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虽然世人对进入21世纪到底是在2000年还是2001年存在着争论，但毫无疑问，新的世纪已近在咫尺。这将是怎样的一个新世纪？人们有很多的猜测。从人口学的角度说，人口的世代更替是无有穷尽的过程，一般地总是“可持续的”。中国人口有她的过去和现在，更有她一言难尽的未来。历史的发展给了我们一次前所未有的回顾与展望、继往而开来的机会。但在人口问题上，对全体中国人来说，千年之禧带给我们的不会仅仅是愉悦之情，而且是冷静的思考和深切的忧患。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指出，21世纪迎来的是一个长寿时代。而几年前，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讨论中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可能将从规模性压力转向结构性压力。毫无疑问，中国的人口问题正处在重大的变化过程中，那么今后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意味着什么？这些基本的问题是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广大人士所深切关注的。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的未来向来存在争议。但有一点却确凿无疑，这就是中国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这样的认识其实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譬如，早在马寅初先生著名的《新人口论》问世之前，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雷洁琼和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陈达就在北平的《晨报》上开辟了一个“人口”的副刊，专门邀请国内的人口问题专家学者撰写文章，从各个角度阐述节制生育的重要性。顺流而下，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控制始终是20世纪中国人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今天的共识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度，今后来自人口增长的挑战依然巨大，对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压力问题、对有限的生存资源的消费问题都是困绕中国现代化步伐的重大问题。有识之士一致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但实际上，人口问题是纷繁复杂的。不能否认，我们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有心人一定会注意到：1999年9月27日， 国内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一个消息——就在这一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公布了自己研究成果，得出了三点重要结论：（1）1971年至1998年， 在计划生育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共计少出生人口6.34亿，其中因为计划生育因素所减少的出生人口数达3.38亿，占同期因计划生育和非计划生育因素共同作用所减少的出生人口总数的54%。（2 ）在这28年间，我国因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大量人口为家庭节省少儿抚养费大概6.4万亿元，为国家节省少儿抚养费1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对计划生育的财政和非财政投入累计约为905亿元，也就是说， 计划生育的投入——产出比可以达到1∶82，经济效益显著。（3）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还对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势头却在根本上难以改变；与此同时，新的人口问题——譬如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迁——则更加引人注目起来。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活动，激发大家跳出当下的思维，共同来展望未来的处境。看看忧患中的中国和想想希望中的中国是怎样踏着世纪的钟声来到我们的身边，而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并争取有所作为。
进一步认识控制人口数量的意义 查瑞传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20世纪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一个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时代。短短百年当中，人们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以前不但做不到，甚至想也想不到的辉煌成就。多少世代以来梦寐以求的登空遨游成了现实，飞机成了大众旅行的工具。地球人造卫星、载人宇宙飞船相继问世，甚至登上月宫，重返地球，也不再是神话中的幻想。而在另一极端，人们一层层深入微观世界，探索粒子的奥秘，调动巨大无比的核能，既用于造福世界，又用于涂炭大量生灵，威胁弱小的同类。在社会制度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两大阵营，出现了冷战，经历了两次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数十个遭受过或长或短殖民统治奴役的国家和地区争得了独立。在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中，局部地区的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总之，百年来人类在科技发展方面、在生产能力提高方面，的确取得了令人耳晕目眩的巨大进步；在社会变革方面，也经历了多次瞬息万变、令人难以捉摸的巨变。现实生活中充满悲欢离合；而是非曲直则扑朔迷离。就在这个善良与邪恶并存、真理与谬误难分的时代，自命为世界主宰的人类，则凭借着自身改变周围环境（包括开发与破坏）的能力和使用自然资源（包括利用与浪费）的规模和深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也使自身无目的、无计划、无节制地增加和膨胀起来。据某些人口学家估计，1900年（年中）全世界人口总数为16.17亿人，1950年年中达24.86亿人，1970年达36.32亿人。 前50年（1900～1950）增长了54%，后20年（1950～1970）增长了46%。可见，二次大战之后世界人口增长大大加速。这便引起从各国政府到人口学界的广泛和深切的关注。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也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大范围、大规模的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运动。
