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是制度变迁之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种制度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其他各种文化因素支持的基础上，有赖于文化有 机整体的彼此协调配合
萧：今天我们想讨论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变革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引进，其中的矛盾和困境几乎是不可 避免的问题。在制度引进上基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比较强调现代化制度具 有普适性，一种好的制度可以通过引入而使它在另一个国家产生相当大的有效性，即使 存在问题，也可以通过思想解放、引进过程中的磨合而得到解决，我想可以称之为“制 度普适论”。另一种观念比较强调一种制度相对于它自身的原生环境而言才是好的，由 于各个民族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生态水平不同，一个国家的 制度搬用到另外的国家或民族，往往会产生严重的脱序现象，出现严重的矛盾和困境， 其本质强调制度和其他文化因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把这种观念称之为“文化制约论 ”，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仅指一种价值观念，而且指的是在环境挑战的压力下，所形 成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所构成的一种集体经验，这种集体经验构成了一个文化有 机体系，而制度只是文化有机体系的一部分，单独将制度移植到另一个环境中就会产生 很多问题。我比较赞成第二种观点。
我简单地阐述一下对制度的看法。首先，制度本身严格说来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 当中、在交往和博弈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则，正是由于人们的 行为受到约束，社会秩序才得以形成，文明才得以延续。其次，制度的形成是人类在长 期地适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解决问题、应付困境的各种办法，这些办法之所以有 效，是因为它是长年以来不断试错的结果。在试错的过程中，这些制度就同文化的其他 要素相互磨合而结合成一个整体，并成为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其他的文化 要素，如特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教育水平、风俗习惯相互依存。因 此，一种制度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它所受到其他各种文化因素支持的基础上，有赖于文化 有机整体的彼此协调配合。
然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不得不以发达工业国家的制度作为仿效对象，这样，现代 化变革中的制度移植就常常会出现新问题。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制度是在长期 试错过程中，与其他文化因素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有效性有赖于其他因素的 支持，但这种制度一旦移植到中国，它所需要的支持条件却不可能同时也搬过来，于是 ，这种制度往往在后发展国家中失效。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建 立起来的议会民主政治。孙中山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即认为 移植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已经造好了铁路，是买新发明的火车头， 还是买老式的火车头?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人没有多党制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遵循游戏规 则的意识和习惯，由于中国缺少议会民主制有效运行所必需的社会支持条件，比如市场 经济、市民社会、法治意识、契约观念、中产阶级、国民教育水平等，所以这种移植来 的制度在中国很快就失败了。这段历史说明，制度普适论或制度决定论所存在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对西方的制度，对于制度移植保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只有这样做才有希 望取得较好的现代化效果。
现代化不以某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文化条件为转移，它有很多根，有些次 要的根是扎在文化土壤里，但最粗壮的根是扎在“普天之下，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 男女老幼”的利益觉醒上
朱：我与萧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争论，我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转型过 程当中，萧教授比较强调文化制约因素，我比较强调制度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各有侧重 。萧教授倾向于认为，很多问题更多地要到制度后面更为宽广的社会条件、文化传统中 去寻找解释；我更多地认为很多制度变迁中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我认 为我们之间既有学理上的分歧，同时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也有不同。学理上的分歧始终 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现代化的转型是否具有普适(世)性?萧教授可能也认为现代化转型 具有普适(世)性，但他可能对现代化转型普适(世)性的逻辑能否贯彻到文化层面上存疑 ，而我认为现代化转型更多地不是一个文化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利益觉醒、利益安排问 题。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20世纪几次大的思想论争，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到三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都可以看到这个线索，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首 先是文化上的转型，文化不转型，制度上的变迁就是无根之木。我认为文化论争在逻辑 起点上就是错误的。从章太炎到鲁迅这一条脉络我把它解读为文化决定论对现代化转型 的误读。现代化是不以某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文化条件为转移的，它有很多根，有些 次要的根是扎在文化土壤里，但最粗壮的根是扎在“普天之下，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 分男女老幼”的利益觉醒上，只要利益觉醒，关于利益博弈的制度规则的重新安排就是 一场制度变迁。这是我与萧教授在学理上的根本分歧。
