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境界”：“四书大作”中“北山血脉”的义理解读_孟子论文

“工夫”与“境界”：《四书大全》中“北山学脉”义理诠释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理论文,工夫论文,北山论文,境界论文,大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16)01-0051-14

      北宋诸儒昂然奋起，证成孔孟挺立的地位，乃是思想史极为重要的一章，也是儒学发展历程中精彩的一页。濂、洛、关、闽相继而起，成就斐然，然而汇聚成果，有赖朱熹集其大成，完成重构经典工作①，自此由理学人于经学，由讲论而及于经典诠释，成为儒学后续发展的重要事业。朱学传布与四书讲论，乃是一体之工作。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刘爚奏请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国学②，理宗淳佑元年(1241)诏入学宫从祀，云：“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③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颁《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定本④。明初，太祖定八股取士，初场试四书义，四书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⑤。宋代沦亡，元代继起；元朝既没，明朝接续，朝代不同，但都推崇四书，四书成为宋元以降学术核心。后人往往以政治威势来解释朱熹地位的提升，认为朱熹学术乃出于官方表彰的结果。然而追本溯源，朱熹晚年遭受庆元党禁、局势汹汹之际，无法想象日后学脉得以延伸，学术得以拓展的情形，钱穆先生“虽有科举功令，然不得专以科举功令为说”⑥，乃是相当深入中肯的说法。朱熹的坚持与门人后学的传播，印证义理，蓄积力量，由民间而及于官方，才是建立四书学术地位的关键因素⑦。南宋推崇朱熹学术，来自于既压复起，还以公道，恢复朱熹名誉；元代表彰《四书章句集注》，以蒙元看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取用乃是怀柔兼纳的手段而已，用意在于笼络士子⑧。同尊朱学，程度与用意不同，真正确立朱熹学术地位，主要来自于明朝态度。明初八股取士，沿唐、宋之旧，深有恢复传统的意义。考试以朱学为宗，已具气氛，然而贯彻帝王意志，以皇权威势整合歧异，建立朱熹为尊的经说体系，主要来自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命胡广等人纂修《四书大全》⑨。自此，朱熹成为学术宗主，四书成为后代最重要经典，《四书大全》成为明代士人成学、入仕最重要的经说依据⑩。《四书大全》地位无可比拟，检视明儒言论，邹元标《愿学集》云：“惧学者溺于异指，令童习家学，见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图无疆之治。”(11)高攀龙《高子遗书》云：“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12)指出皇权政教一体之事实。清人陆陇其甚至直指：“盖当时承宋元诸儒理学大明之后，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后能知圣人之道，永乐之政未有善于此时者也。自成、弘以上，学术一而风俗同，岂非其明效耶！”(13)一学术，同风俗，明显可见政治操作的影响，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到《四书大全》，明代“官学化”的结果便是确立四书成为最重要经典。就经学发展而言，唐代《五经正义》整合义疏，完成经学统一，皮锡瑞《经学历史》言之为“经学统一时代”(14)；至于明代以《四书大全》统合元儒经说，皮氏以“积衰时代”(15)来称呼明朝经学，认为其为败坏学风的源头，立场明显矛盾。事实上，《四书大全》整合宋元四书讲论内容，一如《五经正义》统合汉魏以降的经疏成果。唐承汉魏，明继宋元，落实经典教育工作，完成官方经典文本，具有同样的学术发展意义，然却深受误解！为求厘清，笔者针对《四书大全》“引用先儒姓氏”，核以《宋元学案》，撰成《〈四书大全〉征引人物系谱分析》(16)，分析庞大征引来源，探究朱熹门人结集之后学脉、宗派而及于宗族乡里情怀不同阶段的传衍线索，得出结论：黄榦传学何基，北山一系称为朱学“嫡子”，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具有由宋入元、巩固学脉正传的地位，也具有确立朱学内涵的意义。《四书大全》征引共计106家，其中名列《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其中征引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四书大全》建立诠释体系的核心基础和得以溯及朱熹的关键，对于掌握义理方向深有启示。

      二、北山四先生之四书学

      朱熹之后，黄榦为学门领袖(17)。朱学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最为重要，他们代表了朱学之后传播开展的第一个阶段。统计朱熹门人籍贯分布，以第一传门人而言，福建有83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38人；二传门人，福建有45人，浙江有27人，江西有14人；三传门人，福建有16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23人；四传门人，福建有5人，浙江有32人，江西有14人；五传门人，福建有2人，浙江有65人，江西有32人(18)。可见朱学三传之后，浙江人数逐渐增多，五传之后，更具有绝对优势。朱学由福建往传浙江，影响日趋深远，北山四先生正是其中核心所在。全祖望案语云：“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19)黄百家案语云：“勉斋之学，既传北山，而广信饶双峰亦高弟也。双峰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然再传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20)

      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成为宋元朱学传播中心，从脉络渊源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何基，字子恭，金华人，从父命师事黄榦，黄榦勉以“真实心地”、“刻苦工夫”，一如朱熹于病革之际对弟子的期许(21)。何基撰有《中庸发挥》、《大学发挥》、《论语发挥》，惜皆亡佚。核其语录，云：

      以《洪范》参之《大学》、《中庸》，有不约而符者：敬五事则明明德也，厚八政则新民也，建皇极则止至善也。至学皇极，有休征而无咎征，有仁寿而无鄙殀，则中和位育之应，皇极之极功也。

      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22)

