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风潮（1925－192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潮论文,北京论文,国立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1－0077－12
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中国政治大变动的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深受其影响，不同的政治势力对于中国南北高等教育纷纷作出重大改组，南方的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大学院与大学区制与北方的张作霖奉系北京政府推行的京师大学校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变革，北京高等教育界在从奉系军阀到南京国民政府隶属的变动中，也经历多种改革试验，并由此引发了系列风潮，成为当时舆论批评教育破产的重要表征。有关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风潮，学界已有成果多数从校史或大学区试验角度立论，对于合并的事实脉络虽兼有论及，惟其背后复杂的政治与人事关系却没有足够的揭示①。本文即围绕北伐前后的政治变动，来描述北京（平）的国立大学合并曲折历程，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派系纠葛，探讨政治变革与大学发展的复杂关系。
一、京师大学校
自近代以来，北京的高等教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其中国立大学在民初由北京的国立大学一所，发展至20年代初年的国立八、九校，除了北大外，还有师范、女师范、医科、农科、工科、法政、女子②。但这一发展也带来明显问题：（一）北京高等学校林立，与全国大学分布严重不协调。（二）各大学院系设置重复，资源浪费。（三）各校系统为争夺学术领导权，形成派系倾扎，并为社会所病诟。从20年代初起，社会各界与教育当局就不断谋求解决北京的国立大学之道，其方向则为合并统一北京国立各校。早在1922年胡适就曾向蔡元培建议在北京设立大学区，统一合并北京国立各校③。1925年章士钊兼长教育部，曾拟就计划，归并北京国立八校为一，并电请蔡元培回国为校长，但以北大为首的八校坚决反对，北京八校合并一直没有实现④。
到了20年代中期广东国民政府成立，积极准备北伐，南北政权对峙，军事上的对抗日趋紧张。北京军阀政府将大批教育经费挪作军费，教育界奄奄一息，国立大学举步维艰。1926年3月学者高仁山公开批评北京政府：“去岁中央耗费在一万万以上，而国立学校历年的积欠增至十二多月了！……一年来京校最可怜的状况是：平时校长常常用全力去奔走经费，所以学校行政上不能用全力去谋进步，学校经费常常无着，教职员每每得不到薪金。”⑤ 向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亦不能例外，“在最近两三年中，我们所引为最伤心的便是以‘首都’号称的北京，委实无教育可言。以‘全国最高学府’自命的北京大学，也一天天堕落了”。甚至北大因拖欠煤钱而差点被法院封门，舆论称“实在是丢国家的体面”⑥。整个1926年的北京教育，有记者总结为“遍体鳞伤，满目疮痍”八个字，具体而言，上课，全年不及三月；经费，代表终日会议，教职不得一饱；风潮，内有校长同学之争，外有主义党派之鼓；运动，示威游行，烈士陈尸；学校行政，变动频繁，莫名所以⑦。
1926年春，随着南方国民革命北伐进展顺利，国民党内蒋介石一系在南京宣布建都，并在国民党内部引发宁汉之争。在这一情势之下，武汉《中央日报》下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形成了一场有关北伐成功后建都北京的热烈讨论，其中如何处置北京的国立各校，成为建设文化中心的一大焦点。在民众心目中，北京作为理想中的首都，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学术中心的独特地位，“中国文化的中心点，当然随着都城跑（在最近过去的中国，文化中心在北京），所以未来的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还是学术的中心。那么，北京发达的方向，虽不在工商方面，而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却是居中重要的地位”⑧。至于如何建设即将收复的文化中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北京国立九校的处置，其中最为集中的意见就是合并国立九校，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国立大学。有人主张：“说到大学呢！现在国立九校，自然改成规模宏大的国立北京中山大学，那是没有疑问的。”⑨ 这一设想得到他人赞成，“国立九校改作中山大学，简直是天经地义”⑩。孙伏园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国设立五个中山大学的主张：“国立九校合并，改成大规模的中山大学。许多位同志都有这样主张，绝对没有异议。广州、武昌、南京三个中山大学，……连莫斯科的一个中山大学计算在内，世界上五个中山大学总应该好好办理一下的。”(11) 而常振冈则提出更为宏大的计划，主张新大学地点设在历史上最有关系的颐和园，以“中央大学”为名来统一北京国立九校。一则“符这中心点的意义计”，二则“名义上是很堂皇的”(1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大学之名，显然随首都一起，与文化中心直接牵连。
当南方革命者计划合并北京国立大学之际，实际控制北京的奉系军政府也正大刀阔斧地进行合并改革。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大元帅职，组织军政府，以潘复为国务总理，刘哲为教育部长。至7月中旬，潘复、刘哲等议改国立九校即北大、法政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医科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门学校为京师大学校各科(13)。8月初，阁议通过刘哲提出的国立九校改组合并计划，称“国立九校，本为全国最高学府，比年士气浸逾，校风陵替，致有学校之名，而无学校之实，若不迅速整理，曷足以图改善，而杜虚糜，着即合并为一，继称国立京师大学校”(14)。之所以合并北京的国立大学，除了节省教育经费的考虑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打击南方国民党人在北京国立大学的暗中活动，控制北方舆论(15)。
刘哲归并北京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自兼校长，以北大的文理两科改为京师大学校的文科和理科，以北大的法科与政法大学合并成京师大学校的法科（后因北大法科反对激烈，合并未成），每科设学长一人。刘哲原有意撤销研究所国学门，经叶恭绰（玉虎）之劝阻，遂将研究所国学门改为研究馆，以叶为馆长(16)。9月20日，京大举行开学典礼，刘哲在演讲中提到改组的理由：“一国首都，大学林立，科目繁复，各自为政，就教育系统言之，似欠整齐，依余此次主张并称京师大学，下设学科部，以期精神联贯，款不虚糜。”至于京大的教育宗旨，则谓“保存旧道德，取法新文明”(17)。一时社会上批评京师大学有“礼教化”的危险，“礼教本身价值如何，姑不具论，所可论者，大学是学术机关，思想应该极端的自由，若是利用他宣传礼教，学术绝对没有发达的余地，这与南方政府要强迫人在学校宣传先总理遗嘱一样的可怜。党化的大学，我们固然反对，礼教化的大学我们岂能赞成？”(18)
