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视野下英汉文化差异本质探源
刘志成
(云南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差异的实质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由于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语言是‘纠缠着’精神的物质”，从语言学的视角研究不同民族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从而进一步揭示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文化差异的理据性、必然性。通过英汉语言及英汉思维特点的对比研究，揭示语言与思维是如何相互影响、保持一致的，为洪堡特“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提供实证研究的依据；此外，通过英汉语言与思维所诞生的自然环境的对比研究，揭示英汉语言与英汉思维产生差异的根源，从而为洪堡特“语言、人、大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点提供实证研究的依据，找到英汉文化差异的根源，从而更好地促进英汉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 英汉文化；差异；本质；思维
随着英汉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如何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跨文化交流最大的障碍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本研究试图从语言学的视角探索英汉思维模式的起源，由于“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1](p339)同时，“一个人思维的形式受制于他没有意识到的固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就是他自己语言的复杂的系统”。[2](p272)因此，从语言学的视角探索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不仅具有溯本求源的作用，而且对于揭示英汉语言系统所隐藏的观念系统，为洪堡特“人既创造出语言，又为语言所引导”[1](p5)等的理论提供实证研究的基础和理据，同时对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1)混凝土配合比选用不合理。按照规范要求，双块式轨枕脱模强度应不低于40 MPa，这就要求轨枕具有较高的早期强度。为节约成本，广宁轨枕预制场在轨枕C60配合比设计中采用了双掺(掺加粉煤灰和复合掺合料)，试验证明混凝土中掺加粉煤灰有利于提高混凝土和易性和耐久性，但不利于其早期强度的增长，轨枕脱模时易出现挡肩裂纹。
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众多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等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莫衷一是，各执一端，并没有达成共识。“语言是‘纠缠着’精神的物质。”[3](p24)这个著名的论断表明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
首先，语言是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生的，而思维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二者同生同灭。语言是抽象思维的承担者，是意义的承担者，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声音。人类的祖先能够发出多种不同的声音，但只有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时候人类发出的声音才是语言，因此，语言与抽象思维是无法分割的；没有语言，思维同样也不可能出现。尽管人类的大脑是人类进行抽象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但是抽象思维活动必须依靠语言这个物质外壳。如果没有语言这个物质外壳，思维活动则成为无本之木，无法实现。
其次，语言和思维各自所具备的特点亦表明二者不可分割。语言所包含的词法和句法正是思维特点的反映，可以说，一种语言包含了一种观念系统、一种思维模式；思维特点正是通过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的联结方式表现出来的。“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4](p38-39)
再次，语言与思维的特点是相互照应、彼此巩固、高度一致，二者是同质而异名的一个整体。“我们在着手研究思维和作为思维的体现者的语言的时候，一开始就不能把语言与思维看成彼此孤立的东西，而应当作为一个统一体。”[5]
综上所述，语言与思维是一个同质而异名的整体，二者必然相互照应，一定的语言特点必定会诱导出一定的思维模式，反之亦然。“语言研究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语言参与了观念的构成。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正是这类观念的总和构成了人的本质。”[1](p267)基于此，对不同形式的语言进行对比研究成为揭示不同民族思维模式的重要视角。
二、英汉语言与不同的体验来源
语言是天赋的、自治的吗？人类的语言与思维是如何诞生的呢？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6](p343)这表明，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基于人类的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而进行的，“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7](p34)
要考察一种语言与其相应的思维特点，首先就应当考察这种语言与思维所诞生的自然环境，“语言学必须首先考虑地理因素，确定每一语言的所在位置。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p346)
