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朽”之“德”考
王灿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三不朽”源自《左传》，是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人物评价体系。长期以来，“立德、立功、立言”中的“德”被单一解释为“修身”之“德”，这是不恰当的。此处之“德”应为创制优良制度文化，使其保持对民众和后世的长久福佑和影响之“德”。除此之外，“德”作为排名首位的“不朽”，其内涵亦贯穿“三不朽”中，先秦时期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基本上遵循着“德”的原则。
[关键词] 左传；“三不朽”；“德”
出自《左传》的“三不朽”评价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巨大，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讨论络绎不绝。长久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三不朽”中“立德”的内涵是立“修身”之德，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阐发，引用“三不朽”的说法用以评价历史人物。虽有文章对“三不朽”的思想来源做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但是其着眼点仍在于分析其产生的语境，对“德”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并无异议。[1]学界以“三不朽”为题的论文，基本上也没有针对“三不朽”的思想意涵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但事实上，“立德”仅仅只是立修身之“德”，这种近于望文生义的看法是否恰当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回到先秦文本本身，并借助古人注释，详细参详文本背后的蕴含，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
一、“立德”缘起
在先秦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三不朽”的人物评价标准均堪称是最有名的标准之一。这句话的出处是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2]（第1979页）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穆叔出使晋国，晋国大夫范宣子夸耀自家经历虞、夏、商、周四代直到如今，禄位从未中断，并问这算不算的上是不朽？叔孙豹说，那是家族的世禄，不是人生的不朽，并指出“立德、立功、立言”历经长久，才谓不朽。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与引导者，其自身的观念与行为对教学活动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有一部分教师已经认识到化学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然而，不同职称、不同年龄层的教师对这一教学理念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教师对生活化的教学方法接受程度越高，那么他的教学设计就会有更多的生活化体现，这样的课堂会更加轻松，学生更容易接受，对知识点的掌握也会更加牢固.少部分教师依旧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课本为绝对的主体，那么学生只能是学习有限的理论知识，化学的应用性、趣味性得不到体现，学生学习起来也缺乏乐趣，单纯是当成一门课程来完成.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二、从杜预“集解”和孔颖达“正义”看“德”
情境教学应用在教学过程中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学生可以通过情境提高代入感，达到更高效的数学学习效果。但是，现阶段情境教学的方法在数学教学中并没有很好发挥出其作用，并且在教师使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对于“三不朽”，唐朝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相较杜预而言，则有更为详细的“正义”：
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浅深为上、次也。大上谓人之最上者，上圣之人也。其次，次圣者，谓大贤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贤者也。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於上代，惠泽被於无穷，故服以伏羲、神农，杜以黄帝、尧、舜当之，言如此之类，乃是立德也。《礼运》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后代人主之选，计成王非圣，但欲言周公，不得不言成王耳。禹、汤、文、武、周公与孔子皆可谓立德者也。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於时，故服、杜皆以禹、稷当之，言如此之类，乃是立功也。《祭法》云：“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法施於民，乃谓上圣，当是立德之人。其馀勤民定国，御灾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记传称史逸有言，《论语》称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没，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当之，言如此之类，乃是立言也。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徙，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杨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虽经世代，当不朽腐，故穆子历言之。[2]（第1979页）
