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施的哲学转折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兼评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体系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学论文,倾向论文,哲学论文,柯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柯尔施被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亚圣”，除了其理论成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早期激进的反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后期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因此，在一般研究中（尤其是国内研究），柯尔施的早期较引人注目，而其哲学转折和后期较受冷落。本文讨论柯尔施哲学转折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或“体系”的定位问题，认为他逐步落入了自己早期批判对象之一“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俗套，形成理论上的倒退。柯尔施的这种转折和其理论立场、研究特点、理论经历等多方面因素都有深刻的联系。他的转折，既反映了对马克思进行特定体系定位的困惑，也说明了封闭式理论研究的窘境，这给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变革，不仅在于它首次公开亮出“实践”立场并直接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科学的指南，而且在于它所实现的方法论和理论形式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中，理论家们已经充分揭示了前一个方面的意义，而对后一个方面却明显地认识不足。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被机械地理解为一种“X”体系，它和其它社会思潮之间的本质区别经常性地被误判。
源于“奥地利学派”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倾向，这一学派的马克思·阿德勒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门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事件的自然科学”，他们指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社会学的认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是“一回事”，提出了明确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体系。（注：[英]艾伦·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页。）布哈林在20 年代也表现出类似倾向，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副标题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直到80年代，前苏东还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学体系的解释，继续所谓“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注：巴鲁林《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趋势》，第五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社会学的观点也十分流行，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十分典型，他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资本论》则是一门资本主义社会学。（注：[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在这里，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革命影响之大，以至从发端就与其对立的资产阶级实证社会学也不得不从其中汲取营养。但是，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理论研究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结论的相似性也说明了这一种理论形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被大大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被随意地贴上各种标签。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马克思主义和实证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构成问题的核心。列宁曾指出：实证社会学家从抽象的社会目的出发来研究“社会条件”，他们的眼中只有“理想组织的制度”，而没有具体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根本上摧毁了这种妄想以社会自命的幼稚道德”，马克思“社会学中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水平”，“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故他称唯物主义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参阅《列宁全集》第1卷，第2版。）列宁这一论断从立场和方法的差异上把马克思主义和实证社会学区别开来，从而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对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指导地位作出了最重要的论证。遗憾的是，列宁没有有意识地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问题。在他之后，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都只是停留在列宁提出的意识形态话题上，未能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事实上，这一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一直存在着，随着马克思文本的不断发现与公开的发表、对它研究的深入以及社会背景的变迁，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重点，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对马克思思想的性质判断（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等）。特别是随着对斯大林哲学体系的清算，这一问题在前苏东和我国有着较复杂的表现。
二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旨趣看来，卢卡奇将“唯物主义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正统之解，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实践哲学”，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总体的”“社会革命理论”的意义，这些理论倾向都暗示着他们所面临的共同任务：给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形式的定位，从而廓清马克思的真正遗产。这一任务是由两个方面的现实的需要决定的，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科学说明和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韧和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正是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人将马克思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观”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倾向的庸俗理解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哲学倾向。
柯尔施早期研究十分典型地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倾向，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如第二国际那样修正马克思的部分结论来适应新的革命形式的需要，而是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革命理论的战斗意义，这构成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理论主题。在这本书中，他针对“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核心集团中发展起来的，它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采取一种反哲学的、科学实证的观点”，“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的方面”，（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重点号原文所加）（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这基本构成其理论的起点。
针对其批判的对象，这一起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从1930年“反批判”开始，柯尔施越来越局限于对这一总体判断的“意识形态”维护，特别由于其对苏联斯大林“意识形态专政”的拒绝，在“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总体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能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充分的证明这一意义，而只能退守到理论中去，在意识形态上实现；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他又必须将自己和资产阶级社会学以及他所批判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苏联“意识形态专政”等不同立场、不同倾向的理论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科学”的立场，他不得不对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可由经验证实的、带有‘整个自然科学精确性’的知识”的论证。这一矛盾深刻地蕴含在其全面阐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卡尔·马克思》中。这本书中，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这实际上又回到了列宁那里， 并且直接反映在其“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常性混用上。（注：这一现象源自上文已经指出的思想矛盾，《卡尔·马克思》的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细节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本书的1934年提纲，从其形式上看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研究序列，和当代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体系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它分为“马克思的社会概念”，“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特殊要素”，“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社会学认识的理论四个部分”。在最后的结构中，他分为“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三块，通过这三个部分的内在联系来认定马克思主义体系。这说明，在其内心深处，他还是努力去贯彻他早期的结论，坚持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般做法的区别而不愿意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理解的。）虽然他不断强调作为“总体的”“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境况的方式继续发展了社会学说古典创始者的革命理论”，是和以孔德为起源的“人为地使特别的专门学科封闭起来”的做法相比的“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科学”。（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 5页。）从这一点看，他无疑已经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学体系， 这恰恰是他早期所批判对象的观点。
三
