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实体理论归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体论文,理论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14)12-0001-10 技术属于人类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哲学是人类解释世界的重要智力领域。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名言倒不在于说哲学解释世界不重要,在于强调“改变世界”之于“解释世界”的优先性,或“解释世界”必须面对“改变世界”的现实要求。塞拉斯(Wilfrid Stalker Sellars)曾说,“从抽象程式看,哲学的目标是要理解诸物在取得自身名称的最为广泛的可能意义(the broadest possible sense of the term)后怎样以其名称的最为广泛的可能意义聚集起来”[1]35。当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技术以其名称的最为广泛的可能意义聚集或组织起来的,所以哲学不能忽视技术这一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 目前技术的“名称的最为广泛的可能意义”,是通过“技术革命”(technological revolution)的话语体系或政治号召赋予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以新的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和扩散为特质的技术进步话语,已把人类历史建构成为一部从前现代的农业革命和冶金革命到现代的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技术革命史。进入21世纪之后,沿着这一历史路径,人们更是以“全球技术革命”(global technology revolution),把“纳米-生物-信息-认知汇聚技术”(NBIC)作为影响人类的主导力量。这种预测在指向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指向了人类自身的改变。乔纳斯(Hans Jonas)把这种指向看作“(技术)革命的最后阶段”,认为“仅当这场革命指令发出,只要技术力量还现实地继续敲击一代代人将于其上演奏生命旋律(也许是宇宙中唯一的旋律)的基本键盘,那么反思什么是人类可欲求的和应当依据什么决定选择——简言之,反思人的映像,便成为较之以往对理解必死之人所承当的任何事情都更为紧迫的绝对命令”[2]41。在他看来,这是哲学的“第一宇宙任务”,所谓“走向技术哲学”就是要承当起这一任务。 目前技术哲学领域存在各种理论的词汇,如技术工具论/技术实体论、技术中立论/技术自主论、技术统治论/技术民主论、技术乌托邦主义/技术敌托邦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侧重或角度各不相同,且相互交叉或重叠。芬伯格(Andrews Feenberg)为了引出其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曾经把技术哲学的所有技术理论归结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大类。[3]3-6这里的“技术实体理论”是用来称谓经典技术哲学赋予技术以自主的文化力量的一种观点,但这种称谓并不确切,因为其“实体”概念在本质意义上包含了“自主”的含义。这与西方哲学传统赋予此概念的“独立”和“中立”含义并不一致。所以与其称其为“技术实体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技术本质理论”(essential theory of technology)。倒是以技术中立为特征的技术工具理论更为接近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实体”概念。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颠倒一下,赋予“技术工具理论”以西方实体哲学传统的历史含义,把它归为“技术实体理论”(substantial theory of technology)。技术工具理论在这里不过是技术实体理论在现代政府和政策科学层面的常识化主流观点表达,至于经典技术哲学的技术本质理论则不过是对技术实体理论的批判性哲学表达。对于技术本质理论留作另文考察,本文主要从西方哲学传统出发,对技术实体理论进行归置,然后把它作为支配技术革命话语体系的主流思维方式考察其当代表现及其困境。 一、技术的实体观念历史考察 关于技术哲学的历史,尽管富兰克林和马克思都以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观点而备受推崇;但是,从学科角度,人们一般把技术哲学的创立者地位给予了德国人卡普(Ernst Kapp)。因为他于1877年出版了第一本使用“技术哲学”一词的专著《技术哲学导论》。卡普的核心技术哲学观点是认为技术是人类器官的投影,这一观点受到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这一历史哲学核心思想的深刻影响。如果说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代表着西方实体哲学传统的顶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卡普的技术投影说回溯技术哲学的实体理论来源。 在世界万物的始基探索中,古希腊早期哲学家无疑隐含了实体概念。但是,第一个提出实体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本体论意义上,以隐喻的方式将实体与技艺联系起来。他的“实体”概念的希腊原文是“ousia”,该词的中文翻译也作“本体”。