京师大学校成立后，但各校经费却依然照以前的标准征收划用。京师大学得以维系，依赖的主要是俄国退还每月十二万五千元的庚款，“查俄国庚款，根据协定及加大使宣言，北京国立各校有优先拨用之权利，前由俄方委员与我国代理委员余查二君经手，每月拨付俄款十二万五千元，完全协助国立九校”(19)。这成为当时北平国立九校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
刘哲等借奉系之余威，大刀阔斧地将国立九校合并成京师大学校，实际上等于解散北大，另起炉灶。正如社会所论，“北京教育界的中心是在北大，所以我们要改良北京的高等教育，必须先研究北大的历史。北大本是京师大学堂的化身，在前清时代已经是全国的最高学府”(20)。刘等虽然手腕强硬，但不能说其改造北京国立大学没有一点历史渊源与正当性。除了北大学生暗中的复校运动外，整个教育界在高压之下，也多寂寂无声。然国立大学的合并事实上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除了将原有的名称变革之外，原各校的经费与结构均大体延续下来，至于资源的合理配制、院系的调整、门户之见的消除均未见成效，可以说，刘哲式的“京师大学校”有其名而无其实。
二、中华大学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正式接管北京，存在将近一年的张系京师大学校土崩瓦解。是日，原北大校长蔡元培以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七十次会议上提议：北京大学历史悠久，上年北京教育部并入师范等大学，改名为京师大学。现在国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师之名不能沿用，拟请改名北京大学，并选任一校长，以责专成。蔡的本意拟以北京大学名义合并北京国立各校。但蔡的主张却遭到师大派经亨颐等人的极力反对。事实上，这次会议之前大学院大学委员会易培基与吴稚晖、张静江等委员事先即商定，将京师大学校改名为“中华大学”。改名的理由就是要在广州、南京和北京建立所谓的三“中”大学。由于国民政府先前在广州设立中山大学、南京设立中央大学，所以北京的中华大学名称之前也冠以“中”字(21)。三“中”大学无非是特意表明此三所大学为中国有特殊地位的大学，此中华大学之名的由来。国民政府之所以设计三“中”大学，无非以此来统一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其与当时国民党建设三个学术文化中心的构想是一致的，正如国民党中央党部稍后所宣传的，“中国版图广大，依自然的演进，形成三个文化重心，北平是中国北部的并黄河流域的文化重心，南京是中国中部的并长江流域的文化重心，广州是中国南部的并珠江流域的文化重心。这三个文化重心中北平与广州都觉偏于一隅，不易统驭全国政治，促成中华统一文化之建设，唯南京独能领导南北两个文化创造力量，对内建设的，只有南京”(22)。可见三“中”大学的建设，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突出南京及其中央大学的特殊地位，有意淡化北京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一安排也是与其整个建都南京联系在一起的。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亟待加强新首都的建设来统一国民党和全国，诚如胡汉民所言：“有首都是因为要有中央，是因为要统一的民族国家；所谓统一，固重形式，尤重精神。”(23) 除了政治、军事、外交的努力外，文化上也开始显露出努力建设新中心的趋向。
如何建设中华大学？其关键就是如何处理一向拥有“最高学府”声誉的北京大学。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妥善处理北大的历史和北大的现状。一则北大自京师大学堂起就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后更成为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学术、政治地位日益上升，如何处置北大的这一传统是为难题之一；二则新文化运动后，不少北大激进教授与学生纷纷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且不少北大人成为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即社会舆论所言北大“朝中有人”，加之向来北大内部派系复杂，由谁来领导北大，此为难题之二。
围绕领导权之争，从中华大学定名之初就已开始。
6月8日大学委员会对于校名的讨论结果，赞同“中华大学”之名占据上风，“中华大学”的校名得以确定下来。然其后讨论校长人选问题时，却又发生更大的争执。对于校长一职，蔡元培在“五四”后因长期遥领北大校长之名，对于北大感情深厚，在北大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当为一上佳人选，且北大师生也希望蔡元培此时能主持北平高等教育，正如林语堂所称：“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有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24)
当时社会舆论已观察到“盖现在国中之校长人选，当以蔡李与吴稚晖三人为最适当”(25)。这一说法大致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内元老派在教育界的权力。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实行“清共”，与国民党左派发生尖锐的对立，引发宁汉纷争对峙，双方各自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以票决的方式否定对方存在的合法性。在此关键时刻，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四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以元老派、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支持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分裂，实行“清党”，从而帮助蒋氏集团最终解决法统难题，无疑等于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自然蒋对“四老”心存感激之情，故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蒋对四老在教育学术方面的主张多得到其支持和放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当权派与蔡、李、张、吴为代表的元老派在南京建都之际，为共同对付国民党左派把持的武汉政府达成的某种政治默契和妥协(26)。四老中，吴对于校长一职不甚热心，张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南京首都的建设上，故中华大学校长一职非蔡即李。事实上蔡元培先生自己也愿意兼任，只是不好自己提出(27)。会上孔祥熙即提议蔡元培兼任，“即不能亲自北来，拟以徜徉沪滨之胡适之博士为副校长”，而经亨颐、易培基等法日派明确反对，所以后来蔡元培提出这一派的首领李石曾为校长，时李尚在美国。这样一来，蔡、李两系为北平教育界的领导权开始发生争执，后来国府会议有个调停的办法，请蔡为校长，未到任前由李石曾代理(28)。这实际上是一个暂时平衡双方的结果。
