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建设理论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乡村建设运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现实意义论文,作用论文,理论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漱溟先生的学术建树颇多，无论是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还是对孔子儒学的研究；无论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其纯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来看，他不愧为学术界泰斗、知识界的精英。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实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关注当时的政局和时事，关注社会实践活动，关注社会改造和国民性改造的现实。诚如钟文典先生指出的：“梁先生胸怀建设乡村、强国富民的爱国热情和良好愿望，毅然辞去北大的教席，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而从事最最艰苦的乡村建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于1931年举家迁往山东，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宣传乡村建设理论，亲自在邹平等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梁先生这种不为名利、勇于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1]这是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公正评价。梁漱溟曾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过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山东邹平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从1931年开始实施乡村建设规划到1937年日寇侵入山东之后被迫结束为止，历时7年，将乡村建设实验的范围由邹平推广到菏泽，进而推广到济宁，曾影响辐射到山东各地以及全国各省市，是当时进行社会改革，尤其是农村社会改革的一个创举、一个典范。尽管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当时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以及梁先生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更由于实验结束是由日寇侵华已进入山东境内从而迫使实验中断的原因，这一乡村建设的实践和实验并未取得真正的实效，或者说中途夭折，未能继续到底；但这一社会实践的积极意义和正面影响则是相当深远的，指导这一社会实践的乡村建设的思路和理论更是具有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现在仍能给我们启迪和反思，仍能针对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问题，结合乡村建设理论的思路和原则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实践。因而，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
一、乡村建设理论产生的原因和根据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在社会实践中推行这种理论也更需要一定的气候和氛围，当然也与当时的时代风貌、社会思潮、审美风尚、文化习俗等外因条件和理论倡导者的思想观念意识等内因条件相关。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理论也并非空穴来风、闭门造车的臆想结果，而是有其理论产生的原因和根据的。归而言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和根据。
其一，乡村建设理论是基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而提出的。中国社会转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纪转换中尤显突出，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凸现，各种内忧外患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当时社会基本矛盾是封建专制制度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矛盾，因此反封反帝、启蒙救亡是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中心任务。说到底，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是农民问题。为解决农民问题，一条思路是主张农民革命，以武装夺取政权，从而解决农村的矛盾并以此解决社会矛盾；一条思路是主张改造农村，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农村矛盾及其社会矛盾。两条思路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但方法途径不同。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果看，无疑采取第一种思路是正确的，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农民革命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说，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但这种社会改良、国民改良的主张及其社会实践在一定范围内会出现一定效果，发生一定影响，尤其在思想和观念上的改造会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在这种社会现实背景下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来的改良主义主张，其立意动机的合理性在于：首先是具有现实针对性。梁漱溟是针对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最基本的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改造建设问题提出的理论，具有现实性、实用性、针对性。其次是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梁漱溟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的，从而在理论上讨论其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在理论上做好了实践的准备。再次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主张民主，反对专制，提倡农村自治、农民自治，这在当时而言是有进步意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农民、发动农民、启发农民，起到了改造农村、改造农民的作用。