      前者发挥四书义理，后者深化四书义涵，不论是扩之于外，或是究之于内，皆是以四书作为学术核心。《四书章句集注》与《朱子语类》相参的路径，更是指引后世解读朱熹四书学非常重要的方向(23)，无怪乎黄宗羲案语云：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盖自嘉定以来，党禁既开，人各以朱子之学为进取之具，天乐浅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尤不足数。北山介然独立，于同门宿学，犹不满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强健，徧应聘讲，第恐无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则，若人者，皆不熟读四书之故也。”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24)

      何基守之既严，甚至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自足，熟读即可，不宜有过多的诠释，以免破坏原本义理脉络。树立熟读四书的学门宗风，正是传自黄榦学术的证明。

      何基学术传于王柏，授予立志居敬之旨，王柏关注四书态度不变，同样强调必须深究其内而不必旁伸于外。语录云：“且《集注》之书，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其间包含无穷之味，盖深求之于意之内，尚未能得其彷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25)即可为证。王柏崇信四书的立场并无改易，不过细节上显然已有不同的思考，“虽曰”一句已透露端倪。王柏重视四书经文本身结构的完整性更甚于朱熹，认为《大学》“格致传”不缺，《中庸》当依《汉书·艺文志》所载《中庸说》二篇，以“诚明”以下别为一篇(26)，相歧之处，皆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建构义理诠释的重点。然而王柏尝试从结构上化解改作问题，采取不同的思考方式，遂有不同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见解。王柏有关四书类著作，有《订古中庸》、《论语衍义》、《论语通旨》、《鲁经章句》、《孟子通旨》、《标注四书》等，可惜大都亡佚。重构四书文本，其实是延续朱熹思考的结果，只是违离朱熹说法，尊背注而求经，奉与违戾之间，立场不免令人疑惑(27)。

      金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柳贯《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云：

      文公之于论《集注》，多因门人之问而更定之，其问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备也。而事物名数，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为之修补附益，成一家言，题其编曰《论语孟子考证》。(28)

      补充名物，以备考证，用意在于补充而非阐释。《宋元学案》黄百家案语云：

      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岂好同而恶异者哉！世为科举之学者，于朱子之言，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29)

      朱熹以一生撰作《四书章句集注》，历时既久，思之甚深，诸多说法前后不同，甚至留有诸多待解之处，临终前为《大学》“诚意”章费心竭虑，更是人所熟知之事(30)。后人延续思考方向，尝试解决经典文本与注解诠释问题，乃是学术发展的常态。黄百家申明后人应循其求道之心而非墨守其迹，无疑是通达而且正确的看法。金氏既守朱学之教，又发四书之义，有关四书之著作有《大学章句疏义》、《大学指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其中《大学章句疏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皆收于《四库全书》之中。金履祥传之许谦，强调“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圣人之道，中而已矣”(31)，皆是朱学核心要义，也是心念持守的重要工夫，而许谦于四书亦颇有心得，黄溍云：

      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敷绎义理，惟务平实。每戒学者曰：“士之为学，当以圣人为准的。至于进修利钝，则视己之力量如何。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舍其书，何以得其心乎？圣贤之心，尽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立言，辞约意广，读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以一偏之致自异，而初不知未离其范围，世之诋訾贸乱，务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读，自以为了然，已而不能无惑，久若有得，觉其意初不与己异，愈久而所得愈深，与己意合者亦大异于初矣。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要领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3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言约意广，深嚼有味，许谦推崇至极，由朱子而得四书义理，由四书而得见圣人，饶富义理进程。只是许谦发挥义理，并不墨守朱注。《四库全书总目》云：“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33)。重视四书，强调朱子，也留意缺失，补正朱注(34)。许谦有关四书的著作有《中庸丛说》、《大学丛说》、《读四书丛说》。《四库全书》所收《读四书丛说》只是四卷残本，阮元从元板影录《论语丛说》三卷，又从吴中藏书家得元板《中庸丛说》足本二卷(35)。北山学脉由宋而及元，脉络清楚于此可见：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黄榦接续朱熹，设教讲学，推究义理，昂然挺立，成为宋元之际最重要的朱学重镇，一方面传播朱学，延伸学脉；另一方面阐释义理，开展议题，证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价值。诚如王柏所言：

      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汉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复改，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为异而苟于同也。(36)

      以动态方式看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同之与异，唯求心之所安，甚至倡言“道无古今，学无先后，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仆所以确然有俟乎后之朱子也”(37)。既不拘执定见，又深化朱学成果，四书遂有多元丰富之诠释内容。朱学由宋入元，由注进入疏解的阶段，学人在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复辨证，不论是横向发展还是纵向深化，贡献良多，无怪乎明代章一阳以“正学渊源”为名，纂辑四先生著作《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十卷(38)，视之为由宋及元四书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清代戴锜亦以洙泗、濂洛、关闽、北山为一脉相承之体系，其云：

      水行地中，千条万派，莫不从昆仑发源而来，犹夫学者穷经立说，传道解惑，有不自洙泗来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关闽，一脉相承，道统绵绵弗绝，何其盛哉！嗣后有造邪说以乱之，招歧途以引之，而终不能蛊惑人心，必以紫阳为传道之准，斯时知有南轩张宣公、东莱吕成公，相与扶植而辅翼之，以为功之至巨者矣。而不知无何、王砥柱于乾道、咸淳之间，必不能传于金、许，无金、许振兴于绍定、大德之时，又何能绵远于今兹也哉！(39)

