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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中国进行的以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变革,被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尝试之一,现今越南的变革也得到这样的评价。1995年白俄罗斯总统A·卢卡申柯也宣称,共和国政府期望建立新的社会——“市场社会主义”。这也促使我们研究“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问题。一、“市场经济”的客观基础及其实质
“市场经济”是随着劳动自身发生变化而形成和确立的。劳动在利用自然界并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主要源泉的同时发生这样一些变化:劳动分工及其专业化和劳动活动成果的交换越来越成为社会所必需,劳动产品日益变为商品,而市场成为劳动成果交换的不可替代的形式。
“市场经济”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不同社会类型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私有制的和集体所有的),它们是在相对不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形成和发展的。这种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当时财富的主要源泉是直接形式的劳动,而人是生产的主要动因;当时创造的财富的相对贫乏性要求社会对劳动量和消费量保持严格的相称,而这一点是由价值规律及其他市场规律的作用来保证的。
“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它的历史和地理界限问题。它是经营的历史形式之一,存在于具有必要的经营条件的地方和时候,而在这些条件消失的地方则退出舞台。
二、兵营式假社会主义及其非市场经济
兵营式假社会主义多半产生于尚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和主观前提的地方和时候,多半产生于这样一种时候,即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不高且“市场经济”潜力尚未用尽,人们奉行“不惜任何代价建成社会主义”的错误原则,“徒劳地”——过早地和强制地——否定私有制、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这种社会由于只在形式上废除私有制及与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和剥削制度,由于用假集体主义形式去组织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因而只是自封的社会主义,徒有虚名而已。然而,由于它并未真正废除私有制、剥削和压迫,因而实际上是一种在行政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具有新的(国家官僚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形式,这种形式到处贬低人的个性,把人的价值降低到只起驯服劳动力的作用,只是一架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的“小螺丝钉”。
兵营式假社会主义动员型经济的主要特点和主要罪恶在于它的反人道主义,在于它根深蒂固的目标不是满足国家公民的需要,而是通过动员全部资源,靠压低劳动者、多数居民的个人消费来完成紧急的政治任务,劳动者得到的福利低于劳动力价值,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及商品货币关系、正常市场的所有机制的作用。
造出这个畸型儿的核心是打破积累和消费的自然比例关系(这也是动员型经济存在的条件和目的),不仅靠在国家及其人民的需要上进行全面节约,而且首先是靠尽最大可能缩小消费来急剧地增加积累。在许多个五年计划即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在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形成了这样一种经济,在这里个人消费仅达到国内总产值的55%,而有的时候降到40%,这比正常发展的国家要低两级,在那些国家个人消费为国内总产值的60—65%,而在美国高达67%。作为过早的“社会化”的出发点,经济发展的低水平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产的组织、分配,尚未克服的贫困和平均化以及对文化和才能的态度等,还表现出这个社会的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因为“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等等。
兵营式假社会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的基础是非市场的动员型经济,这是一种陷于绝境的经济,丧失了进步的自然历史机制。而这一社会制度内部矛盾和对抗的发展,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历史对这个外表看似稳定内部实则腐朽、没有生命力的制度的判决。
三、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和怎样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
“市场社会主义”是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变种,这个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不高,还不能根除“市场经济”,不得不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生产力和为将来进入经典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前提。
那么到底应当怎样实现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呢?为了顺利地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起码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对现存的秩序进行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评价,也就是说,弄清当前要改造的是什么;第二,对变革的目标,即“市场社会主义”本身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任何人都不能成功地改造那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这恰恰是十年变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所在,因为破坏空中楼阁是最困难的!实际上当戈尔巴乔夫组织改革时,他一边重复着苏共过去的宣言,一边确认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有缺点的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因此改革的意思就是“更新社会主义”。既然国家实际上不存在社会主义(如果人民和改革的倡议者自己都承认政权和财产均在党和国家的官僚手中,在上级任命的干部手中,还谈什么社会主义),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更新的了。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注定要失败。当叶利钦和他的自由主义者们掌握了政权以后,他们象过去的共产党员那样,也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并宣称他们的目标是:把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成文明的资本主义。他们也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应当改革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制度,而这种制度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组织是这些改革家不能理解的。
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在遭受挫折以后,中国领导人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过去,因为过去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相当顺利。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机制,劳动与刺激因素之间的关系机制失灵了。因此,为了改革这种情况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保留劳动人民的基本社会成就条件下,把市场经济的积极经验拿过去在中国的生产部门推行。这样做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中国很快向“市场社会主义”前进,并且没有发生多大的动荡,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高的。
这样一来,说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应当指的是从动员型非市场经济的“兵营式假社会主义”转变。显然,在每个国家,这都是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任务。
我们试图首先研究向“市场社会主义”推进的共同问题,不管现有的民族特点和差异如何,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什么?