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从17世纪后半叶起，人口总数连续突破1亿（1680年前后）、2亿（1740年前后），接着在18世纪末达到3亿（1790年），19世纪前半叶超过4亿（1834年）。这么多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苦心经营有限的耕地，已经是长期在贫困生活中挣扎。当时的政治家和学者面对现实，分析原因，寻找对策。普遍归因于一是人多地少；二是耕地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贫苦农民遭受重利盘剥。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逼迫中国割地赔款，使中国千千万万原已在极端贫困状态下挣扎的百姓更加饥寒交迫，也使迅速增加的人口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50年1月～2月的《国际述评》中就写到过：“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从这段述评中可以清楚看到，第一，马、恩也认为当时中国存在“过剩人口”，且不断增加，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第二，存在着剥削压迫造成的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状态；第三，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掠夺导致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马、恩在这里并未像在《资本论》中揭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失业是人口相对过剩（相对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出现的过剩）那样来评价当时中国存在的人口过剩。因为二者客观上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然而，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少主观上自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革命家却无视中国的现实，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硬不承认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客观事实。特别是在本世纪中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之后，本应立即着手解决人口数量过多、增长太快的问题，以逐步减轻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沉重包袱。然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和曲解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极左思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箝制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使我国早应宣传推行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决策和实际行动在时间上推迟了20年，人口在原已过多的基数上又扩大了50%。
然而，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终于发生了作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陷于一片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口飞速增长，物资极度匮乏，空洞的、过左的口号和“理论”，并不能填饱肚皮、温暖肌肤。现实迫使我国最高层领导不得不改弦更张，毅然决然采取节制生育、大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方针。理由本来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即“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经过将近70年的曲折迂回，我们终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从我国现实出发，端正了方向，采取了明确的生育政策，迅速降低了生育水平和人口增长速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全世界控制人口过速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短短的30年，我们在控制人口方面取得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就。第一是在理论上总结出了我国人口必须控制的结论；第二是在实践上扭转了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口发展的方向，把人口增长从盲目自发转移到理性指导下的有控制的轨道上来。
谈到人口的盲目自发增长与理性指导的问题，可以坦率地说，人类今天实际上还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原始的状态。例如，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2亿，接近13亿；全世界人口不久前刚刚超过60亿（1999年10月12日）。这些数字是因为人们觉得它是合理的，从而作为一种目标而通过主观努力达到的吗？当然不是。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觉得12亿或13亿人是使中国人民能够享受到最高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而规定的目标。同样，全世界人口达到60亿也不过是一个不能不接受的现实，而并非人们按照理性而确定和努力争取的结果。当然，在中国人口已经自发地达到8亿、9亿、10亿、……之后，我们能够有意识地经过极大努力把它在2000年控制在13亿以内是理性行动的结果，是极大的成就。然而，总的来说，近13亿并不全是理性行动的结果；其中，大部分是以往无目标、无计划、完全自发行为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全体人口的数量作为控制目标之前，人类的生育行为实际上完全是处于自发状态（即使有些家庭内的生育是有意识的、有节制的）。严格来说，在国家和社会有理性、有意识地控制整个人口数量之前，人类的生育、繁衍和增长，在本质上并未脱离动物的自发状态。因此，可以说人类实行控制全社会的人口数量可以看作是脱离动物界的又一次飞跃。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样说，丝毫没有夸大。不久前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百年来人口理论方面的激烈争论结果，总结出“中国人口必须控制”的结论，并且明确指出它是一个必须从战略高度把握的结论。进而我们又提出，从战略意义上说，全世界所有各个国家和地区尽管目前各自处于很不相同的发展阶段，具体条件相差悬殊，具体政策差别很大，但是最终都要走上控制人口的道路（参见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第9 章）。当时我们以为能得到这个结论已经是百年求索、几经波折的巨大收获，是关于人口理论认识的一次明显进步。最近，由于探讨“人口容量”问题，才又进一步悟出人口自我控制竟是人类在自身繁衍方面从自发到自觉、从盲目到理性、从残存的动物状态向着更高层次的人类状态的一次飞跃。产生这种新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
相当时期以来，人们热衷于探讨“人口容量”的问题。提出了数以百计的定义、概念，进行了大量或繁或简的计算，得出了相差十倍、百倍的数字结果。林林总总，无由卒读。扼要概括起来，不外一句话：“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这的确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多少年来，多少关心国计民生的志士仁人，无不殚精竭虑，苦苦思考、实地研究这个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打破现有的思维定势，反问自己一句，这种思考与我们研究“某一地区对某种动物的承载量有多大？”在实质上有什么两样？对动物（不论是野生的或畜养的）而言，所谓“承载量”，简单说就是数目再多了就容纳不了、活不下去。对人类而言，所谓“人口容量”就是指在一定的生活标准要求下，全球或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所能维持的最高人口数。这个数字（不论是指动物还是人类自身）当然十分重要，必须掌握。然而其所以重要，都是假定以自发增长为前提。人们之所以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也是因为以前人类的繁衍和人口的数量增长，就总体而言从未完全脱离盲目与自发。一旦人类摆脱了这种盲目与自发状态，树立了以理性为指导的控制自身数量的意识并付诸行动，不再忧心忡忡地思考“环境能容纳多少人”，而是从人类最大幸福出发，确定“我们要多少人”，那时，在这个问题上才能说是进入了“自由王国”。这就是最近关于“控制人口数量”的意义一点新的体会。
