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产业升级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11）01－0029－10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产业升级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和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和高附加价值状态演进的过程，其不仅包括产业产出总量的增长，也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产业持续升级不仅是提升一国、地区工业经济形态的关键，更是一国、地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此，产业升级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郭熙保（2004）指出，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是工业化后发国家，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应主要利用本国资源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1]。金碚（2004）认为中国工业若要形成持续的竞争力和保持持续增长的空间，就必须把工业升级的基点放在技术创新，特别是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以至拥有核心技术的基础之上，而非仅仅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2]。Gereffi（1999）把产业升级分为在产品层次上的升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同类型产品）、在经济活动层次上的升级（包括不断提升的设计、生产及营销能力）、在部门内层次上的升级（不仅包括从最终环节的制造到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也包括供应链的前向和后向联系）以及在部门间层次上的升级（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四个方面[3]。Ernst（2001）将产业升级方式划分为产业间升级（在产业层级上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移动）、要素间升级（在生产要素层级上从自然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向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移动）、需求升级（在消费层级上从必需品向便利品再向奢侈品移动）、功能升级（在价值链层级上从销售、分配向组装、测试、零部件制造、产品开发和系统整合移动）及链接上的升级（在前后链接的层级上从商品类生产投入向知识密集的支持性服务移动）[4]。以Gereffi的分类为基础，Humphrey和Schmitz（2002）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提出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一是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即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引入高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如巴西西诺斯鞋谷（Sinos Valley）的鞋类生产；二是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即通过引进新产品、改造老产品，转向更高端生产线增加产品单位价值，如亚洲的服装商品链从折扣连锁店（discount chains）升级到百货公司；三是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即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环节或占据更多的附加值环节，在重新组合价值链环节的基础上集中致力于提高整体技能水平，如墨西哥的Torreon牛仔裤生产从单独的成衣加工升级为全功能的服装生产；四是跨产业升级（intersectoral upgrading），也称为部门升级或链升级，即把从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领域或转向一个新价值链，如中国台湾把在制造电视机过程中获得的能力转向显示器的制造，并应用于计算机产业。由于前三种升级类型即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皆围绕同一类产品而进行，且其生产过程都在同一产业链条内，故属于产业内升级。而第四种跨产业是不同产业链条之间的转换，属于产业间升级[5]。总体上看，这两种分类方式是当今学界从事产业升级研究的基础，且基于国际经验，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遵循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产业间升级的路径。另外，也有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时，将产业升级划分为OEA（original equipment asembly）、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和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四阶段，即组装、贴牌生产、自主设计制造和自有品牌制造。Humphrey（2004）认为东亚国家的产业升级是以全球贸易为基础而展开的，其路径为OEA→OEM→ODM→OBM，这种产业升级方式属于Humphrey和Schmitz（2002）所研究的功能升级路径[6]。无论是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还是Ernst提出的产业升级，抑或OEA→OEM→ODM→OBM，都是产业线性升级，即从低附加值环节陆续转换到高附加值环节，逐步实现连续的、渐进式的产业升级。实质上，产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表现为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的交叉进行，这称为产业非线性升级或产业跃迁式升级，即从低价值环节跨越到高价值环节或从一条产业链跃迁至另一条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链，进而实现产业升级。产业非线性升级又可分为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叉和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叉，前者指优先实行产业内升级，当其达到较高水平后再跳到另一产业实行产业间升级；后者指在先实现产业间升级的基础上再实现产业内升级。张其仔（2008）认为，中国产业升级的模式属于产业间优先升级路径模式，且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采取跟随战略，沿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路线实现产业间优先升级路径[7]。而赵西三（2009）却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基础上调整产业和产品技术结构[8]。
综上所述，以上学者对产业升级的研究多具体到技术创新、技术转移、资本、劳动、资源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制度建构等方面，虽具有重要意义，却只是从生产要素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没能较全面、细致地诠释产业升级的机理，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相联系的角度，探讨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