6月9日南京政府一纸改组北平九校为中华大学的命令抵达北京后，北京学界顿失所望。北大同学会为恢复北京大学的校名向国民政府呈文，提出北大不可改“中华大学”的七点理由：（一）查武昌有私立资格的中华大学，北京早期亦有安福系王捐唐所办的中华大学，“实足以混淆视听，而有损北大之精神”。（二）“五四”运动实北京大学领导，先总理与海外同志书中对此多有肯定，“今竟贸然取消，使民众失所瞻依，何异毁灭五四运动之精神？”（三）北京大学在国际上已取得相当荣誉，今一旦取消，无异将以往荣誉完全取消。（四）反动奉系军阀提倡复古，对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不惜摧毁，而本党赞助新文化运动，今改名“能不使人怀疑？”（五）就近例而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先后在全国设有多所中山大学，北大改名中山大学则可，今则各地中山大学依地名改回，“以极不着边际之中华二字代之，甚无谓也”。（六）就名实而论，今首都在南京，“以南京所有之某大学更名中华大学，庶几近之”。（七）各国先例有悠久之历史地位事物之名称，决不轻予更易(29)。北京大学继续发起大规模的复校运动，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四项办法：（一）电大学院反对，并请蔡元培迅速返校；（二）呈国民政府收回成命；（三）发表宣言；（四）致南京同学会，请直接派代表交涉。北大同学会随即向国民政府上书，力陈恢复北京大学原名的七大理由，并在各报上发表，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30)。
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北大等问题。围绕中华大学校长问题再次引起派系争执。蔡元培首先报告北大问题的经过，提出两点意见：（一）改名中华大学；（二）他自己不愿兼中华大学校长，请会中决定推李石曾为校长。蔡元培之所以此时改变原来想兼任中华大学校长的想法，是别有原因的。原来蔡自己一直愿兼，但不好自己提出，故而蔡的助手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乃找到易培基说明蔡的本意，希望由易等提出。不料，易培基却在开会前找到蔡，说明不能提蔡，因为已和吴、张两位商量定了推李石曾，若改推蔡先生岂不是“卖友”？如此一来，蔡元培只好提出自己不愿兼中华大学校长一职，以退为进。
然而会上胡适不明白其中缘故，率先发言，提出二点反对意见：（一）北京大学之名不能废；（二）石曾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蔡元培于胡适有知遇之恩，此时发言，明显有为蔡鸣不平。不料此言一出，即引起其他委员的强烈反应。张乃燕、吴稚晖、易培基等先后发言，反驳胡适，支持李石曾出任中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起来说：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而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最适宜。接着吴稚晖说：“北大之名宜废，李石曾是‘天与之，人归之’。”易培基则说明其6月8日在国府会议提出李石曾长中华大学校长的经过。易称因为事先已和吴、张两位商定了的(31)。
会上，胡适仍坚持维持国府原方案，而吴稚晖却在会上对胡适大加指责，甚至指责其为“反革命”(32)，称“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实际上借前年北大英美派（现代评论派）在女师大风潮中与北京政府关系不清，来指责胡适等没有资格来做大学委员的。蔡元培见其情形不对，接着易培基的发言补充说：“那天我就没有想到石曾先生要做校长，后来才知道你们几位先有一个会议，已经决定了。但那天匆匆地我一时没有余暇回转过来。现在都明白了，所以决定请石曾先生为中华大学校长。”蔡此时说明真相，明显表达其不满。会议最后虽然通过蔡的提议，推定李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但这显然并不是蔡的本意，会后蔡对胡适说从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第二天蔡元培就辞去大学院长一职，离京而去，胡适也在日记中感叹吴稚晖、易培基、张静江等逼蔡兼司法部，却不许蔡做北大校长(33)。
6月18日，大学院正式任命李石曾为校长，李书华为副校长，因其二人籍贯均为河北高阳，故学界一时称其为“高阳派”。7月19日，国民政府会议议决通过大学院的任命，北大复校运动完全落空，为此北大原教授刘半农撰写《关于北京大学》一文，对于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提出诸多反对意见，引起元老派吴稚晖的回应，在报上公开答复，（一）“若改北平九校为北京大学，北大同人自然没有话说，那么其余八校可以造反。”（二）中华二字乃是对了刘哲的京师大学改的名词，并不曾对九校的任何一校。“不幸而中华适有中字，又犯了三中嫌疑。”(34) 此时主政教育的元老派似乎有意公开回避“三中”的文化中心设想。
三、北平大学区
然而，中华大学成立仅两个月余，国民政府又在此推行大学区，将中华大学更名为北平大学。早在1927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二次会议上，通过蔡元培代表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提案，决定教育行政制度采用大学院制，并试行大学区制。所谓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其中心是在中央设立大学院，统一领导全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每一区设一所大学来管理全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就机构设置而言，包括二大部分：在中央，以大学院取代教育部，统一管理全国的教育行政和学术研究事宜。在地方，废止各省教育厅，每一省内设立一所国立大学，统一管理辖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宜。就历史渊源而言，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是仿效近代法国的教育行政制度而来，其特点是整齐划一、注重专家、增强行政效率、严格教育立法和注重视察制度等等，这是与法国推行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相适应的教育行政制度。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面临教育制度的大转型时期，对各种外国教育制度均有一个介绍移植和试验的历程。其中，将法国式的大学区制引入中国的关键性人物，正是后来被人称为国民党“四老”的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蔡、李、张、吴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自清末以来就抱有教育学术救国的理想，多将目光转向欧陆的法国。