当权者要把这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以实物形式和以价值形式(比方说,以世界价格为基数)进行比较,为了使消费的价值与生产的价值相适应,应当“量入为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相适应:从消费价值与生产价值的严重不适合到所需产品和生产的品种的不适合。当然,产品品种不适合并非坏事,如果有可能通过把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卖掉,再从其他国家换回所需产品的话。因此,应该根据业已发现这些不适合的性质制订经济发展的总方案:改变生产结构、对外经济联系的方针和意义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的先后顺序。
在对国家经济状况,它的条件和联系进行了起始的或初步的市场价值评价以后,重要的是看清应该往哪里走,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以及为了实现市场社会主义应该做什么。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应当对“市场社会主义”和其中市场经济特有的增长机制与社会主义特有的社会公正是结合在一起的特点,有一个清晰的总的概念。
“市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把“市场经济”固有的发展机制、增长的刺激因素与社会主义特有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成就,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这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吗?是的,能够实现。只不过是在生产力——劳动资料和人——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内。在研究这些范围和界限之前应当强调指出,“市场社会主义”也有一些自己所固有的特殊原则和目标。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它有一个极严格的要与“量入为出”要求相符合的劳动与消费的尺度。无论在任何地方,在物质生产部门,还是在管理、卫生保健、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都不应该有任何浪费,不应把不是生产出来的东西用于消费和把不是自己挣来的钱攫为己有,而且按主要的价值,即公民的劳动价值付酬具有头等的地位和意义。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高度公正性在于,一切都是按自己的价值进行交换,其严格性具有头等重要意义。那么怎样对待剩余价值和剥削呢?众所周知,占有剩余产品完全可以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并存。占有剩余产品这不仅是剥削的实质,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的发动机。如果把劳动力从商品中排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而也排除占有剩余价值,那么这正如过去许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验证明的那样,就可能破坏进步的刺激因素,导致非市场经济的停滞。
看来,为了从停滞状态推动生产并赋于其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应当把劳动者挣得的全部必要产品还给他们,而且也应为企业主提供获取剩余产品或者剩余产品的可能性。在劳动者和组织这种先进生产的企业主之间,在促使生产稳定增长的社会刺激因素之间,将剩余产品作巧妙的分配(而这种巧妙的分配本身也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一起缓慢地变化)。善于确立“市场社会主义”的地位并使其完善的本领,实际上就是关于实施这种辩证地变化着的、但又经常保持平衡的经济政策。
如果部分剩余产品被企业主所占有,从而证明有剥削要素存在,这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呢?应该承认,“市场社会主义”在其最初阶段(缺少占有剩余产品的因素和剥削因素就不行)不大象社会主义,而更象通过私有制来利用“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取向型经济。只是在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用于刺激企业主的剩余产品比重减少(缩小),以及用于社会计划和向按劳付酬接近的可能性扩大,市场社会主义才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自己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的内涵。只有度过初级阶段,随着智力(科学是直接生产力)变成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当劳动刺激因素将包含在“科学劳动”内容本身时,包含在科学劳动所带来的愉悦中的时候,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到来。
显然,“市场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企业主和经营活动的敌人。如果利润和财产是通过组织必要的生产、商业和服务,而不是用盗取人民财产、投机倒把和其他犯罪手段取得的话,“市场社会主义”就不反对利润和扩大私有财产。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把互相矛盾的原则和趋势结合在一起的、发展和变化着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发展生产的个人私有制刺激因素——这个社会进步的机制和集体刺激因素——具有普遍意义,考虑到多数人利益、社会公正和起点相等原则的集体刺激因素,是处于严格权衡,但又(根据各种条件)变化着的相互关系之中。
在这个社会中利用互相矛盾的原则和标准以及各类的方法和范畴,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归入能说明“市场社会主义”特点的经济范畴有商品生产、流通、分配和商品消费,以及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供求规律,价格和价格形成、商品、价值、货币、成本、工资、利润、赢利率、信贷、财政、市场等等。但是这个社会中还存在经济核算和经济等价物(而且是两种类型的:一种是按价值的,另一种是按劳动成果的),以及自觉保持的比例关系、社会公正和平等,等等。还有一点不应该忘记,即这种社会及其经济的相当大一部分数量和质量指标在各方面(计划、核算、总计、预测等)都具有价值特点。正如马克思说的:“价值决定仍会对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的分配起支配作用。”