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认作“真正的社会科学”，一种区别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研究的“新类型”。“这一类型不同于迄今为止仍然被形形色色的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想学派所运用的传统的概念生成的程序，它更接近于近来被实验科学家发明的建设性程序”。（注：转引自俞吾金等编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一“新类型”表现为“历史论述的原则”、“现实的社会变化的原则”、“革命批判的原则”（注：柯尔施在其主要著作中都未曾对这些原则进行精确的定义，但是他又反复强调这些原则。）的理论统一体。
柯尔施认为，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形成是基于近代国家的历史演进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以及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社会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创立他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时，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这种市民社会理论作为出发点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是，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当作历史的从而也是暂时的社会组织来看待。关且，他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说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的建设。（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因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从根本上看是与古典资产阶级理论的所有传统概念相对立的。新颖的理论概括使他得以深刻地洞察社会现实，并把它上升、抽象为一般的理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历史形态的分析，达到了一种远远超过那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发展的一般知识。“作为无产阶级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在形式上具有新的、不再是哲理的，而是严格的科学性质”（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作为一种“社会学的体系”，在理论内容上，马克思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经济的唯物主义批判、所谓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创级斗争理论”。（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经济这个别结论的批判。它是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它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被严格地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其理论的批判性在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是科学批判的典范之作，故它也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把在其哲学阶段称之为“人的自我异化”的东西从社会学上表述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又见附录，第202页。）正是关于“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研究，包括了《资本论》全部理论的核心以及对整个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理论与历史的观点最明确和最精辟的表述。（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马克思揭示了隐藏在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后面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这样，“不仅给经济事实与概念添加了其它的、历史与社会的规定性，而且还从倾向性上使古典政治经济学整个说来变成直接的社会科学”。（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同时揭示它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成为柯尔施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从他所强调的马克思的“批判”特征以及“同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实践的自觉联系”来看，我们可以称他的认定为“批判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他和奥地利学派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之所以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是它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揭示了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之“规律性的”联系，并且作为启迪性原则为严格经验地、也就是历史地研究社会事实提供了基础。“这种社会理论从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革命立场出发，从历史与理论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马克思……按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社会的经济基础，使得对社会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一般的与不明确的形式精确化。”（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主要倾向来看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在无成见地研究现实的道路上破除迷信，并且‘真实于自然科学地探明’在由‘思想’掩饰的无限紊乱下隐藏的现实真相”。（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第179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柯尔施正是在一种“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探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这是他最重要的立场。基于这一立场，他强调《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意义，这是对的。但是，当他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作为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严格经验的研究，不需要这种哲学基础”时，就步入了错误之途。（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然而，他却以此作为前提，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的表达方式，在严格意义上仅仅运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研究，仅仅以适当的扩展转用于其他的历史时代”，（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从而不再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和实践意义，而是转向马克思“对社会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这样，他不可逆转地滑向他所批判的对象，消解了他自己早期研究的重要意义，开始其思想的转折。
四
从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定的整个理论逻辑来看，他试图完整地构建出一个包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革命理论的社会学体系。我们必须指出，他的这种作法在立场上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有着根本的区别。他站在阶级运动的立场上全面评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和科学性，努力贯彻着其早期的立场：强调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基本形式的新类型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区别，以实现其从总体性原则出发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化理解的理论目标。但是，由于对理论本身的建设不足，他只能停留在这一立场上，因则表现出种种矛盾和错误。
他认定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主要倾向来看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使他证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研究不仅超过了唯心主义的哲学，而且总的说来超过了任何哲学的思维方法”，（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也不能完整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分开来，从而不能从根本上实现他所指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意义。特别是当他断言马克思主义“从形式方面来看马克思的方法迄至今日却很少发展。……在内容、方法与用语方面仍然带有它所由产生的母体即黑格尔哲学的胎痣”（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这种理论的缺点就十分明显了。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到社会科学的名下，并替换下社会科学，他不得不处理马克思丰富的文献内容、形式与社会科学具体形式的矛盾。他恰恰不能解决这一矛盾，故而不得不指出：从理论形式看来，马克思的大量著作都是以论战和批判的形式出现的，甚至不少门实证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其副标题就是“批判”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既不构成一门实证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构成一门实证的科学，而自始至终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注：《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最后的必然是，只能退守到“意识形态”立场上去，表现出理论的浅见。正如戈尔曼所批评的那样，“他的折衷主义缺乏哲学的严肃性和严密性……他的理论著作并不是很完美的”。（注：[美]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82页。） 他努力论证一种适应于时代并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形式，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更加肯定的是从一种社会学体系是不能完成这一理论任务的。
柯尔施的理论转变和理论经历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当前，我们正进行着对斯大林教科书体系这一传统解释框架的彻底清算，在理论运动中也形成种种解释模式，或从现实反思引申“人”的问题，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或从西方引入一些所谓最新的成果来解读马克思等等，形成人学体系、实践哲学体系、“类哲学”等诸种表现。从根本上而言，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用一种简单的体系来建构？这一问题在今天是值得深思的。如果不从马克思哲学特质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种种构造体系的作法，一方面易于从体系的封闭中落入我们正批判的对象的庸俗，走向另一种理论教条，（注：参见《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一文，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另一方面也容易在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中失落，背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柯尔施给我们提供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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