(一)英语诞生于“天人相争”的海洋文明之中
英汉民族思维模式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对待客体的态度上，英语思维受“天人二分”“主客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对待客体的态度往往是“消灭”“对抗”和“征服”等；而汉语受“天人合一”“主客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对待客体的态度往往注重“调和”“和谐”“共存”“疏导”等。
“天人相争”的心灵体验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观念结构和概念系统，而英语的词法和句法形式正体现了“天人相争”的思维模式。英语单词是完全符号化的，英文字母源于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则是由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的，它们均是一些抽象的字母符号，没有任何象形的味道，从这些文字上面看不到任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首先，你看到这种拼音文字以后，不可能立刻把这种文字跟外部自然界联系起来，因为它已经失掉了人这个主体和外部自然界客体之间息息贯通的诱导因素。”[9](p119)但是，“英语、德语、拉丁语等印欧语系的文字它们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它们的书写形式造成一种回环勾连，如溪水长流斩而不断的流线效果，容易诱导人们去注重事物的联系性”。[9](p120)此外，英语具有“天人二分”的特点，很容易诱导出“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
(二)汉语诞生于“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之中
中华文明发源于江河流域的河谷地带或者冲积平原之上，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等，这些地区水源充沛，土地肥沃。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这里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加上日照充沛，为农耕文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农耕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原始初民带来的最直接的心灵经验和身体体验就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定居生活方式。“中国，在其历史的黎明时分，同埃及和巴比伦一样，都是起源于大河文明的帝国……黄河造就了中华文明。”[10](p147)因为农耕文明离不开自然的恩赐，原始初民从天地交合、男女关系等现象中产生了阴阳交合、万物一体的意识。儒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甚至把自然人性化；道家积极参与大自然，甚至把人性自然化。汉语的语言文字系统蕴含了“天人合一”的概念，同样，汉语及汉语思维不仅是汉字产生的基础，同时亦决定了汉字的特点。
汉语的典型结构是方块形、象形及会意。“汉字的基本构成方式尽管有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但主要是根据以物取象、象形和会意的结构。”[11](p39)在表达较为复杂的事物时，为了克服“画成其物”的局限性，同时遵循语言的“经济和省力”的原则，人们使用汉字对事物进行抽象和高度的概括，“汉字最初的形式是对事物的描绘。现在所使用的普通汉字中有大量的字属于这样的图画，中国人称之为‘意象’……这些字在它们的原始阶段必定提供了更完整更详细的图画，为了使用方便，这些图画被省略成了很少的笔画”。[12](p33)汉语的字形特点有利于促进人对现实世界的形象思维能力和悟性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英汉语言与英汉思维
英语语法是刚性的、形合的，这些都是英语理性思维的语言学基础；汉语语法是柔性的、意合的，这些都是汉语悟性思维的语言学理据。
首先，从词法上看，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造字的基础意象途径就是“观物取象”，也就是从客观事物中提取主观意向。汉字虽有象形、会意、指事等造字法，但都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山”“石”“水”“门”“日”等都是典型的象形字。《说文解字》指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克服“画成其物”的局限，往往会对事象进行抽象和概括，同时为了遵循语言的“经济和省力原则”，会出现正面象形，如“大”“目”等；侧面象形，如“女”“马”等；俯视象形，如“车”“舟”等。某些抽象意义的词无法画出来，于是就产生了“指事”造字法。而“休”“林”“武”“尘”等均为典型的会意字，无不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以形状物、合形会意、象形为本”。“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是汉字意象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不仅是汉人心灵经验和身体经验的反映，而且这些心灵经验和身体经验也会在认知主体的思维当中形成一定的概念，从而又进一步强化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汉字对汉人心理意象的影响体现在如《礼记·礼运》的“人者，天地之心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等思维模式上。
(一)英语的分析性思维与汉语的有机整体性思维
1.英语的分析性思维