二、相关定义界定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生产要素是从微观上研究工业化的基石。基于历史上工业化经验，虽然不同工业化阶段需要不同的主导生产要素，但从工业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构成来看，主要涉及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基本要素。
初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简单劳动力、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具体来看，所谓简单劳动力，指不需要投入专门技能或需要投入较少技能的非技术劳动力与半技术劳动力，它属于简单劳动范畴。简单劳动力是农业经济社会和工业经济社会初期的主导性投入生产要素。一般来讲，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简单劳动力越多，推动的生产资源也越多，从而经济增长也越快。所谓物质资本，指机器、设备、厂房、原料、商品、货币等投资的积累和物化。在西方经济理论中，资本主要源于储蓄，储蓄可转化为投资，投资进而形成机器、设备、厂房等。另外，物流运输系统、通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均是物质资本的表现形式。所谓自然资源，指包括生产投入的有形自然资源和无形自然资源，前者指包括地上与地下资源、海洋资源、水资源、太阳能、热能以及生物圈的动植物资源在内的自然界中一切可被人类利用的自然物质要素，后者指除有形资源以外包括地形条件、水文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在内的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自然要素的差异不仅是重农经济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也是其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点和内核。高级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制度及其他无形要素。具体来讲，所谓人力资本，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质资本，它属于复杂劳动范畴。人力资本不仅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源泉。所谓知识，指事物的特征与联系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表征。其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人脑的反映活动而产生的。所谓技术，指运用知识、工具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扩展人的能力。从投入角度看，技术通过改变其他要素的形态和质量实现自身价值，依附于其他要素之中。从产出角度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用产出增长率减去投入增长率表示。技术虽是一种过程，但人们往往比较关注其产品和社会效益。技术通过科学发现而发展，通过工程设计而成型，通过企业家工作转化为成果，通过社会经济活动而被推行和利用。所谓制度是指约束行为主体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规范或规则的总称，既包括成文、可辨识、强制、第三方执行的正式规则，也包括不成文、默会、自我实施的非正式规则。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增长虽是劳动力、物质资本、自然资源、知识、技术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要素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制度又决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所谓其他高级生产要素，指除上述高级生产要素以外的诸如信息、网络、管理等无形要素。随着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深入发展，信息、网络、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生产要素不仅是经济行为主体研究经济活动的客观基础，也是经济理论剖析经济问题的基点。基于以上分析，初级生产要素与高级生产要素具有较明显不同：初级生产要素具有稀缺性，而高级生产要素具有丰裕性；初级生产要素具有非重复性，而高级生产要素具有再生性；初级生产要素多具有损耗性，而高级生产要素多具有再生性；初级生产要素常常看得见、摸得着，多具有显性特征，而高级生产要素往往看不见、摸不着，具有隐性特点；初级生产要素外部效应不强，而高级生产要素具有很强外部性；初级生产要素很大程度上具备排他性，而高级生产要素多具备共享性。对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者自身特性差异性的研究在于更深刻理解两者的区别，其最终目的在于揭示两者最关键的区别，即前者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而后者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1）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也是构建微观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前提假设，在微观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诸如边际效用理论（即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中起着核心作用。实质上，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已成为微观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体系的奠基点。采用数学公式描述，边际收益递减假设指产出对于生产要素的二阶偏导数小于零，而对应的系统投入产出模型为二次非线性经济学方程。在此方程式中，系统的均衡点具有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即经济初始点无论处于何种位置，其运行总是趋向于稳定均衡点，且最终实现稳定增长。也即：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经济系统不存在非均衡和非稳定的增长。如其他西方经济理论假设，例如理性人假设，边际收益递减假设虽至关重要，但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背景下又面临挑战，这主要表现在边际收益的起点不可知、边际收益从开始递减到负收益的区间比较长、厂商生产的常态是边际收益递减的阶段三方面（罗运贵，2007）[9]。在经济领域，李嘉图基于“边际收益递减”而得出资本主义的利润趋于下降趋势并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稳定状态的预言与经济现实相悖。与此相反，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虽危机众多、起伏不定，但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显然，在生产力增长领域方面存在着未被解释的剩余，而这其中必定隐藏着各种报酬递增的因素。（2）边际收益递增规律。