      承袭濂、洛、关、闽，儒学得传，北山一脉学人地位于此可见。

      三、《四书大全》征引之北山学脉

      《四书大全》征引当中，名列《宋元学案》之《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征引情形如下：

      

      征引量共计154条。北山一系学人的著作如今多数已经不传，《四书大全》征引其说，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在朱学发展当中，北山一脉具有衔接朱门与后学的作用，对此后人深有共识，吴师道为许谦《读四书丛说》撰序言之甚明，其云：

      《读四书丛说》者，金华白云先生许君益之为其徒讲说，而其徒记之之编也。君师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师鲁斋王先生柏，从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门，北山则学于勉斋黄公，而得朱子之传者也。四书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群言，集厥大成，说者固蔑以加矣！门人高弟不为不多，然一再之后，不泯灭而就微，则泮涣而离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传授之正，则未有如吾乡诸先生也。(40)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41)，对于后世建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诠释方式，具有关键地位，明代《四书大全》援取疏解内容，有意保留宋元之际朱学传布情形，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解体系，未见何基言论，恐与何基“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42)的态度有关。至于王柏、金履祥、许谦当中，许谦征引最多，则是因为许谦为入元之后发扬朱学最重要人物。《元史·儒学列传》云：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子之世适。(43)

      许谦于元代，讲学四十载，授徒著录千余人，发扬朱学不遗余力，撰作既丰，成果斐然，成为《四书大全》重要征引对象，乃是理所当然。此外，北山一系学人除四先生外，尚有欧阳玄、何梦桂(《四书通》、《四书大全》皆作何梦贵)、方逢辰三人。欧阳玄，字原功，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原委，尤为淹博，列于“仁山门人”，有《圭斋文集》传世。方逢辰，字君锡，学者称蛟峰先生，学术“以格物为穷理之本，以笃行为修己之实，终身顾未尝有师承”(44)，然而父亲方镕为“朱学续传”，家学渊源，同是朱学一脉：

      彼亦有以颖悟为道，以卤莽灭裂为学者，其说谓：“不由阶级，不假修为。”以致知格物为支离，以躐等陵节为易简，以日就月将为初学，以真积力久为钝才，匪徒诬人，亦以自诬，天下未有一超径诣忽焉而圣贤者。

      后之学孔、孟者，其以四书为根本，以六经为律令，格物致知以穷此理，诚意正心以体此理，学之博以积之，反之约以一之。(45)

      重申格致之教，阐明穷理之功。由四书而六经，学而有序，归之于理，提供了一条有进程、有境界的儒学道路，体系严然。至于易简之教，直接圣人，不仅是自诬，而且也诬人，以此分判，方逢辰申朱斥陆，立场至为明显。然而于学术推展，北山一脉学人彰显朱学，也有与陆学争是非的意义。何梦桂，字岩叟，学者称潜斋先生，与方逢辰为讲友，宋亡不仕，于艰困之中昂扬挺立，于家国沦亡之际慨然承传，在山林乡野之间讲授不辍，具有以身体道的实践意义(46)。事实上，朱熹对于吕祖谦死后的浙东学风深有疑虑，永康功利之学、永嘉事功之学继之而起，一重实利，一重实事，然而求之于外的结果，违失根本，心失其和，容易为利所诱。为求厘清，朱熹特别表彰金华先儒范浚，并将《心箴》载于《孟子集注》当中，以乡贤前辈的名望对治后学驰功逐利的缺失，期许从功利之中回归于人心救赎(47)。可见往浙东开展乃是朱熹宿愿所在，只是北山一系学人由黄榦而继承朱学，另一方面浙东本身也有其学术传统，吕祖谦于丽泽书院和明招堂讲学，门人众多(48)。金华原就是众多学派思潮交会之地，陆学、永康学、永嘉学相互交流，深有调和色彩。《朱子语类》卷122载有朱熹之分析，其云：

      或问东莱象山之学。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多，而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

      吕祖谦兼纳博采，重史轻经，成为浙东学术的特色。然而朱熹认为根源不明，不免于关键处偏失，而重权谋、求功利的结果，则不免让人违弃仁义，最终让人误以为成功即王道。朱熹甚至有意以《论语》救治偏蔽，强调在日用之际，在心念之间，高举仁义价值，坚持儒学工夫，才能救其偏差。日后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辨，也是采取相同立场。朱熹对于浙东学风深有忧虑，于此可见。近人束景南先生以“平衡浙学与陆学的道学砥柱”为标题，说明朱熹于南宋尚虚、尚实学风之间，展开全方位文化论战，在南宋纷然并起的学术社群当中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颇能说明朱熹学术坚持的方向(49)。而门人黄榦往浙东传学，不仅延伸朱熹道统论述的影响，北山一系学人习之有验的结果，也代表在学统分立、彼此竞逐当中，朱熹学术最终得以胜出。只是学术面相更为复杂，朱学既从北山一系学人而深入于浙学，却也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诠释方式，学术既延伸又相互影响，也就无怪乎《宋元学案》黄百家一方面有“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有“岂有心与紫阳异哉”、“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的观察，甚至于最后又云：“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50)。黄百家出于浙学，深有感受，可以理解，朱学于浙学发展中入于史，通于文(51)，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四书义理愈加丰富，却也渐生歧见，其中矛盾，正来自于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的结果，尤其后人缺乏朱熹融铸义理、思之甚深的历程(52)，各自揣想之下，于经文兴发议论，时见新意，也时有误解，甚至以纠弹朱熹说法作为个人学术成就，不仅混淆朱熹四书义理体系，也造成后人了解的困扰。此一情形，从后人论述当中可以得见。邓文原《四书通序》云：“近世为图为书者益众，大抵于先儒论著及朱子取舍之说有所未通，而遽为臆说，以衒于世。余尝以谓，昔之学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学者常患其不胜古人，求胜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53)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志铭》云：“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群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54)议论纷出，各立门户，恐怕也包括北山一系学人。“争奇取异”的结果，孰为正解，顿成经典诠释的重要问题。以朱熹为宗成为后人最终的方向，回归于朱学则成为建构诠释主轴最重要的诉求。此一主张于新安一系宗主乡贤前辈的气氛中开展(55)，而于明代完成。明代四书官学化过程中，确立朱熹尊隆地位，既是一种整合学术的手段，也是尝试解决朱学传衍问题的途径(56)。发展之下，北山一系的四书经说内容，于后人剔除歧出、化异求同的调整当中，纳入官学系统，成为《四书大全》申明朱熹四书体系、阐释朱熹诠释经旨的重要材料。明代推崇朱熹地位，北山一系具有学术传衍作用，也具有阶段性发展意义。

