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异变性及其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2)08-0060-06
在全球化的研究中，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这种论争，源于全球化 的演变。目前展现为两种矛盾的倾向：一体性和异变性。一体性是一种常动性趋势，异 变性则是一种异动趋势。两种趋势在矛盾纠结中长期共存，共同推动着全球化进程。而 且这两种趋势都在加强，所以对全球化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常常势均力敌。但是由于 尚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极其复杂的原因，比较而言，最近十多年来，异变性趋势似乎发 展得更快。而且一体性的述析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异变性却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在今后 一段时期内，异变性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人们对全球化的矛盾态度也主要在于对异变性 的困惑，而不是担忧一体性的结果。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深地加入全球化进 程，主要是一种主动选择，但这里也有很多被动的迫不得已的因素，更有一些方面是力 不从心只好勉强为之的。所以在处理全球化问题时，我们只看到常动性因素是不够的， 更要高度关注异变性因素，选择合适的对策，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和联动利益。
一 差异化：异变性的一般表现
在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其特征有明显的质和量的不同。跟以前相比，二战以后全球化 的变化非常大，进入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更有了新的质态和量势。其中一个鲜明的标志 是全球化演进中的差异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多层面的深刻变动。这 是全球化异变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全球化的实现靠的是各种要素在世界上的相互流动。流动性是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动力 ，也是差异化的基本成因。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内各种要素的流动不断加快 ，全球化进程随之增速、拓宽加深，而且经济领域之外的多种要素也嵌进了全球化的要 素流动，导致差异化趋势愈益明显。这种趋势表现在多方面：在经济领域，国际经济各 要素如国际商品、国际劳务、国际资本、国际金融流动空前加速；在科技领域，科技进 步进展迅速，新科学技术层出不穷并迅速转为应用，国际技术流动加速；在文化领域， 各国普遍重视思想文化的传播传输、渗透控制，思想文化产品、政治理念、意识形态观 念、价值基础、行为方式、道德标准、思维方式等也在加速流变，社会文化结构随之不 断更新；在政治领域，国际关系多元化、国际问题多样化加速在军事领域，军事技术、 武器扩散加速；在安全领域，安全问题泛化、国际干预干涉强化，这些也是全球性流动 的扩展和体现。
全球化原来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现在则在越来越多的范围和领域扩散、展进，程度 不断升级，频率也在加快。由此导致全球化的流动性形成了多领域、多层面的多板块流 动，与过去的单一板块流动比较，多板块流动造成的常动性机会更多，带来的异变性麻 烦和困惑也更多。作为异变性的一般表现，差异化趋势的一些新变化是值得关注的。
1.国家主权的弹性和共享性增加，刚性和独立性下降。全球化的开放性、渗透性和流 动性，与国家主权的排他性、自主性和安全性常常是矛盾甚至是对立的。二者之间究竟 是利益相关相顺的一致度大些，还是利益抵触对抗的冲突度大些，与国家的实力基础密 切相关。国家实力强弱不一样，国家主权的弹性度和共享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实力越强 的国家，其主权弹性越小而刚性越强。实力越弱的国家，其主权弹性越大而刚性越弱。 这种差异严重扭曲了国际关系，那些贫穷弱小的国家，其国家主权受制越来越大，频繁 遭受外部干预干涉，本应由主权至上原则支撑起的生存、发展和安全空间不断被削侵、 撕裂。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和各种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决策权、谈判权等权力不 断减少，越来越无足轻重。
2.小区域范围内的均质化，虽然提高了区域内的一体性，但却加剧了世界范围的异变 性。事实上当今世界均质化程度较高的一体化组织，只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 等少数几个，参加进去的国家也只有28个。在二战后成立的许多其他地区合作组织大都 尚不成功。也就是说，世界上还有100多个国家没有参与很好的一体化组织，或者还没 有参与一体化。所以，区域一体化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特性和多 中心特征。
