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身心安顿方式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身心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1－0006－04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1](P92)，人生再长也很少过百年，如白驹过隙非常短暂，在生存发展中人又常常要遭受生存的艰难，要面临死亡的恐惧，于是，怎样活才能有意义，怎样死才能有价值？如何在滚滚红尘中定位自身？如何在现实境遇的逼仄中，开拓出生存之道以保有那份做人的尊严与高贵，使心灵获得安慰、恬静和坦然？作为有智识的生灵，人类从蒙昧时期便开始以各种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不同的地区与民族在各自文明体系的孕育与熏陶下，做出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回答，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身心安顿方式。就中华民族来讲，中国人安顿个体身心、缓解精神焦虑的方式其传统部分主要受到儒学的影响，儒家的身心安顿方式奠定了中华民族身心安顿方式的基调和底色。
一、儒家安顿方式的出发点：现世今生
儒家不慕鬼神，不讲来世，儒家重视的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现世今生中的“人”，他们认为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在由生至死这段有限的生命历程之内，人可以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不必仰仗某种救世主的帮助，人生价值就牢牢地掌握在活生生的“人”手中。儒家这种重视人生、人事的理性精神，与宗教对人生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基督教神学认为，人类因其始祖亚当和夏娃的过错而具有“原罪”，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是人天然便有的病态，人类能力有限，既无力认识它，更无力医治它，即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罪”中挣脱出来。只有得到上帝的恩典，并借助上帝的恩典来获得信心和意志，凭借此来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样才可以赎清原罪，在上帝进行末日审判之时，奔往上帝所居的天堂从而获得解脱。再例如：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苦海，生命和生存本身痛苦不堪，人从出生之日起便饱受各种痛苦的煎熬，只要由善恶果报构成的因果链条不断，痛苦便不会终结，只有按照佛法的指示进行修炼，达致涅磐的境界才能跳出轮回、脱离苦海。可见，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对现实的人生都持否定态度，或视人身为罪身，或视人生为苦难，个人必须借助于上帝或佛法的帮助才有可能从中超脱出来。在中华文明系统中，虽然外来的佛教和基督教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从总体来看，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地位的始终是儒学，是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儒家重现世、重今生的观念是中国人思想的常态。
在重现世、重今生理念的指导下，儒家为人生所开辟的努力方向一言以蔽之，便是“进德修业”。这样一种人生奋斗方向主要来源于儒家对“人”的理解。儒家首先将人理解成“道德人”，他们以仁德来定义人，认为人之异于禽兽之处就在于人有道德修养，在儒家视野中，懂不懂仁义道德是人与禽兽的界限，仁义道德践履程度的高低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儒家给生命赋予了一条道德意义上的超拔之路，在这条路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人手中，用《论语》的话讲就是“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人的道德愈完善，则其“成人”的程度便愈彻底，生命也愈纯粹、愈有价值；其次，儒家将人定位成“合群体性”的人，他们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中去思索和考察，认为个体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定位自身，只有在群体价值中才能彰显出个体价值。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认为人应该具备推己及人、及物，惠及群体，建功立业、心忧天下、兼济入世的历史使命感和情怀。总之，儒家重视现世今生，讲道德、讲责任、讲有为。儒家认为在生命这一有限的时间内、在现实的空间中，人应该尽量多做对群体有意义的事情，进德修业，死而后已，这就是儒家视野中生命的意义。
二、现世今生关照下的苦难与死亡
在成就德与业、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苦难，面对困难儒家认为不应退缩，而应该辩证、乐观地看待，并将其看作是成就大事业的必备条件。孟子的一段话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2](P295)对于在弘扬仁道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难，儒家总是抱着尽人事、听天命，尽力而为的态度去应对，并苦中作乐，孔子认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1](P70)，赞赏的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P59)的境界，孟子认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2](P309)，做符合仁道的事，尽心尽力、问心无愧也是人生一大乐。
儒家的思想都集中在人生、人事之中，而将死后的事情悬置，他们对待“死”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1](P113)，对待鬼神的态度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P113)、“敬鬼神而远之”[1](P61)，对待命运的态度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听天命。儒家这些思想主张的意图是引导人们将目光转移到更有意义的今生今世中。儒家的人生，是忙碌而充实的人生，孔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P71)人生被巨大的使命所充实，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在进行着积极的人生实践，根本就没有闲暇再去考虑关于“死”的问题，人生如此繁忙，以致于“死”在某种意义上竟成了难得的休息，例如《论语·泰伯》中记载的曾子的一段经历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曾子有疾，召门人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后，吾知免乎”。这样一来，死的恐惧便被冲淡了很多。