      四、诠释转折与开展

      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金履祥考证四书的内容，《四书大全》收录不多，有关名物训诂的资料，《四书大全》以张存中《四书通证》为主，原因所在，可以由其言“学者于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于《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着所出”(57)一窥端倪。考证后出转精，张存中以补其所出的角度，内容更为丰富，自然成为《四书大全》取用材料。至于王柏有关《大学》、《中庸》文本结构的调整，也并未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材料当中，显然关注所在，已有不同。其次，以征引的数目分析，《四书大全》征引许谦材料，《大学》有29条，《中庸》有34条，《论语》22条，《孟子》33条，数目相当平均，然而以《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分量之悬殊，即可发觉其中有异。许谦有关《大学》、《中庸》诠释成果，征引比例明显较高，如果与其他人加总计算，《大学》42条、《中庸》43条、《论语》30条、《孟子》39条，《大学》、《中庸》征引明显偏多，至于《论语》则明显偏少。检核《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大学》、《中庸》各有一卷，《论语》四卷、《孟子》四卷，共计十卷，《论语》、《孟子》并无空缺，经过后人筛选拣择，《四书大全》似乎更加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诠释成果，而对于《论语》、《孟子》部分关注不深。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四书进程、体系与境界的讨论，对于四书义理的兴趣，高于日用之间、事理之际的体悟。朱熹对于浙东学术曾有“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58)的针砭语，似乎也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当中。事实上，检视《四书大全》列举方式，小注以朱熹《语类》、《或问》内容为主，后文辅以弟子门人意见，最末则以“云峰胡氏”、“新安陈氏”、“东阳许氏”等元儒诠释作结。分析征引结构，前者可见朱熹讲论之义理方向，后者可见训诂与体例的补充，形成朱熹、门人、元儒一系相承的经说体系。元儒经说部分，多数依循饶鲁、新安、北山三系为序，而许谦说法往往列于征引之末，藉以阐明章旨的价值与意义。可见北山一系作为朱学由宋而及元的最初发展阶段，也成为后人讨论的基础。后人赓续推究，进行更全面的四书义理思索，其中排序并非偶然。北山一系学人深化与开展之处，列举如下：

      (一)推究工夫进程

      训解经文为《四书大全》征引内容的大宗，收录北山一系学者意见也以此类说解最多。分析语意，也辨正义理，北山学人一脉相承，经典诠释有继承发展的现象。《大学章句》朱注“瑟，严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引许谦、方逢辰云：

      严密，是严厉缜密。武毅，是刚武强毅。以恂栗释瑟僩，而朱子谓恂栗者，严敬存乎中，金仁山谓所守者严密，所养者刚毅，严密是不粗疏，武毅是不颓惰，以此展转体认，则瑟僩之义可见。

      瑟是工夫细密，僩是工夫强毅，恂栗是兢兢业业。惟其兢业戒惧，所以工夫精密而强毅。(59)

      金履祥分出所守所养有严密与刚毅的不同，许谦、方逢辰的诠释乃是承前发展。《孟子集注·告子上》“乡为身死而不受”章引许谦云：

      三乡为身，北山先生作一读，言乡为辱身失义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为身外之物，施惠于人，而受失义之禄乎，可谓无良心矣。(60)

      申明经旨，乃是引用何基说法，诠释层层累聚，于此可见。北山一系学人彰显经典旨趣，揭示其中要旨，最终往往归于修养工夫的思考。《大学章句》“《诗》云：‘瞻彼淇澳’”章引许谦云：

      此节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谓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绪，谓先切琢而后可以磋磨，循序而进，工夫不辍。切磋以喻学，是就知上说止至善，讲习讨论，穷究事物之理，自浅以至深，自表以至里，直究至其极处。琢磨是就行上说止至善，谓修行者省察克治，至于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直行至极处。瑟兮僩兮谓恂栗，是德存于中者完。赫兮喧兮谓威仪，是德见于外者著。(61)

      切磋琢磨，止于至善，许谦由知行两端，说明工夫所在，诚敬存乎中，尚不足有美盛德之形容，唯有达于至善，内恂栗而外威仪，融通内外，德容充溢表里。儒学有工夫、有进程，丰足饱满，由经典以入圣人之境，更有自信。《中庸章句》“诚者，天之道也”章引许谦云：

      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择者，谓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谓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内而言之。择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62)