边际收益递增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真正对边际收益递增进行系统研究并以此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其认为报酬递增来源于分工或专业化经济，而之后的庞巴维克、杨格和杨小凯等对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除此之外，另一种观点认为报酬递增来源于规模经济，代表人物是马歇尔，而之后的罗默、卢卡斯、舒尔茨等对马歇尔的这一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采用数学公式进行描述，边际收益递增假设便是生产要素的二阶偏导数不确定，而对应的系统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至少大于三次的非线性经济学方程。在此方程下，经济系统的均衡点呈现多重性，既有稳定均衡点，也有非稳定均衡点，即经济系统的运动与变化趋向于均衡点，受其初始点和初始状态的制约。也即：在边际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下，经济系统存在非均衡、非稳定的增长。在早期，报酬递增思想在经济学家研究中虽起过很大作用，但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抑或是现代经济学对这一思想始终没给予足够重视，即收益递增规律始终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它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现象而被研究，而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核心仍是一般均衡下的报酬递减思想：与古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关注不同，亚当·斯密之后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把关注点聚焦于资源配置问题，其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理性人等假定下，在舍弃专业化分工、创新、技术进步等的基础上构筑起一般均衡的新古典框架，试图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问题，而忽视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却把动态的报酬递增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但是，在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的背景下，日益增多的经济现象表明知识、技术、网络、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在生产投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边际收益递增普遍起作用于经济领域之中，在众多产业中呈现出收益递增规律超越收益递减规律之态势。
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增的思想与经济思想一样源远流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在经济思想史上往往呈现出非此即彼的关系。实际上在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背景下，这两者可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具有边际收益递减属性的初级生产要素和具有边际收益递增属性的高级生产要素两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下面笔者借助于经济网络、社会网络、技术网络对此进行探讨。
在技术网络、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三种网络中，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发挥作用所依赖的载体、传输渠道相异，即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是依靠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这两种载体，并且把这两种载体作为其和高级生产要素发生互促作用的渠道。与此不同，初级生产要素主要是依靠经济网络这种载体，并且把这种载体作为和高级生产要素发生互促作用的渠道（图1）。
图1 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互促图形
图形来源：作者绘制。
技术网络主要是以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技术”上的内在联系和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知识”、“信息”等之间的相互流动、融合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网络。技术网络能对初级生产要素产生巨大吸引力，进而促使劳动和资本这些初级生产要素会迅速集聚在一起，唯如此，劳动才能被充分利用（表现为闲置劳动力被利用、简单劳动力受到技术和知识内化的影响转变为复杂劳动力等）和资本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增值。而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技术与知识对劳动与资本的优化也表明对其的合理配置。社会网络主要是以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交往网络，它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友谊等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关系体。紧密、融洽的关系能促进资本和劳动的快速流动。经济网络是指围绕劳动、土地、资本等初级生产要素，以供应商、生产商（包括配件企业、部件企业、成品企业等）、销售商为节点，以他们在市场中的竞合关系为基础而连成的一种网络。经济网络主要是以劳动、土地、资本等初级生产要素为基本内容，在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中，高级生产要素会对初级生产要素产生巨大作用。在经济网络中，初级生产要素也会吸引高级生产要素。例如，为获得更廉价的传统生产要素（例如原材料）、为更充分地利用初级生产要素（例如基础设施）以及为增强初级生产要素的竞争力，众多企业通过合资、合作或建立联盟等方式共同进行生产和销售，这不仅能增强彼此之间联系，也能促进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传播和扩散。
不难发现，在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互相促进中，初级生产要素主要是作为高级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物质实体和对象，是被动方。虽然单纯的初级生产要素也具有一定优势（例如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但必须借助于高级生产要素的嵌入，才能真正彻底地把自身潜力释放出来。高级生产要素主要作为调整初级生产要素所必备的外界条件，但其要发挥作用，必须以一定的初级生产要素作为物质实体。否则，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难以发挥。此外，初级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载体——经济网络和高级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载体——技术网络与社会网络之间也相互作用。我们可通过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与知识的扩散”与经济网络中的“分工与良好的交易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其进行说明，因劳动分工体系而建立的经济交往，会由于频繁的经济关系和地理接近而带来众多的沟通机会，这不仅有利于技术、知识及信息的产生、扩散，而且也有利于产生友谊、信任等社会关系，而这种技术关系和社会关系又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关系。即原先已存在技术关系和社会关系，通过经济关系的纽带，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会得到强化，对经济关系影响的作用也随之增强。实质上，除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技术网络、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之间相互作用外，组成技术网络、社会网络及经济网络的内部各因素之间也相互作用。我们可通过经济网络中的“分工与良好的交易关系”与“交易成本的降低”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其进行说明，专业化分工和良好的交易关系会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形式促使分工收益大于分工成本，并在此基础上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降低会诱发更深层次的分工和对良好交易关系的维持，并进一步提高分工水平。
