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内涵及其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意义论文,伦理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亚当·斯密(1723.6.5-1790.7.17)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的两部陈列于人类不朽之作圣殿中的科学巨著——《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奠定了他在世界伦理学说史和经济学说史上的权威地位。在斯密的著作中，被后人引用频率最高、最为著名的一个术语就是“看不见的手”。在其著述中，他曾三次提到“看不见的手”这一术语。第一次是在《天文学说史》这篇论文中，它于1795年在斯密去世后才发表。在这篇论文中，斯密指出：“火炽热，冷水清凉，重的物体下落，较轻的物质向上飘扬，这一切都是它们的本质使然。在这些现象中，我们都感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这里，斯密所讲的“看不见的手”是指隐藏在自然现象后面的客观规律。第二次，也是首次公开发表的提到“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就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中。在这里，客观的自然规律已经被引入到社会领域，变成了维系社会、特别是维系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道德情操论》第四卷“论效用对赞同情感的作用”中，斯密写道：“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土地因为人类的这些劳动而加倍地肥沃，维持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存。骄傲而冷酷的地主眺望自己的大片土地，却并不想到自己同胞们的需要，而只想独自消费从土地上得到的一切收获物，是徒劳的。眼睛大于肚子，这句朴实而又通俗的谚语，用到他身上最为合适。他的胃容量同无底的欲望不相适应，而且容纳的东西决不会超过一个最普通的农民的胃。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消费不了的东西分给用最好的方法来烹制他自己亨用的那点东西的那些人；……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9-230页。）
在《道德情操论》出版17年后，斯密在《国富论》中又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确实，他（指进入市场领域中的人——引者注）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德国哲学家斯卡尔钦茨基在1878年发表过《斯密的道德哲学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一文，认为斯密在1759年写作《道德情操论》时的人性论是利他主义的，而在1776年写作《国富论》时的人性论是利己主义的。原因就在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句话，隐含着他对利己主义的赞扬。因此，他提出了所谓“斯密难题”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对比斯密的上述两段话不难发现，这两段出自不同年代、不同著作中的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前一段话中所说的受看不见的手引导的是自私而又贪婪的地主，后一段话中换成了同样自私的商人。首先，它可以证明斯密的这两部巨著确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都是斯密的一项庞大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其次，它表明了斯密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的一贯性。实际上，《道德情操论》自出版至斯密去世的30年间，先后被重印过5次，在作者一生的最后一年所作的修订中，作者进行了一些增补，但并没有更改其中的任何观点。这表明作者是抱着同一信仰去世的。因此，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那种割裂斯密理论的一致性并且片面理解斯密关于人的自利心的观点给予了批驳，指出：“自利行为的信奉者和倡导者在亚当·斯密著作中已经找到的那种支持是误解的产物。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和以无偏袒的态度来理解斯密，那么就很难找到那种支持。……对斯密那广博的近代经济中人类观点的狭隘理解，正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注：Amartya Sen:On Ethics and Econom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25。）
既然自利心和利他心是斯密关于人性分析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斯密又决非是一个利己主义的倡导者，那么，自利心是如何向利他心过渡和发展的呢？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我们理解斯密理论的关键。
二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有两章专门论述自私和自利的问题，一章的标题是“论自私的感情”，另一章题为“论从自爱推断出赞同本能的那些体系”。在这两章中，斯密论证了不是美德的自利是，如何向着美德发展和转化的。首先，斯密承认，自私和自利本身不是美德，是介乎于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情感中间的一种情感，它既不象宽宏、人道、善良、怜悯、仁慈等那些友好的情感那样优雅合度，也不象故意伤害他人的那些不友好情感那样令人讨厌。但当人们一味去追求自身的地位、名利和财富时，往往会由自私的情感发展到非社会情感。因为“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两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钦佩或接近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正是因为对自身更大利益追求的野心，“成了一切骚动、忙乱、劫掠和不义的根源，它给世界带来了贪婪和野心。”（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76页。）由此可见，斯密从来都没有把自私自利看作是一种高尚的美德，与此相反，他认为追求私利的欲望若不加适度的限制，极有可能成为滋生道德情操败坏的温床，成为罪恶和不义的根源。