在个别区域的均质化提高的同时，全球化的负效应似乎也在加速以块状形式流动和转 移。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严重债务危机，使得当时全球化的所有问题和负担 几乎都压在了拉美地区，很多国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均质化高的区域的挤出效 应比单个国家更大。那些没有高均质区域组织作依托的单个国家和位于分散化区域的国 家更易遭受负效应感染和副作用袭击，更易成为负效应和危机的承受者。分析东盟在19 97～1998年的遭遇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东盟有了一体化合作，为什么还会发生巨大的经 济危机呢?原因很可能在于它的一体化主要还是功能性的，它在结构上的均质性仍然比 较低。因此，当问题和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它依靠功能作用已不能排除，而它在结 构上又无力有效消化或及时挤出负效应，就会反受其害。由此可知，内部因素出问题是 东亚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祸因，国际游资并不像有人认为的是罪魁祸首。
3.结构调整的代价不易评估和掌控。结构调整是深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必然之策，但 其变化又难以准确判断。结构调整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痛苦而又必经的过程，都要在付 出代价后才能有所获。对那些条件不充足甚至欠缺的国家来说，往往无力承担过巨的结 构调整代价，如果一定时段内补偿不了这样的代价，过大的压力持续下去，极易引起人 心不稳、矛盾加剧、社会动荡甚至局势失控。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就是因此而频繁更 迭的，这必然造成短期行为的连锁反应和不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甚至导致可怕的“现 代化断裂”。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剧烈化的趋向难以避免。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认为，经济全球 化只对少数人有利，使大多数人变得更加贫穷，造成了极端的不平等。而且极少数国家 从经济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是以大多数国家的牺牲为代价的。转引自刘力、章彰：《 经济全球化：福兮?祸兮?》，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4.经济改革进退两难。改革的政策选择往往被置于尴尬的境地。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 期望难以同时满足，要达成一致和均衡是非常难的。如果过多地迎合和满足内部需要， 就难免招致外部压力以至制裁。20世纪80年代的秘鲁就是先例。(注：20世纪80年代几 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而难以自拔。1985年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 单方面宣布：秘鲁今后每年只偿付到期外债本息的10%，向国际金融界宣战，冒险跟“ 邪恶的国际金融资本”对抗。这种行动虽然赢得了国内的尊敬和拉美国家的佩服，一时 痛快，但却使秘鲁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孤立和惩治的对象，秘鲁经济因此陷入危机的困境 。)此外，一般情况下一项政策是不可能使人们普遍受益的，如果受损害者的利益得不 到合理的补偿而反对甚至反抗不断，也可能冲击国内社会稳定，损减政府的信任度，政 治权威的整合作用下降，严重的将导致社会失范和政治无序。反过来如果屈从于外部压 力而违逆内部的要求，当然就更危险了。在这样的风险和危险压头之际，如果再应对不 当，去搞一些回避实质问题的、圆滑的所谓改革，也可能暂时稳定一下，但是最终只能 万劫不复。今后的中国在民主和体制上的压力将与日俱增，所以在改革政策的选择上也 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5.文化背景、体制、制度和发展程度的不同，将使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个体差异和 过程差别十分突出。
首先，文化背景是不可复制的，文化距离和传统界限可以在功能上被拉近，但不可能 在结构上真正消失。这一点在越微观的层面上体现得越明显。威廉姆·凯勒和路易斯· 波利指出，“跨国公司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业务在不同的国家自然有着系统的差异”，“ 这些差异甚至存在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间。”“没有一种公司体系必然优越于其他体 系，每一种都有优点和缺点。……这些依旧遵循民族路线的结构差异并没有消失”。他 们还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注：[美]威廉姆·凯勒、[加拿大]路易斯·波利：《处于 绝境的全球化》，转引自《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实际上， 不同国家间公司的差异有经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源于文化差异的解决问题与管理办 法的不同。中国公司与西方公司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今后这种差异对中国企业的含义 会越来越不同，对那些具备一定优势(竞争力优势、比较优势、管理优势、生产能力优 势等等)的中国企业而言，机会在增加，反之，就会面临内外夹击的开放式灾难。
其次，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制度基础和外部环境基础不一样，目的就将不同，手段 选择也不一样，因此其结果或效应肯定也不相同。令发展中国家困惑的是，全球化往往 使得国际竞争空前剧烈，强制性增强，副传递加快，自发性、盲目性弊端时常发作，导 致不同国家之间的优胜劣汰，失败者痛苦不堪。有些国家没能从中享受到益处，却要忙 于消解各种伤害。全球化内含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有时又难以预料。如果反应不及， 后果就会更糟。
