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祥的中华民族观及其发展脉络
陈建樾
摘要： 林惠祥是中国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学科建设的奠基者，他不仅是中国大陆赴台湾进行原住民研究的第一位大陆民族学家，也是横跨民族学、考古学和民族史多个领域的“全域性人类学研究者”。林惠祥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在抗战时期完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观建构。林惠祥的学术研究及透射出的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观的演进，体现了在历史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独特的心路历程。本文以林惠祥的著述为文献，梳理和描述了林惠祥的这一思想发展脉络。
关键词： 林惠祥 民族观 中华民族
“林惠祥教授是一位全域性的人类学研究者，这在今日分工精细的专业领域中，实是不常见到的全才学者。林教授对一般人类学、对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以及对考古学都有高度兴趣与热心，并完成很多开创性的研究，是我国早期人类学悠久的先驱与奠基者。林教授为学最为特别之处是精细、有系统，但又能提出创见，为后人开辟新研究领域，实为我国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先驱学者。”李亦园：《林惠祥的人类学贡献》，汪毅夫、郭志超主编：《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从国际看，全球侵权假冒案件多发高发，特别在机电、皮具、玩具、箱包、首饰、服装、建材、农资等重点民生领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从国内看，2017年我国专利申请量突破120万件，商标申请量超过570万件，软件著作权登记量接近280万件。[2]但在看到庞大市场体量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专利、商标、侵权盗版行政执法案件分别达到6.7万、3.0万和0.3万余件，这折射出侵权假冒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其滋生的土壤依然存在。
恰如李亦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林先生不仅是祖国大陆赴台考察台湾少数民族的第一人，也是厦门大学人类学学科和人类博物馆的创始人，他所撰著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国民族史》《文化人类学》等著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晚生后辈。在这些泽被后人的著述中，《中国民族史》是林先生最早获得国际学术注意的著作：“该书于民国廿五年出版后，日人中村、大石二人合译之，于民国廿九年出版……此外，日文书报论及我国民族时，常参考余书。井东宪取张其昀、林语堂及余书各译数篇，合为一本，名《我民族》，意为中国人自己描述己民族之书也。又日本之东亚调查局编《中国民族问题》一书，中言余为‘中国著名民族研究者’，可见日人全认余为中国人，不知余原有日本籍也。”林惠祥：《自传》，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
能力本位学习效果评价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处于教学质量持续提高的闭环控制联结点，如果没有学习效果评价环节，教学质量将无法得到保障。学习效果评价必须在时空上同步进行，具体表现为：（1）学习效果评价与项目实施过程在时间上同步进行，才利于学生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成功完成项目；（2）通过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使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直接反映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以便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整体教学水平，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林先生这段自述，既记录了《中国民族史》当年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又点出了他“秘藏于怀”并“为此事而受尽痛苦，费尽心机”的秘密。应该说，与同时代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相比，林惠祥有着与众不同的出身、经历与境遇，这一方面成就了林先生卓尔不群的非凡成就，而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他在国家观与民族观上异乎寻常的心路历程。
一