最后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梁先生在山东邹平、济宁建立乡村建设实验区，进行7年的社会实践和实验活动，在乡村教育、易风移俗、改革乡村体制、改变旧习惯、提倡新风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一定成效，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和理解。当然，乡村建设理论只是当时诸多改革社会、改革国民性的思潮中的一种思考，是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各种方案中的一种途径，其探索精神和现实态度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其二，乡村建设理论是基于梁漱溟的基本思想、观点、立场提出来的，是梁漱溟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其理论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梁漱溟提出乡村建设理论是与他的其他理论和观点紧密相关的，这是在他的基本理论、观点基础上所得出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由梁漱溟的学说理论出发，必然会推导出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首先，梁漱溟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既反对那种全盘西化、盲目肯定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观点，又反对那种闭关自守、死守着祖宗遗产而不思改革的保守主义观点。他认为：“我们须要自觉地如何彻底地改革，赶快应付上去，不要与东方文化同归于尽；倘然东方化受西方化的压迫不足虑，东方化确要翻身的，那么，与今日之局而如何求其通，亦须有真实的解决积极的做法，不要做梦呆卒致倾覆。”[2]也就是说梁漱溟主张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应以积极进取态度“好打开一条活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立足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着力予以优秀的文化传统来进行社会和农村的改造和建设。其次，梁漱溟主张以孔子儒家思想和儒家精神来进行改造和建设。他认为中国儒家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爱护生命、保护生命、发扬生命的奋斗精神就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础，也就成为以人为本的中国人文思想的根源。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中庸之道的方法论，中和之美的审美取向，施仁政、讲道义的政治、道德主张，无不与其生命哲学有关。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理论也是立足于以儒家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思想作为人文精神以改造国民性，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华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以建立和建设新的国民性。再次，梁漱溟提出东西方文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路向理论以说明中国文化已经得到复苏的契机。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路向：一是未来的路向，西方文化走的就是这一路向；二是随遇而安的路向，中国文化走的就是这一路向；三是遇到问题或要求时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的路向，印度文化走的就是这一路向[3]。世界文化的三种发展路向将中国列为其中一种，以说明中国文化的独立性、特殊性、自主性，从而将中国文化提升到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化的高度，表达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4]的观点。尽管梁漱溟此说有些局限性，但毕竟使国人增强民族自信心，能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看中国文化，从而准确为中国文化定位。为振兴和复兴中国文化，梁先生自然把眼光放到乡村农民身上，以其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落实其主张。最后，梁漱溟主张兴办教育。改造社会须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改造国民性须从改造乡村和农民入手。梁漱溟在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哲学系教授，致力于教育实践的同时，也考虑到国民教育的普及性问题。这对于他为实施乡村建设理论而在山东等地设立乡村建设实验区，所实行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兴办教育，从教育入手落实乡村建设的理论。由此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其思想学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思想学说落实于实践的必然结果。
其三，乡村建设理论是建立在当时社会现实迫使各种思潮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思考的基础上的。中国当时所面临的语境：一是西方文化借助军事、政治、经济的优势力量而影响全世界、影响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也使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二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现代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激烈冲突，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三是因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而提出文化发展是提高还是普及，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等问题，从而在政治上也相应存在着是着眼于社会改造、国民性改造的社会性革命或改良还是像过去改朝换代那样的英雄创造历史、个人改造社会等问题。因此，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存在着普遍性，也存在特殊性。一些思潮从普遍性出发而提出社会改造的方案，一些思潮从特殊出发而提出社会改造的主张。梁漱溟主要倾向于从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出发，抓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点以确立其独立性；抓住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中的特殊点以扬长避短，从而使之发展为现代性；抓住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及其国情中的特殊性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也就是说，梁漱溟是从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中去看普遍性的，这不仅能看到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个性和特点，而且也进而从特点中抓住本质。