总之，进入全球流动的要素既有良性的，也有非良性的，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复杂的 、多重性的、多面性的。而目前全球化的主体是民族国家和少量的区域集团，自我利益 驱动太强，必然降低理性和良性。要实现对人类整体有利的全球化，需要用常识理性和 价值整合推进和增加良性要素流动，逼退和降低非良性要素流动，增利减害。此外，在 这些流动的要素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上升，使得全球化的流动性和差异性愈益复 杂。比如全球化中的文化因素，既有交流、沟通、促进的正常作用，又有(对价值观念 、政治理念、判断标准、信仰的)剥蚀、替代、重塑的负面作用，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 。进一步讲，这些因素基本是不可能量化的因素，想分析得精确一些是相当难的。近年 来有人把各国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作为衡量全球化的量化尺度，进而描绘出全球一 体化的美景，这是不科学的，是虚幻的，甚至可以被怀疑带有欺骗性。试图对全球化的 全部做出精确细致的量化分析恐怕是徒劳的。事实上那些不切实际的量化分化，很可能 把一些国家引入误区，进而损害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全球化尽管加快了商品和各种 要素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但是并不必然导致商品与要素价格在世界范围的均等化。要 素价格在国内的均等化可能主要不是由全球化实现的。从国际比较来看，各国多数商品 与要素价格的下降趋势大致相同，但并没有趋向均等，而且差距反而是在扩大。我国学 者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工资差距的扩大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扭曲 所做的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注：贺力平：《全球化：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载《国 际经济评论》，1998年1～2月号。)
二 销蚀化：异变性的隐性表现
异变性有一个重要的隐性表现，即销蚀化(或者称剥蚀化)。销蚀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消 极影响往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全球化的过程中，时时在面对销蚀化 的压力和阻力。很多反全球化力量的产生，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此的担忧或者过度顾虑， 甚至于“神经过敏”。不过，正视它是很有必要的，掩饰问题更是可怕的。全球化的这 种销蚀作用主要表现在：
1.国家政治权威的弱化、分化和国家正常权力功能的异化与不当分割。无论什么政治 制度，国家都必须保持其基本的政治权威，以对其体制和深层次的改革进行整合。尤其 一个国家在利用和深入全球化的初、中期，国家机器的作用更不能随意弱化。而全球化 的异变性因素有时会冲击政治稳定，破坏一个社会的内在功能与结构的协调性，瓦解政 治权威，破坏向心力和亲合度，以至于整合失效，政治失控。
2.国家主权作用下降，独立性受到限制。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深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 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参加国都要让渡出一部分主权给国际社会共享以构成国际规 则有效性的基础，同时又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销蚀，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受到的销蚀有 时是无情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主权向上让渡转移——向超国家一级组织(跨国 性组织机构如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有形和无形转移；主权向 下分离转移——次国家力量要求内部分权、分治、分裂。主权受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发 展中国家政策选择的自主空间趋向狭窄，导致政策失衡甚至中断。
3.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条件和销蚀其发展机会进而削弱其经济实力。全球化正在向 更多的领域和范围扩散，其异变性已形成一种弥散性效应。在全球化的多板块流动面前 ，有的国家慌不择路，试图通过简单模仿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来渡过危机，有的国家则拾 起了集中型平均主义思路，以求解决问题。这两种选择最后会殊途同归，它们都将陷入 失序、激进和动荡。可见在多板块流动的新形势下，应对不当的后果将不是以往单板块 流动导致的“流动性陷阱”，而是流动性机会的溢失。“发展陷阱”主要是客观性限制 ，而“机会溢失”则主要是主观性误失。随着全球化的程度日益提高，现代经济、科技 、人类需求和政治需要所要求的资源流动达到一定的固滞化的配置状态时，机会对发展 中国家将呈递减之势，而且与机会相伴随的风险也将越来越大，要抓住机会更难了。在 全球化的销蚀作用面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既要克服销蚀性的客观不利因素 ，更要避免主观失误、丧失机会。此时和此种状态下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有点类似于历 史上曾有过的垄断和分割，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资源集中并不明显、比较隐蔽，而利益 垄断却是显见的，这是不是又一次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的“物极必反”呢?