首先，从英语词法上看，在一个句子中，每一个单词都有自己独立的形式，即有词尾、性、数、格的变化，可以说，英语是以词为单位的。西方的建筑物，不管是埃菲尔铁塔，还是华盛顿纪念碑，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大写的“I”字，而且代表自我的“I”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大写；此外，西方人姓名的书写，总是把代表个人的“名”放于代表家族的“姓”之前，亦体现了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念。
英语民族受“天人二分”的思维影响，把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置于主客二分的地位，而且把客体作为认知对象不断地分解，直到分解到最小的单位，认为那就是世界的本体，比如原子，再由原子分析到质子、中子、电子等越来越微观的世界。这也就是西方还原论产生的语言学理据。从政治文化上看，欧洲可以实现经济上的统一，成立欧盟，但在政治上却彼此独立，注重个体，亦是分析性思维的具体体现。“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分析，西方分析思维比较流行，比较占势力。”[13](p339)
分析性思维往往会孤立地看问题，因为分析性思维首先把事物归入一定的范畴，然后深入地考察各部分、各细节，了解其规律和特点，从而为了解整体状况提供依据，因此，分析性思维往往是孤立的、片面的，可能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西医是西方分析性思维的典型代表，往往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分析性思维的实质是“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体现，分析性思维明确地区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现象与本质等，并把二者对立、分离开来，对二元世界分别进行研究。这些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均在语言中表现出来。
《新唐书》所记“拉纤县令何易于”的故事，也很值得后人玩味。四川有一个太守，喜游山玩水。泛舟宜昌县时，因船大水小，屡屡搁浅，便令县里派农夫拉纤。无意间，太守发现纤夫中有一白面书生，问是何人，那人答道：“下官是宜昌县令何易于，因春耕时节，农夫忙甚，抽人不易，故下官也来充一名纤夫。”太守听了，羞愧难当。
早期为刺激症状,后期可因关节突增生、肥大,骨赘形成直接压迫引起。以C3和C6脊神经受压最为多见,已成为高位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临床表现。
其二，受“主客二分”思维的影响，英语的词法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英语单词看不到任何象形的味道，不过这恰好有利于培养英语民族抽象思维和分析思维的能力。
其三，从英语句法上看，英语句法严格受到性、数、格的影响，英语句子的顺序可以倒装，但是句子成分的功能不会受到影响，主格宾格一目了然，如“He ran out of the building.”在语义真值方面等同于“Out of the building ran he.”因此，英语的句法特点决定了对英语句子的理解往往依据于句子本身，而不是句子所处的语境，诱导了英语民族注重事物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西方注重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causality)而不再注重事物的相互关联(correlation)，而中国仍然一直注重事物的关联性(correlativism)。”[14](p301)
2.汉语的整体性思维
散步走回旅馆。在即将分开的庭院里，她站在月光树阴之下，深黑瞳仁默默凝望他，心意难测。他迟疑是否要鼓起勇气去亲吻她的额头，她已开口，你是否有兴趣去我的房间小坐，喝杯中国茶。她主动提出邀约。
汉语“天人合一”的词法和句法诱导了整体观的思维模式，而整体观往往又是辨证统一的思维模式。从政治文化上讲，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追求大一统的传统，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认为，“天地万物皆一气耳”，这些均是整体性思维的具体体现，这些思维特点与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均是相互照应的。
人类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从印刷术时代飞快地进入了信息时代。然而数学等课程环节的教学却未能及时跟进；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需求，人才培养模式未能及时改变。以建筑专业为例，建筑承受人类文化精神之重，而数学就是他的基石，但是高职院校的建筑课程还是沿用传统思维，数学和专业联系不紧密，高等数学应用较少。高职学生本身数学基础差，高数学习比较困难，而高职数学教材依然沿用传统方法，没有根据专业需求和时代发展与时俱进，这显然会造成形成了被动式的学习方法，数学应用水平较差等问题。
其二，从句法上看，汉语是以语境为单位的，汉语没有词尾变化，没有性、数、格的变化，每一个词的含义取决于它与别的词的联系，即语境，甚至取决于语感，这与汉人注重事物的整体关联性思维方式(relational thinking)有关。例如，“The Chinese develop correlational logic，analogical thought，and relational thinking，which，though inappropriate to science，are highly useful in sociopolitical theory.That is why the bulk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philosophy of life.”[15](p1603)“在汉语里，上下文的含义是理解的基础。要想弄清语法构造，常常必须从上下文中进行推导；对汉语句子里的词，很少有可能根据其孤立的用法理解其意义。”[1](p169-170)
松嫩平原是一个潜水普遍分布的大型蓄水盆地，东部高平原和西侧的大兴安岭山前倾斜平原，既是山区基岩裂隙水的排泄区，又是中部承压水盆地的主要补给区。