作为本体的“ousia”已为柏拉图用过,是指“理念”(eidos)的“ontoos on”(英译“being of beings”),也即“诸存在者(在场者)的存在(在场、全部拥有和能力)”。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实体”的“ousia”概念一致,都是指真正的存在。围绕何为真正的存在这一问题,后世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因此也有了对“ousia”的不同翻译。英译沿袭拉丁文,确定“ousia”具有“substance”(实体)和“essence”(本质)两种意思。对柏拉图来说,以“essence”理解“ousia”,突出的是“理念”。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不管把“ousia”翻译为“本体”还是“实体”,都是指“substance”。在他看来,实体是实实在在的可感知事物,它的独立存在,在于它不解释事物但需要其他事物解释自身,为此有了解释实体的形式、质料、动力和目的的“四因说”。 现代意义的“技术”(technology)概念,源于希腊语“技艺”(techne,意指艺术或手艺)。考虑到这种词源,自13世纪之后,哲学家们一直奉亚里士多德为解释技术实体的思想权威。在这里归于亚里士多德的技艺命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技艺模仿自然;二是技艺是自然的补充和完善;三是人工物与自然物之间的本体论区分,即自然物因其本性而存在,人工物因人的目的外因而存在。如果说,第三个命题是把人的意向、目的和需求看作人工物的外部原因,由此将其与因其本性而生成的自然物区分开来的话;那么前两个命题则表明人工物与自然物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在这种意义上,第三个命题与前两个命题显然存在着矛盾。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强调实体(或称被关联体),认为实体较之关联更为真实、实际或实在,关联(或称属性)相比于实体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或偶性的,既不进入实体,又不影响实体的本性,所以后世哲学家还是倾向于以他的“四因说”解释技术人工物的实体性存在[4]37:一是形式因,即“是其所是”的原理及其种,如球形是铜球的形式因;二是质料因,即“那种事物由之生成并继续存留于其中的东西”,如青铜对雕像、白银对酒杯之类的东西;三是动力因,即“运动或静止由以开始的本原”,如“制作者是被制作物的原因”;四是目的因,就是“所为的东西”。 按照以上对人工物实体的“四因说”解释,形式之于技艺的“本体性质”表现为“技术制作的赋形实质和过程”,质料之于技艺的作用是它的“基础地位、承受性质、承受能力和客观必然性”,动力之于技艺的角色包括“制作者的主动的制作能力”以及“技术制作的选择性、选择的中庸标准”,目的之于技艺的地位则是它的“权威中心地位”[5]81。在对实体概念的解释中,亚里士多德显然更为强调形式和质料两个原因。形式先于质料是第一实体,质料作为形式的原因是第二实体,因此万物不过是由质料追求形式、低级形式追求高级形式所组成的因果系列。在这种意义上,动力因和目的因可以归入形式因和质料因,当然对技艺的“四因说”解释也可以归结为技艺的形式和质料双重属性:“客体提供质料,主体提供形式;人类作为主体,主体本质作为形式因而起作用。”[6]25-31进入现代以来,西方哲学通过古今之争开始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对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进行发挥,把形式-质料关系转换为主体-客体关系(简称“主客关系”)。 主客关系属于西方认识论传统的重要问题,它使认知者(观察者)和被知者(物质世界)二分成为可能。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推演出了实体二元论:一是“我思”必然要依附一个“主体”(“我”),以表明“我”的存在,同时“我”作为主体具有物质广延属性,所以可以推出“我”是类似质料的“物质实体”,只不过这种实体的全部本质是思维或理性,所以又可以推出“我”是类似形式的“心灵实体”;二是“我”同时为“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这从“我”的“广延”和“思”属性推出,但“我”的“广延”和“思”双重属性不能互为还原或推演;三是“我”作为主体,仅在物质实体意义上与动物、植物和其他一切自然物一样都是机器,一旦超越物质实体范畴,进入思维、意识和理性层面便不再等同,因此除主体的思维、理性属性或心灵实体外,包括人的肉体在内的所有自然物均是客体。关于这里的“身体即机器”观点,笛卡儿指出:“许多不同的自动装置或运动机器,只是人工利用类似动物身体中大量骨骼、肌肉、神经、动脉、静脉或其他部分的少数零件设计制造的。对于那些了解这一过程的人来说,这似乎并不奇怪。由此来看,身体是出自上帝之手的机器。与人工发明的任何机器相比,这种机器获得了无可比拟的秩序,能够令人惊叹地自行运动。”[7]73在这里他把对物质实体的“机器隐喻”看作一种不证自明的认识论基础:一是就像钟表的运转来自其摆锤和齿轮的力量、运动和形式一样,我们仅仅通过分析其内部零件的相关关系就能理解人类和动物乃至一切物质实体的“上帝之钟”;二是与人工机器相比,身体机器的自我运动更为纷繁和精巧。 笛卡儿的这种机器隐喻赋予“机器”以一种非时间性的普遍特质,也即其内在机械运动规律,而这种规律诉诸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或通过机器推演的物理科学建构是可以加以把握的。这正是人类与动物的不同所在。正如笛卡儿指出动物的超乎寻常的物理能力“虽然可以做出许多与我们一样也许更好的事情”,但它们“不是通过知识,而是通过处置其器官行事:因为理性是任何时候都能发挥作用的普遍工具,器官的处置则因行动不同而不同”[7]74-75。