4.改变、剥蚀或涣散发展中国家的人心，重塑其价值认同。现在全球文化演变正在向 两个极端的方向和对立的趋势发展：弱文化(弱势文化)的异质化(离心化、分散化)和强 文化(强势文化)的同质化(同心化、亲和化)。这与人们宣扬的世界文化大同有点南辕北 辙。事实上，文化的融合可能比经济的接近更加困难，文化的内在性和特质性更难改变 。所以想让一种文化融入另一种文化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全球化进程的文化比照面前 ，一些文化可能被逐渐放弃而被破坏掉。因为全球化可能使一些国家的文化丧失吸引力 ，认同感被离心力量削弱，民族、国家和价值观的认同基础遭到破坏。它可能使弱势文 化的异质化和离心性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强势文化的同质化和同心性越来越加强。如果 人们最强烈的互相认同的文化归属感和地方性的自豪感被摧毁了，还怎么可能建立起一 个民主、平等、发展的社会呢!
5.科技进步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作用复杂深刻，不可低估。人们已经看到了在刚 刚过去的20世纪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科技进步仍然是未来人类竞 争的中心和制高点之一。但是人们一般都是从经济和生产力的角度和层面去认识这个问 题，而没有很好地认识科技进步对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和适应性的冲击和挑战。科技进步 为加强意识形态的融合力、亲和力、主动性和效率提供了机遇。但是如果利用不好科技 进步提供的机遇、挑战便会接踵而来。苏东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未能利用好这种机遇来 增强有效性和吸引力，使得其意识形态一直是传统的、僵硬的，缺乏包容性和针对性， 整合功效越来越低，最后便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多样性的复杂变化面前垮掉了。
科技进步的挑战还不能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清单，但至少可以描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科技进步将导致各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异己因素的产生。意识形态必须以其内在 结构来适当包含、消融各种变化和异己因素，使其成为本体力量，或者合理排斥、拒绝 一些变化和异己因素，使其不能侵蚀本体结构。不然变化和异己因素便会逐渐演变成为 瓦解和反对力量。第二，科技进步必然催生各种各样挑战传统、冲击现有规制的新思想 、新观念。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人际观念、消费观念和社会结构将 不断更新。而任何意识形态一旦形成，都可能具有某种传统性、过于严肃性和保守倾向 ，如果不及时革新以对，就会麻烦不断。第三，支撑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不断整 合更新以填补人们的价值虚位、信仰空缺和精神缺失，不然就可能被逐渐破解掉。从而 会使体制魅力逐渐丧失，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断销蚀。第四，在意识形态的体制性基础 安排(包括教育)中，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概念(逻辑)理性必须动态均衡，相互不被取 代和超越。如果工具理性长期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由制度目标和体制需要规定的概念 (逻辑)理性又不能很好地实现，就会使原有的体制性弱点不但不能与科技进步俱进而得 到改正，相反会暴露得日益明显，从而使意识形态更加僵硬，缺失弹性，难以适应形势 的变动。
三 滞退化：异变性的显性表现
异变性还有其显性表现，就是滞退化。在20世纪60～90年代的分阶段对比中，可以明 显地看出，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位置和区域位置时常后退，经济社会发展经常停滞甚 至倒退，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因为全球化中有很多因素是不利于弱势国家的 。
1.格式化的国际生产分工定位、被动性的国际体系定位与强制性的区域定位。一个国 家在全球化配置过程中的位置，是处在低劣定位，还是处在高优定位，意义是完全不同 的。高位强势国家的位置高，选择的空间大，有着自由、多样、广阔的选择。低位弱势 国家则自主空间很小，被夹在哪里，就定位在哪里，要改变是极其不容易的。不少国家 试图强行靠进出口替代来提升本国的定位，但是其成效是有限的，到一定程度形势就逆 转了，有时甚至使人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错了。实际上，当初的选择不一定有错，只 是战略要及时调整，尤其制度创新要时时领先于技术创新。如果满足于进出口替代的初 始效应而忽略了制度创新，迟早会出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没有任何一种可以确保十分 安全的选择，都有或大或小的风险，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所以主观努力和体制跟进改 革特别重要。
2.原有的体制性缺陷可能被遮掩、固化、框化。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后，原有的体制性 弱点经过努力是可以逐渐得到克服的，但也更容易被虚假繁荣或者某种形式性的效果掩 盖住。一种体制如果长期围绕单一的中心目标和战略运转，比如长期为增长而增长，或 者长期为摆脱落后而摆脱落后，就会逐渐僵化、老化、失灵，在应对新情况时，反应和 变化往往缓慢。运转过程中故障越来越多，国家机器遇事往往不能及时做出反应；在遭 遇外部力量冲击时，反应迟钝，决策跟不上。