      以格物穷理说解经典意涵，择善而固执正是内外交养的结果。《大学章句》“所谓诚其意者”章引许谦云：

      诚意只是着实为善，着实去恶。自欺是诚意之反，毋自欺是诚意工夫。二如，是诚意之实。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诚意之效，慎独，是诚意地头。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诚不诚，皆自为之。自欺者，适害己；不自慊者，徒为人。恶恶臭，好好色，人人皆实有此心，非伪也。二如字，晓学者当实为善去恶，若恶恶臭，好好色之为也。(63)

      以实释诚，途径直捷明朗，为善去恶一出于诚，工夫纯由自己，无丝毫勉强，许谦确实掌握朱学的精神。《孟子·告子上》“操则存，舍则亡”章引许谦云：

      浩然章论养气，而以心为主；此章论养心，而以气为验。曰志者气之帅，故谓以心为主；曰平旦好恶与人相近，故谓以气为验。集义固为养气之方，所以知夫义而集之者乃心也，养心固戒其梏亡。验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则气也，彼欲养而无暴，以充吾仁义之气，此欲因气之息，以养吾仁义之心。两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尝不同，而气则有在身在天之异，然未始不相为用也。(64)

      这番话对心与气的关系言之甚详，养心验气，养气由心，唯有心气交养，才能仁义充盈，指出儒学极为重要的修养方法，以及朱学重要学理内容，诠释深切到位。《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章引王柏云：

      “善推其所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65)

      孟子开展仁义，正是善推其所为，学问在此，修养亦在此，儒学精神于此显豁，可见经典阅读的深入与精彩。当然其中也有理解偏失之处。《中庸章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章引许谦云：

      程子谓不偏之谓中，固兼举动静。朱子不偏不倚，则专指未发者。(66)

      程子兼有动静，朱熹仅言及未发之中，许氏分别程、朱有不同的诠释重点，但对于朱熹融静于敬、涵养更密的思考，体会不深。《四书大全》载录朱熹弟子陈淳之言，云：“中和之中，是专主未发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义，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内外而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可谓确而尽矣。”(67)朱熹取程子之说，推而及于内外动静，内涵更为周延细腻。许氏未能详究朱熹中和之悟的进程(68)，观察并不深入。《大学章句》“物格而后知至”章引许谦云：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谓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并行不悖。若曰“必格尽天下之物，然后谓之知至。心知无有不明，然后可以诚意”，则或者终身无可行之日矣。圣贤之意，盖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于此一理为至，及应此事，便当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须一条一节，逐旋理会，他日揍合将来，遂全其心而足应天下事矣。(69)

      “而后”既是顺序之词，也是一种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关乎工夫进程，兹事体大。《四书大全》引朱熹之说云：

      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着“而”字，则是先为此而后能为彼也。盖即物而极致其理矣，而后吾之所知无不至。吾知无不至矣，而后见善明、察恶尽，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诚。意无不诚矣，而后念虑隐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后身有所主，而可得而修。(70)

      格物乃是修养的关键，即物穷理，知明而意诚。就工夫而言，朱熹有深刻的思考，所谓“先为此而后能为彼”，正是强调其中顺序不可紊乱，以及学术进程的安排，此为朱学工夫论的核心。然而浙东学术贵通达，许谦对此以一种转折性的诠释，强调“致知力行”并进，于是一物之格，诚意、正心、修身乃是同时进行，最终期许逐渐理会，全其心以应天下之事，于是工夫所在，一次到位。说法是否符合朱熹原旨，有待深入讨论，但对于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因此“终身无可行之日”的逻辑问题，遂有可以解决的方向。

      (二)阐明境界所在

      朱熹以一生建构四书义理，如何确立有效理解，乃是后人研究的首要之务。《中庸章句序》引许谦云：

      《章句》、《辑略》、《或问》三书既备，然后《中庸》之书，如支体之分，骨节之解，而脉络却相贯穿通透。(71)

      此一方法与黄榦强调直究原典，以《章句》为研读根本的方式不同(72)。黄榦标举的方法，目的在于避免淆乱，然而浙东学术重视文献，更加留意考据，取径开阔，以《章句》为本，佐以《辑略》、《或问》的研读方式，有助于了解朱熹思考进程，转折之间，《中庸》义理得以显豁。有关研读方法的指引，也见于《读中庸法》引许谦云：

      《中庸》、《大学》二书，规模不同。《大学》纲目相维，经传明整，犹可寻求。《中庸》赞道之极，有就天言者，有就圣人言者，有就学者言者，广大精微，开阖变化，高下兼包，巨细毕举，故尤不易穷究。(73)

      《大学》言纲领，《中庸》明境界，研读方式，朱熹原就有安排，其云：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74)

      《中庸》标举天道、圣人，期许学者有以继之，许氏所言确实符合其中旨趣。至于《章句》、《或问》相参方式，提供深入朱熹义理思考细节，《中庸或问》引方逢辰可以为例，其云：

      《或问》中旧说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句，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盖谓有主张是者，而实未尝有所为耳。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直谓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二说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谓鸢鱼之飞跃，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处，勿正心，谓无勉强期必，非有心着意也。活泼泼地，是指天理呈露处，此朱子旧说之意，就鸢鱼上言。今说却就看鸢鱼之人上言，谓就费视隐，必自存其心，则道理跃如矣。朱子谓只从这里收一收，这个便在。朱子两说皆精，但前说恐人无下手处，故改从后说之实。(75)