因此，在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语境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针对特殊性而确立的颇富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从而才具有理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实效性，也才易于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落实于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的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同时，梁漱溟将其乡村建设理论实施于山东的试验区，其目的也是抓点带面，力图通过对一些局部区域的实验以把握特殊性和个别性，在总结经验后再全面推广，实现其普遍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产生是有其原因和根据的。尽管由于当时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其理论与实践都还不成熟和完善，但它置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土壤中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底蕴中，因而在当时带有一定的合理性、必然性、进步性，对推动当时社会改造和国民性改造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和特色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是中国的社会现实矛盾和问题必须通过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的途径来解决，必须利用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来改造人生。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农村，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因此改造中国须从改造农村开始，从乡村建设入手实行农民自教、自救、自治以达到自强、自立的目的，由此来复兴中国文化，振兴中华民族，推动中国发展。梁漱溟为此倡导并实施乡村建设运动，并以山东邹平等地县作为实验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主要包括四项内容：首先是提出村治建设主张，确立基本思路。他于1927年秋天到河南辉县百泉的村治学院工作，受聘为教务长，并被推定拟写《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文件，主张从村治入手，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目的。其次，提出乡村建设主张。1931年，梁漱溟到山东邹平，提出不沿用“村治”或“乡治”而改用“乡村建设”，并改学院为研究院，这就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这一机构是一个综合性机构，并非完全纯学术研究机构，是融研究、教育、行政管理、文化管理于一体的社会综合机构。当时以院址所在地邹平县为实验区，实验县的县政府隶属于研究院，县长须由院方提名报省政府批准任命。再次，从理论研究上加强乡村建设理论的完善，发表和出版一系列乡村建设理论的论文和著作，如1933年就发表了《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我们的乡村运动》、《乡村建设理论提纲》、《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乡村建设是什么》、《乡村建设些什么》、《民族复兴问题与途径及乡村建设之要点》等[5]，构成其理论框架结构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最后，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贯彻其理论思路。梁漱溟多次举办讲习班、讲习会，他亲自任教，讲授其乡村建设理论以及其相关的文化建设和中国建设理论，并多次向当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宣传其主张，力图使其民间的行为获得官方的支持和理解。由此也扩大其理论的宣传和传播，大造舆论，大造声势，以乡村建设运动的形式来推广和扩大其理论的影响和效果。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方面对其实践和实验有指导作用和规划作用；另一方面又与其实践和实验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其理论。在邹平实验区，梁漱溟实施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教育等各方面的改良实验。成学炎在《30年代梁漱溟对邹平风俗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其专对风俗改革内容就有：“取缔婚姻陋习、禁止女子缠足、禁止吸毒和赌博、调解息讼等。”在改良社会风俗方面，实验县首先利用村学、乡学大力宣传复兴我国固有的良好礼俗，如：“敬老、慈幼、礼贤、恤贫、睦邻、扬善、抑恶、勤劳、俭朴、尚武、尚公、尚义等美德。同时，反对妇女缠足、男孩子早婚、吸食毒品、赌博、不讲卫生等坏习惯，教育大家一齐向上好学求进步”[6]。这种移风易俗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和农民的观念和意识的改革，从而也会影响到社会的改革和国家的改革。尽管梁漱溟囿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不可能提出更为彻底和根本的社会改革措施，不可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机制上进行社会改革，更不可能提出武装革命、农民政权等激烈的主张，而是局部的、和缓的、渐进的进行其改良的活动。这种改良活动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乡村和农民的问题；但毕竟代表了一种形式的社会改革途径，并敢于落实于实践中，以实验的方式展示出一幅理想的蓝图。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肯定梁漱溟的这种为国、为民和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他的这种投身社会实践活动、关注乡村农民的实际问题、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社会改造和国民改造的问题的精神和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崇敬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从中探索出乡村建设的规律和特点。