三、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分析
生产要素是产业升级的微观本质特征，而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生产要素配置的过程。要素配置的过程虽牵扯到初级生产要素与高级生产要素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但主要涉及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和经济网络、技术网络及社会网络之间的融合。由之前分析可知，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促使技术、知识、信息及关系等高级生产要素复合在一起，而经济网络促使劳动、土地及资本等初级生产要素复合在一起。在技术网络、社会网络及经济网络的复合体中，不仅技术网络、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之间相互促进，而且技术网络、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各自内部也相互促进。产业升级就是要素在相互促进的各种网络内部通过彼此之间相互融合或配置而实现（如图2）。
图2 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一般机理
图形来源：作者绘制。
不同的要素配置结构不仅影响产业升级的层次，而且决定产业升级的成败。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变革与演化的过程。从图2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中可衍生出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借助于初级生产要素和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借助于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形式。
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这种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宏观机理是：在一定高级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初级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把这些定量的高级生产要素嵌入初级生产要素之中，使后者由本身资源特性决定的边际收益递减的临界点向后推移，减弱边际收益递减速度，这种要素配置结构主要以发挥初级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功能为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高级生产要素必须嵌入初级生产要素之中，此为初级生产要素调整本身缺陷的基础。任何初级生产要素要减缓由本身资源特性决定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都必须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即借助于高级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增的优势弥补初级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劣势，而高级生产要素嵌入初级生产要素之中为其利用高级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增的优势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嵌入高级生产要素的初级生产要素必须转化为新式初级生产要素，这是初级生产要素调整本身缺陷的关键。若无法转化为新式初级生产要素，此时的初级生产要素较原先初级生产要素多了高级生产要素的嵌入，较高级生产要素少了这些嵌入的高级生产要素所发挥的功能，这只是一种“潜在”的新式初级生产要素，最终这些初级生产要素无法享受只有在“现实”新式初级生产要素下才可获得的益处。新式初级生产要素本质上依旧是初级生产要素，虽无法改变其边际收益递减的属性，但却能让产业获得初步升级。当众多现代生产要素以这种方式嵌入初级生产要素之中，会促使初级生产要素边际收益曲线递增部分尽可能延长和边际收益递减的临界点尽可能往后推移，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这说明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要要素来源的配置结构而实现的产业升级具有临时性、过渡性，它只是产业升级的初级层次。产业若要获得更大的升级动力，其最终方向要演化为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这种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宏观机理是：在一定初级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基础上，不断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这种要素配置结构主要以发挥高级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的功能为主。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级生产要素若要发挥本身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必须与一定量的初级生产要素相结合。例如单纯的知识、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若不依附在劳动力、物质资本等初级生产要素上将不会对产业升级产生任何作用。第二阶段为在一定量初级生产要素的基础上，企业不断搜寻和创造高级生产要素，产业内要素构成由先前“在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相结合中，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过渡到“在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相结合中，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与把初级生产要素作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低层次产业升级不同，以高级生产要素作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是一种高层次产业升级，其具有持久生命力，且是产业升级的最终选择。一般来讲，在初级生产要素的投入满足产业升级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在整个产业中所占比重越大，产业升级的速度越快。高级生产要素在当今社会越重要，从呈现“微笑曲线”形状的价值链两端便可见一斑（图3）：包括研究、开发、设计的价值链上游即技术环节阶段和包括市场营销、售后服务、品牌的价值链下游即营销环节阶段之所以附加值特别大，这跟高级生产要素呈现出明显正相关。与处在价值链上游阶段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巨大而初级生产要素投入微小相比，处在价值链中游即生产环节阶段初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巨大而高级生产要素投入微小，故其创造的附加值很少。
