梳理贫困文化论的学术脉络、实证观点出发，指出其适用性，然后放置于中国场景下反思，最后结合笔者的调查材料，提出贫困文化论的替代性解释——非均衡治理。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摸虾做菜，70年代游泳痛快，80年代水质变坏，90年代风光不再，直到今天依然受害。”这段顺口溜生动描述了滇池水质变迁，道出云南省对高原湖泊治理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
一、从结构解释到文化解释：贫困研究的转向
贫困是一个人类社会普遍的世界性难题。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贫困理论主要形成两个对立性的解释路径：社会结构解释路径和社会文化解释路径。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一)社会结构解释路径
社会结构取向的研究强调经济制度、政策制定、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力量对弱势群体处于贫困状态的制造作用，并将贫困本质界定为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是资本所有者主宰的经济制度，广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只能被剥削，在经济危机中处于失业风险，所以必然会造成工人沦为贫民。社会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民主和公平的，一些群体的利益被政策制定者所忽视。奥科克(Alcock.P)认为“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因为“政策行为随时准备或时刻能够左右社会结构”。[注] P. Alcock, Understanding Poverty ,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这也就意味着，政策可能制造出不利于特定群体发展的制度空间。从历史上看，英国工业化初期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建立以来的种族歧视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剪刀差”政策，均验证上述逻辑。冲突论认为贫困是社会阶层之间为资源占有而斗争的结果。伦斯基(Gerhard E.Lenski)认为，由于长期处于无权的权力结构位置，穷人容易被忽视和歧视，无法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从而沦为贫困或长期延续贫困状态。[注] 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94-109页。
社会结构解释路径凸显了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对于制造穷困的客观性力量，其改革药方必然是促进政治民主、合理分配公共资源、推动福利国家建设等措施，借此弥平社会阶层不平等的鸿沟。但是，扶贫开发的实践说明即使大量资源投入了，贫困者依然“等、靠、要”，甘于贫困状态，社会结构的路径似乎无法解释这一问题。
(二)社会文化解释路径
二战后在世界反贫困实践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的经济扶贫都将会最终失败，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贫困现象的根源并非结构力，贫困本身不仅表现为一种经济状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贫困群体固有一套自我闭合、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它造成了人们“安于贫困”的处境，极大地削弱了发展经济方面的学者所开出的各种“开发”处方的扶贫效果。
土料是道路桥梁工程中非常重要的原材料，对其进行实验检测，可以进一步保证施工质量。以下对土料的检测方式及相关参数进行分析。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而银行业作为金融的主导，好似国民经济的“气”和“血”，如果银行业利润高出其他行业太多，则表现为国民经济“气血旺”和“虚火上升”，导致经济的一种病态发展，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协调运行。而且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银行业与实体行业利润的巨大差异，会使一部分实业企业家不愿再埋头踏踏实实从事实体行业的研发、创新、转型和升级，转行加入金融业的“虚拟化经济循环”中，因为短期看，由此获取的收益远比从事实业容易得多、高得多，而这样一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便难以维持，从而容易吹大经济泡沫。
20世纪60年代，福斯特(Foster)在其经典论文《小农社会与有限物品的想象》中，提出一个与当时流行于学界的“贫困文化”平行呼应的观点，即不管是墨西哥还是南欧的小农生产者，其世界观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农民极为相似，可以用一种“有限物品的意象”模式来加以概括。福斯特坚信，所谓“有限物品”的意念显示出农民社会中存在着高度的个人主义思想。农民对合作经营缺少意愿，他们通常采取保守主义者的态度来反对和阻挠变革和进步。在宿命论世界观的影响之下，农民更愿意将地下埋藏的宝贝或者彩票抽奖视作向上流动的资源。因为那种资源存在于农民社会之外，属于纯粹的命运大礼(不在“有限物品”的范畴之内)，而不是劳动所得。在福斯特看来，与“有限物品意象”相关的人格特征还包括嫉妒、怀疑、被动和消极等等。与此相联的是农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愿维持现状的心态，足以使人打消发家致富的念头。[注] G. Foster,“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vol. 67,1965, pp. 293-314.