其三，从汉语句法来看，汉语由于没有屈折变化，因此，汉语的读法、写法与理解都是多维的，从而诱导了非常辩证的思维。首先，汉语的停顿和标点。古汉语中甚至没有“标点”的存在，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地方停顿，意义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意义甚至是相反的，如“他赞成我不赞成”可以理解为“他赞成，我不赞成”，或者“他赞成我不？赞成”，或者“他赞成我？不赞成”等；其次，汉语的书写可以从左至右，亦可以从右至左，体现了辩证、多维的思维模式。
其四，从汉语的词法来看，很多汉字的写法如“回”“米”等，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是相同的字，体现了辩证、通融的思维模式。
可见，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往往会诱导出辩证统一的思维，老子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深刻地描述了这一点，“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是相对的，辩证思维与整体性思维是一致的。“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思考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15](p337)
汉语思维注重浑然一体，注重整体的关联性，如“情景交融”“书画同源”“药食不分”等，不注重对事物做具体的分析，如中医，不会分为内科、外科、五官科等。中医的整体性思维充分地体现在《黄帝内经》中，中医强调“天人相应”“四诊合参”“整体把握、辨证施治”等。此外，汉语的整体性思维亦体现在中国传统建筑的构建理念上，中国传统建筑往往强调与自然合二为一，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苏州园林的园内之景甚至通过借景实现与园外之景的和谐统一，观看中国传统建筑物，远远望去，更像一个繁体字的“無”，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
综上所述，由于英汉语言不同的句法和词法特点从而诱导了英汉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而思维模式的差异又进一步强化各自的语言特点，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二)英语理性思维与汉语的悟性思维
英汉语言的特征差异产生了其思维特征差异，而思维特征差异又通过语言特征差异体现出来。“在内在或外在的言语中，语言也起着组织思想的作用，并由此决定着观念的联结方式，而这种联结方式又在所有的方面产生着反作用。”[1](p267)
因此，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动态诊断煤矿的安全生产状况，预测预报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成为近年煤炭工业研究的热点，并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4]。当前，大数据技术在煤炭工业的研究与应用还处在初级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①主要涉及理论、模式、架构、硬件环境等内容[5-8]，而且相当多的成果专业单一，主要与安全监测或设备运行状态诊断的大数据分析有关[9-11]；②大数据分析过程与GIS的关联性弱，缺乏基于GIS的涉及“采、掘、机、运、通”和“水、火、瓦斯、顶板”的大数据集成分析可视化平台以及长期可靠运行的软件系统，不具备具有空间关系的可视化分析界面，不利于对分析结果应用的决策支持[12-15]。
1.英语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理性思维
主要措施设计包括：体型优化，配置通气、掺气减蚀坎，提高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和强度，施工不平整度控制，选用抗冲耐磨材料等。
英语句法的典型特点就是形式逻辑，西医的思维模式亦是形式逻辑的典型体现。西医疗法有理有据，步步推导，前因后果，一目了然，而且采用了微观定量分析法，显得十分科学合理。“西医考核脏腑血脉的有据；推论病形，绝无影响之谈；其药品，又多化学家所定，百用百效。”[16](p141)英语的这种思维模式与英语的语言特点是相互照应的。
首先，英语句法体现了非常严格的刚性和理性。英语句法的刚性主要体现在英语必须语法一致、意义一致、就近原则等。例如：
[例1]He is a student.They are students.(语法一致)
[例2]Two hundred dollars is more than she can pay.(意义一致)
《李仲文女》写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丧女，年仅十八，葬郡城北。后张世之代为郡守，其子张子长年二十，梦见李仲文女，二人遂共枕席。后李家于子长床下见女之一履，疑其发冢。子长说明情况，李、张二家遂共发棺。女体虽已生肉，却因时间过早，未能复生。小说中李家疑子长发冢的情节，与《牡丹亭》第37出《骇变》中陈最良疑柳梦梅盗棺、奔告杜宝的情节十分类似，而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则无此关目。
[例3]Neither you nor he likes music.(就近原则)
其二，英语句法必须是主谓结构。英语句子的主谓结构是英语“主客二分”的客体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The English sentence must have a subject and a predicate.This structure lends itself to the concept of the law of identity.”[17](p601)
其三，英语的句法是显性的，逻辑亦是显性的，而且逻辑十分有层次。简言之，英语的句法是典型的形合法，注重以形役义。英语逻辑的显性意味着英语的逻辑关系必须清楚地表现出来；汉语的逻辑是隐性的，因而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必须加上相应的表示逻辑关系的连词，如将“他不来，我不去”翻译成英文：“If he doesn’t come here，I will not go there.”译者在英译过程中，添加了表示逻辑关系的词“if”以及相应的时态；此外，英语逻辑的层次感也是十分重要的，如并列关系、从属关系、被动关系等都必须表现出来。例如：