图3 生产要素形态与价值链阶段的对应图
图形来源：作者绘制。
四、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案例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主要是把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作为两个整体，从两者相联系的角度出发，剖析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英国和美国是人类历史上产业革命比较典型的国家：前者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工业化国家，后者是迄今为止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下面笔者结合英国和美国工业化的案例对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进行分析。
15世纪末的圈地运动把旧式村社公有土地制度转化为完全的土地私有制，促使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土地，涌入城市，转化为雇佣工人。据统计，1773～1801年间，曼彻斯特人口增加了68000人，利兹增加了36000人，伯明翰增加了43000人（1760～1801年）（赵伟，1993）[10]。显然，这种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为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积累了丰富的初级生产要素——简单劳动力。圈地运动也为从事羊毛和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大农场提供了产业产生、升级所必备的初级生产要素——原材料，使资产阶级新贵族手中聚集大量财富，这为产业的产生、升级准备了另一重要的初级生产要素——货币资本。另外，英国通过殖民扩张创造海外劳动力、原材料市场以及获取巨额货币资本，为本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国际市场。在这些初级生产要素投入量不断增加的基础上，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虽然也增加了一定量的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制度，但却很少且很固定。这是因为英国的工业化既无任何先例可循，也无外来压力和政府指引，不具备后发优势和学习效应，故只能随着本国市场经济的渐渐推进，依靠自身力量缓慢积累技术、制度这些高级生产要素，即英国工业化进程中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与其工业化的推进速度一样缓慢。显然，这与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不同：后起工业化国家能购买或仿制先起工业化国家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才发展起来的技术、制度等高级生产要素，从而可节省成本和少犯先起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错误”。因此，其工业化进程和高级生产要素积累的速度一般快于先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高级生产要素积累的速度。由于高级生产要素（技术）嵌入到初级生产要素（物质资本）之中，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新式初级生产要素”，这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新发明：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的飞梭促使织布效率提高一倍，并进而导致纺纱供不应求。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发明出效率提高8倍的珍妮纺车，1768年水力纺纱机问世，1769年瓦特经过多年钻研，在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成性能可靠的单向蒸汽机，为英国产业革命提供强大动力，并将其带入新发展阶段。蒸汽机的出现不仅为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解决了至关重要的动力问题和为机器大工厂的建立开拓了极其广阔的地理空间，而且是人类进入蒸汽机时代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标志。1779年的“骡机”、1782年的“双向蒸汽机”、1783年的“棉布印花机”、1785年的“水力织布机”，以及陆续产生的一系列配套的净棉机、疏棉机、漂白机和整染机等的发明和应用，使产业革命初期的星星之火在英国成燎原之势。19世纪20～30年代，机器发明及其大规模产业化应用，有力推动了纺织工业、采掘工业、冶炼工业和机械工业的蓬勃发展，导致工业化高潮的到来。尤为重要的是，纺织业、钢铁、煤炭业这三大支柱产业获得巨大发展，并成为英国第一代工业体系的核心和主体，而煤铁工业的发展为现代机器制造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839年，车床、压延机、切削机、旋床、铣床、钻床等机械设备已在机器制造业中广泛应用。在冶金、采煤、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的大力推动下，交通运输业也已发生深刻变化，经过开凿运河、制造汽轮、修建铁路三个阶段，1870年左右英国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建立。至此，英国工业化才算真正完成。
由于产业升级所依靠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故英国工业化不仅工业技术水平低和工业结构周期较长，而且推进速度较慢。就前者而言，19世纪50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几乎全部用木质机器生产，效率极低。直到1825～1845年间，完全用金属制造的纺织机才开始普及。机器制造业虽建立于大约1840年，但直到1850年，钢铁制品和机器仅占工业净产值的6.8％。就后者而言，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世纪70年代初结束，经历100多年；而英国产业结构转变的较长周期可从棉纺织业中纺和织两个环节的“飞梭→珍妮纺纱机和骡机→水力织布机”长时间的间隔发明中看出。这也间接说明了英国工业化过程中高级生产要素（技术）很少且很固定，即英国工业化过程中高级生产要素（技术）革新的缓慢。另外，英国工业化属于轻型工业化，且遵循产业结构一般演进规律，即英国工业化发展始终以轻型工业化尤其以棉纺织业为主线，且在轻工业优先发展的基础上依靠产业联系促使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这间接说明了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