3.资源配置的被动性增强。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优化了资源配置，但是资源流动不是 对所有国家都是最优化的，尤其并不一定对拥有资源的国家是有利的，而是对定位占优 势和利用、控制资源能力强的国家有利。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呈现出一种流向和利用率逐渐被锁住的倾向，这种内敛化的倾向表明数量的增加和流向 的改变是两个不同步的概念。当前全球流动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数量大大增加，而去向却 基本固定，也就是说，流动范围受到限制，受益者减少。20世纪70～80年代，那种普遍 受益的现象已经看不到了。而且这种结构性的固化倾向是要被保持一段时间的，在全球 化中位置不好的国家，要改变资源配置的被动地位就更难了。所以世界经济政治需要加 快变革，在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进行革新，推进资源配置不但在数量上增加，更要在流 向上改变，使其流动有更广泛受益的可能和更为积极的意义。
4.经济发展可能陷于盲目，失去方向和动力。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适当、有 效。判断增长是否适当有效的关键，要看这种增长能否带来发展、保持发展。也就是说 ，能带来发展、保持发展的增长才是必要的、适当的。并不是任何发展都是有用的。很 多国家盲目地、过分地追求高增长，实行畸形的赶超战略，其结果是强制性的自我限制 、机械性的追赶政策和失衡性的国际攀比。实际上，单纯地强行维持增长速度，一时可 以，但是时间久了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发展。而且一些国家长期依靠全方位的非常规的刺 激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经济越来越不能正常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徒有空洞的增长率 。空洞的增长率维持得越久，其后果将更加不良，还会形成虚假性繁荣和欺骗性效应。 所以必须明确为发展而增长的理念，以此为核心来进行政策选择，实现均衡的有发展的 持续增长。
四 普遍化：全球化的应对之一
应对全球化问题，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必须给予适当关注。一切好的、先进的、有用的 东西都要学，都要想办法为我所用。在把握普遍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特殊性的东西 ，要形成开放性的视野和广吸博收的能力。
1.细致评估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科学把握中国所处的内外条件。中国不是全 球化进程中的完全主动的强受益者，也不是极端被动的强受害者，当然也不能总以后来 者自居和作为失误与问题的挡箭牌、遮羞布，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应该是全球化进程中的 部分主动、部分被动、部分受益、部分受害的适应者和受益渐强者。既不能把中国摆在 完全受害的弱者地位，也不能把进入全球化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入世”虚幻成世 外桃源一样。所以我们要克服和避免至少两种危险的心态：其一是防止盲目乐观情绪的 弥漫，其二是警惕逆全球化的夜郎自大的“中国中心论”的抬头和蔓延。我们要养成中 和、务实、大气、高远的理性心态。只有有了历史客观理智的适应，才会有进一步的创 造性和积极的改变，才会真正趋利避害。这是我们进行政策选择和战略制定的基本前提 。
2.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明显地展现为差异巨大的进程。全球化并不是超越了社 会制度差异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过程和现象。目前的全球化主要是西方发达 国家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更全面国际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念传播的一种更有效、更巧妙的渠道，它主要向人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变化。 目前的一体化还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体化。不能把全球化等同于一体化。当然把全球 化渲染为“帝国主义的变种”、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铺设的“陷阱”，也是臆想。全 球化的未来结果，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讲，是“合而不同”，而不是全人类一体化、全球 趋同的“天下大同”。到真的实现全球趋同的“天下大同”时，那将是全球化的终结和 人类新社会的开始。
3.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和今后的全球化总体上风险有时会超过机会，也就是说， 随着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机会对发展中国家可能越来越少，而风险却在不断加大。 发展中国家是有机会的，但是要抓住机会太不容易了，要“不失时机”真是越来越难了 。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可是没有什么能保证它是必然成功之路。 面对这样的情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百般努力、想方设法去利用机会、抓住机会。莱