林惠祥(1901-1958)，原籍福建晋江，1926年毕业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后于1927年考入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和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和民族学。1928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林惠祥经由厦大毛国庚教授推荐赴北京拜见蔡元培先生。而在此之前的1927年6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组建大学院并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的决议；10月1日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林惠祥遂在大学院任“特约著作员”；同年10月21日，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被“推定”兼任院长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8-90页。；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任院长；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蔡元培亲任组长并主持和规划凌纯声、商承祖、林惠祥等人展开民族学调查工作，林惠祥借回台奔丧的机会展开对台湾原住民的田野调查。1930年，林惠祥完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并在中央研究院“专刊”发表，此书被认为“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台湾高山族的轫始”[注] 李亦园：《林惠祥的人类学贡献》，汪毅夫、郭志超主编：《纪念林惠祥文集》，第118页。 ；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博阿斯的黄文山也指出：“林氏所著之《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搜讨既广，观察亦密，不亚于日人作品也。”[注]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在距离较长的贯通隧道上方钻孔，对埋深度较低的隧道进行传统坐标的双导线布设，使用全站仪、垂准仪等安置在地铁中，其具体技术操作流程为，使用双头点、双定向的方法，可以提高测量的精准度，获得准确的定向测量的坐标，或者使用导线，定向地铁测量方法，保持仪器设备的定向安置以及合理组合，适用于场地较为狭小的地铁施工路段。在多种施工环境的地铁施工环境下，这是一种定向测量方法，应有一个起算控制点作为中线控制点，通过原有施工中线控制点进行联络线结网等的铺设，可以保持测量精度的优势。
在台湾已于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者之手的情况下，林惠祥能够两赴台湾展开田野调查研究，当然有赖于蔡元培先生对中国民族学的关注、布局和对林惠祥的特别提点，更有赖于林惠祥在两岸的特殊身份：“余台湾人也，亦即日本人。”在其自传中，林惠祥有如下记述：“余祖居福建省旧泉州府属晋江县南门外之近海小村莲埭乡(今石狮市蚶江镇)。曾祖赴台湾，从事航海经商，因而起家，至余父时已衰落，然仍至台湾营小生意，而家眷则仍居泉州。甲午日本占领台湾，居民改隶日籍，而日本国籍法亦根于血统，因之我家亦兼属日籍。然我父不移家赴台，亦不在泉州故乡挂台湾籍，对祖国仍尽国民应尽之义务，故亦仍有中国籍，盖即所谓双重国籍也。”也正因为是“日籍民”，所以林惠祥在考入陈嘉庚先生创设的厦门大学前，其“国家民族观念”依然是日本殖民教育的结果。
进入厦大后，林惠祥逐渐从“只喜旧文学”发展到“渐染新思想”，而这个新思想恰与五四运动的“救国呼声”相契合，由此“对日本欺侮文化上恩人之中国，大有不平之意”，其后“余既多读史，且由社会学而知悉人类社会之原理，于是民族国家之思想乃大为发达，由此立志专为中国国民，决意退出日籍。……自回国前，余之旧入口字交菲海关，另领回国新字，则改作中国福建人。回国以后，亦不向日本领事馆报到矣。闻台湾人退籍，不易得日政府允许，或有费至数千数万元者。余虽屡次请余父为我提出退籍，然事实办不到，故唯有冒险片面放弃而已”[注] 林惠祥：《自传》，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5页。 。由此可见，林惠祥在民族国家观念上的由“日”而“中”，与新思想和“读史”和与“文化”有关的学术训练相关。也正是在厦大期间，林惠祥甚至可以“在校外兼任中华中学的史地、社会诸学科教员”，而且还是“由系主任徐声金介绍”[注] 蒋炳钊编：《林惠祥年谱》，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下)，第724页。 ，其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熟练掌握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学问的兴盛，大都由于时势的需要与机会的便利；时机不顺，学也难成，需要一生，应者四起；虽有少数例外的学者，也不能与时势抗衡”[注]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225页。 ，读史在于找寻来时路，著史则在于重构未来途，林惠祥的“民族国家观念”，就是在从读史到著史的路上不断认清过往、规划未来的历程。
可见，随着学者们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认识的不断深化，大家就越发注意到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与企业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愿景、企业精神、价值观系统、企业制度等“软”要素为企业形成适应环境、应对变化、获取竞争优势相关能力奠定了基础。