这个观点与老师课上讲的“发现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处。老师交给我们的方法是进行转换，及在前人已经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在思维上进行转换思考，这种转换思考可以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找到更多新的创新点，也使现有的理论与发现更加完善。
很明显，在杜预“集解”仅仅列出人名的基础上，孔颖达还进一步从意涵上对“立德、立功、立言”三者进行了解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於上代，惠泽被於无穷”，在同意服虔和杜预提出的“三不朽”例证之外，孔颖达认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与孔子也为“立德之人”，他们“法施於民，乃谓上圣，当是立德之人”；“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比如“禹、稷”，他们“勤民定国，御灾捍患”，在此处，孔颖达与杜预的看法稍有不同，在孔颖达看来，大禹创立了治山治水的法则，当归于“立德”之人。“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比如史佚、周任、臧文仲，在此基础上，孔颖达添加了老、庄、荀、孟、管、晏、司马迁、班固等人，认为他们“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这种解释，使我们对“三不朽”的真实涵义，尤其是对“立德”的意涵，有了较为合理的理解。下面我们将予以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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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孔颖达“正义”中对“德”的解释，是符合原文意旨的。首先，这种解释可以从中国古代圣王系列的排序上得到证明。一般认为，最早也是影响最为深刻的中国古代“圣王”是燧人氏、伏羲、神农、黄帝，而这四者都是在某些方面“创制立法”的伟大人物：燧人氏发明钻燧取火这一从根本上改进人类生活的最大之“法”，使先民们进入“熟食”时代，大大增进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伏羲则发明八卦、教人渔猎之，进一步从根本上夯实了人类的生活基础；神农则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并立市廛，首辟市场；而黄帝则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其他如尧、舜等都是在根本方面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对于尧和舜，姚中秋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说：“尧舜以前之华夏文明，茫昧不明，唯有存而不论。华夏治理之道，于华夏共同体凝聚之始，即见之于尧、舜二圣构造天下、治理天下的实践中。比如，他们的实践，清晰展示了天下意识，执中之道，协和之道，天道信仰，共治之道，以刑弼教原则等等。凡此种种，作为一个整体，即大体上构成了华夏-中国的治理之道。开端乃是历史的开端，而历史肯定不等于道，道无始无终。但开端毕竟最大限度地包孕了事物的本质，华夏共同体开端时代圣王之治理和思考，当最为直接地呈现了华夏治理之道。圣王之实践和理念既内涵了华夏治理之‘元理想’，也指明了华夏治理之‘元方法”。”[4]（第3-4页）如前所述，这些圣王之所以被后世视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圣王，是因为他们都创制了改变先民生活基本方面的最大之“制”与“法”，而且“法施於民”因而，他们才是第一等“大德”之人，后世生活须臾不可离其“制”与“法”，永受其福泽，因此，他们才会被视为真正永垂不朽的第一流伟人，这种逻辑岂不是完全可以理解并最为合理的吗？其次，作为《左传》的两种最早注释，《集解》和《正义》都首先应该被采信，除非有其他的反证可以推翻，这也是学术上的基本伦理。
从上述可见，“正义”对“立德”的解释，是最合情理和最符合历史逻辑的，我们应该采纳。
三、“德”之特征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篇》）[7]（第2510页）
由此可以看到，在城市软实力的各项要素中，文化作为关键组成部分，对软实力的质量和能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想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最大限度地提升城市软实力，对城市文化的营销是必不可少的。富有成效的城市文化营销，无疑是彰显城市精神特质、增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是它把“德”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功”放在首位，所以孔颖达说“大上谓人之最上者，上圣之人也。”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人物评价的基调。而且这种“德”，是把那些能促进、保证“人”之所以为“人”的事迹和人物作为第一等的“不朽”，这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境界，可以说是最深刻的、最有意义的评价标准。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5]
作为“立德”的代表人物，尧除了建立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治理水患和制定历法这些“创制垂法”外，在这一段引文里，对尧的评价，还突出地表现了其符合伟大统治者的“德”，首先他办事恭敬，明察四方，又能恪尽职守，与人谦让，这是个人的品德修养，但最重要的是，他能发扬美好的道德，使家族和睦。并把这种和睦之礼展示给百姓，使得他们都能明了这种和睦之礼，国与之间就会睦邻，百姓就会变得亲善和平。所以尧之德“仁恩被于苍生，德化敷于四海”。
《诗经》里同样是表现了这些思想，比如《大雅·公刘》：
二是“德、功”和“言”虽然都有具体的标准，但事实上三者都具有“德”的内涵。也就是说三者都贯穿了一个基本理念：无论是哪一种“不朽”，都要“有益于人类”。这种观点，在中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和《诗经》中都早有体现，比如《尚书·尧典》开篇说：