其一，乡村建设宜进行综合改革和建设。梁漱溟在山东等地的实验区所进行的乡村建设是一项综合改革和建设运动。他原来主张乡治、村治也是以地方的行政建制为单位而展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一系列的领域的综合治理和自治。乡村建设重在积极的建设，也是从乡村的最基层行政单位开始，如钱宗范指出：“把一个地方的乡村教育和政权建设、治安保卫、农村管理、经济发展等拧合到了一起，把乡村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生产活动都看作是教育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进行农村自教、自治、自卫的社会改革”[7]，在当时情况下可谓是全方位的综合整体的改革和建设。这种综合性改革和建设就可以避免单一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改革所带来的局限性和相互制约性，从而在综合改革和建设中能相互协调、互补互利、共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综合改革和建设的运动式活动，可以创造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环境和地域性语境，有利于实施和落实乡村建设的思路和措施。尽管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不利于这种模式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最后也导致它的夭折和失败；但在其实验区范围内因综合性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乡村建设的成效，并能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当然，乡村建设的综合性特点除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之外，也还存在一些消极负面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这就不可能摆脱国民党当权派政策方针的影响和控制，使乡建运动成为国民党政权地方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8]，这就有可能受当权者的限制，也有可能受当权者的利用，难以做到真正的自治、自救、自卫、自教。如果一旦真正做到自治了，也就有可能被当权者取消自治，因为这不得不受制于制度、体制、机制的。但相对于当时的专制统治或无政府统治，或军阀统治而言，这种带有一定的民间性质政权或者是民间与政府结合的政权是有其进步性的。
其二，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是一种关注社会下层生活、关注平民百姓的平民化运动，其平民性特点突出。梁漱溟在《学众须知》中指出：“一家兄弟同居，弟弟要强，亲哥不正经干是不行的；夫妇俩过日子，这个好好的过，那个不好好的过是不行的。全村的人大家不齐心，没有能好的事。不但一人不好，连累一家；一家不好，连累一村；并且村里情况不好，影响一家；家里情况不好，影响到一个人自身。要一身好，还须要一家好；要一家好，还须要一村好才行。因此，我们全村的人要联合起来，共谋一切改良的事，大家振作，合力整顿。”[9]这种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大道理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出来，明显是面对民众百姓、面对农民兄弟而言的。乡村建设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也是为了解决乡村和农民的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而实施的，因高受到农民大众的欢迎和支持。从这层意义上言，乡村建设运动实质是一场平民化运动、大众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育民众、启发民众、发动民众、改造民众的作用。这较之那些轻视和忽视乡村建设、轻视和忽视农民大众，甚至压迫、欺辱农民大众的当局统治者而言，这场乡村建设运动带有人民性、民主性、进步性的性质。
其三，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注重教育，通过各种教育形式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提高民众觉悟和素质，达到改造国民的效果。梁漱溟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曾在北大担任教授，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也深知农村教育与农村一系列落后现象以及农村的现状和发展有紧密关联。因而，抓乡村建设首先抓教育，实施和推行乡学、村学制度。邹平县全县划分为10个乡，乡设乡学，乡下设若于村，村设村学。乡学与村学不惟是教育机构，而且也兼有行政、管理职能，“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又是乡民的自治团体”；“乡学、村学遴选当时有资望的地方人士三五人为学董，其中一人为学长，由县政府聘任，再择一人为常务学董，办理行政，任期均一年。乡学和村学的任务为：办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办理乡村自卫，成立警卫队，作为地方常备武装部队。”[10]可见，乡学和村学制度是当时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因为它涉及到地方的自治问题和地方的行政管理的体制问题，而这种体制方式又是以教育管理的乡学、村学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方面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乡村建设主要抓国民教育，达到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素质教育的效果；另一方说明了教育承担了超越其本身功用的更大范围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综合功用。在乡学、村学制度下，教育风气与山东作为孔子故里的儒家文化传统和习俗结合起来，兴办教育、兴办学校，梁漱溟亲自到各校讲学，也邀请各地教授专家前往讲学，取得了很好的办学效果和教育效果。梁漱溟在《自叙两则弁于年谱之前》中曰：“当时虽悟及必须有方针、有计划地发达社会生产以为其根本，顾尚未认识其入手乃在实施社会教育，其重点更在成人。”可见，梁漱溟早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为本、教育育人的重要性。他将教育视为大教育，以表达其社会教育、平民教育观念和思想。
其四，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强调自治、自教、自卫、自救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主性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几千年遗留下的封建专制思想一直影响到现在。尤其是在乡村农民意识中，那种“皇权”思想、“夫权”思想、“神权”思想、“家长制”思想根深蒂固。加之当时的国民党当权者实行的“一党专政”，造成黑暗统治，使封建专制思想更为猖獗。“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传鼓动的民主、自由、平等、科学思想虽对封建专制思想有所动摇，但因于制度、体制、机制无法从根本上改革的缘故，民主思想的影响极其局限狭窄，在广大的中国乡村几乎没有引起反响。中国近代史上几次重大的运动和革命行动，都因未能触及乡村、未能发动农民群众而失败或受挫，因而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农民问题。