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能力的语言收入效应
王兆萍，马小雪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西安710019）
【摘 要】 提高少数民族普通话运用能力是现阶段增加民族地区劳动力收入、促进贫困人口脱贫的有效路径。基于CGSS2012的数据，采用明瑟方程模型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能力的语言收入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普通话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相比教育而言，其对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有更明显的提升作用，且在中低收入层次劳动力中体现的更加显著；同时普通话对党政机关、服务业从业人员有重要的语言收入效应。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必须将提升少数民族普通话水平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以法律为保障，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实施普通话教育和开展普通话培训。
【关键词】 少数民族劳动力 职业收入 普通话能力 语言收入效应
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坚决实施精准脱贫攻坚工程。国家民委的报告表明，2015年民族八省贫困人口数为1813万，占中国贫困人口总数的32.5%；2015年中国共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232个都属于民族八省区。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中，贫困问题严峻，脱贫任务艰巨。研究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和效率都有待提升[1]，在推进民族地区脱贫工作时更应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切实提高扶贫实效。
带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群体的收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教育投资是主要的政策方向，但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劳动力的教育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从而出现次级人力资本过剩[2]，同时教育可能扩大不同学历之间劳动力的收入差距[3]，持续投资的效果有限，因此需要探索其它的突破方向。
语言经济学理论说明，普通话也是一种人力资本，与人们的决策等行为以及收入、就业、收入分配等都存在相关关系[4]。同时普通话也是少数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中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上，普通话是进行搜寻与交易的一项必备技能；在少数民族劳动力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普通话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高普通话水平会减少语言障碍，促进劳动力的流动[5]；同时在少数民族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进行中国范围的交流谈判，流利的普通话会降低谈判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中国的民族语言种类丰富并且在民族地区广泛使用，但大量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推普调查表明，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程度较差，尤其在农牧区几乎无法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由此可见普通话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教育人力资本存在收入效应，而普通话能力也可成为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一个重点。研究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普通话水平与其收入的关系是对人力资本理论和语言经济学理论重要的丰富与补充，宏观上，对缩小少数民族收入差距，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政策指示作用；微观上，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提高收入，改善自身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语言收入效应文献综述
语言的收入效应应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结合经济学与语言学的方法解释语言的本质[6]。已有的语言收入效应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外语的收入效应、方言的收入效应、国家通用语的收入效应以及普通话的收入效应。
（一）外语的语言收入效应
Ginsburgh（2013）认为学习一门外语会对收入产生积极影响[7]。Isphording（2013）指出英、德、法语水平对西班牙劳动力收入有促进作用[8]。陈石磊（2012）得出对越南语的投入会带来积极的收益[9]。熊毅（2016）认为外语能力对高校毕业生收入有积极作用[10]，刘泉（2014）、赵颖（2016）通过PSM检验更加证实外语能力可以提高工人收入[11-12]。刘国辉（2016）指出收入越高的人英语能力的收入溢价越高[13]。
（二）方言的语言收入效应
Chiswick（1998）认为希伯来语在以色列有促进收入的作用[14]。Rendon（2007）指出加泰罗尼亚语的水平会明显提高劳动力的收入，高语言能力会带来更高的就业概率[15]。程名望（2016）指出上海话除了提高当地农民工收入之外，还会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心理平衡[16]。
（三）国家通用语的语言收入效应
Carliner G（1981）指出加拿大劳动力的英语水平有积极的收入效应[17]。Chiswic and Miller（1993，1999，2002）对澳大利亚、美国研究发现，英语能力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均存在正向的收入效应，且对移民人口的收入溢出更大[18-20]。Dustmann（1994）、Leslie（2001）及Bleakley（2002）证明了英语能力对收入的正向影响，且种族、移民时间、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会影响语言熟练度[21-23]。John Hayfron（2010）指出挪威语水平仅影响劳动力工作搜寻的过程与结果，并不影响移民的收入[24]。Lindley（2002）与Budría（2017）指出在英国与西班牙的外来移民，国家通用语有明显的收入效应[25-26]。