显然，英国工业化是通过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完成的，具体是，高级生产要素（技术）嵌入初级生产要素（物质资本）之中，使后者由本身资源特性决定的边际收益递减的临界点向后推移，减弱边际收益递减速度，增加产业升级总收益，从而推进工业化进程。虽然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但由于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而初级生产要素的最大缺陷便是其边际收益递减的特性。即便因高级生产要素的嵌入，初级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拐点会往后推移，但却无法扭转其递减趋势。在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下，英国虽然建立起一些如化工、钢铁、电器等高级生产要素含量较多的新兴产业部门，且有竖锭纺车技术、搅拌式炼铁技术、蒸汽机技术等一系列原发性技术，但直到1881年，纺织工业仍是其最大工业部门，约占工业产值的23.3％。而纺织品工业的要素结构主要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这大大限制了英国产业升级的潜力和步伐，致使其国内经济发展缓慢，最终工业生产先后在1880年和1900年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过。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在其工业化完成后，产业升级没有适时的从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的要素配置结构转化为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的要素配置结构，即英国产业升级仍采用其主要依靠增加初级生产要素的驱动方式，而相比之下高级生产要素增加的却很少。很明显，英国产业升级和工业化处于产业升级
和
阶段，还没过渡到产业升级B阶段。相比之下，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成功的实现了从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到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且在此基础上向更深层次的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的演变。
美国工业化是在借鉴英国工业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与英国工业革命相似，美国产业革命也起源于棉纺织领域。1790年，美国在仿制出英国水力纺纱机的基础上建立起第一座棉纺厂。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毛纺织、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等众多要素组合结构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主要产业部门也普遍建立起新式工厂。很明显，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美国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也是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但与此同时，在初级生产要素投入量满足产业升级基本需要的前提下，美国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更注重投入高级生产要素。在轻工业发生革命的同时，以冶铁业为先导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较多的重工业的技术和组织变革已经开始展开。纺织业、冶金业的革命推动着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后者在19世纪60年代已初具规模。1817年开始修建的运河和1828年开始修建的铁路使美国交通运输业发生了深刻变革。经过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几十年，美国工业化才算真正完成。
从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来看，美国工业化具有以下显著特点。南北战争及战后重建彻底摧毁了美国南方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要驱动方式的种植园经济，把这个主要为英国和欧洲工业提供原料、燃料等初级生产要素的工业品市场的区域，改造为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并与北部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的区域。重建后的南部不仅成为美国农业产品的重要来源地，而且成为美国巨大的工业品市场和新的工业扩散地。而内战后西部大规模开发的起点为修建铁路，主要内容为大规模开垦土地和发展商品性农业。西部大规模开发形成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小麦、玉米、肉牛、猪等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农产品生产带成为工业化的强力驱动器。总之，南北战争及战后南方重建和西部大开发大大开拓了美国内部市场。实际上，19世纪50年代美国工业的扩张主要是因为建立在扩大内需基础之上的内向型经济的发展。
美国抓住了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要动力机制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这次产业革命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及广泛应用为主导，以化工技术、钢铁技术、内燃机技术等原发性技术创新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不仅促使钢铁、采煤、机器制造等原有的重工业部门进一步发展，而且形成和发展起来一系列诸如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和飞机制造等新的工业部门，最终使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和“化学化时代”。而美国和德国是这场产业革命的主要受益者。电力、电器制造、汽车和通信业等高级生产要素含量较多的行业迅速成为美国的重要产业。
与英国工业化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更注重高级生产要素——制度创新。美国在汲取英国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对其产业内部进行了创新，建立了能够充分地调动各经济行为主体积极性的更先进的大型生产组织（例如“股份有限公司”和“通用制”），这种生产组织不仅能对一些分散的制作过程加以合并和重新分工，并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而且能在较短时间内聚集资源，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从而为美国工业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美国在工业化时期重视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和公司组织制度、金融制度的建设。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与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的英国产业升级和工业化不同，美国产业升级和工业化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即在一定初级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基础上，不断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以发挥高级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的功能为主。