21世纪中国人口展望 左学金（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1 人口增长趋势
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中国人口由约4.5亿增长到近12.8亿， 增长了将近2倍。但是在8亿多的人口增量中，只有1 亿左右的增量发生在本世纪的前50年，而其余7亿多的增量均发生在后50年。 这正是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的反映：由本世纪上半叶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为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最后进入以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为特征的低增长率。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成为人口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不少人口预测结果都表明，中国人口将在下世纪30—40年代达到15—16亿的峰值后逐步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口在今后30—40年的继续增长是在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因“人口惯性”的作用而导致的增长。这种增长已经不再是人口增殖或“扩大再生产”意义上的增长。到下世纪末的时候，中国人口规模很可能与本世纪末的人口规模相仿。相比之下，在下世纪内世界人口规模可能从目前的60亿增长到110亿以上， 所以届时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将相应地从现在的不足1／5下降到21世纪末的略大于1／10。至迟在下世纪中期， 中国头号人口大国的地位将被印度所取代。
不久前我们举行了世界60亿人口日的宣传活动。可是耐人寻味的是，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头号问题却是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内需不足。如何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新的挑战。我们的东邻日本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据预测日本人口总量将在不久的将来下降， 到下世纪日本人口可能从目前的1亿多下降到7000万左右。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未为日本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正为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和经济不振所困扰。而有学者认为，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是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我国出现的新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必要对以节制消费需求为主要依据的人口控制政策作出新的审视。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和控制人口数量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点的话，那么在下世纪人口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多维的问题。人口数量控制将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许多目前已初露端倪的问题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这些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城市化，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等。
2 老龄化
与下世纪人口规模变动特点直接相关的是人口的老龄化。到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分别超过10%和7%，因此按照通行的国际标准， 我国作为整体将进入人口老年化国家的行列。预测到下世纪中，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高达1／5以上，届时全世界每4位老人中就有1位住在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将发生得更早和更严重。
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下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首先人口老龄化将对目前仍处于改革探索中的城市养老保险体制和医疗保险体制带来重大冲击。在城市地区，目前退休职工对在职职工的赡养比大约是0.5∶1（即平均每个在职职工赡养半个退休职工），今后在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城市，如果不考虑农村人口的迁入，至少在理论上这种赡养比可高达2∶1，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在职职工（子女）要赡养2 个退休职工（父母）。这样高的赡养比对未来社会保障体制的压力将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下世纪城市社会养老保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提高城市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可以考虑的措施包括推迟退休年龄，通过改进对养老基金的管理来提高其保值增值能力，被迫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并进一步发展多种形式的补充养老保险。
退休职工的医疗费用是在职职工的3倍以上， 所以退休职工对在职职工赡养比的上升也会对城市医疗保险体制带来很大冲击。目前我国医疗保险体制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的成本制约机制，造成过度用药和过度使用其他医疗资源。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今后医疗保险改革的重点，是通过“管理型医疗”来降低成本，同时医疗服务的重点，要由个体治疗转向群体预防。