这一段虽然出自一个并不是很有名的历史人物之口，但是由于在后世《左传》成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因而在中国古代影响很大，此其一；其二，这一段话并非穆叔（即鲁国贤大夫叔孙豹，大致生活在孔子之前二十年）的独创，而是有所传承的，即叔孙豹所谓“闻之”，也就是说，叔孙豹是从古人那里学来的。而我们知道，鲁国是礼乐之邦，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礼乐传统。因此，这处“三不朽”虽然只是出自叔孙豹这个在中国古代史上地位并不重要的人物之口，但不意味着它没有出处或者不重要。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段话是叔孙豹对于古代经典和圣贤思想的传承。因此，它是有普遍意义的。
我们调取了2017年在本体检平台上购买任何自费加项的人群(10491人),为了减少基础套餐本身项目的数量对于研究的影响,排除了本身基础套餐项目较多、费用较高,或者自费加项描述不清晰的1175人,最后选取9316人作为研究对象,此人群的基础体检套餐均基于《共识》,一致性较好。
最后，科学优化教学内容。在教材的组织编写上突出典型职业能力所需的理论知识，在教学上突出核心技能要求的传授。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场所来加大专业技能课程的比例；依托“校中店”实训基地开展实景教学的综合实训；通过“师带徒”的形式提升实习学生的业务能力；通过实习岗位分段监控指导，来明确教学重点和难点；酒店则根据岗位生产实际运营情况通过“师徒制”有机地开展实践教学。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虽然叔孙豹提出了“三不朽”，但并未作进一步的解释，后人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对此进行了简要的注释：对“立德”，其注举例为“黄帝、尧、舜”；对“立功”，举例为“禹、稷”；对“立言”，则为“史佚、周任、臧文仲”。[3]（第1012页）这种解释，实际上已经使我们对“立德”有些疑问：“黄帝、尧、舜”之“德”，从其历史形象来看，绝非“修身立德”可以概括尽的，难道，他们之所以成为“太上立德”的第一层次的伟大人物，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修身”？这与史书中的记载也是不相符合的。那么，到底体现在何处？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传播影响方面，专业记者仍有较强的舆论引导能力。在突发事件中，其确认、定性、解决等都是由传统媒体引导的，尤其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通过真实的信息、高密度的的评论、新闻监督等来提高事件关注度和透明度，对事件追责、整改，促进社会公平进步。
这段话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一，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比“仁”更高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高的）“圣”，甚至连尧、舜都有些尚未达到这个标准，可见，这是孔子心目中对人物评价的最高标准；其二，孔子认为，比这个“德”低一些的“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正是后世心性儒学的核心内容），而“能近取譬”，就是“仁之方”，也就是说能推己及人，是达到仁的方式和途径。因而，从这段话中，我们能看到孔子并不是仅仅满足于修身养性的“小德”，而是有着更高的“大德”标准和追求。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诗经·大雅·公刘》）[6]（541-543页）
这里对“公刘”所为之事的评价，很明显都是从其如何“爱民”这一角度做出的。他带领大家迁居到宜居之地，然后又带领大家寻找水源地、定居、筑房、种粮、经商……，这些都是说公刘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周人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为民”，是先秦时期所有德行的归宿。在此，我们还可以稍举几例进行说明：
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7]（第2479页）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除此之外，“德”还有一些内涵。当孔门弟子南宫适以两个历史人物的不同命运作为题目来请教孔子时，孔子对南宫适“尚德”的历史人物评论标准做了高度评价，以下是这段话的全文：
应该注意的是，“三不朽”这种评价标准具有以下的几个特征：
这段对话提到的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分别是：羿是传说中夏代有穷国的国君，善于射箭，曾夺取了夏太康的王位，后被其臣寒浞所杀；奡是传说中寒浞的儿子，力气很大，善于荡舟（推船）水战，后来为夏少康所杀。孔子从南宫适的提问中，听出了他含蓄的道德评价标准：人之所以能获得善终并能造福后世，是因为他的品德而非强力——这种评价人物的标准就是“德”，即以德为尚，把道德作为人物评价的最高标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德”其实不应该空泛地去理解，而是要结合具体内容去分析：从南宫适所列举的大禹和后稷两位以“德”立身并为后世子孙开基的圣贤来看，他们的“德”并非空洞无物的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而是以造福生民和后代为最大德行。这点与后世人们所常误以为的那种传统“德行”论是有明显差异的。这实际是人类的最高道德，也是古今中外道德伦理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在绽放初期就能奠基于正确地基之上并发扬光大的最重要根源。我们从世界文明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文明如果其道德伦理体系建立在“力”而非“德”的基础上，或者尚“德”，但是其“德”却不是建立在正义和理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文明，都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即使能创造所谓的一时的辉煌，也会暴兴暴亡，而且缺少弹性，一旦崩坏，不能重生。延至后世的孟子的所谓“何必曰利”以至南宋朱子和陈亮等人的义利之辨，实际上都在沿着这个主轴进行和展开。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凡是真正能促进“人”之所以为“人”、能够以最大多数的“人”的福祉为出发点的文明，其生命就会永葆青春。相反，那些不以“人”为“人”或者不促进“人”之所以为“人”的文明，都难免中途夭折、崩塌甚至完全毁灭。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建立的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指标的多维度和全面性。参照《“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八大类基本公共服务，本文概括出四大类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对于各地级市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构建起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如表1所示。