毛泽东曾在上世纪20年代就注意到农民问题，撰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将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移到乡村，确认了农民为革命主体，中国革命的性质实质上是土地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梁漱溟也十分关注乡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能做的就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进行乡村建设的实践，其乡建的指导思想就是提供民主、平等、自治。在乡村所建立的乡学、村学以及后来的乡农学校，其体制、建制、机制的改革和建设，打破了当时统治者的官僚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所设立的条条框框，试图建立一个具有综合功能而又高效简政的乡村管理机构，以期达到让村民、乡民自治、自教、自救、自卫的目的，从而推动乡村建设和改造，提高农民的觉悟和素质。乡村建设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治推动了民主的进程和发展，但其自治和民主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还是在当局统治者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局部地区范围，其大环境、大气候无法使之发生重大改革和重大影响，只能是小打小闹，仅触及皮内，不伤筋动骨。况且乡村建设运动还必须受制于山东政府当局的批准和支持，其民主与自治的范围和程度就必然受到限制，也就难以真正实施民主与自治。但毕竟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通过实验区的几年努力，在思想、观念、行为上推动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在当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也逐步形成了一种民主化的表现形式和形态模式，对此后的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和启迪作用。
三、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关注乡村、关注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焦点。中国的现代化的难点和重点，也在于如何使乡村城镇化，从而步入现代小康社会；如何使农民成为现代人，从而成为现代新型农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将此作为奋斗目标。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90年代初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三代领导人不断强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都将农村和农民的文明建设问题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从最初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到现在农村的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和文明建设措施，都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农村建设和农民的关怀和支持。诸如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农村基层行政机构的改革，落实村民选举制度，进行因地制宜的农村产业调整，落实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措施，实施村村通公路、通电讯、通电、通水、建校、建图书室、建广播站等工程，加快乡村城镇化步伐，对农村进行了全方位、整体、综合性的改革和建设，使农村和农民初步进入小康社会。
中国农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所进行的小康社会建设与70年前梁漱溟所指导的乡村建设有何异同呢？也就是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有何现实意义，对我们今天的小康社会建设有何启迪作用呢？归而言之，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可以给我们建设小康社会有五个方面的启迪。
其一，加快小康社会的步伐关键在农民。中国虽然经过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一个现代社会，其社会经济的主要构成也逐步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因为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基础、最基本的主体力量、主干力量。中国的问题只要解决了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仍然是中国百年多来现代化进程的焦点。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对乡村的关注、农民的关注视野和思路对我们今天的小康社会建设将重点投注在农村和农民身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外。虽然社会时代已变迁，语境有了很大变化，但基本方针和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只不过今天的小康社会更强调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更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建的问题，更强调在“全球化”、“多元化”、“民族化”、“本土化”的语境中弘扬中华文化、复兴文化传统、振兴民族精神。小康社会建设得到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一方面可以通过许多具体的实施工程保证每项指标的落实；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各种现代手段和途径使其落实到全国各地每一角落，而不像乡村建设运动那样只局限在某一地域。
其二，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必须通过综合改革和建设的途径来解决。乡村建设运动针对当时农村的具体实际，采用综合改革、综合建设、综合治理的方式对某一区域进行实验和实践，在当时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期只能获得暂时、局部的存活和有限的、有条件的活动，因此其综合建设是不可能彻底和完全的。但它给我们以启发，说明综合建设对于中国农村而言是切实可行的。小康社会建设也必须走综合改革、综合治理、综合建设之路，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共建思路，带动农村经济、政治、信息、交通、管理、治安、教育、文化、文艺各方面发展。当然，综合建设和综合发展也并非是不分轻重缓急的一把抓，一把抓有可能分散力量从而什么也抓不住。这就需要抓重点以带动一般，如农村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农民的素质提高从而使整个国民性提高问题，因而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兴办希望工程，消灭文盲，提高受教育的程度和层次，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的观念和思想的问题，由此才能带动农村各项工作发展，达到小康社会综合发展、全面发展的目标。