必须要看到,“机器”首先是以一种技术人工物成为现代人的普遍生存条件的,因此笛卡儿的“机器隐喻”实际上把“机器”推到了为工业革命或现代技术革命建立原则的崇高地位,使“无数的设备的发明”成为可能和使“我们自己如其所然地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由此“我们无需费力就可以享受地球的各种成果及其所有商品”[7]78。在笛卡儿那里,由于通过“机器隐喻”不加解释地转向了主体对客体的技术关系或主体以技术方法或手段控制实体的认识和行动关系,所以人类身体“无需引导意志就可以运动”这样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反过来成了激励人工机器技术进步的方向或动力。 笛卡儿的机器隐喻由于赋予了主体的意识、思维和理性存在对客体的先验性或优先性,所以他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关系包含了理性模式对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主导地位,强调的是理性的机械世界理解。与笛卡儿对主体的理性存在优先性的认识论不同,培根显然看重主体的经验存在,更加强调经验的机械世界改变,把经验观察和归纳方法论上升为普遍工具,提倡“使一切物尽可能发挥效用”(effecting all things possible)。无论如何,他们都保留了人的主体的影子。18世纪,启蒙运动后,人们开始强调以经验科学和批判理性,突出向自然学习的方式和人在自然中的能力地位。康德为此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概念区分,对笛卡儿以来的主客分离进行分析,主张将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认为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是在认识过程当中同时获得自己的客观实在性的,只是主体之于客体在进入认识过程之前是一种蒙昧。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把“启蒙运动”展示为一种人类理性和科学信仰激发,强调“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8]22 沿着以上路线,黑格尔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命题,认为主体的精神是实体的本质,也即“绝对精神”、“绝对知识”或“绝对真理”。黑格尔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9]10-11。通过这一命题,他把现代世界的本质归结为“主体性”(subjectivity),“说到底,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挥”[10]20。这种主体性包含的个体性、合理性和行动性,要求对任何客体的自由驾驭和控制。可以看到,就技术来说,到了黑格尔这里,西方哲学实体理论已达到了这样一种高度:人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由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因为他“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1]120也就是说,人类发挥主体性原则可以把技术展示为一种自身自由支配自然的力量,因为按照笛卡儿的“身体即机器”或拉美特利的“人即机器”的科学物理主义观点,遵从人类之外的机械力学规律,技术便成为人类身体这个“出自上帝之手的机器”的外化手段。 按照笛卡儿的实体二元论,显然不能把身体机器与人工机器相等同,或说人工机器达到身体机器那样的高度将是技术追求的重要目标。按照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命题,卡普将技术看作主体的人的摹本或人的器官的外化或物化,其意正是要表明追求身体机器高度的技术目标或彰显主体性的伟大力量:“工具与器官之间形成的和尚待揭示和强调的内在关系(尽管这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的发明,不如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发现)是,人类在工具中不断生产了自身。由于器官作为一种控制性因素,其作用和力量不断增长,所以一种适当形式的工具只能源于器官。”[12]44-45在他看来,不仅箭、矛、桨、铲、耙、犁和大锤、钩子、碗、锯齿、唧筒等简单工具源于胳膊、手、指、掌、牙齿和心脏的延伸或投射,而且蒸汽机或火车头、铁路、电报等复杂机器或系统是对人体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的模仿。这也许在技术上并非有意而为,但由于技术被看作身体的延伸,所以不仅强化了人的物理能力,而且在哲学上也推高了主体的地位。这样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到黑格尔,西方哲学传统对技术的实体理论解释或描述便从自然摹写达到了身体摹写的高度,也使技术本身不仅能够操作自然,而且能够完善和发展人类自身。 二、技术作为实体的主要原则 西方哲学传统赋予技术实体的基本原则不外乎四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是独立存在的。按照西方实体哲学传统,实体的存在仅需自身而无需他物。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概念,技术实体的独立存在受其内在的实体-属性规定支配。实体具有属性,实体的独立存在因其属性而有意义,当然属性也不能离开实体而独立存在,此即形式作为第一实体和质料作为第二实体的关系。正如花的颜色是花的属性一样,金字塔的高度是金字塔作为技术人工物的属性。进入一般技艺中来,目的是通过人工物属性达成的。