斯特·瑟罗在《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曾指出：在过去的128年中只有一个国家——日 本，从榜上无名跨入工业化国家；而在未来的世纪中，要跨入富国的行列可能更为困难 。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则干脆断言：今后不会再有新的工业化国家了。我国的学者也有人 认为，今后不会再有发达国家了，因而反对全球化。这种观点过于偏激，只看到了全球 化的过去，却忽视了全球化的现实的新变化和未来的变动趋向。而西方学者的武断是否 包藏祸心也未可知，当然这种论断对我们还是有警示和激励作用的。我们看到了机会在 减少，但是不能反对和否认一切机会，我们需要的是正视全球化的现实，而不是一味地 反对全球化，我们要重视困难，更要充满信心。实际上，历史往往都是在危机中改变的 ，奇迹也常常是在危机中创造的。危机是全球化带给发展中国家、带给中国的一次更好 的、难得的机会。
五 个性化：全球化的应对之二
当然，普遍化的认识只是一个基本前提。应对全球化最有效的对策恐怕还是个别化的 ，而不是普遍化的，有差别的、特色化的办法才管用。最终一切还是要从自己出发，以 自己为主，尤其中国的历史演变、文化特质、现实国情、体制基础是有很多特殊之处的 。所以，规律要遵守，道路得自己走。尤其是有些所谓的“规律”并非规律，所以莫为 “规律”浮望眼。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必须得有中国自己的认识判断，寻找自己的解决 办法。
1.全球化对全球伦理或普遍伦理有增进作用，而且在此方面对弱势国家有更大的强制 性和约束性。全球伦理的增进不一定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利。目前国际规范的核心价值 观主要是西方标准。在全球伦理问题上的浪漫和幻想，要尽快抛弃。我们要与国际惯例 接轨，这样一来，对中国既有有利的方面，但也有不利的方面，即使有利也非完全有利 ，只是我们暂时无力改变它，只好先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应该看到这是一种实力较量下 的权宜选择。我们还要努力在国际规范的形成和演进中，楔入我们的价值基础和判断标 准。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渐上升，它对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作用至关重要。客观地 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影响力，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的 现代转换还没有实现，价值转换和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中国是在国内文化整合与 国际规范演变的极其复杂的互动中，力求在国际规范的形成中有所作为，由于实力尚显 不足，所以动作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对此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2.中国企业要克服盲目跟风的流弊，特别要躲避媒体和某些所谓的学家不负责任煽起 的各种风。不要脱离实际、不知所云地乱炒概念。不要今天搞大企业集团，明天又说小 的是美好的，东摇西摆，只忙于做表面文章。大多数中国企业最要命的弊病是管理太差 和用人不好。管理漏洞，严重的人才浪费，再加上蔓延的腐败，这些问题不解决，再好的体制、资本、技术、产品、市场、研发力量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要什么都去模仿， 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管理办法和人才使用机制是当务之急。在整个党政关系、政企关系 尚未理顺的大环境制约下，对单个企业改制所能起的作用不要抱过高的期望。中国“入 世”以后，全球化首先冲击中国企业的也不是企业的体制，而是管理水平、管理者和人 才，然后是技术、资本以及产品、市场，最后才是体制。管理问题和人才问题解决了， 才可能有生存力和竞争力。
3.深化和加快国内体制改革是中国由一个后来者转为适应者的主动因素和关键因素。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会怎么样，国内改革与创新仍是首要因素。中国 必须更快、更好地由资源资本化与权力资本化相结合的改革路径转向经济市场化与文化 世俗化相结合的改革路径，使中国的改革取得更大的、真正的实质性突破。(注：韩健 鹏、周琳：《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反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 7期；韩健鹏：《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现状和战略选择》，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 第3期。)在“入世”的新形势下，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要克服改革已经差不多 的心理，千万不能使改革由革命性的变成改良性的，改良在某些方面也是需要的，但是 不能用改良代替革命；第二，“入世”的初期，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风险和压力会突 然压来，某些方面可能很不适应或者应对不当，改革有可能受到更大的挑战和更多的谴 责，所以要注意不要因此而后退、趋向保守和僵化。