那么，是什么使自私和自利朝着美德的方向进步和转化呢？斯密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斯密认为，自私和自利是介乎于社会情感和非社会情感中的一种情感，它可以向社会情感转化也可以向非社会情感转化。当一个人把追求自己的私利与兼顾别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时，利己心就可以转化为社会情感，成为美德诞生的摇篮。斯密这样写道：“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在不去考虑他人的情感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三种美德（即谨慎，正义和仁慈——引者注）的第一种最初是我们的利己心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另两种美德之我们仁慈的感情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2页。）因此，当追求个人利益的情感保持在谨慎、正义和仁慈的范围之内时，它可以受到世人的钦佩，因为它比那些可为而不为的情感更加积极可取。我们常常会对那些可用正当手段获得一份财产或更重要职位而不尽力而为的人表示轻蔑，就说明我们更赞同认真负责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情感而不赞同无事业心和无所作为的情感。但是，当追求私人利益的情感违背了谨慎、正义和仁慈的限度时，它就转向非社会情感，它就会成为恶德滋生的土壤。
论证到此，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给出。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到底是何种因素使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能够兼顾到别人的利益呢？斯密认为，这个因素就是“看不见的手”。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来看，“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多了。”（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页。）也就是说，人要达到自利的目的，必先激发别人的自利心，给别人以应得的利益。而在市场条件下，由于提供同一种商品和同一种服务的竞争者广泛存在以及竞争机制的调节作用，一个人若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而不顾及他人利益，此时，竞争者就会乘虚而入，将他的生意夺走。而当他愈是能够既追求个人私利又兼顾他人利益，他就愈能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自身的利益。由此可见，正是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使社会中一切成员互相抵触的自私心理转化为使大家双赢的结果——如果每个人只顾自己占尽优势和自身利益的扩大而不顾及对方所支付的代价和利益，那他将一无所获，因为他所面临的是一群具有同样动机、同样处境和同样权利的人；而只有把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与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有机结合起来，各方的利益才能都得以实现。这样，人们的自私动机，通过相互竞争，就会发生出乎意料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和整个社会的协调一致。竞争机制是把人的自利自私之心引导到利人利群境界的桥梁。这一点，乃是“看不见的手”的伦理价值之所在。此外，人类由“看不见的手”所激发出来的勤劳勇敢、节俭朴素、坚韧不拔、忍辱负重、节制欲望和缜密周详等等品质，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中所必需的，正是借助于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才有着永不枯竭的源泉和动力。
诚然，“看不见的手”的伦理价值还必须借助于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斯密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看不见的手”若缺乏正义的法律约束以及公正的旁观者的道德制约为保障机制，自由竞争就会演化为恶性竞争，个人的自利追求仍有可能成为滋生恶行的温床。因此，斯密把提供法律保障作为国家的三项基本职能之一而加以强调。正是法律对人们行为的严格界定和对恶行的严酷惩罚，才使得“看不见的手”能够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成为由自利倾向通往美德的桥梁。
由上可见，无数先哲们所轻蔑和排斥的对个人利益追求的所谓“恶”，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进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来说，却会达到善的结果。人们一般认为，斯密的上述思想，完全是对孟德维尔“私恶即公利”论断的继承。笔者以为，准确地说，斯密并不赞成孟德维尔“私恶即公利”的观点，而是对孟德维尔观点的批判性创新。因而，这也正是斯密独具慧眼之处。
三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于1916年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经济伦理不仅仅是一套神学大纲式的道德规范和戒律，而且是人们经济活动背后的心理动机和精神动力。经济伦理不仅受制于社会生产方式，反过来，它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多次沿用“看不见的手”这一术语，其主要目的正是为了揭示隐藏在人们经济活动背后的心理动机和精神动力，建树起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经济伦理。