正是因为如此,乔纳斯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这两个古老概念区分出技术的两个主题:“(1)技术的形式动力学(formal dynamics),技术是一项持续的集体事业,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推进;(2)技术的实体内容(substantive content),它涉及各个方面,包括带给人类使用的各种物,授予的各种力量,开启或规定的各种新奇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变换了的人类行动方式。”[2]34这里的技术的“实体内容”其实是实体-属性,实体的部分是技术自身的“运动规律”,属性的部分是技术人工物及其各种力量,当然这种属性可以服务于人类需要或目的。至于技术的“形式动力学”则表明,技术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发挥,也即借助人类之手,按照技术实体内容的“运动规律”,进入不断变革中,从而表明技术作为实体是以一项集体事业的合理性和有用性形成的独立存在。正是因为技术是这样一种独立存在,所以现代技术变革才表现为从机械技术、化工技术、电气技术、电子技术和核能技术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序列变化。也就是说,技术实体的独立存在,通过质料追求形式从低级到高级的这一个变革过程,可以一直通向未来。这里的技术变革,不过是技术实体不断展示其属性并以不同属性服务于不同目的的客观过程。也可以这样说,正是亚里士多德的隐喻式的技艺实体概念解释预设了以后不断的技术变革过程,所以自古希腊黄金时代以来,主导西方现代技术世界的不是柏拉图,而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哲学思想。 技术的实体-属性关系表现出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但自现代以来这一普遍规律表现为对理性模式的不断突破和不懈追求。此即技术实体的第二个特征,即技术是理性的。乔纳斯对技术实体的形式-质料概括,显然对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技术做了区分:“现代技术是一项事业和过程,而早期技术是一种拥有和状态。”[2]34这里人类为了生存对人造工具的实体-属性的拥有和使用对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技术都是适用的,但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技术的不同在于,后者表现出来的工具发明和改进由于“根本不存在一种‘自然科学’作为不断成长着的理论身躯指导半理论的前实践活动及其社会建制”而总体上长期处于一种“技术饱和点”上(尽管偶尔也会出现突发性变革),前者则由于有了这种科学以及前实践活动的社会建制而具备了“无终止进步”属性。[2]34-35这里的科学不仅是指通常的自然科学,也是一种现代机械世界观。牛顿经典物理学表明的是每种物质实体都是均匀空间的唯一占有者,它按照力学的普遍法则进行运动,因此可以根据力学的普遍法则认识或理解各种物质实体的运动和属性。这意味着不仅可以通过应用这些法则扩展各种新颖的理性知识,而且还可以应用这些知识制造出各种新奇的技术人工物。无论是笛卡儿的“身体即机器”还是拉美特利的“人即机器”,抑或是卡普的“器官投射”,指向的都是现代技术以机械世界观为指引的发展方向,也即应用理性的机械世界知识,制造出适合人的不同需求的“抽象人工物”或“理性工具”。 尽管现代科学到今天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人们一直保留了纯粹科学(理性知识)对技术的优先性。对于技术实体观念来说,这种优先性包含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把技术看作纯粹科学的应用领域,也即一种技术实体的展开逻辑是从纯粹研究(基础科学)到应用研究(应用科学)的理性发展程式。这一程式自17世纪到18世纪表现为以理性知识或抽象概念研究为动机的纯粹科学(自然哲学)对具体生产生活应用领域的启蒙,进入19世纪后逐步表现为纯粹研究对应用研究的意义,直到今天“基础科学-发明-创新-开发-生产-扩散-结果”这样的线性技术模式更是成了科学共同体、技术开发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同话语。正如V.布什(Bush)指出“进行基础研究并不考虑实用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出“普遍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但这种基础研究必然为应用研究提供“解答大量重要实用问题的方法或手段”。[12]51按照这种科学对技术的优先性观点,只要自然科学不断地从新的深度上展示物质实体世界的新维度,现代技术作为一种集体事业便可以持续地从科学那里获得推进的无限潜能。 技术实体的独立存在和作为理性知识的结果,同时要求我们不能对技术做出价值判断。由此不难推出技术实体的第三个特征,即技术是中立的或中性的事物:技术是一种用来服务于外在的使用者目的的纯粹工具或手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技艺作为对自然的摹写,是对自然的超越或完成了自然不能达到的完美或精进,但自然物有自身的目的因,技艺只有外在的目的因。因此技术实体特别是技术人工物的独立存在,与自然物或人类身体的不同就在于,它自身没有内在的价值蕴含,它服务的实体价值(如使用者目的)外在于技术本身。笛卡儿的“身体即机器”、黑格尔的“劳动”、卡普的“技术投影”等,也都沿袭了这种技术实体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技术作为一种纯粹工具,与它被使用而得以实现的各种目的没有关系,只是偶然地以自身的功能属性与各种目的相关联。