（四）普通话的语言收入效应
（1）～（5）列回归中，普通话口语水平的系数分别为0.123、0.201、0.197、0.242、0.234，说明普通话的口语水平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收入有明显的提高作用。受教育程度在（1）～（3）列回归中正向显著，系数分别为0.163、0.043、0.042，在存在合理的控制变量时其系数明显小于普通话口语水平，说明普通话口语水平相比受教育程度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有更重要的促进作用。普通话听力水平系数为负向不显著，且绝对值小于口语水平的系数，说明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听力能力对其收入存在不利影响但可以忽略。由于语言是一个由“听”到“思”再到“说”的过程，仅能听懂但无法理解或表达，会影响语言反馈从而造成语言对交际最终到收入的消极影响。
国内文献多是分析外语能力对劳动力的收入溢出，对普通话的研究较少，针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普通话收入效应更是寥寥无几。已有文献说明个体语言水平差异会造成劳动力的收入差别；教育是人力资本研究的重点，教育的质量的不同会影响劳动力的收入。语言影响收入的中介路径与教育并不相同，它们各自的收入效应大小也有所不同。在提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收入的过程中，除了加强教育投入，提升普通话水平是否也能够成为一条路径？这条路径的带来的效果如何？这是研究想要解释和回答的问题。
三、普通话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机理
为防止现金贷乱象愈演愈烈，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2017年12月1日，《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印发，明确了现金贷相关业务开展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对既存的灰色地带进行了针对性规定。
（一）普通话是一种人力资本，具有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
普通话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31]，其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劳动力收入。普通话的学习是一种个人选择，劳动力对自身的资源分配不均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分配差别，最终造成工资高低的差别。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语言歧视”现象，普通话群体的规模越大，语言交流就越会成为少数民族劳动力获取工作的障碍。同时普通话本身也作为部分职业如旅游、服务业的门槛要求，只有高普通话水平的劳动力可以获得。
（二）普通话可以促进人们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影响劳动力收入
（1）实证分析
劳动力的职业收入直接来源于他们的市场劳动，普通话则主要通过以下四条路径影响少数民族就业，最终影响其收入。
（三）普通话与教育及其他人力资本因素如工作经验、劳动力流动等形成互补而影响劳动力收入
普通话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存在相互的影响：普通话学习是对教育进行投资的一部分技能收益，同时更高的普通话水平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受教育机会，从而对劳动力的收入有提高作用。同时，在工作经验方面，高普通话水平可减小工作搜寻过程中的阻力，获得更多就业选择；在劳动力流动方面，高普通话水平可以促进劳动力从贫困少数民族聚集地流动向发达城市，拥有更多就业机会。
（四）普通话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互作用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进而对劳动力收入产生影响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人力资本对劳动力的社会融入至关重要[35]。劳动力可以在经验、知识、技能等的交流中提升人力资本，普通话技能则可以增加劳动力之间的信任与亲切感，促进协作达成，稳固现有社会资本及形成新社会资本。同时，社会资本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学习提供了可靠的途径与支持，普通话在其中有着信息收集、社会交流、技术使用等关键作用。
综上，普通话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与其他人力资本共同发挥效应，与劳动力的就业选择、职业生活及教育发生联系；同时普通话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普通话的人力资本效应及其影响的社会资本共同作用，影响劳动力的市场劳动活动及其职业收入。普通话对收入的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
四、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的语言收入效应实证分析
（一）数据及变量的选择
图1 语言对职业收入的影响机理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CGSS问卷调查数据库，研究对象限于中国18～65周岁的少数民族劳动力，主要探究普通话水平对少数民族收入的作用大小并将语言人力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进行对比。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与满族已经基本使用汉语，其他53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在调查数据共11765个样本中，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数据，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以及样本收入低于1000元/年与高于100000元/年异常值，最终筛选出401个样本，包括壮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达斡尔族、仫佬族、仡佬族、水族、傣族共17个民族。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中，这17个民族的总人口占比达到了72.4%，因此对该样本研究具有说服力。
1.被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表1 被解释变量统计分析
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平均年职业收入为14259.24元；收入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悬殊，且标准差为19700.62，说明收入的分布情况较分散。