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于1959年首先提出“贫困文化”概念。他把穷人和其他各阶层的人在生活和规范等方面加以区分，认为与其他阶层相比，穷人的家庭维系、性生活、居住方式、生计选择等都遵循明显不同的惯习,虽然他们在社会关键机构中丧失地位，但本身仍持有甘于贫困、缺乏抗拒意识、丧失奋斗拼搏的动力和意愿。刘易斯据此认为，这些特点已经成为穷人们应付贫困的独特方式和方法，而且普遍流行在穷人生活中，因此完全可以称为一种文化。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代际传递性，即贫困文化的传承是靠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学会如何应付贫困，乐天知命，不要考虑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这一观点对许多国家的贫困治理产生深刻影响。比如，美国的“向贫困开战”[注] “向贫困开战”(The War on Poverty)是由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发起的福利救济计划，其目标是实现90%的贫民区儿童享受高中教育、通过职业团计划免费向贫困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仅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就付出几十亿美元，以此改变贫民的贫困文化。参见王庆安、易大东：《20世纪60年代美国向贫困宣战运动的动因及其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3期。 、英国K.约瑟夫爵士所谓的“剥夺循环理论”[注] “剥夺循环理论”由英国K.约瑟夫爵士在1972年提出，指在国家经济繁荣、福利增加、长期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大量贫困依然存在的原因是影响着一代人的负面社会问题往往还会在他们的下一代中间再产生出来——即剥夺往往是世代相传的。参见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39-40页。 等，都受到其启发。[注] 庞元正、丁冬红：《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5-326页。
20世纪90年代，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引入资本概念将文化的功能效应进一步扩展，并更为清晰地表达出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与工作机会、社会流动等的转化关系。他的《世界的贫困》指出：文化资本存在三种形式，一是内化于人们身心中的禀性和生存心态，二是那些客体化的文化物品(如书籍、机器等)，三是由合法化的制度安排(如教育资格认定)所授予的学历资格。贫困者之所以陷入无法避免的困窘处境，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贫困者缺失必要的文化资本，在社会竞争中无法赢得社会流动机会。由于文化资本具有代际传递性，贫困就存在一定代际延续的风险。作为决定文化资本分配的教育制度，受到了权力、经济等资源不平等的影响。布迪厄在实证研究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后指出:“权力决定着教育制度，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注] 布迪厄等：《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4页。 。与掌管制度的精英阶层相比，出身社会底层的人难以同等享受到文化资源的权利。[注] P. Bourdieu,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usity Press, 1993.在这种结构下，教育制度难以成为切断弱文化资本传递的工具。综合而言，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综合了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解释维度，拓展了刘易斯和福斯特的贫困文化论，启示政府治理贫困应当兼顾个体责任与公共责任，既要提供福利救济同时也要改革教育制度。
提问的艺术性中融合了创造力与智慧的果实，教师应注重提问方式的灵活，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中的问答形式，结合文章的特点，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问答，引发学生的积极思考。同时，实现课堂教学形式的灵活多变，促进师生思维方式的协调统一。问题的设置要最大化地彰显教师个性，促进提问语言的生动，提升其语言美感，从而引发学生对问题的深度思考。
二、贫困文化论的适用性与反思
案例1：湖北省通城县某贫困村由县畜牧局定点帮扶，驻村工作队开展了养殖扶贫项目并给予养殖补贴。养殖项目落实到贫困家庭之后，一些贫困家庭并不认同养殖可以有所收益，只是为了领取养殖补贴，就转手卖给其他农户或吃掉。在问询其原因时说“怕出现瘟疫，养大了就赔了”或者“只给猪仔，没有给饲料，粮食还不够人吃呢，怎么养猪”？而工作队发现贫困户养殖积极性不高，就只能向贫困户保证“政府可以帮其销售牲畜”。在此情形中，造血完全变成了输血，贫困户的产业发展能力没有得到提升。(访谈记录，20170809，湖北通城县)