例如,核技术的功能属性是产生能量,与目的没有关系,究竟是用于核电还是制造原子弹,那是使用者的事情,与该项技术无关。与政治制度、法律、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很难转移到其他社会情境不同,技术的功能属性在任何社会政治情境中都是有用的,它在不同背景下可以自由转移,这种自由转移仅仅取决于转移成本。进一步说,技术可以与社会、文化、政治和伦理分离而独立存在。就现代技术来说,这种独立存在的中立性通常被归因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理性发展程式。既然纯粹科学研究作为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探索,体现了理性知识的真理的普遍性,那技术作为这种知识的应用领域,便可以在任何社会情境中都能保持、追求与理性知识同等的认知状态和有效性。现代技术这种普遍的工具理性追求表明,同样的效率标准或衡量标准适合于任何社会情境,在任何时代、任何文明和任何国家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效率。 概括地说,在“形式”方面,技术展示的是人类作为主体的理性行动的实践逻辑和使用工具达到效率最大化的合理选择;在“质料”方面,作为主体的人类适应其作为客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最大的工具供应不断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前者表明技术之于人类发展的效率是一个变量,后者表明技术的效率必然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价值所限制。毫无疑问,“不能同时使两个变量都达到最优化”这一经济学原理同样适合于技术发展,也即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非技术变量,必然会付出降低效率的代价。不过按照技术中立原则,“技术领域能被非技术的价值所限制,但不能被这些非技术的价值所转化”[3]5。也就是说,既然技术依赖的是可证实的理性的因果命题,那也就可以循着这种因果命题的必然路径,推断出技术实体的第四个特征,即技术发展是可预测的。技术实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必然是一种“自我生成系统”,也即它遵循的是“技术繁殖技术”的工具生成逻辑。亚瑟(W.Brian Arthur)为此提供了四方面论证[13]:一是各种技术都拥有一种“递归结构”;二是每种技术都各有其“生成法则”;三是各种技术团体形成各自“领域”;四是存在一种技术对另一种技术的“生态选择机制”,现有的技术由此通过“锁模”(mode-locking)而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需求路径,最终成为各种技术的生态“向量”。技术的“递归结构”是指每种技术都可以还原为其亚技术或基本单元,它的“生成法则”在于其不同的亚技术结合生成新的技术领域(如生物学和化学结合生成生物化学);技术的“领域”是用来表明某一技术致力于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特殊结构-功能属性,它的“生成法则”就在于它会因重大创新而得到重组(如飞机技术产生雷达技术);技术的“生态选择机制”是对技术创新发展的生物进化论隐喻,它的“生成法则”在于老的技术形态借助“锁模”最终会融合为新的技术形态。只要对技术领域的重组机制进行研究,把技术作为递归系统,分析其组成要素,对技术的复杂系统进行数学建模,就能预测技术创新方向。技术的这种可预测性在今天无疑已经汇入创新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并成为技术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础。 三、后人类技术的实体式预测 技术实体概念的核心原则,是技术的独立存在。这种独立存在进入现代以来由于理性科学的指导使技术呈现出中性特征,当然也由于这种理性和中性表现出自我生成机制和可预测性。如果说技术的独立存在成就了技术主义的话,那么技术的理性、中性和可预测性则成就了技术理性主义、技术中立主义和技术未来主义。所有这些原则不过是要表明,理性的技术作为人类的一项集体事业是主体对客体的操作或控制能力。按照这种技术实体理论归置,尽管人类目的外在于技术实体,但技术作为纯粹的工具或手段总是要服务于人类主体的实体价值,所以人类对技术创新发展的预测或设定总是通过不断打破手段-目的的平衡来寻求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对此,乔纳斯指出:“手段对目的的关系并不是单线性的,而是循环的。那些熟悉的长期的目的可以通过由自身激发而创生的各种新的技术获得更好满足。但是,同样的——也越来越典型的——是,那些新的技术仅仅因为提供了自身的可行性,就可以启动、创造甚至强迫形成此前从未想象过的目的。因此技术增添了人类欲求的特有目标,包括为了技术自身的各种目标。特别是后一点更是表明了如下辩证发展或循环情形:最初因技术发明而无端地(也许是偶然地)形成的各种目的,一旦并入社会经济需求菜单中,便会变成生活的必需品,并要求技术来执行进一步使实现它们的手段更加完美的任务。”[2]35按照以上陈述,相比于服务于它的手段来说,人类目的显然有着更高级状态的未来指向。所以如果将技术实体理论纳入人类主义(humanism)范畴加以考虑,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技术对人类的积极的社会影响,总是被置于技术革命话语的中心地位甚至被放大。也就是说,人类主义依据技术的可预测性原则,仅仅围绕技术的外在的积极社会影响,便可以以技术的未来前景设定人类的未来前景。 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典人类主义无疑是一种理性人类主义,它诉诸技术实体概念只是在理性知识的应用意义上强调以技术的实体-属性或结构-功能达到以主体控制自然的外在目的。