为了最大限度地全面了解社区康复开展情况，我们选取了广州市四个街道（镇）禁毒办，了解社区戒毒具体工作情况，并联合禁毒社工对从广州市某强制隔离戒毒所解戒的221名男性戒毒人员进行全面跟踪回访，得到相对全面的社区戒毒资料。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普通话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普通话水平解释变量包括“听普通话的能力”与“说普通话的能力”，问卷中对普通话的听说能力由“完全不能说”或“完全听不懂”，“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很好”分为五个等级，由被访问者从1～5分进行评分，其中mlisten为普通话听力水平，mspeak为普通话口语水平。受教育程度解释变量edus在问卷中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到“研究生及以上”共分为13个层次。核心解释变量的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核心解释变量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表明少数民族的普通话平均口语水平为2.70，小于普通话的平均听力水平，即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的口语表达能力相对较差。受教育程度均值为4.46，即样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初中或高中。
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是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指现期的、绝对的、实际的可用于消费收入水平，数据来自于样本的年职业收入。被解释变量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表示为inc，其统计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加入合理的控制变量可以更好地说明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控制变量的选择包括个人特征控制变量、社会资本控制变量、行业控制变量三个方面。个人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民族距离、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籍状况以及健康状况。民族距离指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言距离，刘毓云（2015）衡量两个地区间的方言距离时采用两地区的人口占比的乘积再乘以他们之间的方言片区距离来衡量[36]，因此研究采用少数民族占中国人口数占比作为控制语言距离的变量。社会资本控制变量包括双亲的受教育程度及政治面貌。行业控制变量包括职业性质与单位类型。
（二）模型建立
再次，朱彝尊幼承家学，弃时艺而习诗古文，安贫乐学，勤勉有加，追求博雅，通贯经史，塑造了良好的学术品格，为其编撰、整理文献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模型选择
明瑟方程模型具有简便性与可控性的优点，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模型，一般用于研究教育与工作经验对收入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普通话能力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因此拟采用变形的明瑟方程模型：
其中，X是包括个人特征控制变量，社会资本控制变量以及行业控制变量的所有控制变量。考虑到由于民族距离不同而导致学习普通话的难度有差异，收入会在民族距离的边际上产生一个额外的边际量，因此在个人特征控制变量中添加与民族距离相关的控制变量nml与nms。其中控制变量nml是民族距离与普通话听力能力的交叉项，nms是民族距离与普通话口语能力的交叉项；被解释变量中将职业收入进行取对数处理，记为linc，从而克服模型由于单位差距过大而存在的异方差性。
2018年，很多文化大师离开，顺便带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为几代人虚构出一个梦幻世界的作家金庸，在人间大闹一场后，悄然离去。
2.模型适用性检验
在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可能会出现共线性，内生性以及异质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因此需要在回归之前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内生性进行检验，确定模型的适用性；在回归模型之后进行异质性检验，以此确定模型的稳健性。
（1）共线性检验
3.2 实验室指标 营养评价的实验室指标主要有血红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转铁蛋白、视黄醇蛋白等。实验室指标相对较为客观，能更好地反映患者的营养变化情况。营养评价包含营养筛查和营养评估两个环节，三者之间存在交叉，甚至存在混用评估工具的情况，如SGA、PG-SGA以及NRS2002既用于营养筛查也用于营养评估，这给临床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困扰。营养筛查、评估以及评价缺乏统一的标准，是否有必要将营养筛查与评估工具严格界定并分开使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共线性检验主要通过计算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来判断。方差膨胀因子是指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时的方差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时的方差之比。其判断方法是：当0＜VIF＜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当10≤VIF＜100，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当VIF≥100，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模型的VIF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VIF值分别为VIF（mspeak）=8.34，VIF（mlisten）=7.18，VIF（edus）=3.15，控制变量中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以及行业控制变量出现了较高的VIF值，但是并不是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民族距离交叉项本身是由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与普通话水平计算的来的，因此存在较高的共线性，但这并不影响模型的有效性，因此可以认为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检验主要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Hausman检验是对同一参数的两个估计量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对IV估计与OLS估计的有效性进行一个权衡。如果模型存在内生性，则IV估计方法更有效，反之则应该选择OLS方法。