首先，汉语悟性思维的前提就是“天人合一”。《黄帝内经》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等思想都是“天人合一”和“天人同构”思想的具体体现。汉语的悟性思维在汉语的词法中亦有充分的体现，汉字的最基本构词法就是基于“象形”，汉语构词法虽有“六书”，但“会意”等均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汉语的象形字正是汉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维的真实写照。
[例5]He likes the book which is written by her.(主从关系)
[例6]Seen from the hill，the school looks more beautiful.(主从关系和被动关系)
英语的这种显性逻辑以及逻辑的层次感亦充分地体现在英语民族的服饰上，如西装由衬衫、领带、马甲、外套组成，层次分明，充分地体现了显性的逻辑思维。
2.汉语是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悟性思维
(3)元素qij作为QoS的综合相似度是由概念语义综合相似度和数值相似度共同决定的。QoS综合相似度函数QMatch(mr,mp)为QoS语义综合相似度SSem(mr,mp)与QoS数值相似度DSem(mr,mp)的聚合乘积。当QoS语义可比时，数值匹配才有意义。当QoS语义相似度SSem(mr,mp)不变，QoS数值相似度越大越匹配；当QoS数值相似度DSem(mr,mp)不变，语义相似度越大越匹配。因此QoS综合相似度函数如下所示
汉语句法是柔性的，而且句子之间的逻辑是隐性逻辑，对句意的理解不仅要依靠语境，而且要依赖人的悟性。中医的悟性思维正是汉语悟性思维的集中体现，如“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18](p397)中医的悟性思维是主客不分、物我无别以及内外之差、俱已不存的体现。中医认为，医理的传授和领会并不在于口言耳闻，而在于“独悟”“独见”“独明”“可以意会，不必言传”。另外，中医的众多术语和表达，如“心法”“心源”“心中易了，指下难明”等均是中医悟性思维的具体写照。此外，中国的禅宗文化不仅是悟性思维的体现，亦是汉语隐藏的观念结构的真实写照。
[例4]He likes football，while his elder sister likes reading.(并列关系)
其二，汉语句法的柔性亦是“天人合一”思维的体现。汉语句法的柔性主要体现在汉语没有语法一致、就近原则等限制，没有性、数、格的限制；汉语句子的主语可以隐藏，甚至若隐若现。“西洋的语法通则是需求每一个句子有一个主语的，没有主语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国的语法通则是，凡主语显然可知时，以不用为常，故没有主语却是常例，是隐去，不是省略”。[19](p52)汉语句子主语的隐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主客合一。
其三，汉字由于没有性、数、格的变化，古汉语的句子甚至没有标点符号，因此，导致汉语的句法极其灵活，有些汉语句子可以左右通读，而且含义相同，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等。此外，由于汉语基本是单音节，所以同音字很多。因此也产生了仿拟等修辞现象和大量的谚语，诱导了悟性思维，如“默默无闻(蚊)”“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等。汉语中还有很多违反逻辑的表达，要理解这些表达必须依靠悟性思维，如“住四人(four people live in)”“救火(fire-fighting)”“在家养病(to recuperate at home)”等。《周易衍义·原序》指出，“得于耳提面命之际，悟于心领意会之表”等都是汉语悟性思维的具体表现。简言之，汉语的句法是典型的意合法，注重隐性连贯，以意统形，“汉语句子的构造完全取决于词义、词序和语境意义”。[1](p119)
原文中“历来备受推崇”和“在历代……指导作用”存在语义重复，“最古老、最杰出”又与“古代第一兵书”要表达的意思相近，如果亦步亦趋地直译，译文必然拖泥带水甚至可能造成逻辑混乱。因此，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原文信息加以调整：删去重复信息和冗余修饰语；将“最杰出”弱化为“one of the most...”。译者还要注意把握好删减的“度”，比如可以保留“兵学圣典”这一称号确保达到宣传的目的。
综上所述，英语是典型的形合语言，语法是刚性的，往往诱导出以推理、求证和定量为基础的形式逻辑和理性思维，而汉语是典型的意合语言，语法是柔性的，汉语的词法和句法诱导了汉语的悟性思维。“人既创造出语言，又为语言所引导”。[1](p5)
(三)英语的对抗性思维与汉语的调和性思维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区域，这里的土地被蔚蓝色的波涛包围，土地贫瘠、地形崎岖，可耕地十分有限，而且气候冬季湿润，夏季干燥，非常不适合农耕，是典型的海洋文明。但是这里海陆交错，海岸线长，海面波澜不惊，岛岛相望，非常适合航海。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而该地区的资源有限，内因和外因促使人们离开故土，扬帆远航去谋生。以家族和血脉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和氏族社会就这样解体了，而以谋求商业利润为基础的商业城邦慢慢地出现；而大海等自然力的凶猛和强大带给原始初民的往往是“天人相争”的心灵体验。“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里，把他卷入到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8](p134)文字是在语言及相应的思维特点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语言和思维特点不仅制约着文字特点，而且语言与思维特点也与文字特点保持一致。
1.英语的对抗性思维