一方面，在实践行动上，民初四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后来又组织“中法联合会”，创立“中法大学”，希望以派遣留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方式将法国教育制度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开始将法国的经验介绍给国人。民初蔡元培在担任第一任教育总长期间，教育部就提出《划分大学区议案》，但赞成的人很少。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当时的进步教育期刊如《新教育》、《教育杂志》等就登载文章对法国的大学概念和行政管理表现出一种向往之情。1922年蔡元培就在《新教育》上连续发表《教育独立议》和《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两篇有关大学院和大学区的文章。前者认为大学院是法国教育体系不受政治和宗教控制的一项制度保证；后者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中国的每个省份设两个或三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以一所大学作为教育体系领导的设想(35)。蔡元培的设想得到同期留学法国的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支持，李石曾也撰文论述法国教育和学术所具有的民治精神、学术发达和学制完善的三大特质，主张我国的教育应从法国吸收更多的东西(36)。
自1927年6月大学区制提出后，率先在江苏与浙江试行，但是试行一年后，中央大学与中央政府、江苏地方政府之间，围绕校名的确立、经费分配和人事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由学潮进而引发政潮，社会上对于大学区制怀疑声日起，大学区制试验遇到极大挑战(37)。就北平高等教育界而论，则此时教育界为校名与独立问题纷扰不断，李石曾等为何又极力推行北平大学区制？李书华晚年回忆说：“我们推行北平大学区，本抱有很高的理想：我们以为首都既在南京，北平应为教育与学术重心。推行大学区的目标，即以北平国立学校与天津北洋大学原有人才和设备，加以充实与扩大，使成为一个完善而合理的大学，负起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责任。”(38) 除了重建学术中心的考虑外，大学区的设置也为北平高等教育界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契机。换言之，谁掌握了北平大学区，谁就控制了北平教育界。显然，李石曾等在取得北平高等教育界领导权之后，也视合并与统一国立各校之法为整顿北平教育界的法宝，无疑是看中了大学区制本身蕴藏着合并北平国立各校的潜在合法性。就政治上而论，时李石曾正倡导“分治合作”理论，且实际掌控北平政治分会，试图与南京当局分享革命成果，可以说北平大学区的出台，也是分治合作的一种试验。
8月18日，大学委员会举行会议，李书华提出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称此为李石曾的主张，并将设立北平大学区案提出讨论。作为会议主席的蔡元培对此案“未赞一词”，“众皆默然，朱家骅略有表示”。朱家骅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江苏、浙江试行大学区制已被人反对，现如在北平举办范围更大的大学区，恐反对者必更多。但是并未经任何讨论，大学委员会还是通过了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原案。蔡元培本是大学院与大学区的最初主要设计者与推行者，此时却不赞成。第二天蔡元培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并携眷离京。报界称：“个中情形，不问可知矣。”(39)
1928年9月21日国民政府举行第九十五次会议，李石曾代表大学委员会列席，说明北平大学区大纲，并提出北平大学每月经费为国币三十万元。国民政府议决国立中华大学改称国立北平大学，并通过《国立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大纲规定：“设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议决本大学区单纯的教育学术上重要事项”，委员为蔡元培、易培基、张继、沈尹默、李麟玉、萧瑜、李石曾、李书华。这一名单除了挂名的蔡元培外，均为李石曾系的法日派重要成员。至是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实行大学区制，合并前北京国立九校及天津国立北洋大学为国立北平大学，分设各学院；裁撤河北教育厅，而以河北省教育行政划归北平大学管理(40)。任命李石曾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李书华为副校长，并出席河北省政府会议；设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为北平大学最高评议机关。国立北平大学以北京大学原有之第一、第二、第三院改为北平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国学门改为国学研究所。有意思的是当时舆论宣称之所以将“中华大学”改名为北平大学，“谓为迁就北大之意”(41)。大学委员会10月26日召开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北平大学校长提出的北平分会上述人选方案(42)。
北平大学区议定之初，舆论还是对其寄予厚望，北方舆论重镇《大公报》发表系列社评，称“北平之特色，即在文化之价值，故最宜设为教育区”，而且现在北平“离开政治中心已远，环境静穆，最宜于学者讲学青年读书之用。政府果有建设北平文化区域之诚意，但须首先就目前已有之教育事业，维持整理，分期扩张。集中全国之大师专家，宏开讲舍，吸引南北青年好学之士，负笈来就”(43)。果如是，北平大学不失为挽救北平高等教育界的重要契机，但事与愿违，北平大学区制一出台，立即招致了多方反对，使北平高等教育陷入了更大的风潮之中。
北平大学区内首先反对的是北洋大学。北洋大学临时学生会所发表的宣言称：“命名我们为工科第二院，以副院长管理我们，这显然我们是旁人的附属品。我们过去历史，卓着的成绩，既是昭昭在人耳。对于这最高的工科学府，就应该保存他原来的地位，使他尽量发挥他固有的精神。不然，地位因以愈变愈代，岂不可惜么？”(44) 决议抵制大学区制，发起护校运动。11月14日，北洋大学学校的临时学生会在暑假内屡次发表宣言，反对大学区制，派代表赴京请愿外，并致函著名校友王宠惠、马寅初、燕树棠等请为声援，并组织“反对大学区特别委员会”和“武力护校团”(45)。
反对北平大学区最为激烈的是北京大学。此时北大学生继续推动北大复校运动。北大学生在报上公开撰文，认为：“独有北大，一合并就糟！若内部之整个严密组织，及其校内特有校风与精神，亦因改组或合并而分崩离析，不是活活把北大枪毙！把一个在本国与国际间文化与学术上有相当位置的大学消灭了，我从人类进化上看这牺牲足近于自杀！”(46) 除“北大的光荣历史”外，还有学生对大学区组织不彻底、院系设置不合理、课程设置重复等提出批评(47)。