4.“入世”以后，对外开放在某些方面特别需要谨慎，尤其在金融和农业领域。服务 业、工业、科技、教育可以放得大一些，但是无论哪个方面，要想使对外开放与国内改 革和发展相协调、相促进，制度创新和体制安排都比单纯的“扩大开放”更为重要。现 在我们要解决的已经不是怎么开放得更大而是怎么开放得更好的问题。我们要与国际惯 例接轨，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或者赶时髦，而是做好制度和体制安 排，利用国际惯例中对我有利的方面，避免、克服国际惯例中对我不利的方面。
5.要深入地进入全球化，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有全球意识，要逐渐形成一种能够瞻前顾 后的深远、厚重、广阔的全球视角。这里说的全球意识不是有人讲的全球化意识，而是 说中国应该有全球性战略思考，中国要界定出自己的全球利益所在，整体筹划周边布局 和全球依托，在对外战略的预估、筹划和安排中，要有目的地、有针对性地增加全球意 识。为此要做好制度性准备和实质性、阶段性安排。当然中国的力量还不能遍布世界各 个角落，但是视角却应该逐渐广及世界各地。
六 均衡化：全球化的应对之三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搞的是倾斜式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也基本上是这一思路，当 然不同时期的方向和重点是不一样的。这种思路在一定时间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但是必须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战略重心。最近20多年来中国的倾斜式发展思路所能产 生的效用早已从顶峰过去了。我们应该尽快从倾斜式思路转向均衡式思路，既搞好国家 内部的发展均衡，又搞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均衡。
1.中国目前的经济不振不是投资缺乏造成的，主要是投资机会缺乏造成的。由此我们 的重点应该放在创造和增加投资机会上，而不应放在增加投资上。全球化尽管能为中国 增加投资，但是全球化能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增加的投资机会却是十分有限的(这里要注
意增加投资和增加投资机会的区别)，中国还得靠自己、靠民间资本。那种试图盲目深 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减缓国内问题的想法是幼稚的，也是危险的。“入世”以后 ，我们更要警惕这种思潮的蔓延，尤其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成长，政府的角色需 要及时转换，政府要为民间资本创造投资机会和越来越好的环境条件。在经济波动或者 严重下降时，政府可以强化自己的作用，搞一些非常规刺激以渡过困难，但时间不能太 久，不然就可能形成功能性依赖，造成恶性循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近年来，依靠大 量增发国债等多方位非常规刺激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困难，尽管增加了投资，某种程度上 也刺激了消费，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投资机会的增加是比较有限的，还看不出长期的 正常稳定增长的态势。而且似乎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非常规的做法形成了可怕 的功能性依赖而浑然不觉，这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必要尽快处理好政府作用 与民间资本作用的均衡，搞好增加投资与增加投资机会的均衡。
2.全球化的新变化尤其是其异变性，带来了诸多新的安全两难问题。今后对各国的威 胁可能更多地来自全球化的负传递和国内的应对失误以及体制性弱点。面对这些新的非 传统安全问题，中国需有新的安全思维，需要建立普遍的均衡安全观。中国要由传统的 、单一的静态思想，跨入现代的、多元的动态框架之中。通过多方位、多层面的安排和 细致、精巧的动作，不断创造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利的环境与态势，建立和维护一 种保持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动态均衡有序的格局。这样一种态势和格局对于维持和创造对 中国的均衡发展与持续进步有利的条件，具有基础性和长远性的意义和作用。
3.全球化不进入不行，我们不能回避，更不能阻挡世界发展的潮流。但是必须充分正 视经济发展的起始点、社会制度、历史传统以及国际环境条件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做出 自己的战略抉择。就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选择来看，有一点是相当关键的，就是加强和提 高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均质化程度。就中国而言，努力推进与亚太国家的互动，提高周边 相对集中区域的共同性和均质化程度，从而创造一个比较均衡的区域条件，也是非常重 要的。中国提出的“东盟+中国”区域化方案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能够顺利推进的话， 对于构成对中国比较有利的区域均衡条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