在我国农村地区，尤其在贫困农村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正规的社会保险体制尚未发育，所以未来的农村老人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本人和子女的支持。问题是在于，由于家庭规模的日益小型化，家庭养老的人口学基础正在受到削弱。因此应该通过相关政策来进一步鼓励家庭养老，例如要在土地分配和遗产继承等制度安排上，保障女儿在婚后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和权利。同时要发展以自愿参加为原则的养老保险计划和其他可靠的长期储蓄手段，为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提供更多的选择。最后对于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没有收入来源的无子女老人，社区和政府应该在现有的“五保户”计划的基础上，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疾病谱和期望寿命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因病致贫还是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研究发现，在存活的老年人口中，农村老人比城市老人更健康。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解释是，一旦生病，农村老人具有更高的死亡率。农村医疗服务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村人口对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一方面要增加对农村地区公共医疗服务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医疗服务资源，尤其是乡卫生院的医疗服务资源。对于城市老人的医疗服务和长期护理需求，已经有了许多研究，可是对于农村老人的这类需求，还研究得不够。如果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各级政府都把控制农村地区人口生育率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重点，那么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后果的逐步显露，今后有责任加强对于这些后果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3 城市化
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目前我国仍有近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而农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不足1／5。城市化滞后的一个重要指示器，是城乡收入和消费的巨大差别。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已经高达3.5∶1。城乡收入的超乎寻常的不平等性，只能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存在着严重制度障碍来解释。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巨大制度障碍，那么我国就会有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乡收入的差别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
在过去的20年时间内，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增加了大约12个百分点。假定在下世纪平均每20年增加12个百分点，则我国在下世纪可以用80年左右的时间，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80%左右，相当于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假设，我国城市化的实际进程还可以更快一些。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城市化将是我国下世纪人口变动的一个重要趋势。
我国目前造成城市化发展滞后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是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的遗产或残余。目前这种制度安排，不但是我国收入不平等性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内需不足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加快城市化步伐，不但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的关键，不在于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不动产的投资，而是要改变这种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使农村人口能够比较容易地迁移到城市地区并在城市地区落户。
目前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主要基于两种考虑。一是担心城市会无限扩张，从而带来所谓的“城市病”；二是担心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会对城市原有职工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其实根据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来看，城市无限扩张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城市增长过程本身会产生制约城市膨胀的机制，例如因城市扩张所带来的规模不经济，因地价上涨所带来的房租和其他生活费用的上升等。第二种担心是现实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城市职工（主要是非熟练劳动职工）的工资福利水平高于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改革的办法来消除。至少一个可行的改革方案是，在放开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对原有城市职工的福利损失作出相应的规范化补偿。这样做可以确保改革的结果是“帕累托改良”而不仅仅是利益再分配的“零和”对策。
4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还将对我国劳动力的供给，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影响。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处于历史上的高峰期。这主要是由于生育率下降所造成的未成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重特别低所造成的。目前全世界近1／4的劳动力分布在中国，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导向改革为我国农村原来被压抑的巨大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和从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但是在2020年前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这是因为我国劳动力新的供给将不断下降，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劳动力成本将因社会保障负担的不断加重而提高。所以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南亚的印度，孟加拉等国。
所以下世纪我国经济能否稳定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是能否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产业结构转变。但是要为产业结构的转型作好准备，最重要的不是对资本密集的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如果这种投资是由政府主导的话，反而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效益低下。为下世纪产业结构升级要做的最重要的准备是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其中包括对教育、科研和健康的投资。政府对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并加强资金使用效率。目前我国对于教育的财政性投入占GNP 的比重和在政府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都远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何有效地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将是对我国下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一个严峻挑战。