随着对经典人类主义的不断改造,人类主义越来越被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所取代。后人类主义超越经典人类主义,开始从关注理性转向关注技术,从关注操作自然转向操作人类自身。赫胥黎(Julian Huxley)较早在《无需天启的宗教》(1927年)一书中,以“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表达了“超越人种”的思想或观点,力图突破经典人类主义的生物学生命和物理学能力。按照这一思想,后人类主义试图造就一种以新技术超越人类生物学生命和物理学能力的“技术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echnology)。 未来学家FM-2030在《你是过渡人吗》(1989年)一书中认为,“超人类”(transhuman)不过是对新的进化物种的最早表达,它借助新兴的技术、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最终要过渡到所谓的“后人类”(posthuman)状态。莫(Max More)于1990年以这一假设为思想基础,把超人类主义确立为未来主义哲学,掀起了一场支持以新兴技术增强人类能力以及避免人类缺陷(如残疾、疾病、痛苦、老化和偶然死亡)的国际文化或哲学运动。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认为,所谓“后人类”是这样一种“存在”,即它拥有一种“大大超越目前任何人种并不再需要诉诸新技术手段所能获得的最高力量限度”的“后人类能力”。[14]108他是如此相信机器人学、信息通信、修复术、人工智能机器、纳米技术、基因操作、人工生命等“后人类技术”(posthuman technologies)的未来发展前景,以至于2013年6月与其两位同事决定付钱给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奥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让该基金会在他们死后冷冻保存其尸体,等待“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出现后足以使他们复活。 博斯特罗姆等人之所以相信“技术奇点”的时代到来,是因为德莱克斯勒(Eric Drexler)基于其1986年的纳米装配器设想而做出的技术预测:“在某些方面,未来的技术非常容易得到预测。计算机将变得更为快捷,各种材料将变得更加牢固,药品将治愈更多疾病。在纳米尺度上操作分子和原子的纳米技术,将在这一未来前景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使所有这些技术都能得到巨大改善。”[15]这种预测实际上是对NBIC汇聚技术的充分想象:纳米装配器的开发将能在纳米量级上制造出各种功能的机器人,纳米机器人可以进入人体内部实现治疗人类各种疾病、减缓衰老和冷冻病人复活等功能,甚至按照完美的“后人类”理想对人体进行再设计,从而制造出超人类智能机器,那时人类的时代或迟或早都会终结。库齐韦尔(Ray Kurzweil)为此更是认为,这种“技术奇点”其实并不遥远,就在2045年,届时它“将使我们超越自身的生物体和大脑极限,获得控制人类命运的力量”,因此“只要需要,我们就可以不休”[16]9。 后人类主义的“技术奇点”预测,作为技术实体理论的一种当代表现,不过是设想了超人类智能的“技术实体”。在后人类主义那里,NBIC技术的融合不仅能增强人类智能,而且还会产生具有超人类理智能力的“存在物”。这里所谓的超智能技术依赖于人类生物学变更、人-计算机界面、信息系统突显等一系列技术“递归结构”改善,一旦达到某个“技术奇点”,就可以以指数增长的变化速度达到人类精神的心智水平,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超智能机器”,从而实现堪与人类智能早期兴起相比的人类进化突变。这种突变不是来自天然的自然进化,而是来自纯粹的技术变革(如人工智能、生命合成或理智上传等)。从非人的缺乏持久的“主体”经验的工具进步看,超智能机器这一技术能力强化的历史突破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对于后人类主义来说,经历了“奇点”之后的“后人类”远不是停留于这种工具水平上,它绝不是缺乏理性能力的非人类的“灵长动物”,而是拥有公平、正义、博爱等类人尊严的“实体”。这显然已经超越了技术实体理论对技术不做价值判断的中立性原则。因为人类主体并不只是拥有赤裸裸的身体躯壳,还具有把时间和空间的主体形式下的感官经验合成和统一为共同的客体世界经验的超验功能。同时作为主体的思想者即使不提供感官信息综合,也可以拥有对其感官情绪施加影响的智力活动或生活。 按照西方哲学的实体理论传统,无论是感官经验的超验功能,还是非感官的自在直觉,都表明人类的第一人称的主体性并不排斥激进的非主体的技术介入。只不过这种介入必须以主客关联为前提,所谓独立存在的超智能机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越这种主客关联前提而具备人类的尊严特质。但是,博斯特罗姆还是为此提供了一种技术实体理论的辩护:“站在超人类主义立场上,并不需要对强化人类生命的技术手段与其他手段做出深入的道德区分。通过捍卫后人类的尊严,我们只是要推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慈善伦理。这种伦理既包括未来从技术上改性的人们,也涵盖当代人种。我们也要从我们的道德视野中驱除扭曲的双重标准,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捕捉为推动人类进步存在的各种机遇。”[17]213-214这种辩护实际上拓展了经典的理性人类主义、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抛弃了人们对人类与后人类之间的道德区分,只是预测或设定了“后人类技术”潜在的积极社会影响。这虽然在伦理学上显得多少有些苍白,但它基于技术实体理论的可预见性原则,再明显不过地强调了操作或控制自然和人类本性的未来技术指向,从而强化了技术乐观主义这一现代社会主流的技术文化态度。 