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分别上书国民政府和大学院，列举北平大学区制的六大弊害：（一）大学校长兼任河北省政府委员，不能专心办学；（二）校长随政潮更潜，大学亦陷入不安定；（三）校长本身既为官吏，官僚政客不免掺入大学；（四）校长排除不同政见之学者，形成一派一系包办的局面；（五）校长可利用政治势力压迫学生，思想不能自由；（六）校长既为政治人物，难免不利用学生为工具。故吁请取消北平大学区制。北大学生甚至认为如果大学区制不能更改，即请按江苏大学区办法，在国立中央大学之外，尚有国立同济、暨南、劳动三大学独立之成例，保存北京大学原有校长及组织，直接隶属中央最高教育机关。并且请立即派校长蔡元培来北平主持校务。然而北大学生的舆请并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反而加快接收北平各校的步伐，结果导致北平大学当局与北大学生双方矛盾激化，酿成“11·29事件”。
11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百余人手持“打倒北平大学”等旗帜，示威游行至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砸碎“北平大学办事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块牌匾，并砸坏李石曾住宅门窗。12月1日清晨，接收北大文理学院的人员，在警察的保护下进入校园，但学生聚集了三百多人，“分赴各院把守，拒绝接收”(48)。接收北大委员第一院院长张凤举等进北大第一院时，“学生高呼反对口号，继群起呼打。经在场警察保护，未生意外”。而在第二院，接收委员陈梅朋“因躲避不及，被学生揪打。嗣经警察冒险围护，未致重伤”。第三院院长谢瀛洲、委员安贞祥接收时，均被拒绝(49)。
事发后李石曾以“四义”通告北大学生：（一）本大学奉国府令组织，如违抗即反国反党；（二）保存北京大学旧名有封建腐化之嫌；（三）护校重在精神不在一字名称；（四）接收且立即开课，各生以前排外运动一概不追问。李氏试图以软硬兼施强行推动大学区实施。但北大学生会随即致电国民政府：“该李居心叵测，手段卑劣，上负政府重托，下拂学生舆论，选派代表索领我校应领之维持费，屡拒不见，我全体学生冻馁之余，匐匐住宿，乃二李唆使武力，横加摧残，致生等重伤多人，群情愤激，宁为玉碎。据实恳催蔡院长、蒋部长北上调解纠纷，出生等于水火。”(50)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教育部“发电恺切晓谕，如不遵令，即依法律严厉制裁”。为此教育部电北大学生：“该生等如果心诚护校，正宜翊赞中央，光阐前北京大学之精神，俾新制推行，速取成效，无取封固摧残徒争形式。”(51) 蔡元培、蒋梦麟等亦以北大故旧感情于次日以私人名义发电劝告北大学生：“况校名虽更，其实无损，而北大在昔与顺直各校元季相从，每为孟长，今更连枝并蒂，正如氤氲一气，郁成大观。”(52) 尽管蔡、蒋二人电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是并没有发挥多大效力，北大反李复校继续迁延。
北大学潮迁延了两个月还不能解决，主要在于没有实现北大学生早以定下三个奋斗的原则：（一）北大名称不改；（二）北大组织不变；（三）北大直隶中央。他们一面拒绝接收，一面派代表南下活动。北大学生会选派李辛之、赵子懋为学生代表，到南京向政府请愿，并向吴稚晖、蔡元培陈诉。1929年1月间元老吴稚晖愿作调人，他与蔡提出具体三个办法：（一）将北大旧有三院，加一“北大学院”名义，及由副校长兼任北大学院院长，以示保留北大独立性质。（二）在北大三院门外，又悬两牌，其左方曰“北大学院第一院”、“北大学院第二院”、“北大学院第三院”，其右方曰“文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院”；（三）北大最近所定三院十四系之办法，应予保留，其组织不必大改动。消息传出后，舆论认为北大学潮终有解决之道(53)。对此，北大学生分成妥协、坚持二派，相持不下，其后决定进行公开投票，结果不主张坚持原议者210票，主张原议者57票，妥协派占据上风，北大学潮出现转机，最终接受了“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这一非常名称，北大风潮一时得以平息下来(54)。1929年2月，北大学生在第二院大礼堂开会，欢迎陈大齐出任北大学院院长，陈大齐演说强调：“与其讲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勿专寓救国于读书之为上”，劝北大学生专心于读书与学问(55)。
与北大学生发起的复校运动相比，师大学生亦发起师范独立运动，反对大学区合并师范之举。1929年2月19日，北京大学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北平大学区第一师范学生三百余人又要求恢复官费和预算，游行冲击北平大学办公处，将其捣毁，并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事后北平大学当局电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蒋主席、行政院长谭院长、中央研究院蔡院长、教育部蒋部长以及中央通信社和各报馆，称“无如北平一隅，素为腐恶势力丛积之区，屡次鼓动学潮，遂其大欲，青年血气未定，最易利用，是以数月以来风波迭起，包围胁迫已成习惯”(56)。第一师范学院风潮直到6月还未解决，而且更进一步主张打倒整个大学区制。
推行大学区一年来，北平学界几乎无日不在风浪之中，“各校当局，左右支绌，日惟应付学潮是务。而所谓学潮者，甲起乙继，彼此往来，题目无穷，有动有静。当局无一月半月之安宁，社会群众亦极感惶恐与厌恶”。以至“北平教育，有退无进”(57)。这种因大学区制而起的学潮较之10年前的学潮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舆论评论认为：“近年北平学界风气之恶化，可谓达到极点。终年均有风潮，口实层出不穷。学生不读书，教员不授课，在北平实为习见。各校学生中，终年包办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挟少数势力以压迫多数同学，且复受师长之敬畏者，视十年前情形，又复变本而加厉。”(58)
南北大学区试行引起的各种纷扰与困境，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审视这一新教育制度，1929年6月在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大学区试行一年，毫无成绩，党部群众主废止，学界亦不同情，而亦证明大学区制试验之无益。”(59) 议决把这个制度停止试行，随后教育部于7月5日正式命令北平、浙江两大学区于本年暑期内停止，中央大学区限于本年年底前停止。1929年夏大学区正式撤消，国立北平大学又分为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包括从前男女师大）、北平大学（除北大与师大外，北平其他学院合成）及天津北洋工学院（同时筹备恢复大学，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始恢复），均冠以“国立”二字，舆论称“北京大学亦获存留，仅将工、法、医各专校并而为一，称北平大学，形成分疆而治之势”(60)。基本奠定30年代后北平的国立大学的大体格局。
四、引论：派系与政潮的纠缠
20年代中期以来，朝野对合并北京的国立大学在目标上取得了大体一致的意见，但在方法和方式上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无论是奉系京师大学校，还是国民政府的中华大学、北平大学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值得反思的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北平国立大学合并改革，是在北伐成功、大学院推行的背景下进行的，其失败透露出教育制度革新背后诸多复杂的因子，仔细探究，至少有下面三重因素：