儒家注重现世今生，很少谈论“死”，但并不是不敢直面“死”，相反，为了仁道的实现，儒家比任何学派都更强烈地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勇气。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1](P37)“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P163)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P265)荀子亦云：“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3](P325)可见，在生死与道义、气节之间发生冲突时，儒家选择了以身殉道，没有丝毫的犹豫与彷徨。
三、儒家安顿方式落实：死而不朽
儒家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死亡，承认死的必然性和实在性。如孔子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4](P688)荀子曰：“死，人之终也。”[3](P273)但是，儒家对于死没有过多地去谈论，而是立足于现世今生，引导人们将目光和精力集中于人生奋斗，从群体利益着眼，鼓舞人们为了仁道的弘扬而不断奋进、乐以忘忧、死而后已。儒家认为在有生之年为了弘扬仁道而奋斗不已的结果，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死而不朽，对一个人价值的最高评价也就是其可以死而不朽。在儒家之前，中国已经有了浓重的鬼魂与祭祀情结，脱胎于这一社会背景的儒家，既没有完全继承传统，也没有完全背弃传统，而是围绕自己学派弘扬仁道的宗旨，对传统观念进行改造，提出了新的对“不朽”的解读方式，即理性的、文化的解读方式，这种方式既淡化了其中的迷信色彩，又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具体而言，儒家“死而不朽”的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宗接代——肉体不朽的寄托
儒家十分重视家庭亲情，儒家的最高价值“仁”，作为一种“爱”即“仁爱”其发源处就是血亲之“爱”。儒家认为父母子女之情最天然、最真诚也最持久，以父母子女之爱为爱的圆心，在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支配下层层外推，扩展到对其他人的爱，这样便可以使人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达致和谐状态。因此，儒家特别看重孝、悌的价值，即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P2)
儒家认为“孝”除了要在父母有生之年给父母以物质上供养、精神上尊重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要继承父辈的遗志，完成父辈未竟的事业，即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P7)在中国古代，子承父业也一直被世人所认可和称赞；其二就是要对死去的父辈乃至更远的祖先虔诚地祭祀，即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P13)儒家所主张的祭祀从形式上来看，与鬼神色彩弥漫的原始时期相类，但是实质内容有了很大的改换，向祖先祈求消灾祈福的迷信色彩弱化了，而哀悼和敬重的理性色彩突出了。“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1](P119)，通过祭祀表达是生者没有忘记父辈和祖先的这样一种感情。“孝”的这两方面的含义，从“死而不朽”这个层面上考量，是很有意义的，自己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的使命有自己的子孙替自己完成，这就好像自己还活在世上一样，面临死亡威胁的人想到这一点时当然会得到安慰，就像《愚公移山》的神话中所记载的：当智叟向愚公讲愚公年龄大了，将不久于人世，根本不可能完成移山的任务时，愚公非常坦然自信地回答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另外，自己死后，有自己的子孙年年在重大节日以及和自己有关的日子里对自己进行虔诚的祭祀，就像自己活着时一样，依然受到尊重，依然被家人记挂着，没有被遗忘，感受到死亡威胁的人想到这一点也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孝子不仅对父母要赡养、要敬重、要祭祀，而且对自己也要格外珍重，因为按照儒家孝道原则，孝子应该自觉地视自己的身体为父母所遗之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5](P49)。可见，在父辈眼中，子孙承载着自己的希望；在子孙眼中，也以继承父辈的遗志为己任，对父辈的敬重与怀念贯穿父辈的生前身后。在此意义上，子女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辈的生命在一代代子孙身上得以不朽。因此，在古代，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婚姻的主要目的，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P182)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因为没有子女，父辈的生命不能延续下去，并且将来也无人祭祀，将逐渐被世人冷落和遗忘，当然是大不孝。
中华民族在儒家的熏陶下通过传宗接代的方式来寻找永恒，出发点仍然是现世今生，生儿育女的任务，当然只能在活着的时候完成；想让儿女为自己尽孝，也要在活着时好好对子女进到教养的义务，才能培育出孝子；在生活境遇中，遇到艰难险阻，想要放弃奋斗拼搏乃至生存的念头时，想想自己对父辈和子辈的责任和义务就有可能重新获得希望。中国人尤其是古代中国人就是这样，通过传宗接代、血脉相传、家族延续，在子孙身上获得了不朽的感觉。
（二）立德、立功、立言——精神不朽的实现
人虽然可以通过繁衍后代、血脉相传获得肉体不朽的心理感觉，但在儒家的视野中，这只是一种低层次的不朽，充其量只能被一家一族所记住，更高层次的不朽是按照仁道的原则进德修身、建功立业、著书立说，这样获得的名声将名垂青史，被千秋万代所景仰，肉体虽然消灭了，但精神永垂不朽。《左传》明确表达了儒家这一“死而不朽”的思想，即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6](P197)