四、技术社会控制困境及出路 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既然涉及伦理或道德问题,那么对技术的社会影响而言,人们便不会仅仅接受其积极的社会影响认同一面。就当代技术的广泛影响和意义来看,批判的理论家们更加关注的是技术对人类的健康、自由和环境的潜在的消极影响或风险问题。其中,佩博雷尔(Robert Pepperell)以“后人类状况”(posthuman condition)替代后人类主义,进行了某种后现代批判。这里的“后人类状况”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18]171-172:一是世界的终结不是人类自身的终结,而是“人类中心”的世界终结,或者说是长期以来信仰人类无所不能和人类独特优势的“人类主义”的思维终结,只是这种终结并不会如后人类主义预测的“技术奇点”那样戛然而止;二是生命进化过程不是人类基因组的毁灭或以机械的生命形式取代有机的生命形式,而是人类在一切文化和技术生存意义上与机器系统的有效融合或取得类机器的人类能力;三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世界开发方式不是人类中心的环境奴役和世界征服,而是倡导妇女解放、动物权利、环境保护等,因为毕竟伤害他者就是伤害自己。佩博雷尔由这种状况认为,后人类主义提出的棘手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能够开发出与人类相当或超越人类的机器”(这也许是可能的),而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发这样的机器和应该赋予机器以何种目的”[18]172。 波佩雷尔的上述对技术的追问方式,显然展示出技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技术乌托邦主义/敌托邦主义、技术崇拜症/技术恐惧症的文化对抗,展示出了技术的积极/消极、正面/负面的双重效应。这种双重效应自美国女生物学家卡尔逊(Rachel Carson)于1962年发表《寂静的春天》后,就开始在全世界成为公众热议的重要话题。即使是在中国,当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经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于1999年通过后,技术的双重效应也以“双刃剑”的隐喻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该宪章把技术“双刃剑”看作建筑学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那就是由于“技术的建设力量和破坏力量在同时增加”,所以“如今技术已经把人类带到一个新的分叉点”。围绕“双刃剑”这一隐喻,我国学界就具体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包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和纳米技术以及一般的科学技术展开各种技术-价值论争。对于这种论争,鉴于技术实体理论的主导地位,吕乃基把“双刃剑”效应的原因归结为“因技术自身之故还是因技术使用者之故”问题。在他看来,这一问题表现为“人利用一部分自然反对另一部分自然;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人反对自身”,由于这些“双刃剑”的背后“都有人的身影”,所以只要技术继续发展,就会指向作为人的“控制者自身”。[19] 按照技术实体理论,技术是中立的手段或工具,技术的负面效应外在于技术实体,所以不能由技术自身负责加以解决。这样就把技术的双重效应问题引向了作为人的主体范畴,其解决途径当然就成了人类主体对技术的外部社会控制。按照技术中立原则,科学、技术与社会相分离,科学是基础和前提,技术是科学应用,科学是提出问题,社会是技术的外部因素,所以只要控制科学这一根源端,就能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问题。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双重效应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技术的社会控制开始以“技术评估”(technology assessment)方法出现。技术评估是一种综合性技术决策方法,通过技术的双重效应评价来影响技术决策和治理实践。这种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重大技术或工程决策的一个必要环节和法定程序,并以技术评估机构建立和相关法律制定实现了制度化。但是,这种社会控制不得不面临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提出的“控制困境”:“一项技术的社会结果无法在其生命早期预测到,但等到发现并非人们所期望的结果时,该项技术却常常成为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对它的控制极端困难。”[20]11 科林格里奇的上述“控制困境”,包括如下三个命题:一是时间命题,即由于一项新技术的个体发育过程是从“开发”到“扩散”的时间序列,所以技术能否得到控制取决于推动这一时间序列的科学认知程度;二是知识命题,即在技术创新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对该项技术的足够知识,因此对其社会效应很难做出预测,以至技术的社会控制只能在技术创新后期进行;三是权力命题,即技术创新后期的技术的社会控制主要由政府及其机构执行,是一种外部控制,但这种外部控制由于技术已经得到广泛扩散,所以很难改变其社会影响。