三是我们从这个评价可以看出，正是“德、功、言”三个方面都蕴含了“德”的内涵，才能“不朽”。所谓“不朽”，其实就是永存于世上，但是，这种永存，不是我们当下习称的所谓“活在心中”，而是切切实实地活在“世上”，也就是他们的“德”是真正存在的，因为他们的所做作为只要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就一定会永存于世，人们会时刻受益于他们的，但是人们未必感念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于这种恩惠，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永存”要比仅仅视为活在“人心”中来得更实在、更丰富、更明朗、更自然。因为，一个伟大人物在当初“立德、立功、立言”之时，或许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必须要活在人们心里，而是出于一种济世拯危的本能或者志愿，这也完全符合我们古人所推崇的“施恩勿求回报”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三不朽”的人物评价标准，事实上一直是中国古代人物评价的基本框架，其先后顺序，并没受到质疑和改动。后世的一些人物评价名言，比如“文人无行”等等，其实都是在强调“德”的重要性；而对“周公”“孔子”等的尊崇，一直胜过那些以“功业”明世的将相甚至帝王，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然，这种评论方式和标准，到了近现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的“英雄”式评价理念的影响，受到了很多的质疑甚至否定，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德”的内涵及其延伸，渗透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其地位从未改变。
四、结语
“三不朽”的最大之“德”是创制立法，济世拯民，那么，对我们来说，当前，我们可以从“立德”说中得到以下启发：
首先，“德”不仅是个人品德修养的问题，更是一种入世、济世的博大胸怀和高尚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孟之所以汲汲奔走于各国之间，而不仅仅满足于穷居野处修身养性的“小德”，更是为了实践其“济世拯民”的大德，这正是蒋庆先生所言之“政治儒学”的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无数中国人脱离了贫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这是邓小平同志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大德”；之后的国家领导人继续沿此路径进行，比如现在政府一再推行的破除体制障碍、严控政府许可，“三证合一”等简政放权的政策，某种意义上也是从制度上所立的“大德”。
其次、既然立“大德”的途径是积极入世、济世拯民，那么，作为社会的一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在个人修养上，尽管这是基础，更要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中，积极发声，为政府和领导者提供更多更好关于改善民生、创立良好制度的建议。
再有，当前世界，科技创新是最伟大的推动力，而科技创新也是一种“大德”的体现，因为每一种真正的创新，都会开创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近几十年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普及，在根本面貌上改善了人类生活。现在，5G时代又即将来临，人类生活又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人对“德”的认识，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体现出巨大的预见性。
原来，琵琵仙早就爱上了年过四十的铁头大哥。铁头大哥妻子早逝，儿子年幼，因无妻室，生活多艰。但他对亡妻用情很深，这多年来拒绝再娶。琵琶仙多次表明心迹，愿为其子继母，均被铁头拒绝。今晚掌灯时分，铁头大哥又来闹春楼，把寄养在此的儿子接走了。因为一片痴情再次被大哥拒绝，琵琶仙很是伤心。说到动情处，琵琶仙声泪俱下，悲痛欲绝。
[参考文献]
[1]刘畅.三不朽：回到先秦语境的思想梳理[J].文学遗产，2004(5).
[2][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4]姚中秋.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5]王世舜，王翠叶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注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7][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简介] 王灿，历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K0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5-3980.2019.02.016
[文章编号] 1005-3980（2019）02-0092-05
收稿日期： 2019-01-24
基金项目： 河南科技大学2016年度人文社科高层次科研项目培育基金“先秦史学生活研究”（编号：13360043）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谢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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