厦门大学自1922年就已开设社会学课程，由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汉诺威大学的徐声金、林幽等人任教。[注]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7-88页。徐声金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兼史学正教授”“美国阿海诃惠斯黎安大学经济学兼政治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及博士”；林幽时任厦大“社会学副教授”，“圣约翰中学毕业、美国印第安省汉诺维大学英文及社会科学学士”，见《厦门大学布告》第5卷，厦门：厦门大学印刷所，1926年第4期。 林惠祥在“读史”之外获得系统的专业训练，不仅助益其日后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也为他与蔡元培先生建立学术关联奠下了基础。而早在“乙未割台”前的1892年，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知识就经由英人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输入中国。[注] 关于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详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73-78页。 1926年12月，曾经在德国学习过人类学的蔡元培在上海的《一般》杂志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并提出“民族学”的名称。
重述中国历史的兴起以及民族学在中国的出现，都和清末民初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引入有关，也和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历程开启有关，更与外侮入侵的国家危亡有关；而对于林惠祥而言，应该还与他“秘藏于怀”的双重国籍有关：“民族国家思想”的逐渐“发达”，对林惠祥不仅是身份意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而且是国家认同由彼至此的移转过程；而在中日及两岸之间，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敌我阵营的换位，也是认同归属的颠覆，更是利益改变的过程。林惠祥在厦大就读期间的这些改变以及“决意退出日籍”的决心，在他后转赴菲律宾学习人类学时似乎依旧是“存乎于心”。在入境菲律宾时，林惠祥虽然“全以中国人自处”，但在菲律宾期间还是没有公开表明“立志专为中国国民”“余因恐姓名被人识破，故将英文姓名写作Thomas huisiang，huisiang只简称之”[注] 林惠祥：《自传》，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2-5页。 。
式中：E为油液体积弹性模量；V0为溢流阀下腔容积与连接溢流阀管道容积之和；Q1为流经阻尼孔R1的流量；Qy为主阀口流出的流量。
根据电网的实际运行状况，确定330kV变电站母线短路电流限流指标时应遵循以下3个原则：（1）短路电流限制到额定电流的4倍以下；（2）短路电流应不低于额定电流的2倍；（3）设计限流电抗值时要考虑电网今后的发展并且断口电压留有适当的余量（至少10%）。
“种界者，今日万国所龂龂然以争之者也”，“民族为历史主脑，势不可以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注] 梁启超：《中国历史叙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50-451页。 。基于这样一个思考，梁启超由此意识到历史的书写对于整合族际关系的主要价值：“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今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注] 梁启超：《新史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738-739页。 李大钊也认为史学“于人生有极大的影响”，“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激昂慷慨，不论他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得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注] 守常：《历史与哲学》，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9、297页。 。
在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的第二年即1927年，远在菲律宾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林惠祥在上海发行的《归纳学报》发表了《由民族学社会学所见之文化之意义及其内容》，其中特别提到“在中国创译民族学一名者蔡元培先生，且曾在厦门演讲提倡之”[注] 林惠祥：《由民族学社会学所见之文化之意义契机内容》，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773页。 。林惠祥这篇更具专业性的文章，与蔡元培在民族学观念方面有很多一致性(见表1)；这不仅有可能被蔡元培读到，而且更有可能日后成为二人亦师亦友的重要桥梁。