这种控制困境使目前盛行的技术评估方法只能成为一种事后控制方法,而事后控制不仅在实践上显得非常昂贵、耗时和困难重重,而且包含着技术实体的理论悖论:事后控制在权力方面要求技术不能落入误用或滥用,这意味着以一部分人群对另一部分人群的权力控制,但技术实体理论的中立概念似乎倾向于强调技术与权力控制无涉,技术对任何个体价值或集体价值都是中立的,技术进步仅仅是提供各种可能性。技术实体理论的中立性要求与技术的外部社会控制之间的这种矛盾表明,技术实体理论本身存在着不合理性。 科林格里奇认为以上困境是普遍存在的,但他认为这个困境是由人类有意或无意建构的,因此可以采取两种方法对技术进行早期控制:一种是预测主义方法,即围绕深化和拓宽有关技术双重效应的知识基础,以便发展出为技术早期控制提供客观信息和技术政治决策的有效预测工具。这应该说是以技术实体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评估经常采用的经典方法,它的问题在于因早期的知识不对称而很难对技术的负面效应给予预测。正是因为如此,博斯特罗姆陷入了不可知论:“只要我们在实用主义的综合能力方面尚未取得令人激动的启蒙,我们围绕这种或那种革命性前景,便只能继续在黑暗中摸索我们的伦理学和政策见解。”[21]149在这种意义上,科林格里奇并不看好预测主义策略,所以更加倾向于第二种策略。与预测主义不同,他的第二种策略并不是预测技术的社会结果或影响,而是把科学家、工程师、决策者和政府机构权力贯彻于技术创新全过程,以便“获得改变技术的能力,即便技术已经获得充分发展和扩散,也可以消除和减轻能够证明是有害的任何社会结果”[20]20-21。这种策略显然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规范方法,包括可矫正的技术决策、不可控制的系统控制、可选择的弹性保持和避免鲁莽或迟钝的错误以及发展对不确定性、无知和风险等知识的价值判断等。也即为了避免路径依赖带来的技术负面效应问题,可以仅仅发展那些可控制或确保可控制的技术领域,考虑由知识延伸出的诸如不确定性、复杂性、无知和风险之类的价值和价值判断,理清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对研发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和控制。 如果说科林格里奇的“控制困境”命题揭示了目前流行的以预测主义为基础的技术评估方法的矛盾的话,那么他的规范的控制策略则挑战着技术实体理论为技术的独立存在所划定的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传统边界。也就是说,科林格里奇为解决“控制困境”提出的规范性策略,如果不能与技术实体理论相互通约,那就只能寻找其他路径加以解释。为此李贝特(Wolfgang Liebert)和斯密特(Jan C.Schmidt)以“技科学”(technoscience)概念,为有效的技术评估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令人着迷的是,科林格里奇的规范方法,包括他对控制困境的各种异议,今天受到了一种——或多或少是——对近来科学、技术和创新系统(‘技科学’)的描述分析的支持。对‘技科学’的思考,有助于提出和评价控制困境的各种设想——也能表明科林格里奇的规范方法与技科学共同享有的思想。……社会的和经济的利益、目的和目标在当今各种科学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发现的背景和辩护的背景外,还有应用的背景——在‘更为广泛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产生的知识——反过来成了近来知识生产的中心要素。各种传统边界,已经牢固建立的诸多范畴和预设好的那些二分法,诸如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各个科学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自然与文化之间,事实与价值之间等的那些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新的纠缠似乎还缺乏适当的措辞和清晰的术语加以描述,因此显得很难理解。这就是‘技科学’目前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一种保护伞式的纲领性术语的原因所在。”[22]65-66这里的“技科学”是说科学并非独立于社会之外,它作为一种建构性实践活动,处在一张由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等异质性力量构成的动态无缝之网中,其中科学、技术、社会、自然等因素相互缠绕在一起。 李贝特、斯密特以“技科学”视角,对科林格里奇的规范方法,提供了与技术实体理论的预测主义方法不同的策略和路径:一是不再基于“基础科学-技术发明-创新-开发-生产-扩散-结果”的线性时间顺序,尽可能静态地了解与扩大作为技术前提与基础的科学知识,而是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非线性复杂互动缠绕关系,转向实践的动态操作层面进行不断改进与及时完善,强调实时的动态过程控制;二是不再仅仅依赖于中立的事实知识满足或服务于技术目的,而是基于事实知识与价值知识的相互缠绕与融合,使事实知识按照价值知识的反馈进行修正;三是不再仅仅基于科学共同体的理性的实证因果命题决定技术方向,而是结合语境化的地方性实践,使技术的利益相关行动者进入民主协商和利益博弈中。这种路径虽然保留了科学的基础,却表明技术的社会控制困境来自技术实体理论,摆脱这一控制困境必须超越技术实体理论。这在理论诉求方面无疑要求我们对当前技术哲学发展进行梳理,以便展示一种可能的与技术实体理论不同的技术理论,而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论探索。建立了技术实体理论_本质主义论文
建立了技术实体理论_本质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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