（一）派系与领导权之争
从中华大学到北平大学区的演变，背后的主导因素，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界内部蔡、李两派权力之争。过去有不少论者将20、30年代高等教育界蔡、李之争，归结为“北大系”与“中法系”之争(61)，或统称为“欧美派”与“留法派”之间的争斗(62)。如果仔细推敲，发现上述说法大都不太准确。一则李石曾长期担任北大教授，当为北大出身。二则蔡本人长期留学法国，并参与创办中法大学，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与李合作，谋求教育系统改革，仿照法制，设立大学院和推行大学区制。照理蔡亦可归于留法一系。因此，将蔡、李二人说成是“欧美派”、“留法派”的对立显然行不通。正是基于以上理由，笔者倾向认为蔡、李之争大体上还是原来北大英美派与法日派的争斗演变而来(63)。
北大范围内的英美派在20年代以后主要由所谓的“现代评论派”、“东吉祥系”等留学英美归国的年轻教授发展而来，包括胡适、王世杰、周鲠生、高一涵等人。其中胡适自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不过，北大英美派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与新政权显得格格不入，一则就政治理念而论，其所倡导的学术自由思想与党化教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紧张可视为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二则这一派直接参与国民革命不多，且因在“三一八”惨案中有勾结北京政府的嫌疑，故新政权成立后，他们处于一种游弋体制外的状态。但由于蔡元培的赏识，北大英美派重要骨干胡适、蒋梦麟纷纷聚集于蔡的周围，胡适被聘为新教育核心机构大学委员会的委员，蒋梦麟则在蔡辞去大学院院长一职时，成为其衣钵的继承者。
李石曾系主要成员为中法大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易培基、诸民谊、郑毓秀、萧瑜、谭熙鸿等，还包括北大内部章门弟子中处于核心力量的“三沈二马”。朱契回忆称：“北方高阳派李石曾一系的学阀，和旧北大‘三沈二马’一系联合，要想独吞北大，把北大放在‘北平大学区’之下，而且推李石曾出来，做北平大学校长，李书华做副校长；而沈尹默一系包办北大文理二院，取消北京大学校名，改称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法学院称社会学院。”(64)
蔡、李之争，从学派方面来看只是原北京大学内部有渊源关系的党国要人教育主导权之争，却对于统一后北平国立大学的合并与分立走向影响深远。据时担任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观察，20年代末30年代初“李石曾极力想控制北大”(65)，其手段是借助于大学区的实践。蔡、李之争的确为当时北平高等教育界难以安静的重要原因，也是风潮不断的背后深层原因。蔡李两系之争不仅影响北平大学区的学潮与人事安排，而且直接引发了1930年教育部的人事变动，最终促成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深知个中内幕的陈布雷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十一月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蒋公将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人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断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蒋梦麟为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岂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蒋公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66) 因陈布雷是当时少数真正接近中枢的人物之一，所以他的观察与评论理应有相当的可信度。此中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系统内部派系争斗也是造成当时教育界纷扰不堪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学潮与政潮的交集
北平大学区试验的困境还在于党潮、政潮的渗入。北平市党部站在学生一边，指责北平政治分会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则将矛头指向李、张诸要人，称：“查李石曾、张继至北平以来，毫无建设，日以压迫民众，扶植封建势力为能事……查一师院为增预算请愿，实为正当行动。乃李石曾张继在青天白日之下，竟敢大肆屠杀，似此行为实属反革命举动，且为本党莫大耻辱，务请钧会将屠杀学生之李石曾张继撤职查办，处以极刑，并请即日取消政治分会及大学区制，以平民愤。”(67) 电报用语之极端，在执政的党政关系电文中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当时北平一地政潮与党潮之争的激烈程度。此外，河北省党、政大员亦反对李石曾等倡导的“分治合作”理论，1928年12月27日，河北省政府向国民政府呈文称：“所谓北平大学校长李煜瀛、李书华者，实阴谋倾覆本党之无政府派，平素高唱分治合作，并反对本党之组织与纪律，与本党主义根本不能相容。”并以劳动大学为例说明无政府主义对教育的渗透，并对北平大学用人“唯亲”、“唯籍”提出尖锐批评，并力陈反对大学区的三大理由：“（一）大学区系根据大学院制而产生，现大学院既已取消，则大学区当然根本不能存在。（二）大学区制在中国为试行之制度，江浙实验之结果，成绩不见佳，以试验尚无成绩之制度遽施之于北方，是为有意贻误北方之青年。（三）党务教育的目的在造就革命的青年，革命的青年当有贯彻而密切的政治意识。为完成此种党化教育之目的，更不能容许教育行政脱离整个的政治组织之外。”(68) 第二天，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致电蒋介石，认为实行大学区制，“无异故意破坏河北教育”，主张“将大学区根本取消，以永断纠纷，而绝未来无穷之患”(69)。并呈请中央废除大学区制，“窃大学区制之生，源于大学院制度之设；现大学院以行政系统之关系，改为教育部，大学区制度，已无设立之可能”(70)。对于大学区的存在提出五点质疑：1.地方政府应否有教育行政权？2.教育行政权能否超于行政权之外而自独立？3.在大学区管理区域之内是否不应有教育厅的存在？4.大学院已废除，大学区是否还应存在？5.大学区制是否因人而设，更是否无政府派？(71) 政界这一连串的质疑，与北平各大学反对之声一道，预示着北平大学区并不乐观的前景。
大学院的设置和大学区制的推行，也是20世纪20年代“教育独立”思潮的产物，大学区设立的初衷意在政治学术化，即要求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结果却走向反面，深深陷入政治纷争之中，即造成学术政治化。尤其在国民党政权大力推行“以党治国”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时期，“党化教育”成为政治对教育渗透控制的一个口号和目标，任何试图将教育脱离政治的设想都不可能。时舆论认为：“然而今值党治之下，训政期中，政为党的政治，学为党的教育，举凡党的问题，随时随事无不波及于公私事业之上。而教育为‘民众精神指导权’所寄托，尤不能与党脱离，即不能免于党潮政潮。是则谋教育独立者，结果岂非反有将全部教育，从大学至小学概牵于党政漩涡中之危险乎？”(72)