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在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的条件下，P值为1，则不拒绝原假设，即认为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本次物探测区岩矿电性参数通过标本测定获取，标本主要采集于钻孔岩心、露头及坑道，共采集标本307块。利用加拿大产GDD-SCIP型电性参数仪测试，采用恒压模式，测试时记录标本长度，标本截面积等数据，将其输入仪器，测量视电阻率、视极化率参数。测试结果见表1。
综上，可以采用OLS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
（三）实证分析
1.少数民族普通话能力的语言收入效应
社会资本是一种群体性资源，可分为结合性社会资本，沟通性社会资本，联系性社会资本[32]，是为劳动力提供更多机会的“桥梁”[33]，它通过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职业获取与发展影响就业[34]，最终造成劳动力收入的差别。普通话会通过劳动力的社会交往影响社会资本，进而影响劳动力收入：首先，劳动力市场上浓重的个体语言色彩会造成表达不标准，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会导致交易失败从而减少社会资本的积累，增加劳动力搜寻工作的成本。其次，普通话会带来更多的交际可能，增加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存量；同时普通话水平高的个体能接收到更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提高知识与技能水平。
声源定位的性能取决于多路采集信号时延估计的准确性,一个良好的时延估计算法应具有良好的抗噪声、抗混响等性能。另外,声源定位还取决于麦克风阵列的设计,包括麦克风的性能以及麦克风阵列的空间布局。
1.3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方法单一。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预期实效，方法必须灵活多变，要把握其中的艺术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关乎其任务完成与否与教育目的的实现与否 然而，在当前时代，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方式，仍然是学文件、做讨论、听报告等形式，出于对上级领导的文件指示，不得不而为之的敷衍塞责。如一些国有企业将宣传材料发给员工，没有耐心细致地讲解，要求员工自行阅读，无视其接受程度，并强制其写思想汇报，成为员工的思想负担；还有些国企长年就是在宣传栏中书写点标语、粘贴点宣传画，而且更新频率很慢。
职业收入lins的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
陈媛媛（2016）指出对中国范围内的劳动力，普通话的听力和口语能力均会提高收入[27]。秦广强（2014）证明普通话会给普通话熟练的工人21%～40%的工资溢价[28]。丁塞（2015）发现汉语水平会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均纯收入[29]。姜杉（2017）指出在甘肃省普通话能力会明显提高非农收入[30]。
第（1）列回归中，普通话的表达水平的收入效应为12%，受教育程度的收入效应为16%，普通话的听力水平没有明显影响。由于未添加任何的控制变量，仅对职业收入，普通话水平与受教育程度进行简单回归，回归的解释力度不足。
表3 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能力的语言收入效应（OLS估计）
第（2）列回归中加入个人特征控制变量，普通话口语水平的收入效应为20%，教育收入效应则为4.3%，语言的收入效应远大于教育的收入效应。两个变量系数与（1）相比有大幅度的变动，并且回归的解释度有明显提高，因此有必要保持控制该变量。在个人特征控制变量方面，年龄与职业收入负相关；男性比女性的收入效应更高；健康水平与收入正相关。
第（3）列回归中再加入社会资本控制变量，普通话口语水平的收入效应为19%，受教育程度的收入效应为4%。说明相比较于受教育水平，普通话水平对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更重要和明显的作用。
第（4）列回归中不加入社会资本控制变量，而加入行业控制变量，普通话口语水平的收入效应为24%，但是受教育水平此时没有明显的影响，说明行业因素在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中有着中介作用。
第（5）列回归中加入个人控制变量、社会资本控制变量、行业控制变量，普通话口语水平的收入效应为23%，受教育程度则没有明显的影响，回归结果基本与（4）的结果相同。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4381，但事实上在截面数据中，高拟合度的可决系数并不是追求的目标，只要关注变量的影响确实存在，那么就可以认为回归是有效的。
（2）实证结果分析
①对于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语言水平与受教育水平都有显著的收入效应。
少数民族的普通话能力关键的作用在于可以减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使少数民族劳动力在搜寻并获取工作机会方面拥有更大优势，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并且，普通话作为中国通用语言，少数民族普通话的水平可以扩展其在中国范围的交流面，使自身更好地融入大社会，积累社会资本，促进其职业收入的增加。
②普通话水平对少数民族的职业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受教育水平对职业收入的作用。
由于语言人力资本与其他形式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会伴随着普通话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劳动力的收入。而除了由于教育带来的这一部分语言收入溢出外，普通话水平作为一种语言人力资本，可以加快的经济信息的发送速度，同时在商品的生产、消费、交换中也会起到作用，因此在提高收入时有比受教育程度更加丰富的路径。
2.4 不良反应 2个RCTs对治疗后是否出现不良反应进行报告，1个研究报告无不良反应发生，另1个研究报告治疗组出现晕针1例，西药组出现血压降低1例。
③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会通过影响他们的就业选择从而影响职业收入水平。
在实证中，不仅说明教育对职业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还发现工作及单位性质这类行业控制变量在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潜心学术 穷根究底 开拓创新 构建体系——访胡德海先生………………胡德海 李虎林 刘旭东 郝文武(3·1)