人口迁移，将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王桂新（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1 人类社会发展史说明：没有人口迁移， 就没有现代化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历程说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使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可能的人口学动因主要就是人口迁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人口迁移，就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是人口迁移的历史。
中国人民经过数千年的浴血奋斗和创业发展，也同样总结出一条与上类似但更加通俗易懂、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著名“定律”：“树挪死，人挪活”。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曾红火了一阵子，胜利大军进城，人口迁移频繁，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此后不久，在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也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集团，即推出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以一道道“篱笆”和“围墙”，把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一一分离圈隔开来，每个人一生出来，就要在自己祖先生存、遗留下来的“领地”生、老、病、死。其结果，只是建起了失衡的产业结构体系，保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痛，即违背上述“定律”，使人不能挪，但也难以“活”。人口迁移受到限制，发展缺乏活力，现代化不能正常推进，被发达国家越来越远地抛在了后面。不仅如此，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违背发展规律，发动了一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改造的“逆”城市化的人口迁移，导致比原来限制人口迁移更严重的后果。虽然危害主要在于林彪、“四人帮”，但在客观上这一“逆”城市化的人口迁移，不仅仅是延缓、而是破坏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甚至把国民经济几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2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显示：人口迁移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初现其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人口迁移出现转机。首先在农村地区解体了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解放出来，形成了几乎可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资源”；城市也相继开展了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初步形成了半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加之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创造并拓展了农村人口入迁、就业的竞争机会和“空间”容量；与此同时，户籍制度的改革、二元社会结构的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并逐步开启了控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大门”，使数十年来受计划经济体制及城乡分隔制约所形成、积聚起来的农村人口迁移“势能”得以释放，掀起区域人口迁移、特别是乡——城人口迁移大潮。
就正常迁移而言，有迁移，比没有迁移好；大迁移，比小迁移效益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人口迁移，尽管尚处转轨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整体上对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却已有目共睹。如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劳动产出效率的提高，缓和了城市地区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矛盾和满足了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U ”型迁移和资金流转已形成农村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抑制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控制人口增长、改善区域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合理再分布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全国来看，80年代省际人口迁移规模与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和0.985，呈高度正相关；几乎每增加100万迁移人口，可使国民收入增加30 多亿元、人均国民收入提高20余元，更说明了人口迁移对加快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事实都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人口迁移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初现其效。
3
新世纪的展望：人口迁移将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增长，被视为中国的主要人口矛盾。经过20余年计划生育的努力，出生率已得到有效控制而呈稳定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中国农村还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城市化的发展也还明显滞后，……。因此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人口的迁移，分布及城市化的推进，将可能逐步取代人口数量增长而上升为主要人口矛盾。历史是一面镜子。根据人口迁移“潜力”及经济体制改革前后人口迁移的转换和发展，展望中国未来人口迁移前景，可以推断：至少在21世纪前二、三十年，相对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而减缓，人口迁移则将更趋活跃，并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具体地说，中国未来人口迁移将主要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人口迁移将更趋活跃。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中国的改革也只能继续深入而不会走回头路。改革的不断深入，将会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市场经济。