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和措施,是根据从什么状况(这种状况在独联体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是不相同的)实行转变而更为具体地规定的:是直接从兵营式假社会主义的动员型市场经济结构开始转变的,还是从已经改变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的半市场经济结构转变。但是,应当强调指出,无论何时何地从非市场经济,或者象我们这里的情况,从兵营式假社会主义的动员型非市场经济,实行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都必须广泛地利用国家;而且,没有国家的决定性的集中领导,这种转变本身是不能实现的。无论是中国的经验,还是越南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鲁卡申科在自己的讲演中也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国家调控的作用如此重要?原因有很多,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些,下面我们再着重谈谈三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在把忽视多数人头等生活需要的动员型非市场经济改造成以多数公民利益和意向为社会取向的经济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生产部门、结构和比例关系,建立必要的新的生产部门、结构和比例关系,因而需要在国家压力和强制下实施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
第二、实行这种急剧的破坏,要在国家严格监督下在国内对所创造的总产品进行新的再分配。
第三、非市场经济及其向“市场经济”和它的价值急剧转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犯罪和其他许多消极现象的增长,要有成效地取缔犯罪和这些消极现象,离开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也是不可能的。
这里没有涉及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也未分析“市场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人民政权的特点和机制,那需要单独加以探讨。
20世纪建立的“世界社会主义”——人类历史的早产儿,力图在还不具备许多必要条件的时候使人类得到幸福,因为“市场经济”尚未耗尽自己,而科学则刚刚成为直接生产力。人类以后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还要发展,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但是,看来历史也不能避开“闯入未来”的过早尝试。这种有益的试验和与此相联系的力量检验对历史来说也是必要的。当代中国经验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创造性地、最少痛苦地由停滞的非市场的动员型经济向稳定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范例,客观上成为叶利钦式改革家失败后的一种抉择。中国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向混合型市场经济的转变,其工业生产增长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顺利地向市场转变,并未破坏国家组织起来的生产,也未有失尊严地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乞求可怜的经济施舍。
因此,如果不是把走出社会经济死胡同和寻找这种出路的问题作为注意中心的话,那么,考虑到以下问题是很重要的。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样,都应当恢复市场经济。人们早就清楚,每个国家的主要市场都是与这个国家公民的个人消费相联系的市场。所有的生产部门、一切分配和交换的运动最终都是为了这个消费。每一个国家越是富有,就越是能更好地满足自己公民的各种需求。但不是为了少数富人,而是为了大多数。
我们(苏联)的不幸,都在于历史上个人消费发展水平低,在于对个人消费的非市场调节,以致经济所有部门都出现了不良的新迹象。如果沿着继续压缩个人消费的路走下去,那么就可能越过界限(我们已经开始越过这个界限),越过这个界限之后,比例关系破坏的过程对整个生产就是破坏性和灾难性的,劳动的刺激因素彻底崩溃,生产的整个结构发生变化,以致生产的自然比例关系和联系都将被破坏,等价关系、国内支付和结算关系的全部体系也会遭到破坏。经济可能开始出现“虚脱”。应当朝相反的方向前进,也就是对经济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旨在通过提高对千百万人的劳动刺激来扩大而不是缩小和降低他们的个人消费。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从动员型经济向正常的国民经济转变。中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今天,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必须对业已形成的新情况深思熟虑,以便找到自己的顺利进行经济改革的方案。在不得不克服消极后果的同时,抛弃危害极大的,强制推行人民不接受但对一小撮掌权人及其奴仆有利的资本化和西方化方针。这一小撮人在把自己国家多数公民掠夺一空之后正在进入富人之列,进入“俄罗斯新贵”或者“白俄罗斯新贵”之列。真正的经济改革,在消除动员型经济及其当代的变种之后。应当以适合社会需要的混合型市场经济取代之。正如中国的积极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千百万人富有成效的生产劳动不仅得到完全适合的刺激,而且成为我们国家发展和复兴的主要动力。
* 作者是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哲学博士,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教授。
王峰连/李传勋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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