（三）经费的困扰
在当时的北平国立九校中，反对大学区仅北大、师大、北洋等校较为积极，况各校护校目的相差甚远。虽然北大等校以恢复校名为焦点，但背后依然存在着教育经费困顿的窘境。1928年9月北平国立九校学生发起的“读书运动”，要求开课。但该学期即将结束之际，北平各国立大学因经费无着招生尚无布置，师生惶惶，人心不安。对此社会舆论深表同情，对当局没有切实解决教育经费表示不满，并批评带着革命外衣的国民政府对北平教育的办理还不及军阀时代的张作霖，称在奉系时代，世所目为腐败的刘哲，能办成俄款交涉，使各校经费有着，而国民政府却不及前者。报界批评：“北平向为人文渊薮，虽在军阀当国之日，未见弦歌断绝之事。今居青天白日旗下，国立九校乃反闭门不启，此固国民之辱，亦是政府之耻，然大学区已划定，正副校长亦已有人，值此事机迫切之际，奈之何负责者尤在爱干不干之间，久执将来不来之态度，徒令学界酝酿种种风潮。”(73) 况且原来国立九校经费取自于俄国庚款，有成约在前，依照条约进行本无问题，但南京政府对此却无法解决，主要原因是“俄国人扣款不交”，至使九校经费如何维持，成为了一桩悬案。所以报界对主政全国教育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主持北平教育界的李石曾等不无微词：“蔡孑民兼差四五，对于北方教育，实嫌过于冷淡。”“要求蔡李对于北平教育问题，迅予解决。”(74)
报界的批评并非夸大，当时北平大学区宣布成立后，校长、副校长长期不能到平负责，固然有个人乃至派系因素在起作用，但直接的原因主要是北平教育经费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北平大学成立，李石曾一系暂取得了北平教育界的领导权，但教育经费问题却困扰着北平教育界。成立之初，北平大学主要负责人李石曾、李书华一直滞留南京，李书华10月底才由南京到北平，其在宁拖延如此之久，致使北平大学负责无人（时李石曾尚未归国）而受人病诟，他们或也有不得不如是的苦衷，李书华后来解释个中原因主要有二：一则前半期是国民党五中全会与五院成立之期，各方关注于此种大问题，导致北平大学无法进行。二则后半期即在中秋节后他为经费奔走一个半月之久，“始借到五十万元”(75)。到次年二月，李书华由财政部担保向银行所借五十万元业已用罄，却未闻财政部对此有何办法，北平大学派员前往教部、财部陈述，“本大学前由各银行及教育基金委员会先后抵借各款早已告罄。现在需款孔亟，万分危迫，务恳顾念北方教育赶速拨付两个月经费以应眉急”(76)。结果行政院决议由财部拟拨三十万以资维持(77)。就在这种临时、短期的经费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北平大学自身运行举步维艰，加之与派系、政潮纠缠一起，其失败也在所难免了。
总之，北伐前后北京（平）国立大学所经历的“京师大学校”、“中华大学”和“北平大学区”等一系列合并风潮，充分显示政局变动与教育变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亦表明：政治不上轨道，教育改革亦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二次北伐后“北京”地名更名“北平”，文中有所区别，在此标题中以“北京”这一名称统称，特此说明。
收稿日期：2009－07－12
注释：
① 校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5－250页。大学区方面的研究可参考王昊：《民国时期的北平大学区风潮》，《百年潮》2002年第2期；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蔡元培：《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申报》1926年10月10日“国庆纪念增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11－414页。蔡在文中称为国立八校，后来又增了国立艺专，故北京又有国立九校之说。
③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95页。
④ 《学校风潮》，《国闻周报》第2卷第17期，1925年5月1日。
⑤ 高仁山：《国立九校开不了学》，《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14期，1926年3月5日，第3页。
⑥ 慎予：《蔡元培与北大》，《国闻周报》第3卷第29期，1926年8月，第4－5页。
⑦ 《误尽天下苍生的北京教育——民国十五年之统计》，《大公报》1927年1月1日，第10版。
⑧ 葛之全：《北京的建设》，《中央副刊》第80号，1927年6月13日，第8页。
⑨ 梦楼：《北京的问题——北京的街道、公园、政府、大学问题》，《中央副刊》第68期，1927年5月31日，第6－8页。
⑩ 辛遽：《故京新都谈》，《中央副刊》第70号，1927年6月2日，第5页。
(11) 伏园：《北京在眼前》，《中央副刊》第79期，1927年6月2日，第3—7页。
(12) 常振冈：《关于北京的一个建议》，《中央副刊》第88号，1927年6月22日，第8页。
(13) 《刘哲更改国立大学名称》，《益世报》1927年7月20日，第4版。
(14) 《国校改组后之各方面》，《益世报》1927年8月7日，第4版。
(15)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4年，第234－246页。
(16) 《京大设国学馆》，《晨报》1927年9月22日，第3版。
(17) 《京师大学总开学礼》，《晨报》1927年9月21日，第7版。
(18)(20) 《国立九校改组》，《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9、6页。
(19) 英：《南北教育界对俄款之争》，《坦途》（半月刊）第8期，1928年3月1日，“纪事“栏第6－7页。
(21) 李书华：《七年北大》，台北《传记文学》第6卷第3期，1965年3月。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5页。
(22) 《建都南京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1929年4月15日，第23页。
(23) 胡汉民：《有首都是因为要有中央是因为要有统一的民族国家》（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中央党部建都二周年纪念演讲词），《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277页。
(24) 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10卷第2期，1967年2月。
(25) 《九校问题之经过谈》，《大公报》1928年10月22日，第8版。
(26) 这一论点颇受陈时伟认为中央研究院成立是国民党政治纠葛的产物这一论点的启发，见Chen Shiwei.“Legitimizing the state:Politics and the Founding of Academia Sinica in 1927”,in Paper on Chinese History,Spring 1997,Vol.6.Cambridge:Haryard University Press.pp.23－41.