批评之一：归咎个人论与社会发展趋势不符。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过度地将致贫原因归咎于个人责任。贫困文化理论隐含社会文化的等级性价值判断，并夸大穷人文化的同质性和内生性，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注] 李文钢：《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世界上的穷人也会越来越少，没有天性就安于现状的特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贫穷并不是由于所谓“贫困文化”造成的，而更主要是由于特定地区的制度和生产力水平所致。批评之二：贫困文化的文化属性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贫困文化”事实上并不应当被称为一种文化，充其量只能被当成某些行为的外部特征，其形成原因是穷人适应外在社会情境的结果，并非穷人自身的错误。也就是说，贫困并非穷人自己的选择，而是穷人没有选择的机会。[注] 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批评之三：传统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不等于贫困文化。吴理财认为，贫困文化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虽然传统小农社会相对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是落后而贫困的，但是作为一种贫困群体所拥有的文化，到底更多地表现出传统性还是现代性则要视具体的社会条件而定。[注] 吴理财：《论贫困文化(下)》，《社会》2001年第9期。 在我国的贫困乡村的传统价值依旧是崇尚“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的价值观，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或下层社会)文化，故在我国广大农村贫困文化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的文化。另外，近年来，我国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主体性，借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 发展了民族旅游产业，走上致富之路。[注] 王建民：《扶贫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少数民族主体性讨论为核心》，《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这也驳斥少数民族村落文化等于贫困文化的观点。
生命体征监测设备通过调用Bluetooth 接口，获取自带的蓝牙适配器，并开启蓝牙功能。通过调用蓝牙设备搜索接口函数，对周边的蓝牙设备终端进行扫描，当搜索到匹配的蓝牙适配器时，则进行设备注册、建立连接并停止扫描，至此蓝牙扫描工作完成。扫描并匹配成功的设备名称和设备MAC 地址将分别储存在蓝牙搜索的公有成员变量中，当扫描结束后，会向生命体征监测设备蓝牙适配器发送一个类型为0x01 的句柄消息。同时handleMessage 接口函数也会收到类型为0x01 的消息，扫描程序通过设备遍历对周边的设备进行逐个匹配直到找到符合要求的蓝牙终端设备。
三是质疑贫困识别程序的公平性是非贫困户争贫行为的一个理由。一些农户以自己不知首轮贫困识别、错过评选、与其他贫困户条件相似为由要求列为贫困户，如果不被列为贫困户，就说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村里没有关系等，对村干部、工作队等表达不满，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参加贫困识别，而访谈村两委和驻村干部时却得知政策宣传基本到位、识别程序公开透明。在当地政府看来，这些争当贫困户的非贫户只是“发发牢骚，不敢公开申请”。
三、非均衡治理：“等、靠、要”现象的形成机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精准扶贫的弊病在于扶贫资源的高投入。正如有学者指出，高投入并不一定导致低效率，只有在缺乏制度约束、激励措施、过度依赖社会福利而造成“养懒汉”的情况下，高投入才会导致低效率。[注] 信长星：《关于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1期。 因此，探讨造血失败的着眼点应该放置在资源投入所赖以生效的扶贫机制上面。阿马帝亚·森(Amartya Sen)的社会排斥理论启示我们：“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或者说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及机会的丧失”[注] 阿马蒂亚·森：《论社会排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 。由此推测，通常农户的致贫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能力贫困是贫困户的主体性特征，如缺乏脱贫动力、脱贫技术、信息获取能力等；另一方面，能力剥夺、社会不平等、信贷市场排斥、医疗保健缺失、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社会支持条件的缺失，造成贫困户的脆弱性。这即是说，如果贫困者无致富意愿、无经营能力或社会支持条件，那么任何产业扶贫项目上的高投入在实践上都缺乏可行性。
(一)贫困个体能力培育与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导致“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较低”
精准扶贫的要义在于扶贫资金必须精确地用于贫困家庭与贫困人口，以助力其发展相应的产业项目，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脱贫致富。但是调查发现一部分的贫困户缺乏投入产业经营的主动性并存在对产业盈利的担忧。
将指标数据带入上述白化权函数中，得出xij在第k个评价等级中的权值fki(xij)(1≤k≤s)，然后根据式(8)计算得出指标数据矩阵的灰色统计数nik以及总灰色统计数ni:
刘易斯从贫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贫困者的居住方式、行为方式、贫困个体的人格、性情、价值观等角度，将把贫困文化性质的特征归纳为：一是文化地理的封闭性和排斥性；二是文化特征的代际传递性；三是文化取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四是贫困个体的自卑和懦弱。[注] 熊丽英：《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求索》2004年第2期。 贫困文化论传入中国后，国内实证研究主要围绕老少边穷的农村贫困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利用中国经验基本上验证了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性质特征。中国学者高香芝、徐贵恒的实证结论具有一定代表性，“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贫困根源在于少数民族群体长期抱持的‘贫困文化’，包括少数民族群体长期生存于生态恶劣、地质条件差、交通设施缺乏、信息不通、居住分散的边缘山区和牧区，保守的小农习性、民族风俗、远离政经中心等使人们的视野受到极大限制，长期的受教育程度低以及天命意识等共同塑造了我国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贫困文化”[注] 高香芝、徐贵恒：《贫困文化对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多层次影响》，《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当然，贫困文化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广大农村，学者对此产生诸多批评和反思。
在湖北、河南、贵州贫困县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本文提出“非均衡治理”解释框架对当前的“等、靠、要”困境进行解析。我们借鉴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模型，将“非均衡治理”界定为一种精准扶贫的政策供给与乡村社会需求之间难以达成均衡的治理状态。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均衡治理影响精准扶贫的政策针对性、有效性，是滋生部分农户“等、靠、要”行为的重要原因。我们结合主观意愿和客观行动双纬度，将“等、靠、要”行为进行分类：一是贫困户脱贫积极性低，其外在表现为贫困户不愿发展产业项目；二是非贫困户争当贫困户，其外在表现为部分农户以老人单独成户、高消费压力、相似情况等非政策性标准来申请贫困户资格；三是预脱贫户对脱贫成效的认可度不高，其外在表现为贫困户将脱贫与发展混为一谈。然后，探究当前反贫困治理的政策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关系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具体机制。按照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我们认为“非均衡治理”大致包括三重矛盾：一是贫困个体能力培育与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二是贫困识别政策与乡村社会分化之间的矛盾；三是脱贫政策理性与乡土理性之间的矛盾。
案例2：河南省潢川县某村甲鱼养殖产业历史悠久，精准扶贫以来，该村工作队发现近几年甲鱼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因此向贫困户推广养殖甲鱼。贫困户可以获得3000元的养殖补贴，但是2018年由于全国各地甲鱼存量的猛增，当年甲鱼价格跌到2017年的一半，并且甲鱼必须及早卖掉，否则会随时间越长而价格越跌。一些贫困户只好便宜出售甲鱼，造成2018年的亏损，一部分甲鱼大棚遭到废弃，贫困户开始抱怨政府的产业政策盲目性，对稳定脱贫的前景持怀疑态度。(田野日志，20190302，河南潢川县)
案例2的研究表明，贫困户尤其是单纯依靠小农生产的贫困户在变化莫测的市场波动下难有抵抗之力。无基本市场行为能力者经营精准扶贫项目，其成功的可能性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来讲，都是值得怀疑的。既然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可行能力差[注]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进而言之可行能力差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的个体化和分散化，即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注] 王桐岳、李果、吴洪凯：《组织化水平与规模效益——农民组织化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1期。 。那么，有效治理农民贫困问题，根本出路是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不应局限于经济方面的组织化，还应包含政治与社会方面的组织化[注] 李小红、任雅磊：《毛泽东农民组织化思想的现代价值》，《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 ，进而增强农民可行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贫困识别政策与乡村社会分化之间的矛盾导致“人人争当贫困户”
当前农村贫困识别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人人争当贫困户”现象，一些学者将之与以贫困为荣的贫困文化联系起来。这种观点既歪曲贫困文化概念的本意，又将现象背后的多重社会机制简单化了，不利于对当前扶贫困境的理论分析。从笔者调研来看，存在三种常见的争当贫困户的策略：
一是儿女主动或被动将父母老年人单独成户，造成老人户增加，老人争当贫困户。这种行为摸清了现行贫困识别标准，妄图钻“政策空子”。对于基层政府和村委会而言，这种无理性争贫行为需要充分调查和启动法律程序才能解决，无形之中催升治理成本。