      朱熹为免蹈空入虚，前后之间，趋之于实，朱学最终精神的趋向所在，于此可见。事实上，浙东学人强调文本结构，《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章引许谦云：

      此章专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细微处不合道，而于远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势必当如此。故于费隐之后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谨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则言正己不求于外。此章则言自近及远，是言凡行道皆当如是也。引《诗》本是比喻说，然于道中言治家，则次序又如此。(76)

      《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费而隐”(77)，循此而下，第十三章阐明以恕行之，第十四章说明正己不求于外，第十五章言行道自近及远，层层而进，彼此衔接，各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申明由近而及远，日用之间，道无所不在。许氏善用文学分析手法，章旨可以据此而得。此外，比较两章之间手法，也可以了解经旨所在。《中庸章句》第三十章朱注“言天道也”引许谦云：

      二十六章言圣人至诚，与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则圣人之盛大自见。此章先言圣人与天地同道，自万物并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则圣人之大自见。前章则引文王之诗以结之，此章则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礼，无非形容圣人之德也。(78)

      圣人与天地同道，许谦比对《中庸章句》第二十六章、三十章，同样是言天地之盛大，以见圣人之盛大，铺排方式相同，至于二十九章引《诗》“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79)为结，三十章则以“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80)破题，前者为文王，后者为孔子，圣圣相承，彼此衔接。至于以孔子作结，《中庸大全》“仲尼祖述尧舜”引方逢辰云：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书之末，以仲尼明之。(81)

      可见文本具有内在的肌理脉络，经典意义结穴所在，揭之而出，遂能彰显结构用意。经典本身原就有圣圣相承的线索，既承继而发展，又遥接而发挥，圣道境界遂有其理据。朱熹分享经典阅读经验，言“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却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82)。读经必须从章句文字的语意层面，深入于文本结构当中，推敲全篇旨趣所在。浙东学人延续朱熹思考方向，诠释更趋务实。《大学章句序》“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一句引许谦云：

      规模节目，以三纲八条对言，则三纲为规模，八条为节目，谓八条即三纲中事也。独以八条言之，则平天下为规模，上七条为节目，平天下是大学之极功。然须是有上七条，节节做工夫，行至于极，然后可以平天下。(83)

      以《大学》而言，三纲为规模，八目为节目，所谓“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84)，两相搭配，乃是极为适切的诠释。但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延伸，离三纲而言八目，以平天下为规模，格、致、诚、正、修、齐、治为节目，不无可疑，毕竟缺乏明明德之根本，八目不免有外驰之弊。或许对于元儒而言，平治天下乃是儒者事业所在，也是儒学规模所在，儒学境界于经旨当中获得启发，外王事业也是儒学的究竟，因此寄以无限的期许。许衡留意经文结构，于是将规模与节目视为境界与进程，将三纲与八目视为两个独立文本，然而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外王事业，于此可见。

      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义理推究深微，四书成为学术核心。在宋元学术纷出之际，北山学人证明朱学价值，饶富学术发展意义。《四书大全》征引的仅是部分内容，自然无法代表全貌，然而重视工夫，强调境界，北山一系学人融通经学与理学，厘清四书文本内涵，在经典诠释当中彰显朱熹学术价值。经由北山一系学人的努力与尝试，明儒四书经注诠释体系才得以完成。只可惜北山一系学人为朱学嫡子，然而承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并不明显。《孟子·尽心下》“由孔子而来”章引胡炳文云：

      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极功。学者不知所向，则非有志于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则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趋向之正，造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为明道矣！真知明道，则真知尧舜以至孔孟者矣！善乎勉斋黄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则《集注》所谓百世而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朱子亦当自见其有不得辞者矣。(85)

      胡炳文乃是新安一系的学者，黄榦推崇朱熹为百世而下心领神会之人，北山一系学人经由黄榦溯源于朱熹，以身份而言更为纯粹，对于朱熹道统应有进一步的说法，但是征引情形并不明显，相关论述几乎集中于新安一系学人。元代不同宗派，不同学术系统，彼此相互竞逐，《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或许出于明成祖排除明初开国浙东学人势力的一种手段(86)。然而学术积累，北山一系学人诠释心得终不得掩，观察征引情形，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黄榦彰显朱学，以传道为己任，以影响层面而言，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是宋元朱学传播中心，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

      其二，朱熹从北山一系而深入于浙学，却也不免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倾向，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其结果，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影响愈深，也难免渐生歧见。

      其三，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北山一系经说以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四书大全》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的诠释成果，对于《论语》、《孟子》关注不深。

      其四，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推究深微，《四书大全》征引特别留意儒学修养工夫，也关注儒学境界所在，贯串绵密，融通经学与理学的思考方式，奠定了义理开展之基础。

      其五，黄榦表彰朱熹，四书、朱熹、道统三位一体，北山一系学人虽然为朱学嫡子，号为正传，然《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而延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的，却是新安一系学者。

      北山一系学人乃是传承朱学的重要学脉，也是《四书大全》建构经疏体系的重要基础，只是几经转折，分析结构、推究涵义，遂有不同的思考，后世儒学重要主张，隐然已见于《四书大全》征引北山学人的言论当中。工夫期许知行并进，境界强调内圣外王，对于明代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清初经世致用之学，饶有启发作用，可见北山一系学人深层影响。只是无可讳言，《四书大全》征引内容既多且杂，梳理不易，分析脉络，尚多疏陋，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①参见拙文：《义理与训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征引原则》，《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里仁书局，2006年版，第326页。

      ②③毕沅编集：《续资治通鉴》，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6，4630页。

      ④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云：“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

