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卫诗三分的时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论卫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经》中的《邶》、《鄘》、《卫》三国风都作于卫并邶、鄘之后，实际上都是卫国的诗篇，但传世经本没有独标为《卫》，却分标为三个国风。这样的分类起于何时，传统的看法是始于《诗》三百篇编辑之初。到了清代，顾炎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日知录》卷三云：
《邶鄘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鄘》，某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
即认为“邶”“鄘”、“卫”三字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国风类名《邶鄘卫》，是孔子当年所定旧例，汉儒分为《邶》、《鄘》、《卫》三个国风，是错误的。其实，《诗》三百篇的编辑在孔子之前，类名早已定好了，与孔子无关。顾氏接下去又云：
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此诗今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卫》，是知累言之则曰《邶鄘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
是又举襄公二十九年与三十一年《左传》有关记载推证其说。这就是说，自顾氏之说出，卫诗三分的时间便成了问题。尔后，陈祖范、黄中松、马瑞辰、陈奂等均承用顾氏说，其中马瑞辰进一步加以确论，并作了印证。其《毛诗传笺通释》卷四云：
至毛公，以此诗之简独多，始分《邶》、《鄘》、《卫》为三。故《汉志》《鲁》、《齐》、《韩》诗皆二十八卷，惟《毛诗故训传》分《邶》、《鄘》、《卫》为三卷，始为三十卷耳。
即谓卫诗三分始于《毛诗》，并引《汉书·艺文志》所载卷数相印证。
今人解《诗》，关于卫诗三分的时间，大都遵用顾、马二氏之说。如有人谓：“今本《诗经》，《邶》十九篇，《鄘》十篇，《卫》十篇，是汉人随意分的。”（注：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或谓：“马瑞辰、朱右曾诸家皆以为古邶鄘卫乃一篇，后人分而为三，其说殆是。”（注：屈万里·诗经诠释[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甚或谓：“三家诗也以邶、鄘、卫为一卷。只有毛诗才把它分为三卷。现在仍旧将它们合在一起。”（注：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当然，也有人反对顾氏的新说，维护传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清人胡承珙，其《毛诗后笺》卷三云：
邶、鄘、卫同风，故编诗以类相次而入乐亦以部相从，必非累言、单言之谓。即如《左传》为之歌《周南》、《召南》，亦合言之，岂可谓不分某篇为《周》、某篇为《召》乎？北宫文子以《邶》为《卫》，则由三国皆系卫诗，正如《序》于每篇皆言卫耳。
即分别采用本证法和他证法，对顾氏为了证成其说而引用的《左传》中两条证据作了有力的辩驳，否定了顾氏的新说，认为卫诗三分起于周代编《诗》之初，并不是汉儒误分，当然也不是毛公所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自清代至今，胡氏的辩驳并未能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和认可。
我们认为，胡氏的辩驳是有道理的，顾氏及马氏的说法不可从。第一，从季札观乐时所展现的《诗》的类名及次第看，倘邶、鄘、卫之诗不分为三类的话，像诸国之诗一样，只用一个“卫”字分类就够了，完全用不着加上“邶鄘”二字称为《邶鄘卫》。既然加上了，就说明《诗》三百篇原本中分为《邶》、《鄘》、《卫》三类，而不是一类。正像胡氏所驳，《左传》上文也是“歌《周南》、《召南》”合称，不意味着二《南》之诗无分类。同样，其下文“歌《邶》、《鄘》、《卫》”合称，也不意味着卫诗无分类。“殷商”、“荆楚”固然可以连称，但《史记·殷本纪》并不称为“殷商本纪”，《楚世家》也不称为“荆楚世家”，说明还是有别的，不能两相比例。因此不能以“殷商”、“荆楚”二语可连称，便证成《邶》、《鄘》、《卫》三类诗为《邶鄘卫》一类诗。
第二，卫诗三分必有原因在，只是由于历世久远，载籍多缺，不大容易弄清楚而已。故自汉至明，历代硕学通儒都相继探讨其所以三分的原因和依据，并没有简单地认为是一类诗，轻轻地以“累言”、“专言”二语交代完事。至于此三类诗古籍中往往只称“卫诗”，并不难理解。古人行文尚简，故除不得已之外，一般多称“卫诗”，但只称“卫诗”与分称《邶》、《鄘》、《卫》时的《卫》诗，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前者是泛指，后者是确指；前者范围广，后者范围狭；前者有似于以“汉人”区别于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之类而概指中国人，后者有似于以“汉人”区别于回族人、满族人、藏族人等而专指汉族人。因此，同一《左传》，《襄·二十九年》之文全举《邶》、《鄘》、《卫》三类诗之名，《襄·三十一年》之文却只举“卫诗”，前者为全称，后者为简称，并不意味着卫诗的分类上有什么问题。同样，《毛诗》中《邶》、《鄘》、《卫》三类诗的39篇《序》文全以卫国之事作解，并不意味着卫诗不分类，因为它的经本将卫诗明明标为三大类。总之，这类文献实况表明，单称“卫诗”或“卫”，与《邶》、《鄘》、《卫》诗三分并不矛盾。因此，后代学者的任务不在于根据文献中单称的“卫诗”或“卫”否定三类诗的分类，而在于设法探明卫诗三分的原因和依据。