要素配置结构是一个变化的、持续的过程，这决定了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基于此，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到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再到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深层次高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的演化是基于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事实表明，美国产业升级确实遵循此规律。美国工业化完成后，其并没有停止产业升级的步伐。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只是美国产业升级的一个过程，而美国产业升级反映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美国充分利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契机，在初级生产要素一定的基础上不断地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进而持续地升级美国产业。即美国利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高分子技术、原子能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生物技术、激光技术等新式高级生产要素，升级和发展高分子合成产业、核产业、电子计算机产业、半导体产业、生物工程、激光光导纤维等崭新的产业部门。20世纪后期，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及网络经济成为全球各国争相发展的经济形态。而作为世界规模最庞大的资本市场和世界实力最雄厚的经济实体，美国依靠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知识、技术、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地改造、提升其产业，通过对知识、信息、网络的接纳，加速其产业的发展。显然，美国产业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秘密在于其要素配置结构不断依靠高级生产要素进行自身升级和改造。
五、本文总结及未来研究方向
1.本文总结
工业化的实现以及人类对工业化的认识皆是个长期过程，而产业持续升级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途径。文章从生产要素的两大基本形态的区别和联系出发，探讨了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文章结合英国工业化和美国工业化的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进行了探究。通过本文研究可得出结论：工业化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而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是要素配置结构不断革新与演化的过程。即工业化是一个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演化到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在此基础上再向更深层次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升级演化的过程。
2.本文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尝试从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两条途径，采用文字叙述和图形分析两种方法，较全面、细致地诠释了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但从要素配置结构方面剖析产业升级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理论研究尚留有众多改进之处。笔者认为今后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
（1）相关的实证研究仍需深入剖析，这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文章对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微观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如果能尝试文献评分法构建图示模型来反映西方文献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升级机理的要素来源规律，则可以更直观的理解生产要素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升级的每个阶段上的重要程度。具体的讲，可把产业升级的来源要素的重要性分为五级：非常不重要、比较不重要、一般重要、比较重要、非常重要。然后依据该领域的重要文献对这些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对每个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升级阶段的来源要素进行评分，然后以多篇文献的平均分作为最后得分。在此基础上，先画出每个产业升级来源要素重要性变化的折线图，然后为每条要素的折线添加四次方多项式趋势线，以此来描述各种来源要素的演化过程和变化趋势。在对演化过程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西方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升级来源要素的演化模式，并用中国产业升级的来源要素演化案例对其进行验证，并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总结，以期对中国工业化的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2）在国家或地区对产业升级形式的选择上有待深入思考，这是未来研究的难点。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包括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初级生产要素和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源于高级生产要素，很明显，后者是产业升级应选择的方向。但通过现实观察不难发现，很多国家或地区产业升级选择的却是前者，即在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多是由初级生产要素带动，而高级生产要素只占很少部分。既然后者是高层次的产业升级形式，且能加快工业化实现的速度和提高工业化实现的效益，但为什么很多国家或地方政府选择依靠前者进行产业升级和工业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选择前者的交易成本要小于选择后者的交易成本，这可借助于超边际分析方法进行验证。
（3）要素配置结构对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升级影响的案例应当增加。文章以英国工业化和美国工业化案例对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进行了验证，如果能适当的增加案例，则有助于更深刻、更细致地对其理解。具体来讲，可以增加日本工业化、亚洲四小龙工业化、拉美工业化及中国珠三角工业化、长三角工业化、京津唐工业化的例子，以期对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进行更广泛的验证。
收稿日期：201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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