在具体的论证上，从时间序列来谈，比如刚才萧教授认为辛亥共和失败的原因在于其 支持条件尤其是文化条件不具备，而我认为正是当时人们的这一观念导致了后来一连串 的灾难。辛亥共和是从无到有的突破，它的失败并不足以证明这个制度不适合中国，而 只是说明这一制度在中国的幼稚和模糊，但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场试验可以走 向比较健康的轨道。胡适从美国回国后认为民国政治一片乌烟瘴气，决定二十年不谈政 治，而立志从文艺上刷新国民的精神。60年代当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他感叹自己早年 接触的民国议员大部分还是好的，而20年代一直到60年代的议员素质是每况愈下。从空 间序列来看，台湾、香港等地在文化传统没有做很大调整的情况下，制度变迁和现代化 的转型比较成功，而大陆在文化改造上下了那么多的工夫，现代化转型还在进行。二战 之后短短几十年里，同样的文化传统，两岸三地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形态。 由此也可以证明，制度变迁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现代化不是取决于当地的文 化传统，而是取决于制度选择以及制度选择当事者的人为因素。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 毛泽东的“文革”与邓小平的“改革”仅一字之差，结果却天壤之别。在文化上越改造却越野蛮，而改革却主要是改革经济制度，主要是制度上的变迁，而不是文化上的改造。
西方这些制度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们是在长期的集体经验中磨合出来的，有 各种外部条件的支持，一旦引进到其他国家，就会淮橘成枳
萧：我对朱教授的观点谈几点看法。第一，从全球范围内，目前还找不出一个国家能 够在专制制度结束之后直接建成民主制度，第三世界当时所采取的民主共和制度尝试几 年之后纷纷失败。可能只有印度比较特殊，因为印度长期都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在英国 的长期统治之下，已经有了直接过渡到民主制度的社会与人员基础，形成了有利的文化 新传统。韩国在二战以后建立的议会民主制失败了，此后经历了朴正熙、全斗焕等人的 威权体制，中国在孙中山的共和之后又是袁世凯、蒋介石的威权专制，印尼在苏加诺的 多党制民主政府之后同样是苏哈托的威权专制。这种例子不一而足，为什么文化传统各 各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不能接受同一个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先进制度呢?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的经验至少可以表明一点，即西方这些制度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们是在西方国家长期的 集体经验中磨合出来的，它们有各种外部条件的支持，一旦引进到其他国家，就会淮橘 成枳。中国民国初期，政党多如牛毛，有三百多个，议员选举时，各个政党纷纷拉票， 对于这种制度引进带来的窘迫情况，严复先生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一头牛看见马比自己 跑得快，就认为是因为马蹄所致，于是就将马蹄搬到牛腿上，可是牛仍然跑不快，于是 意识到因马蹄需要马的骨骼支撑，于是又把马的骨骼换到牛的身上，可是仍然跑不快， 因为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支撑，而马的肌肉又需要的马的血液循环系统的支持，最后 发现，除非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否则牛永远没有马跑得快。严复在这里实际上提出 了一个落后国家在引进先进国家制度时所遇到的两难性问题，即单纯移植西方的制度无 法在中国使其存活，而全方位地移植又是不可能的，这种两难性问题我把它称之为“严 复悖论”。严复先生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用如此明确的语言揭示了文化对于现代化转型 的制约作用。其次，我并不是“文化决定论者”，认为只要文化和思想观念上转变了， 其他的比如制度就会随着变化，在这一点上我与学勤兄没有分歧。
我认为恰当的道路是渐进的、累积性的现代化转型。制度变迁没有必要触碰 文化，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之间并不存在必须同时进行的锁定关系
朱：萧教授刚才提出两点论证，他说找不到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专制制度结束之后直接 建成民主制度，我认为实际上是找得到的，比如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就比较顺利、平 稳地进入了民主社会，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反复和混乱。台湾的情况也是如此。此外，萧 教授引用了严复先生著名的“牛与马”的比喻以此来证明文化改造之于制度变迁的重要 性与优先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比喻却是很成问题的，这个貌似渐进改革的比喻恰恰 包含着全盘改造、全盘西化这样一个激进主义转型的逻辑可能。“牛变马”的比喻实际 上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全部改造，要么全不改造，前者暗示了一种颠覆性 的全盘改造的方案，后者则要求大家当“犬儒”。而我认为恰当的道路是渐进的、累积 性的现代化转型。制度变迁没有必要触碰文化，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之间并不存在必须 同时进行的锁定关系。比如我在台湾访问时，一个家庭几个成员为政治问题各持己见， 甚至激烈争吵，但并不影响他们坐下来一起吃中国式的家宴。严复先生的这个例子需要 破一破，人们对它的迷信太久了。
有些文化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大些，有些就比较小，不能因为某些文化因 素的作用较小，就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对实现民主没有关系
萧：非常感谢学勤兄提出这么好的反对意见，但你提出的证据恰恰对我更有利。第一 ，苏东剧变之后国家变迁上实际上形成了两种类型，一类是波兰、原东德等中欧国家以 及波罗的海三国；另一类是俄罗斯、阿塞拜疆、乌克兰等国家，前一类较之后一类国家 比较迅速顺利地成为民主法治国家，原因恰恰就在于历史上这些国家在纳入斯大林体制 以前都有着比较悠久深厚的民主法治传统。这些传统支持了后来实行的议会制度，台湾 也并非如此，从政治学上来分类，台湾原来并不是专制体制，而是一个威权体制，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军政、训政以及50年代的农民运动等都已经为台湾的转型准备了民主条 件。第二，严复先生的比喻，我认为恰恰不能得出一个激进主义的结论，而正是提醒人 们注意牛不可能一举变成马。最后，一家人在政治上争吵不影响在一起吃饭，这并不说 明文化传统与制度变迁无大关系，因为合家共餐并不影响政治分歧，争吵也并不影响吃 饭，这使我想提出一个“整合距离”的新概念，即文化因素中有些与民主整合关系并不 大，如合家共餐，就是属于“整合距离”较远的文化因素，相反，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法 制游戏规则意识，是否有妥协精神，这些因素与民主运行的整合距离就很近。总之，有 些文化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大些，有些就比较小，不能因为有的文化因素的作用较小 ，就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对实现民主没有关系，应该说，文化对于制度变迁具有巨 大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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