案例3：贵州桐梓县某驻村干部谈到“一些当子女的，本身经济条件不错，长期在外做事，一听说村里搞扶贫，生怕像以前一样捞不到政策好处，就故意让父母单独居住在老家旧房子里，并谎称自己在外生意做赔了，要求国家帮扶他，父母独立为户，年老体衰，无收入来源，美其名曰：贫困户。还有一些纯女儿户的老人明明女儿家庭混得都不错，也在本村居住，偏偏说没有人照顾，计划生育让他没有生儿子等等，政府要养他的老……良心跑哪里去了”！也有一些驻村帮扶干部反映“我们经常买油买米慰问一些贫困老人户，引起其他老人的嫉妒，于是催生了一些老人哭穷，争当贫困户”。(访谈记录，LZ20180809，贵州桐梓县)
二是一些村庄中公认的富裕户以高消费压力来争当贫困户。一部分富裕户自知自己的收入多于本村的一般农户，但还是争当贫困户。他们的理由是入不敷出、生活压力大。有研究者把因为家庭支出超过家庭收入水平而造成的生活困境称为“支出型贫困”[注] 支出型贫困主要是由于大额的硬性支出导致其收人——支出比严重失衡，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贫困现象。在精准扶贫实际操作中，只有因病因残而需大量硬性支出且收入在本地贫困线附近才被纳入贫困户，其他硬性支出不在贫困识别之内。参见田北海、王连生：《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贫困表征、生成机制与治理路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但这种贫困类型的生成逻辑与我国现行的“一有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识别逻辑存在巨大冲突，不在识别政策范围之内。
案例4：例如在贵州习水县调研时，笔者听到一位中产阶层的农户吐槽：“当今儿子结婚彩礼巨额开支、修建新房子、买车等都是靠贷款维持，家庭负债超过一般家庭，生活压力比其他人大得多，理应得到政策照顾。”(访谈记录，LZ20180812，贵州习水县)
小金鱼在鱼缸里悠游，众人围观赞赏，螃蟹羡慕极了，上蹿下跳，企图跳进鱼缸，却不能如愿。红箭鱼在池塘里游弋，引起红鲤鱼、鲫鱼、石斑鱼和灯科鱼们的追捧，螃蟹对红箭鱼羡慕嫉妒恨，对红箭鱼的追捧者傲慢鄙视怒。螃蟹气势磅礴地咆哮，我，伟大的螃蟹，不但能够比你们红，而且一定会大红大紫，无与伦比！看热闹的青蛙点点头，翘起大拇指，给螃蟹点了一个大大的赞！然后，遥指正在烹鱼的紫铜火锅，恭恭敬敬地对螃蟹说，您老人家紫铜锅里走一趟，一定会大红大紫！螃蟹蹿红心切，忘乎所以，直奔紫铜火锅。
综上所述，贫困文化论在解释我国农村扶贫中的“等、靠、要”现象时存在很大局限性，我们需要结合中国扶贫实践转换理论视角。近年来，政策执行研究提出民间社会的“理”、习俗、规范等社会逻辑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维度。[注] 章高荣：《政治、行政与社会逻辑:政策执行的一个分析框架——以<慈善法>核心条款的实施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9期。 如果我们从贫困治理与贫困户的社会逻辑的关系角度出发思考，那么可以假设“各项减贫政策措施的执行效果与政策逻辑和贫困户的社会逻辑是否一致紧密相关的”，只有政府的减贫政策逻辑与贫困户的社会逻辑达成均衡性，贫困治理才能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
透过农户争当贫困户的策略可以看出一般农民并不具有贫困文化的典型特征——“愚昧、懒惰、不求上进”，而是不乏精明能干、勤奋创业的品质。他们以贫困户为荣的表象背后是扶贫政策识别标准与乡村社会分化之间矛盾。目前的识别标准是“一有两不愁三保障”，属于社会底线型保障标准，起到最低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功能。这与当前农村中产阶层面临的生活压力有明显出入，相当部分的村民将巨大的消费压力而非生存压力界定为生活困难。另外，一部分农村贫困识别程序存在优亲厚友或不公开弊病，导致人们产生“相对剥夺感”，未能树立起对贫困识别标准的正确理解。
机械加工车间能量消耗大是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生产过程中，调度作为一种降低车间能耗的有效方式受到了广泛关注，合理的调度方案可有效减少车间的能量消耗[1]。然而，如何在不牺牲完工时间、延期成本等传统目标的同时，实现车间节能优化调度，是绿色制造背景下亟待研究的问题。
(三)扶贫政策理性与乡土理性之间的矛盾导致“预脱贫户对脱贫成效的认可度不高”
通过中西部贫困县扶贫评估的调查发现，一些农户的虽然人均年收入超过贫困线、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也基本有保障，但是面对脱贫成效核查表时仍然不认可，甚至一再表达对帮扶成效的不满。其做法有：一是竭力隐藏自己的收入来源，例如不承认打工收入；二是认为自己没有存款就等于没有收入；三是不看好帮扶措施的可持续性，例如养猪、种果树的市场前景；四是以未来儿女结婚的重大开支、生活条件不如一般户为由否认自己脱贫。
一方面，通过这些行为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扶贫“保基本”功能的政策理性与贫困户以最大化家庭利益、追求中产化生活发展功能的乡土理性相比存在一定的逻辑差异。当前乡土逻辑与政策逻辑的区隔并行有悖，未能达成价值共识和认同。正如英格尔斯所言，现代制度与技术需要与人的发展观相匹配。[注]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如果精准扶贫的政策理念和制度程序不能以农户在认知、态度上的转变为基础，那么一部分农户的负面反馈就不可避免，脱贫满意度就无法提升。另一方面，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政策受益悬殊是预脱贫户(政府纳入当年脱贫计划但尚未经过脱贫程度确认的贫困户)不愿脱贫的重要原因。由于当前大部分的扶贫政策和发展机会都倾斜于贫困户，非贫困户被排斥在政策红利之外。这就造成一些非贫困户和贫困户的政策受益悬殊问题。