因此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就业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将会逐步改革，分隔地区和城乡的“篱笆”、“围墙”将会彻底拆除，人人平等、公平竞争、尊重个人选择的市场迁移机制将会建立和完善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树挪死、人挪活”的千古“定律”将会受到尊重。人不仅要挪活，还要挪得大、活得好。而且人口迁移本身具有“连锁”迁移规律：一部分人的迁移，可以引发另一部分人的迁移；迁移过的人口，更容易发生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迁移。这些，都将使未来人口迁移更加活跃。预计到新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口年总迁移率超过3%，省际迁移率达到1%并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经济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较发达地区迁移，即中、西部地带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带迁移，仍然是未来二、三十年区域人口迁移的主流。区域人口迁移的这一基本格局，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未来二、三十年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在这一基本格局下，将可能发生如下一些“局部”性变化：一是由于“极化”效应，未来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带的迁移可能会更加“集中化”；二是由于“平衡”效应，迁向东部沿海地带的人口可能会由过去迁往少数几个省市转为迁往更多省市的“多元化”迁移；三是选择向一些自然资源丰富或新的重点开发地区的人口迁移将会有所增强。未来区域人口迁移的这些发展动向，将有利于实现中国人口合理再分布，促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农村人口将加速向城市迁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入一个新的加速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口被鼓励向非农产业转移，但要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由此导致城市化的发展至今仍明显滞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户籍制度、就业体制等若干分隔城乡的“篱笆”和“围墙”，以及由此长期形成的“心的沟”得以逐步拆除，农村人口在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即可离土，也可离乡，还可进城，参与城市人口的平等竞争。未来二、三十年，农村人口将加速向城市迁移，并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呈多元化特征，既有向大城市迁移的，也有向中小城市迁移的，还有新建城市、“就地”转移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加速，将使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质量提高，推动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将得以改善，并反过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到新世纪30年代，中国将可能出现常住人口达2000万人的特大型城市（如上海），形成以此为“龙头”和核心，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的城市体系，城市化水平有望达到60%。
第四，区域、城乡人口迁移将形成主流与逆向副流相辅相成、同时并存的双向迁移模式。根据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理论，人口迁移在形成主流的同时，也将形成逆向副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人口迁移，就存在主流和逆向副流。随着未来人口迁移规模和强度的增大，人口迁移逆向副流的形成将更加明显。即在区域、城乡人口迁移过程中，既形成由西向东、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主流，也存在由东向西、由城市向农村的逆向迁移副流。主流与逆向副流相辅相成、同时并存的双向迁移模式，将进一步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流动、交换、反馈和传播，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平衡发展。
第五，人口迁移的主体将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等具较高素质的人口，因而活跃的人口迁移将形成高强度、高质量、高能量的“三高”人口迁移流。一方面，户籍制度、就业体制等二元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革，将创造人人平等、尊重个人选择的公平竞争环境，有利教育水平较高、适应能力较强、敢于挑战求新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发挥优势，参与迁移和竞争；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未来人口的教育水平将有一个普遍的提高。所以在未来迁移人口中，教育水平较高、适应能力较强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口将占有更高的比重，从而也使未来的人口迁移在规模和强度增大的同时，质量和能量也将明显提高。因此，这将使未来人口迁移形成更强大的“引擎”，对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高的效益。
主持人评论：
展望未来总是充满悬念，激动人心。但要在短短的篇幅内展望未来的人口增长、人口变化和人口问题其实又有很大的科学风险，这要求展望者有犀利的眼光、准确的判断和高度的概括能力。令人开怀的是，本刊邀请的三位学者不仅认真地思考了本期论坛的选题，而且提出了自己中肯独到的观点。专家们不仅从不同的角度扼要地提出和分析了变化中的中国人口问题，而且在对策上均有自己深入的思考。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查瑞传教授在宏阔的视野底下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历史作了细致的回顾，从中引出一个结论：“人多地少”问题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而控制人口不仅仅是理性的觉醒，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揭幕。查瑞传教授进一步认为，世界各国最终都要走上控制人口的道路，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查瑞传教授已经在提示我们：人口问题并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人类社会很多问题的“老根”在人口上。此外，查瑞传教授对“人口容量”的说法进行了反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实际上就是认为在一定的福利水平下考虑的“适度人口”比“最大人口”的认识更为卓越。在笔者的理解中，之所以“人口承载力”、“人口容量”等概念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根本上是因为人口增长存在着自然的限界，而问题又在于，持续的人口增长却似乎一步步地将我们逼近到了那个“极限”的悬崖边上。200年前， 马尔萨斯其“罪恶抑制”（注：即在人口过剩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和社会会通过饥荒、瘟疫、战争等消极的手段来消灭人口，使得现有的人口在调整之后与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资源环境的支持力相平衡。参见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的断言一直压迫着人类的神经，在我们的意识体系中拂之不去，转化成了一种本能的恐惧。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终究是渺小的。近百多年来的世纪争论反复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人口增长的确存在着来自资源环境的限制力。那么，在“大限”到来之前，我们该做点什么？当然，最理想的是在伟大的觉醒和浩大的行动之后，我们远离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存悲剧，依然生活在明艳的阳光下，和谐地共存于这个星球上。这大概就是“人口容量”给我们的一点启迪。