      ⑤张廷玉等撰：《明史》卷70《选举二》。

      ⑥钱穆撰：《朱子新学案》第4册，台北，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180—181页。

      ⑦参见拙文：《四书“官学化”进程：〈四书大全〉纂修及其体例》，载《东亚汉学回顾与展望》，长崎，长崎中国学会，2010年版，第87—102页。

      ⑧萧启庆撰《元代科举特色新论》云：“道学在科举中的独尊及成为近世的官学是始于元代，而非宋代。不过，道学在元代仅为儒学各派中的官学，还算不上‘正统’学术。因为科举在当时并非人仕的主要管道，而儒学不过是诸‘教’中的一种。道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在明朝。”又云：“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为科举考试及学校教育的准绳，废弃旧注疏不用，但这两部官纂大全与元代科举所用注疏乃是一脉相承。朱学独尊的地位自此获得巩固。”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1分(2010年3月)。

      ⑨杨士奇等撰《明太宗实录》卷158载：“上谕行在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馔。”

      ⑩侯美珍撰：《明清科举取士“重首场”现象的探讨》，载《台大中文学报》第23期(2005年12月)。

      (11)邹元标撰：《愿学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5页。

      (12)高攀龙撰：《高子遗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1页。

      (13)陆陇其撰：《松阳钞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36页。

      (14)(15)皮锡瑞撰：《经学历史》，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98，289页。

      (16)参见拙文：《〈四书大全〉征引人物系谱分析》，载《东吴中文学报》第23辑(2012年5月)。

      (17)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63《勉斋学案》载全祖望案语云：“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傅，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其人与？”

      (18)程继红撰：《宋元朱熹门人及后学籍贯地理分布与朱子学传播区域》，载《朱子学刊》2008年第1辑。

      (19)(20)(22)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21)蔡沈撰《朱文公梦奠记》云：“八日，精舍诸生来问病，先生起坐，曰：‘误诸生远来，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坚苦工夫，须牢固着脚力，方有进步处。’”见蔡有鹍辑，蔡重增辑：《蔡氏九儒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6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793页。

      (23)何基研读方法，乃是承继黄榦所谓《集注》与《或问》相参方式扩而及于语录的结果。黄榦门人陈宓《论语通释题叙》言：“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盖《集注》之辞简而严，学者未能遽晓，于是作《或问》一书，设为问答，以尽其详，且明去取诸家之意。先生恐学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辞而列之于后，以便观览。”见《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0页。按：此书今已不传，无法得见黄干光大师门的成果，然而此一诠释路径，已为后人开启思考方向。

      (24)(25)(29)参见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26)王柏认为《大学》“格致传”不缺，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听讼”一章，为“格致传”，是受车若水的影响。至于分出《中庸》为两篇，则是受《汉书·艺文志》“《中庸说》二篇”的启发。参见王柏撰：《鲁斋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6，156页。

      (27)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黄百家案语云：“后世之宗紫阳者，不能入郛廓，宁守注而背经，而昧其所以为说，苟有一言之异，则以为攻紫阳矣。然则，鲁斋亦攻紫阳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学也！”

      (28)柳贯撰：《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收入《待制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8页。

      (30)《两朝纲目备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卷六“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脏腑微利，……辛酉改《大学》‘诚意’一章，此熹绝笔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复出书院。”蔡沈撰《朱文公梦奠记》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学》‘诚意’一章，令詹淳誊写，又改数字。……午后，大下，随入宅堂，自是不能复出楼下书院矣。”见蔡有鹍辑，蔡重增辑：《蔡氏九儒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6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793页)。不过钱穆依江永之说，认为朱熹最后所改其实并非《大学》“诚意”章，而是《大学》“诚意”二字最先见处之注，将经一章原本“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中“一于善”改为“必自慊”。见钱穆撰：《朱子新学案》第二册，第425页。

      (31)(32)黄溍撰：《白云许先生墓志铭》，《文献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2，524页。

      (33)纪昀撰：《四库全书总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8页。

      (34)廖云仙撰《元代〈四书〉学的继承与开创——以元儒许谦为例》一文，以许谦为例，观察元代《四书》学，其中有继承之一面，也有开创的地方。以朱学为学术核心，阐发朱注，为其继承之处；考订错误，补其缺失，则为其开创的地方。载《东海中文学报》第21期(2009年7月)。

      (35)阮元撰：《研经室外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48页。

      (36)(37)王柏撰：《鲁斋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6，161页。

      (38)章一阳辑：《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

      (39)戴锜撰：《原序》，见许谦撰：《白云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40)引自朱彝尊撰：《经义考》，卷254。

      (41)吴师道推崇何、王、金、许北山一系学人，乃是元代后期建构北山一系学术地位的重要推手。《吴正传先生文集》中有《请乡学祠金仁山先生》、《代请立北山书院文》、《请传习许益之先生点书公文》等文章，可以得见其用心所在。至于强调北山一系为朱学嫡传，则是在柳贯为金履祥所写的行状，以及黄溍为许谦所写的墓志铭中逐渐形成的论述内容。参见陈雯怡撰：《“吾婺文献之懿”——元代一个乡里传统的建构及其意义》，载《新史学》总第20卷第2期(2009年6月)。

      (42)(44)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43)宋濂撰：《元史》卷189《儒学列传》。