第三，东汉以下，三家《诗》相继废亡，到了宋代，除《韩诗外传》之外，三家经本及大师说完本全亡，迄今不见于人间。因此，清代以下学者只凭《汉志》著录，推论三家《诗》经本卷数与《毛诗》的区别，便成了无根据的臆想。我们不妨将《汉志》原文节引于下：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鲁故》二十五卷，
……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
《韩内传》四卷。
……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很明显，《诗经》二十八卷，是三家《诗》经本卷数。《毛诗》二十九卷，是《毛诗》经本卷数。二十九卷只比二十八卷多了一卷。因此假使三家本卫诗只有一卷而《毛诗》本分为三卷的话，那么《毛诗》本应该是三十卷，而不应该是二十九卷，既然是二十九卷，说明两种经本的区别不在于卫诗的分卷上，而在于其别的方面。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论之最确，其文云：
《毛诗》经文当为二十八卷，与《鲁》、《齐》、《韩》三家同。其《序》别为一卷，则二十九卷矣。
说明今古文两种经文的卷数是相同的，都是二十八卷，只不过《毛诗》本多《诗序》一卷，故为二十九卷。其文又云：
《志》曰：“《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盖以十五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三颂为三卷，合为二十八卷。周颂三十一篇，每篇一章，视国风、小大雅、鲁商颂诸篇，章句最少，故并为一卷矣。
这说明二十八卷的划分和分配，又说明三家《诗》经本卫诗也是《邶》、《鄘》、《卫》三卷，而不是一卷。又云：
《毛诗序》，则小雅《南陔》、《白华》、《华黍》《序》曰：“有其义而亡其辞。”《笺》曰：“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於其篇端。”然则《诂训传》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诗》本经，则以诸篇之《序》合编为一卷，明甚。经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
此详论《毛诗》本经也是二十八卷，加《序》一卷，故二十九卷的具体情况。最后云：
毛公作《传》，分《周颂》为三卷，又以《序》置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此说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的组合情况。显然，其比本经二十八卷多出的二卷，不是跟今文本在卫诗分类上有区别而多出的，而是在《周颂》三十一篇的分卷上多出的。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王氏《述闻》对《诗经》今古文两种经本卷数及对《毛传》卷数的组合情况分析得清清楚楚，可以信赖。古代经、传往往别行，以致经、传的卷数往往不同，因此在比对今古文两种经本的卷数时，应该以经本对经本，而不应该以一家的传本对另一家的经本。但上文所引马氏说，既不顾《汉志》的著录实情，又不理王氏的成说，为了附和顾氏的看法，在谈到今古文两种经本卷数的区别时，不以经本对经本，而以《毛诗》的训诂本对三家《诗》的经本，比对失调，以致提出了毛公“始分《邶》、《鄘》、《卫》为三”的错误论调。马氏的失误是显而易见的，正像不能据三家的训诂本《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韩内传》四卷而认定《鲁诗》经本为二十五卷、《齐诗》经本为三十九卷、《韩诗》经本为四卷那样，也不能据《毛诗》的训诂本《毛诗故训传》三十卷而认定《毛诗》经本为三十卷。奇怪的是，马氏的这种不伦不类的比对和分析，居然还会被王先谦当作定论一样加以套用。（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4页。）
第四，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接着分别称举《邶》、《鄘》、《卫》之类名，每个类名之下列出诗之例句，证明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这表明班氏亦信从卫诗三分之说，而不认为是一国之诗。班氏家世《齐诗》，说明《齐诗》也是三分卫诗，分别称为《邶》、《鄘》、《卫》。此例亦可说明卫诗三分起源很早，既不是汉代始分，更不是《毛诗》独分，诸家都是三分的。因此所谓三家《诗》不分类，《毛诗》独分为三的说法是错误的。
总之，卫诗三分当起于周代编《诗》之初，传统的看法是正确的，无由推翻。顾氏及马氏的说法谬误不少，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