截面数据中不同的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差异不仅仅只体现在普通话水平上，这种个体不一致性可能会造成收入变化，即存在异质性。要确定我们所关注的自变量确实对因变量有影响，因此采用PSM（倾向匹配得分）方法，对普通话水平与收入之间影响关系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明瑟方程回归的结果表示只有少数民族的普通话口语能力对收入有显著的作用，因此只检验普通话口语水平收入效应的稳健性。进行PSM分析需要将普通话水平分为两个等级，因此定义新变量slevel，由于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水平，其中将mspeak值为4、5的样本定义为普通话口语水平高，将mspeak值为1、2、3的定义为普通话口语水平低。PSM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PSM方法稳健性检验结果
PSM分析的结果中，ATE系数为0.482，P值显示其系数正向显著，说明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水平确实对其职业收入有促进作用，由此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等最难熬。男人还可以抽烟。虚飘飘空捞捞的，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她打开手提袋，取出一瓶香水，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微凉有棱，一片空茫中只有这点接触。再抹那边耳朵底下，半晌才闻见短短一缕栀子花香。
2.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语言收入效应的收入层次差别
（3）少数民族普通话收入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1）实证分析
最小二乘估计给出得是一个平均结果，而分位数回归可以更全面的刻画不同部分的因变量受自变量的影响效果。大量研究运用分位数回归时，多采用10%、25%、50%、75%、90%分位点，考虑到本研究的样本数量适中，因此在这一部分通过分位数回归，将少数民族劳动力样本的职业收入按25%、50%、75%三个收入分位点划分，剔除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及影响教育的中介变量行业控制变量，以此重点考察样本中不同职业收入层次的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受普通话水平的影响程度。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如表5所示。
分位数回归结果说明：收入的层次越高，普通话能力的变动与受教育程度对少数民族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更小。普通话口语水平在中低收入层次有重要的的溢出收入效应，受教育程度则在所有收入层次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普通话能力变量的系数为0.31、0.29、0.21依次减小，受教育程度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但系数小于普通话水平，即普通话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在中低收入层次有更重要的影响作用。在25%分位数的低收入层次，普通话口语能力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影响显著，会带来7%的提高；在50%分位数的中等收入层次，普通话的表达能力会给职业收入带来29%的提高，而教育程度只会带来6%的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收入效应远大于教育程度；在75%分位数的高收入层次，普通话能力对职业收入没有明显的影响，教育程度的收入效应为4.8%。
案例分析法，即通过分析一篇或多篇典型的学生习作来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指导学生进行修改。案例分析法的实施流程大致为：
表5 普通话语言收入效应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2）实证结果分析
①在低收入层次，劳动力普通话能力的收入效应显著性不足。
接受新教学法实习学生的理论知识及临床技能分数，均优于传统教学法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收入较低的较为简单的劳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从面与点上都较少，但是投资的效率很高，即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可以带来收入明显的提高。但低收入劳动力基于人力资本投资弹性，认为对语言技能进行投资对其劳动的效率较低，而教育水平的投资弹性较大，因此出现普通话水平的显著性不足的情况。
②在中等收入层次普通话水平有明显的收入效应，并且影响程度大于受教育程度。
普通话是中国范围的族际共同语，会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由村到镇到市，甚至跨地区的流动度；普通话水平会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的交际能力，缩小就业成本，拥有更多就业机会，因此普通话水平的高低会使收入产生差异。而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就业的行业职业方面来影响收入水平，其路径不如语言的传导路径丰富，因此受教育程度的系数小于语言的影响系数。
③在高收入层次，普通话水平对收入无明显影响，受教育程度则存在收入效应。
在高收入层次，普通话能力是一种必要的个人素质而不再是影响收入的因素。高额收入意味着更专业的知识与技能，而这一类知识技能只有在更高等的教育中才能习得，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的专业能力越精准，才更能够胜任复杂劳动。
3.少数民族普通话语言收入效应的行业差别
（1）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少数民族劳动力在不同的行业的组别效应，因此将样本对行业类别进行分组回归。由于问卷数据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将行业缺失值与回答为“其他”的样本进行合并，将少数民族劳动力样本分为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党政机关、自雇或自办企业以及其它五个组别（军队及社会团体组别由于分组回归匹配度较低，故将其舍去）。为了使分组数据的匹配程度更高，在回归时剔除不显著的虚拟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普通话综合水平在党政机关与其他类行业有明显的收入溢出效应（党政机关组别中普通话口语能力系数为2.119，其他类组别中普通话口语能力系数为0.4312）；受教育程度在事业单位、企业与党政机关都有促进收入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0938、0.0896、0.3842）；在党政机关组别中普通话水平的收入效应综合远高于受教育程度；在自雇或自办企业中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无论是普通话水平还是受教育水平都对其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6 普通话语言收入效应的分组回归结果