      (45)方逢辰撰：《蛟峰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0—545页。

      (46)参见方彦寿撰：《朱熹书院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3页。

      (47)参见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0《告子上》。《宋元学案》卷45《范许诸儒》云：“范浚，字茂明……学者称为香溪先生。先生之文，世之所诵习者，朱子所取《心箴》而已。”《朱子语类》卷59云：“问：‘《集注》所载范浚《心铭》，不知范曾从谁学？’曰：‘不曾从人，但他自见得到，说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见吕伯恭甚忽之，问：须取他铭则甚？曰：但见他说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说话，人也多说得到。曰：正为少见有人能说得如此者，此意盖有在也。’”

      (48)浙江省武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吕祖谦与浙东明招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6页。

      (49)束景南撰：《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15—633页。

      (50)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51)浙东学术重视文献，也强调文学，乃是地域学术传统。参见徐永明撰：《婺州文人群体之构成及其形成之地域文化背景》，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52)参见拙著：《“融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1页。

      (53)邓文原撰：《四书通序》，见胡炳文撰：《四书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

      (54)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志铭》，见陈栎撰：《定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1—442页。

      (55)程曈撰《新安学系录序》云：“新安为程子之所从出，朱子之阙里也。故邦之人于程子则私淑之，有得其传者；于朱子则友之事之，上下议论，讲劘问答，莫不充然各有得焉。嗣时以还，硕儒迭兴，更相授受，推明羽翼，以寿其传。由宋而元，以至我朝，贤贤相承，绳绳相继，而未尝泯也。盖朱子之没，海内学士群起著书，争奇衒异，各立门户，浸失其真。诸先哲秉相传之正印，起而闲之。故笔躬行之实，心得之妙，乃于圣人之经，濂洛诸书，具为传注。究极精微，阐明幽奥，朱子之所未发者，扩充之；有畔于朱子者，刊去之，由是朱子之焕然于天下。我太宗皇帝诏修《五经》、《四书》、《性理》……一惟其言是宗。采录之以明圣经，淑人心，维民极，而垂教后世，则其有功于圣道正学大矣哉！”见《新安学系录》，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

      (56)参见拙文：《四书“官学化”进程：〈四书大全〉纂修及其体例》，载《东亚汉学回顾与展望》，第87—102页。

      (57)胡炳文撰：《四书通证序》，见《云峰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62页。

      (5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2。

      (59)(61)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第68，70页。

      (60)(64)胡广等纂修：《孟子集注大全》，《四书大全》，第2774，2765页。

      (62)胡广等纂修：《中庸章句大全》，《四书大全》，第461页。

      (63)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大全》，《四书大全》，第84页。

      (65)胡广等纂修：《孟子集注大全》，《四书大全》，第2100页。

      (66)(67)胡广等纂修：《中庸章句大全》，《四书大全》，第326，325页。

      (68)详见拙著：《“融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第197—209页。

      (69)(70)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大全》，《四书大全》，第52—53，51—52页。

      (71)胡广等纂修：《中庸章句序》，《四书大全》，第318页。

      (72)胡广等纂修：《读中庸法》引黄榦云：“《中庸》自是难看，石氏所集诸家说，尤乱杂未易晓，须是胸中有权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骤取而读之，精神已先为所乱，却不若子细将《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晓，俟首尾该贯后，却取而观之可也。《中庸》与他书不同，如《论语》是一章说一事，《大学》亦然，《中庸》则大片段，须是滚读，方知首尾，然后逐段解释，则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滚读，以《章句》仔细一一玩味，然后首尾贯通。”见《四书大全》，第320页。

      (73)胡广等纂修：《读中庸法》，《四书大全》，第323页。

      (7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4。

      (75)胡广等纂修：《中庸或问》，《四书大全》，第626页。

      (76)(77)胡广等纂修：《中庸章句大全》，《四书大全》，第405，381页。

      (78)(79)(80)(81)胡广等纂修：《中庸章句大全》，《四书大全》，第520—521，515，516，517页。

      (8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5。

      (83)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序》，《四书大全》，第15页。

      (84)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大全》，《四书大全》，第49—50页。

      (85)胡广等纂修：《孟子集注大全》，《四书大全》，第3041页。

      (86)胡广举荐42位儒士一同参与纂修，核其职衔，乃是以翰林院统合朝中各部郎中、主事，以及地方儒学教授、教谕、训导等，层面既广，人数又多，与唐代《五经正义》由学官而及于朝廷大员的纂修过程有所不同。明代结合中央与地方，既是成祖综纳四方的统治手段，也是朱熹后学深化传播的影响所致。核查地域，江西籍有胡广、金幼孜、萧时中、陈循、周述、余学夔、涂顺、吴嘉静、周忱、王选、王复原、傅舟、杜观、颜敬守、彭子斐、吴余庆等16人，福建籍有杨荣、陈全、林志、李贞、陈景著、黄寿生、陈用、黄约仲、洪顺、陈道潜、黄福、王暹等12人，浙江籍有陈璲、王羽、童谟、吴福、沈升、章敞、吾绅、曾振、留季安、宋琰、陈敬宗、许敬轩等12人。其他，刘永清是湖广人，王琎、赵友同、陈济是江苏人，黄裳是广东人，段民是直隶人，杨勉是应天府人，廖思敬、刘三吾是湖南人。显然，人员集中于江西、福建、浙江三地。江西、福建、浙江正是朱熹学术流扇之地，修纂人员与此相符，而江西、福建人数远高于浙江，用意所在，可以想见。参见拙撰：《四书“官学化”进程：〈四书大全〉纂修及其体例》，载《东亚汉学回顾与展望》，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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