英语的对抗性思维主要体现在西医的治疗手法上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西医对待疾病的诊疗方式往往是“征服”“消灭”“对抗”等，这在本质上是“天人相争”在思维上的反映。西医中具有大量的“anti-”(抗)“fight”(斗)“-cide”(杀)等为词根的医疗术语，如“pesticide”(杀虫剂)“antigen”(抗原)“anti-inflammatory”(消炎的)等。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也往往采取“对抗性”治疗，如西医往往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了解病因及相应器官组织的形态及功能的变化，然后靶向用药，去除病因，这样，简单直接，立竿见影，如果发生炎症，则使用抗生素杀灭感染的微生物即可。英语民族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往往是“消灭”“征服”为主，如美国的西进运动等。“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20](p12)此外，从英语民族使用的餐具来看，往往是刀叉，对食物进行切割、分解、征服，英语这种对抗性和征服性思维与英语的句法结构是高度一致的。
首先，从英语的句法来看，英语句法受到“天人相争”思维模式的影响，英语句子向外拓展。向外拓展的句法往往又诱导了认知主体征服外部世界的思维特点。英语的句式往往是定语后置，形成句子的末端重量，给人一种征服外部世界的张力。例如：
[例7]This is the girl whose father is a teacher who likes football which is popular in China which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years.
虽然例7的主干句是“This is the girl”，但从理论上讲，这个句子还可以无限往外拓展。
其二，英语句子常以物称做主语，亦体现了英语“客体思维”模式。“西方人生则与自然划离，而求能战胜自然、克服自然，这种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位，偏重于对客观事物观察、研究和探索的精神，逐渐形成了客体型的思维方式，即把观察自然世界作为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的中心”。[21](p62)例如：
[例8]An idea suddenly struck me.(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例9]Two gold medals have gone to Chinese team.(中国队已获得两块金牌。)
“质量安全与成本支撑双底线”是医院成本管理理论体系的原则，“双底线”原则进入了第一版《全国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管理办法》。其在强调医院质量安全投入的同时不能触及成本可支撑的底线，否则将造成医院基本运行难以为继的严重后果；反之，在讲究医院成本控制与节俭理念的同时，不能超越质量安全底线，否则将偏离公立医院办院方向，损害医院运行根基。
其三，英语向右拓展的句式、物称主语、主谓结构、英语词法缺乏象形意味等均是“主客二分”“主客对立”“对抗性思维”的语言学理据。
2.汉语的调和性思维
汉语的调和性思维主要体现在中医的诊疗手段上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中医对待疾病的方式往往是“调和”，这是“天人合一”在思维上的反映。所谓“和”，指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关系的和谐、平衡状态，是共存的，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黄帝内经》指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可见，中医的“和思维”实际上是集寒热、升降、通补等对立统一关系为一体的思维模式，“和思维”的目的是达到平衡，而肌体症状处于平衡则意味着疾病消退，《黄帝内经》还说，“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素问·三部九候论篇》提到，“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强调上中下和天地人必须一致，否则就是不健康的表现，这些思想正是“天人合一”思维的具体表现。
中医的“调和思维”表现在语言上则为众多的中医术语均带有“调”“和”字样。以《简明汉英中医词典》为例，里面带有“调”字的中医术语有51条，带有“和”字的中医术语有42条，[22]如“调心”“调整阴阳”“调中理气”“和血止痛”“和胃理气”等。可见，这些表达均是汉语“天人合一”思维的具体体现，均与西医的“对抗性思维”，即“天人相争”的思维恰好相反。汉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亦是“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老子》甚至指出，“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传统思维亦提倡对待战争应该“化干戈为玉帛”，主张以和为贵。此外，从汉人使用的餐具来看，主要是筷子，筷子是两支，代表阴阳。老子指出，“一阴一阳谓之道，冲气以为和”，可见，中国的饮食文化亦体现了深刻的和谐理念。
汉语的“调和思维”“追求和谐”的思维同样受到汉语的词法和句法结构影响，汉语的观念系统正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首先，从汉语的句法来看，汉语句法受到“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汉语句子向内拓展。“汉语句子呈现句首开放、句尾收缩的特征”。[14](p94)因此，汉人的思维模式往往更注重含蓄、内敛和保守。老子说，“(用兵)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内向型思维在待人处事方面更体现为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如“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对争斗，老子所谓的“水利万物而不争”等思想都是主张“平和”“和谐”观念的写照。
其次，从汉语句法方面看，汉语句子往往以“人称”做主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主体意识。中医思维的“天人同构”无不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汉语思维注重“事在人为”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意味着句子的主语必须由人来充当，如果主语难以确定，就使用泛指，如“大家”“人们”“众人”等，如果不能使用泛指，就会使用无主句，如“发现了问题，一定要改正”等。汉语的这种“主客合一”的主体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如《孟子·尽心上》指出，“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等。