（2）实证结果分析
①相比受教育程度，党政机关从业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对其收入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1999年在关于开展国家公务员普通话培训的通知中，要求在1954年之后出生的公务员的普通话水平原则上必须达到三级甲等以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中，公务员的普通话水平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对普通话的推广以及为全社会的公众服务都很关键。同时，高校毕业生大量涌入公务员行列也使得受教育水平成为影响收入的因素之一，但是普通话水平作为党政机关为公众服务的需要，仍然有着比受教育水平更重要的作用。
②在事业单位与企业中从事工作的少数民族劳动力，相比普通话能力而言，受教育水平对其职业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
行业与职业的差别造成在商业、行政服务业等行业工作的人们工资较高。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事业单位与企业中也属于较高层次，普通话水平对在事业单位与企业中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来说，比起说是一项人力资本更应当是一项基本技能。这一结果也证明了高收入层次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主要受教育影响，普通话水平的收入效应不显著的结论。
③在“其他”组别中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水平对其收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教育的影响不显著。
受问卷调查数据限制，诸如旅游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文化娱乐业等行业未能在回归时进行分组而合并为“其他”，但是仍然可以得出，普通话水平对一系列特殊职业，例如导游、教师及广播电视等，对其提高工作水平及服务质量有着重要作用。较高普通话水平使其可以与各地区、层次社会成员更顺利的进行交流与交易，对促进少数民族劳动力顺利就业，提高其就业水平，以及促进与外界交流，提升其生活水平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少数民族劳动力群体中普及普通话无论是对其自身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水平都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④自雇型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均对其收入无明显影响。
少数民族自我雇佣更多的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或是被现实所迫，或是基于自身优势从而开辟新的就业机会，具有较高的主观因素，因此回归中出现的这一结果也符合现实情况。
五、结 论
普通话语言水平与教育都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重要的收入效应。通过对CGSS2012的明瑟方程OLS回归及PSM检验、对收入层次的分位数回归及对行业差别的分组回归分析发现：
（一）相比受教育程度，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普通话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其职业收入。普通话水平的语言收入效应有着更为丰富的传导路径，而受教育程度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造成少数民族劳动力的行业差别影响收入。
（二）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提高作用，在中等收入层次更加显著。普通话能力在低收入层次普通话对其职业收入的贡献更大，但在低收入层次劳动力中普通话能力并没有得到重视，这可以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不足中得到。在中等收入层次普通话水平相对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有着更重要的促进作用。在高收入层次，受教育程度则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
（三）虽然受教育水平对在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工作的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收入均有显著的作用，但普通话能力对党政机关及服务业从业劳动力的收入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约位于中等层次，这与分位数回归中得到的结论一致。
六、对策与建议
研究发现普通话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中需要重视普通话的语言政策的实施。基于研究的分析结论及对现有政策的了解，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认知层面，应将发展少数民族普通话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1.制定并实施少数民族双语能力发展战略。国家制定国家语言能力发展战略时，应以服务少数民族的发展需求为核心，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能力发展战略。组织专门力量，在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需求、普通话问题以及普通话薄弱点进行深入调研，尽快制定符合少数民族各地区发展现状的少数民族双语能力发展战略与实施计划，营造规范且健康的少数民族双语环境。
2.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攻坚工程。将提高少数民族普通话水平贯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展适应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普通话推广工作，并结合国家的精准扶贫战略，提升少数民族青壮年劳动力、基层干部及推普教育工作者的双语尤其是普通话应用能力，加强普通话的服务能力。同时，应对少数民族分地区、行业领域和人群进行普通话能力国情调查，将汉语使用情况列为国家人口普查与其他相关的调查统计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二）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普通话教育的法律支撑体系与保障措施