(27)(2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6\156页。
(29) 《北大同学会呈国民政府文》，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6月19日，第3版。
(30) 《北大同学会请恢复北京大学原名》，《申报》1928年6月19日，第11版。
(31) 会后，吴稚晖摸出几张电报，丢在胡适面前，说：“哪，人家人都派了，还有什么说头呢？”一看，是李石曾给张静江、易培基的电报，说校长一职四星期即可就职，并委派李书华、肖子升和沈尹默接收中华大学。胡适对吴说：“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胡适并猜度吴也不满意这一件事，所以将内幕和盘托出。见曾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5－159页。
(32) 胡适晚年还对秘书胡颂平提到：“十七年全国行大学区制的时候，李石曾要我当中华大学校长（就是以后的北平大学），我没有答应。后来在南京开会讨论大学区制度，我是反对的。吴稚晖坐在我的旁边，站起来，把椅向后一移，对我说：‘你吗，就是反革命！’”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33) 以上引文均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5－159页。胡适特别在日记前半段下加上重点符号，显然蔡对李石曾小圈子事先的决定十分不满。
(34) 吴敬恒：《也关于北京大学》（续），《益世报》1928年7月30日，第16版。
(35)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和说明》，《新教育》第5卷第1期，1922年8月。以上两文分别收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85－587、732－741页。
(36) 李石曾：《法国教育与我国教育前途之关系》，《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第422－424页。
(37) 参见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8) 李书华：《一年北平大学区》，台北《传记文学》第11卷第3期，1967年9月，第10页。
(39)(41) 《九校问题之经过谈》，《大公报》1928年10月22日，第8版。
(40) 李书华：《七年北大》，台北《传记文学》第6卷第3期，1965年3月。收入《北大旧事》，第105页。
(42) 《大学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记录》，《教育公报》第1卷第1期，1929年1月，第111页。
(43) 《今后之北平》，《大公报》1928年7月31日，第2版。
(44) 《北洋大学学生会拥护独立运动》，《大公报》1928年9月16日，第5版。
(45) 《北洋大学学生反对大学区制》，《大公报》1928年11月16日，第5版。
(46) 余增浓：《为什么我要求北京大学存在！》，《大公报》1928年9月29日，第10版。
(47) 《反对北平大学区制的理由》，《大公报》1928年11月24日，第10版。
(48) 《北大又演风潮一幕》，《大公报》1928年12月2日，第5版。
(49) 《北平市市长何其巩致国民政府电》（1928年12月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关于试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10页。
(50) 《北大学生会致国民政府电文》（1928年12月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关于试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9页。
(51) 《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文》“附令北京大学电”（1928年12月5日），《教育部公报》第1卷第1期，1929年1月，第13－14页。
(52) 《蔡元培蒋梦麟告诫北大学生电》（1928年12月6日），《教育部公报》第1卷第1期，1929年1月，第117页。
(53) 《北大问题已经解决》，《大公报》1929年1月10日，第5版。
(54) 《北大学潮一转》，《大公报》1929年1月19日，第5版。
(55) 《北大学生昨欢迎陈大齐》，《大公报》1929年2月26日，第5版。
(56) 《北平新学潮》之《北平大学电》，《大公报》1929年2月21日，第5版。
(57) 《衰落之北平》，《大公报》1929年7月4日，第1版。
(58) 《唤起教育大学之责任心》，《大公报》1929年7月22日，第5版。
(59) 《中全会议决案一瞥》，《大公报》1929年6月20日，第2版。
(60) 《整顿学风》，《大公报》1930年12月8日，第2版。
(61) 参见张晓唯：《蔡元培与李石曾》，丁石孙等编：《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5页。
(62)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9－180页。
(63) 已有学者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参见林辉锋：《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1913－1936）》，中山大学历史系，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9页。
(64) 朱偰：《北京大学的复校运动》（原名《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收入《北大旧事》，第138页。
(65) 《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
(66)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9—80页。
(67) 《北平新学潮》之《平市党部电》，《大公报》1929年2月21日，第5版。
(68) 《河北省政府致国民政府电文》（1928年12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第50页。
(6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第49页。
(70) 《河北省指委请废除大学区制》，《厦大周刊》第192期，1929年1月5日，第8页。
(71) 《废除大学区制度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之呈请》，《益世报》1928年12月30日，第16版。
(72) 《北平大学区制之试验》，《大公报》1928年12月23日，第1版。
(73) 《阎李张宜速来平负责》，《大公报》1928年9月11日，第1版。
(74) 《今后之北平》，《大公报》1928年7月31日，第2版。
(75) 《李副校长演说词》（1928年12月9日），《北平大学教育旬刊》第1期，1929年3月11日，第91页。
(76) 《本大学电二》，《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第1期，1929年3月11日，第46页。
(77) 《行政院训令》（十八年二月六日），《教育部公报》第1卷第3期，1929年3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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