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如以补助政策为例，陕西安康市对三口之家的贫困户可享受的扶贫政策包括易地搬迁补助7.5万元、教育补助750元至6000元、产业奖补2000元至5000元、同时政府鼓励符合条件的贫困户申请3年贴息小额贷款5万元等。[注] 《安康市扶贫相关政策解读》，安康市政网，2018年10月11日，http://www.ankang.gov.cn/Print.aspx，2018年12月12日。 河南潢川县通过利用村集体土地发展光伏发电，免费向贫困户每年分红3000元，该县和邻近的光山县也采用扶贫小额信贷的集中投资的方式[注] 扶贫小额信贷是专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发展资金而量身定制的扶贫贷款产品。主要是为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级建立风险补偿金的信用贷款。笔者调查发现一些贫困县如河南省光山县、潢川县为了尽快脱贫摘帽，将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集中起来投资到本县城投公司等国企或者地方龙头企业，免费向每个贫困户连续3年发放5000元\每年的分红，三年后农户可以收回。 ，免费为贫困户每年发放5000元分红[注] 《潢川县2017年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调整实施方案》，河南潢川县政府网，2019年1月29日，http://www.huangchuan.gov.cn/xinwen/tzgg/2019AcPDXOO0B6.html，2019年2月1日。 ；又如在看医报销方面，贵州遵义市习水县的贫困户享受财政负担的大病医疗保险、慢性病医药报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无门槛式医疗报销比例达到90%以上，而非贫困户除了新农合报销60%外只能自费[注] 习水县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五重医疗保障”，对患者药费报消未达到90%的，及时向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反馈信息，及时补足相关费用，而且对贫困户100%实行家庭医生签约，对21种大病和36种慢性病贫困患者实施100%“医生+患者”结对帮扶和100%的贫困户享受免费健康体检。参见《习水县以七个全面推进健康扶贫春风行动》，习水县政府网，2018年5月17日，http://www.xsx.gov.cn/xwzx/xsyw/201805/t2018.html，2018年12月1日。 ；还有在产业扶贫方面，湖北宜昌市某村为控制市场风险，发展蘑菇产业，只允许本村贫困户加入村集体合作社等。按照上述地方扶贫政策的设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政策受益悬殊会引发两个后果：一方面容易制造社会怨气和新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会导致预脱贫户脱贫内生动力乏力、不愿脱贫，甚至以闹访等方式来强迫政府继续保留贫困帽子。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贫困文化论的反思和当前“等、靠、要”扶贫现象的田野调查,本文提出了一个反贫困本土化研究的新视角,即“非均衡治理”,它以扶贫政策供给侧与乡村社会需求侧的均衡性为理论内核，进而探究反贫困的政策执行与异质性的乡村社会之间的矛盾机制。具体而言，从贫困识别政策、贫困帮扶政策、贫困退出政策的实践困境出发，我们发现“非均衡治理”的三重矛盾机制：贫困识别政策与乡村社会分化之间的矛盾；贫困个体能力培育与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脱贫政策理性与乡土理性之间的矛盾。乡村社会分化、贫困人口的经营能力以及对脱贫认知的乡土理性都是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遭遇的社会逻辑，政策逻辑与社会逻辑的碰撞与契合是贫困治理能否顺利开展的基础。
本研究尝试以“非均衡治理”视角，反思“反贫困治理工程”, 从改革贫困识别标准和程序、创新帮扶措施与贫困退出奖惩机制等方面，探索消除阻滞脱贫进程的“等、靠、要”行为的政策路径。
1.在贫困识别程序标准上，地方政府和村民自治一定要根据本地乡村发展现状，尤其是贫富差距不大的村庄，制定多维贫困的贫困认定指标体系，并经由民主公开的方式加以合法性确定。2.在产业扶贫上，要促进贫困户的组织化，破解社会排斥和个体能力的困境。虽然贫困文化论强调了贫困文化具有贫困再生产的属性，但是贫困文化论的适用性范围极其有限，且没有深究贫困户缺乏内生动力的社会结构因素。扶贫的核心不仅在于解决人们物质资源的匮乏，还在于激活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和减少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因此，贫困治理需要通过嵌入式发展和参与式合作等方式激发贫困户自身的内生发展动力。一方面，要通过驻村工作队、社会组织、农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增强技术培训和智力支持，强化风险分担机制，鼓励个体的素质提升和参与扶贫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和媒体要大力宣扬“脱贫光荣”和产业发展示范户经验，引导先进农户、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发展，拓展贫困者的社会资本，让贫困户在脱贫中形成可资未来发展的社会网络。3.在处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关系上，政府要加强贫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推动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参与式扶贫，善于吸纳非贫困户发展产业，复兴互帮互动的乡村传统，而不是政府单向给予贫困户资源。4.在驻村帮扶上，加强扶贫干部的责任心和宣传工作素质，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好政策精神，不能只做表面文章，消除贫困政策的理解差异。健全贫困识别的程序与制度，将贫困识别处于阳光之下，消除村民之间的“相对剥夺感”心态。基层政府要突出中西部优势即山好、水好、人好，利用山区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地方文化特色,促进农民城镇化和特色产业的区域性带动。5.在贫困退出考核上，地方政府及时做好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政策衔接和政策宣传，避免使群众陷入“无政策的担忧之中”，营造脱贫光荣的公共舆论导向，对浪费项目资源的农户给予合理的惩罚机制。