1.完善少数民族语言规划法律体系，推进普通话教育法制建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了普通话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应精细化民族地区语言立法，保护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制定语言文字地方性法规的自主权，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中需强调民汉双语使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不仅仅对普通话的规范使用与推广做出规定，同时要对普通话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的地位与使用提出全面的规定，保正普通话政策的执行。
2.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定保障普通话教育的过程与结果。少数民族地区可根据自身设置教学规划，制定恰当的双语课程标准，规范双语教材编写及教育过程评价，通过推迟外语教学加强对民汉双语的教学。同时规定各种现代媒体如网络、电视节目，及企业和公职单位处理文件或颁布规章时，必须使用标准普通话以起到示范作用。严格规定公务员、教育、旅游服务业、广播电视等行业少数民族劳动力入职前的普通话水平等级要求。要求将普通话作为公务员的工作语言，传媒行业的宣传用语，服务业的服务用语。
（三）在具体操作层面，深入开展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教育工作
1.继续巩固普通话教育成果，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实施普通话教育，让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享有普通话教育的机会。政府编写双语普通话宣传材料，由推普志愿者进行发放，并播放普通话推广宣传片宣传普通话规划的意义及具体目标、内容及规定；通过定向培养、高校实践优惠政策鼓励高校双语人才志愿者参与少数民族地区推普活动，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相应的普通话推广团体，以双语的形式面向少数民族劳动力举办免费民汉双语的系列讲座，普通话短期培训班等等，在农牧区可开展志愿者“一对一”、“一对多”的语言培训。同时通过提供资金及政策上的支持调动推普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推普人力资源满足需求。
2.在少数民族劳动力人口中，大力进行普通话培训。政府设立普通话推广专项资金，投入建设推广普通话工作站，对工作站管辖内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提供双语普通话学习材料；政府设立“扫盲夜校”专项资金，成立“扫盲夜校”为中低收入劳动力提供免费学习普通话的培训服务，使其自觉参与普通话培训；有条件的工作单位应组织普通话的在职培训，举办讲座与学习活动；并且设立政策激励机制，在政策上为少数民族劳动力提供依靠汉语向内地发展的机会，或在招工以及晋职时优先考虑民汉双语人才，鼓励少数民族劳动力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或其他相关的语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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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 Income Effects of Mandarin Ability of Ethnic Minority Laborers in China
WANG Zhao-ping，MA Xiao-xu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Xian Shaanxi 710019，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ethnic Mandarin exerting abil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labor income and escape poverty.Based on data GGSS2012，using Mincer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linguistic income effects of Mandarin ability of ethnic minorities，we find that：Minority laborers’Mandarin ability，especially their speaking ability，has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raising the income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is more evident in the labor force at the lower and middle income levels.Meanwhile，Mandarin has important linguistic income effects on Party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ervice industry practitioners.Therefor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We must raise the level of improving ethnic minorities Mandarin ability to the strategic leve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ake law as a guarantee，implementing Mandarin education policies roundly and vigorously carrying out Mandarin training among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laborers；Professional income；Mandarin ability；Linguistic income effects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1.008
【收稿日期】 2018-05-21
【中图分类号】 F06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1-0071-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现代化建设的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2XZZ010）。
【作者简介】 王兆萍，女，河南确山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理论与政策；马小雪，女，陕西商洛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
标签：少数民族劳动力论文; 职业收入论文; 普通话能力论文; 语言收入效应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