其三，加快农村民主化进程和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期间不过百年。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转型时期缺乏必要的过渡过程，因而虽然建立起民主制度，但民主意识、民主观念、民主行为都未能随即建立。况且民主制度、体制、机制也还不健全和完善，执行和实施民主制度也有一定的困难和折扣。这就需要在小康社会建设中大力加强民主化进程，尤其在农村和农民中加强民主化过程。乡村建设运动主张自治，强调农民要自教、自救、自卫，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和主体意识，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但因当时制度、体制、机制等原因而使民主受到限制而未能真正实施民主化，从而也导致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除来自外部原因外，也有来自内部的原因。如乡学、村学的行政管理机构人员构成主要是由当地有名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构成，就极有可能性是乡绅之类而无法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人，其推选而非选举的方式也极有可能存在某些弊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未能对社会制度、体制、机制进行革命，甚至连改革也难以真正实行这就必然会限制乡村建设运动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小康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实现农村民主化、社会民主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关注农村和农民，从联产承包制到农业产品结构调整，从村民选举制到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贯彻实施，都充分体现出农村民主化、农民民主意识加强、小康社会的民主法制精神加强所取得的实效和成果，从而最终达到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目标。
其四，通过提高农民的素质从而提高国民素质。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是人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首先是农民的现代化。因而必须提高民族素质、国民素质，尤其是农民素质。长期以来，困扰我们工作和思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农经济意识作祟，诸如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调和折衷的中庸思想、消极无为的求稳思想、拉帮结派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以及安贫忌富、重农轻商等传统思想都会影响到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和建设。乡村建设运动已经注意到教育农民、改造农民的问题，因而在实验区兴办教育、扫除文盲、开办讲习班、激请各地专家讲学、开办书店、出版刊物和著作等等，都是为了提高农民素质。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也有许多具体的指标规定了实施教育工程的措施。乡村建设运动将教育视为大教育，视为社会教育、国民教育、平民化教育是有道理的。小康社会的教育也不仅仅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学历教育的问题，应包括为提高农民素质、国民素质而进行的社会教育、大教育，才能使教育发挥出综合的社会作用，也才能使教育有效地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素质，从而保障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的实现。
其五，通过改造农村、改造农民来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任何社会改革都会对农村造成重大影响；反之，农村的任何改革也会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影响。因此，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从表面上看是针对中国农村现实而实施的改革措施，从而达到改造农村、改造农民的目的；但实际上关涉到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梁漱溟十分清楚，他的理论和实践并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地区，也不局限于乡村和农民，而是通过乡村来透视社会，通过农民来透视国民和民族。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就更为深远宏大。梁漱溟在《自叙两则弁于年谱之前》云：“吾先世累代宦游北方，我自幼随父母住家北京，曾无一日尝过农村生活味道，然竟投身农村运动，茹苦自甘，号召国人以为创建社会主义复兴民族之唯一途径，矻矻十年，徒以日寇入侵未竟其志，其初吾标名曰乡治，志在培植乡村自治体，实为目标远大之政治运动，其志正在建造新中国。”可见，其乡村建设理论的目标极其宏大深远。邹平、济宁等地的乡村建设运动只不过是其实验区个案，如果没有日寇入侵和当局的限定，梁漱溟的意图是推广到全山东、全国各地的。如果当初乡村建设理论的实施还缺乏环境和条件的话，那么，今天的小康社会建设就已经具备推动其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了，更具备小康社会建设的基础和准备。从这个角度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已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了辅垫和储备，虽然两者有着社会、时代以及性质的差别，但通过农村改革带动社会改革，通过提高农民素质来提高国民素质，从而达到改造社会、建设社会的目的是一致的。小康社会建设当初也是从办实验区、实验点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奔小康，不断提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质量和水准，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的目的。这一建设目标和目的比之乡村建设的目标和目的就更宏大深远了。
综上所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当然，小康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比之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更进一步，而且作为党和国家制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路线和奋斗目标，已成为中华民族、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精神。在今天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实验个案，作为一种建设思路和模式，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和进一步思考，以利于小康社会建设步伐的更进一步、更深一步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