左学金教授对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走向作了全面、深刻、扼要的揭示。对于20世纪中国的人口增长，左学金教授首先做了简要的回顾，并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趣的令人信心倍增的变化：这就是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很可能与20世纪初相仿。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预言。理由是：由于史无前列的人口转变，中国的人口增长将在21世纪中后期完成又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人口规模将从增加转为缩减。特别是他看到了人口问题多维的变化趋势，并给我们描述了变化的主线，用左学金教授的原话说，就是“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和控制人口数量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点的话，那么在下世纪人口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多维的问题。人口数量控制将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许多目前已初露端倪的问题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这些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城市化，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等”。对此，王桂新教授也是持相似看法的，他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人口的迁移、分布及城市化的推进，将可能逐步取代人口数量增长而上升为主要的人口矛盾。这两位学者都展现了自己深厚的学养，笔者对他们深刻的洞见表示完全的赞同。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放弃人口控制而是说我们对其它问题要有更多的关注。的确，人口学意义上的21世纪将不仅仅是人口继续膨胀的世纪，而且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的世纪，是人口迁移日趋活跃的世纪。当然，这些观点均为一家之言，可以进一步讨论。而我们这个论坛怀抱的正是这么一种精神：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一定拼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左学金教授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并提出了切中时弊的精湛见解。譬如，他认为：下个世纪城市社会养老保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对医疗机构的成本制约机制，提出的对策是建设“管理型医疗”；家庭养老的人口学基础在削弱，有必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和巩固家庭养老，等等；特别重要的是，左学金教授将计划生育的人口学后果与新的政策设计联系了起来，譬如，他提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后果的逐步显露，今后有责任加强对于这些后果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就有立题的性质。
城市化是未来人口变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济专家甚至认为，在分析任何国情问题上，都不能忽视城市化问题。左学金教授显然认可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判断，在原因的分析上，“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是左学金教授所关注的。左学金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行政控制农村人口进城的做法进行了非常到位的点评。
缘于个人的学术背景和旨趣，王桂新教授对“人口迁移”的历史功效和未来走向作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明确、重要的结论。譬如，他提出：没有人口迁移，就没有现代化；就正常迁移而言，有迁移比没有迁移好，大迁移比小迁移效益高。中国过去的历史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深一层看，重要的也许不是人口迁移本身，而是人口迁移的有效性——譬如，强迫性的迁移或者没有社会资源相配套的迁移被事实证明不是彻底的失败，就是事倍而功半。在笔者看来，“有效性”至少取决于：移民本身的迁移倾向性和满意度，人口需求与生存性资源、人力资源与发展性资源的匹配状况，或者说就是迁徙人口与迁入环境的融合情况。进一步地，王桂新教授的观点还告诉我们：人口迁移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改革开放的事实表明：合理、开放的制度安排在激活人口流迁格局的同时，也实质性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后，人口迁移将发挥出更为强大的正面效应。对于未来，王桂新教授无疑是乐观的；人口迁移将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他从五个方面细说了未来变化的趋势和特点。这些提纲挈领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了人口变化中所隐含的发展机遇。
广义地说，人口增长实在是利弊互见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转化人口增长的效应。但笔者以为，人口流迁的效益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在“看不见的手”（市场规律）和“看得见的手”（政府行为）的双重作用下，可能存在“市场失败”、“政策失灵”和“社会失范”等一系列问题。人口迁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机制，但这样的机制并不是不需要培育的。这是笔者拜读王桂新教授佳作的一点感想。
在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问题上，国内学者向来十分关注。左学金教授的观点非常明确，而且在我看来也非常重要：到2020年前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因此中国经济能否在下个世纪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即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就是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教育、科研和健康。
我相信，上述这些观点的提出一定会引起各位读者的强烈共鸣，因为他们的论述不仅给了我们信心，而且传递了新的学术信息，给了我们新的营养。
（主持人：穆光宗 1999—12）
标签：中国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中国人口迁移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