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英格兰正处于由商业革命向工业革命演变的前夜。从1780年到1850年，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英格兰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体制的旧有模式。在人类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伦理障碍就是是否保障普通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诚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奇波拉在《欧洲经济史》中所说，欧洲中世纪所有的商人，“不问其经营业务的大小，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地位在社会等级上是低下的。教会和贵族咒骂和鄙视他们，但他们自身谁也不真心轻视财富。恰好相反，他们爱慕财神爷即使不比别人更热心，也和大家一样。但是对于这两个统治集团中的人，要他们投身于财富生产，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只想“有权把产品的全部或部分取过来，同时他们自己专心致志从事祈祷和战争这类高贵的活动。”“无论对于教士或骑士来说，剥夺那些生产财富的人是实际的。”（注：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7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海尔布罗纳也指出：“少数几个大人物对财富的艳羡，和遍及社会的对财富的共同争取，这两者之间有天渊之别。”我们常常以为，肯定和承认普通老百姓也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是人类有生以来就应存在的事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和贵族们自己爱慕财神爷，却不准老百姓追求财富。“作为日常生活中正常指导的求利这一概念的不存在”和“教会对这一概念所怀的嫉妒态度”，“构成了在10世纪到16世纪的奇妙世界和亚当·斯密之前一两个世纪的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当时认为，普遍性求利这一概念，对神是有极端侮慢性的。如果把这个概念再扩大些，认为求利的奋斗实际上可以使社会团结在一起，人们将把这种想法看作简直发疯。”（注：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19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论断，是向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禁欲主义传统发起的有力挑战，是对封建社会只许教会和贵族这些特权阶级求利，却不准普通老百姓追求和捍卫自身利益的不平等制度的否定。这一点，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首要的伟大意义之所在。
其次，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还揭示出社会之所以能团结起来的那一种机制。在一个社会里，人人都为他自身的利益而忙忙碌碌，这是个莫大的离心力。那么，人们又是怎样不会受到这个离心力的影响？使人们团结和步调一致的力量是什么？在既没有中枢的计划权威，又没有悠久的传统模式干预下，社会是怎样使它自身有序运转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终于使斯密形成了市场规律这一认识。他以“看不见的手”为理论根据说明“完全自由的制度”是怎样形成，怎样逐步演进的。他所揭示的市场规律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利己之心会驱使人们为争取自身的更大利益而不断奋斗，这正是市场经济制度得以建立起来的内在动力；而自由竞争又能把个人的求利行为限制在不损人利己的范围之内，且进一步把它引导到更高的境界—一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由此便形成了整个社会协调一致的机制。诚如海尔布罗纳指出的那样：“让善行作为利己之心的一个副产品自然地冒出来”，“把自私本能在合于理性的情况下化为社会品德”，这是斯密坚定不移的信念。这样，“整个复杂的非理性化世界被简化为一个理性世界。在此框架下，人类的分子便被很巧妙地安排在一个趋利避损的单极系统里。这一伟大的安排秩序的工作，并不是由于有什么人在从中指导，而是由于自身利益和竞争这两大因素的作用，自然会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物整理得井井有条。”（注：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2页。）
再次，斯密在以自利之心为动力、以竞争为调节者的立论基础上，通过“看不见的手”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第一，他说明了怎样把价格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在被任意摆布的情况下，脱离生产的实际成本。第二，他说明社会怎样诱使它的商品生产者提供它所需要的商品。第三，他指出，为什么高价格是一种会自动愈合的创伤，因为它会使有关的那些行业自动增加生产。第四，他指出，市场也会调节生产商品的那些人的收入，使全国主要生产阶层的每一层，其收入基本相同。斯密指出，“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和愿支付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愿支付它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要量，这二者的比例。愿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50页。）当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应量，小于该商品的有效需求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不愿意买不到这种商品，他们宁愿支付较大的价格，于是市场价格就上升到自然价格之上。价格上升的程度，则要看商品短缺的程度和竞买者的富有程度。而缺乏程度所能引起的竞争程度的大小，要看这商品对求购者的重要性的大小。与此相反，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的供应量超过了它的有效需求，它的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降到其自然价格以下。下降的多少，要看卖方是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这全部商品量都能以自然价格售出，而不能以更高价格售出。各商人之间的竞争使他们都得接受这价格，但不使他们接受更低的价格。”（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51页。）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个使社会的供给有序的自动调节体系——当产量、价格或某种报酬偏离了社会上规定的标准时，自有一种力量会调动起来，使之复归原位。这种力量，就是“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力量。