Poverty Culture Theory and Unbalanced Governa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on of “Waiting for, Relying on and Asking for” in Poverty Alleviation
LI Zhuang CHEN Shuping
Abstract ： At present, poverty alleviation is facing a general practical dilemma which is the phenomenon of “waiting for, relying on and asking for” in poverty alleviation: Firstly, the enthusia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 poor households is low; secondly, non-poor households strive to become poor households; and thirdly, the recognition on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iveness of households who are going to lift out of poverty is not high.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theory of poverty culture has become a dominant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and put forward a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 which advocates “setting up poor households′ aspirations is the first thing to do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ird-party evaluations on poverty relief in the national-level poor counties in Hubei, Guizhou, Henan provinc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eory of poverty culture cannot fully interpre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lemma of “waiting for, relying on and asking for”. It points out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he causes of the dilemma lie in the unbalance between the measures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social needs in rural areas. Starting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social logic, surpassing the subjective thoughts of an individual household or groups, it then suggests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reforming the criteria and procedures for identifying poverty, innovating assistance measures and the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for poverty withdrawal,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nformity of the logic of farmers and the logic of policies.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culture; unbalanced governance; poverty withdrawal
基金项目：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儿童贫困及其治理机制研究”(15YJC810011)。
作者简介： 李壮，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9);陈书平，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刘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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