综上所述，英语中“天人相争”的句法结构诱导出西学的“对抗性”“征服性”的思维模式；相反，汉语“天人合一”的句法和词法诱导出汉学的“调和”“和谐”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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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本研究从语言学的视角探索了英汉民族思维模式的差异，汉语思维模式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而英语思维模式的核心是“天人二分”，本研究对英汉语言与英汉思维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语言与思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相互影响、相互照应，语言特点与思维特点高度一致，可以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文化基因。此外，本研究亦是对“人既创造出语言，又为语言所引导”等观点的佐证，希望能为英汉民族跨文化交流以及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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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Into the Root Causes of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LIU Zhicheng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for Non-English Major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91，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es 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way of thinking.Because language and thinking are indivisible and “language is a matter entangled with the spirit”，it is not only feasible but also scientific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thinking patterns of different 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so as to further reveal the reasons of different cultures caused by different thinking patterns.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nd their respective thinking patterns can not only reveal how specifically language and thinking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but also how they are highly consistent，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s for Humboldt’s viewpoint of “every language contains a unique world outlook”.Moreover，through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birth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nd their respective thinking patterns，we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root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nd their respective thinking patterns，so as to provides evidences for Humboldt’s viewpoint that “languages，man and the earth are an indivisible whole”，we can also find out the root cause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ulture，so as to better promot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nations.
Key words ：English and Chinese cultures；differences；essence；thinking
收稿日期： 2019-03-12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英汉语言对英汉民族思维和文化影响实证对比研究”(编号：C176240104)；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质量提升措施实证研究”(编号：C176230100)
作者简介： 刘志成(1978-)，男，云南昆明人，博士，云南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3-0138-07
(责任编辑：舒 娜)
标签：英汉文化论文; 差异论文; 本质论文; 思维论文; 云南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