所谓“立德”，即以仁德要求自己，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后世会因慕其德而仰其人。“立德”既可以落实到大事上，也可以落实到小事上，在自身修养中，在为人处世上处处可以为“立德”做积累，这就是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三中所讲的“仁通上下”“仁或是一事仁，或是一处仁。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圣人便是大海水”。在“立德”这个问题上，有可能面临一种极端的考验，那就是生死与道义发生矛盾，面对这种情况，儒家主张从道德与群体的利益出发，毅然决然地选择赴死。而对个人而言，这样慨然赴死的回报，就是留下一个有“德”的名声，永远被人铭记，从而获得精神不朽的安慰。例如，伯夷、叔齐以绝食抗议推翻商政权的周朝，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以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获得了不朽的名声。《论语》中曾经有四次赞扬伯夷和叔齐，称赞他们“不念旧恶”[1](P51)、“不降其志，不辱其身”[1](P197)，是“古之贤人也”[1](P70)。汉初经学家韩婴在《韩诗外传》中对这种精神从现象、根源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评述，他说：“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杀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三子也，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显，则士耻之，由是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三者存乎身，名传于世，与日月并息，天不能杀，地不能生，当桀纣之世，不之能污也。”总之，儒家立足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讨论生与死的问题，用道德规范来衡量生与死的意义、价值。这样一种价值取向鼓舞着一代代志士仁人，舍己为人、舍己为国，为道义和真理勇敢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所谓“立功”，就是要建功立业，在有生之年成就一番丰功伟绩。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突出的表现在这一方面，儒者都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希望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以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儒家认为通过建功立业，肉体虽然消亡了，但所做出的业绩却惠及后世，为后世所铭记，也便成就了不朽。儒家对建立一番功业者赞赏有加，例如，对于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P152)荀子也称赞管仲是“功臣”。就儒家本身来言，其积极入世的动力之一就来自于要建功立业的一番雄心壮志。
所谓“立言”，即著书立书，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后世，这也是实现不朽的一种方式。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典型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司马迁。司马迁本来胸怀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为此他“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以求亲媚于主上”[7](P1179)。但是司马迁的梦想因为李陵之祸而毁于一旦，遭受宫刑的他从肉体到人格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羞辱，他说：“仆以此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7](P1182)在封建社会中，司马迁的境遇使他丧失了传统意义上建功立业的基本条件，但是追求死而不朽的愿望始终没有泯灭，他以“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8](P761)来激励自己，立功不成，便以立言成不朽，继承父业，完成《史记》。可以说，司马迁以自身的伟大实践，为追求不朽人生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总之，儒家不惧“死”，惧的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P166)；儒家也不忧“死”，忧的是“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2](P198)，即能不能像舜一样扬名于后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境界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名”来求不朽，一个人的死后之“名”实际上是对此人生前所做之事的总结概括，是此人的精神象征。在儒家视野中，能否青史留名，决定了生存价值的高低，而要获得立德、立功、立言之名都需要踏踏实实地立足于现世今生中的努力，可见，儒家“死而不朽”的命题看似关注的是死后，而实际上目光投向的仍是生前，具有强烈的此岸性，这与一般宗教对人的终极关怀有着天壤之别。
结语
儒家从不希求死后和来世的幸福，从不仰仗救世主的帮助。儒家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自觉的道德追求、崇高的人格理想、热忱的救世情怀和坚定的生活信念，而这些都牢牢地掌握在活生生的“人”手中。儒家为人规划的这种人生被道德提升和为群体建功立业的巨大历史使命所充实。在儒家的视野中，个人所遭受的苦难与生死同群体的价值、仁道的弘扬相比，太微不足道了，困难不过是建功立业的必备条件，死亡不过是人履行了做人的责任与道义之后的休息。儒家认为在有生之年为了弘扬仁道而奋斗不已的结果，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死而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肉体虽然死亡了，但却获得了千秋万世不朽之名声，这是儒家视野中对人生价值的最高评价。
儒家就是这样把个体价值放到群体中、放到历史的洪流中去考察，看重的是个体对群体的贡献，看重的是个体行为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而不是一己的得失，并以此来克服生存的焦虑和死亡的恐惧，在现实的社会人生中为人寻求到了安身立命之处，这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安慰系统的内核。儒家这样一种死而不朽的生死观，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活目标，引导人们尽力将自己短暂的人生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以争取多给世人留下些值得怀想、有价值的东西。这样一种精神信念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社会，一直在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给予我们民族以活在当时当世的意义。其不慕玄虚、面向现实的积极理念也为培育中华民族理性务实的精神做出了重大贡献。总而言之，“儒家从群体共存的立场出发，放弃了对个体不死和死后世界的探求，以建构现实的群体生活秩序为目标，将个人生命的超越落实到对群体生活理想的追求，从而建立起一种极度世俗化却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主流文化”[9](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