最后，斯密还在市场喧闹嘈杂的活动背后，通过“看不见的手”看到了市场经济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演化规律，正是它推动着市场经济制度向前发展，使社会生产力盘旋上升。
市场经济制度的第一个规律就是积累规律。
在斯密生活的时代，正在兴起的工业资本家是能够从他的投资中积蓄大量资财的。理查德·阿克赖特年轻时跟一个理发匠当学徒。由于他率先开办起水力纺纱工厂，在他于1792年去世时遗留财产50万英镑；……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发财致富的机会遍地都是，只要头脑灵活，又勤劳刻苦，就可以捷足先登，成为数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绝大多数蒸蒸日上的资本家，其自始至终的唯一目标就是进行积累。斯密对此是全心全意地加以赞许的，他认为增进国民财富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最基本因素就是资本的积累。他并不是赞成为积累而积累，但他从资本积累中看到了它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因为把积累的资本投资于机器的使用，就会推进神奇的分工，从而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因此，在斯密那里，积累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行为，即它既有利于资本家自身利益的增殖，又有利于社会的福利的扩大——这正是“看不见的手”引导的结果。
当然，仅凭如此，积累不久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阻碍积累的进一步进行。因为积累的目的就是生产更多的机器，而机器更多就意味着对工人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将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直到利润——积累的来源——被吃光为止。
斯密又由此揭示出市场经济制度的第二个规律来克服这个障碍，这个规律就是人口规律。在他看来，工人就像任何商品一样，可以按需求来生产。如果工资高，工人的人数将增加；如果工资低，工人的人数将减少。这样，如果积累的初步影响是提高工人的工资，高工资会使工人人数增加，而人口增加对工资水平会引起相反的压力，这正像过多的衣帽会使衣帽降价一样，在这里，“看不见的手”再次发生引导作用。当人口增加使劳动力供过于求时，工资的下降趋势又会抑制人口的增加。所以，高工资的障碍被人口增加所克服，而正是高工资才使人口增加有了可能。积累有可能会引起的自我破坏作用，恰恰在这一破坏过程中得到了挽救。这一祸福相倚的自动调节过程，使积累可以继续下去，社会生产将一次又一次地盘旋上升。
所以，斯密在这里并不是在描述一个商业循环过程，而是在描写社会这个有机体的生活史。实际上，从更广的角度来看，“看不见的手”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论断。它揭示出，假如市场机制在作用过程中没有什么意外，一切都是由前一环节决定的，一经决定即不能改变，那么，在社会内部就像装置了一个往复式机械，这时指导社会生产的就是社会成员的需求和偏好。当然，斯密并不认为这一机制会立即造就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斯密也不是一个乌托邦的设计师。他只是坚信，如果对市场机制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则伟大的社会法则自行演变的结果，必然会使市场经济日趋完善，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诚然，斯密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失。在某种意义上说，斯密所研究的是静态社会中的动力学。但是，他所描绘的市场经济的伟大蓝图，仍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的确，发现“市场”的并不是斯密，已有人在他之前就指出了由于自私和竞争的相互作用，会带来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但是，首先了解在这种观念作用下的全面经济意义的，首先以广泛、深刻和系统的方式提出一个完整方案的，乃是斯密。正是他，先使英国，随后又使世界懂得市场经济是怎样使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的。后起的经济学家所作的只不过是逐步完善斯密的理论，并对随后发现的其不足之处进行探究。而斯密对此进行描绘时的丰富多彩和生气勃勃，任何后人都不及。正如海尔布罗纳所评价的那样：“就斯密见识之敏锐和知识之广博而言，我们只能加以赞叹。只有18世纪，才能写出这样浩瀚而又深刻的作品。《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及他的其它少量论文所共同显示的是，斯密绝非只是经济学家，他是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结合。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人类动机、历史阶段和经济机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伟大的自然设计师’（斯密如此自称）的计划。”（注：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4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亚当·斯密这个市场经济的伟大设计师，正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这寥寥数笔，就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轨迹。与此同时，他正是通过对“看不见的手”所蕴含的伦理取向的充分肯定，为从封建自然经济夹缝中诞生的市场经济制度给予伦理论证，并扬起了破浪远航的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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