从结果来看，或许也正因为既具有规范的专业训练又存在诸多的民族学知识上的共识，在菲律宾学成回国的林惠祥一经引荐，旋即获得在蔡元培领军的“大学院”职位；而林惠祥在中央研究院完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之后，蔡元培“即擢余为专任研究员，此为该院之上层职员”[注] 林惠祥：《自传》，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7页。 ；在此之后，林惠祥虽离开中研院，但与蔡元培的交流和互动依然很多[注] 例如，1930年1月，蔡元培在规划中央研究院“今后努力标准”时提到要筹设民族学博物馆，林惠祥1934年把厦门大学古物陈列馆更名为“私立厦门大学博物馆筹备处”，1953年改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30年5月，蔡元培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的演说中，引述了林惠祥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关于台湾原住民的“七分法”。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社会学与民族学——在中国社会学社处理会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9、424页。 。
泥与火的结合赋予了陶瓷艺术千变万化的姿态，或作为工具、或作为装饰、或承载文化、或用于表达。陶瓷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材质美感，而耀瓷的美更是呈现出强烈的艺术张力。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中已经尝到实践的果实，在确保文化遗产安全稳妥的基础上，让陶瓷进入到市场环境之中，再通过一定的运营手段的操作，才能真正挖掘出文化其深层的价值所在，也一定程度还能唤醒人们对文化的保护意识。因为出于珍贵，人们自然便会十分珍视。
表 1蔡元培和林惠祥关于民族学的论述相似性比较
资料来源：蔡元培：《说民族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8页；林惠祥：《由民族学社会学所见之文化意义及其内容》，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773页。
二
除最后12年外，林惠祥的一生都陷落在日本侵华的危机和战争状态。离开中央研究院到厦门大学任教的林惠祥，把抗战视为一场“民族战争”，因此“颇受刺激，知亡国之祸将至，甚望我国之能速臻强盛”；也就是在这种情绪驱使下，先后发表了题为《民族精神与国难》和《野蛮救国论》的时论，这两篇没有收录于《林惠祥文集》的论文集中体现了林惠祥清晰而坚定的中国认同，较之赴菲律宾求学时期其态度之决绝更近了一步。
在《民族精神与国难》中，林惠祥开篇就指出泱泱大国被强敌入侵且行将覆亡，是“国害了病”，于是他急切地连声追问：
国病的根本在哪里？在乎没有兵吗？纠纠的武夫有一百万只。在乎没有武器吗？东洋鬼子在沈阳所得到的飞机军火是谁的东西？在乎没有钱吗？在华的外国银行，每户几百万几千万的许多存款是谁的钱？在乎教育不兴文化不高吗？冲锋陷阵的勾当似乎不需要高等的智识。由于社会不良吗？我们的国体政体在理论上还不比匍匐于万世一系的天皇之下的“大日本帝国臣民”更漂亮吗？
究竟什么是国病的症结？有武人为什么不战？有兵器为什么要送敌人？有钱为什么喊穷？有人才为什么无贡献于国家？有良好的政治理论为什么不实行？
基于南充市下辖景区为例，设计了旅游景区可达性模型，并依据现有数据对景区可达性进行测算，研究大数据背景下旅游景区交通可达性对景区旅游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旅游景区交通可达性对景区旅游具有正向刺激作用，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景区知名度对各旅游景区以及南充市景区的整体交通网络可达性指数影响较大。基于此，提出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交通运输服务质量、设计合理旅游路线优化旅游产品结构以及推进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建设等景区可达性优化建议，从而促进南充市旅游产业的发展。
鉴于“东邻的鬼子这回来得更凶”而且已经“一步紧一步，一刻紧一刻”，把“五千年的汹汹大国”逼得“似乎不久便要寿终正寝！”林惠祥由此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正民族精神”。“国家有精神吗？有的，国家是由民族建设的，故其民族精神便是国家精神”。但林惠祥这里所指的“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具体而言是“汉民族的精神”，即自私心、小群主义和柔弱主义。由此可见，林惠祥的民族观基本上就是“汉人国家”的观念。林惠祥曾就此回忆说，“我因为受了国际问题的痛苦，故当时只抱着单纯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我国最切要的事情。而要抵抗外敌，必须改良国内政治”[注] 林惠祥：《自述》，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24页。 。
接续上述的追问，林惠祥在1933年发表的《野蛮救国论》把“民族精神的改正”聚焦于风俗习惯的“野蛮化”，并由此提出“野蛮救国”的理论[注] 林惠祥：《野蛮救国论》，《厦大社会学刊》1933年创刊号。 ：
我们自以为“文明”的民族，对于“野蛮”民族是看不起的，骂他们是化外，几乎排斥他们于人类以外。其实野蛮民族不及文明民族之处，只在物质文化，至于精神文化却不易断定。石造的箭木削的枪自然不及机枪大炮，茅屋草衣自然不及高楼华服，这是不待说我们胜他们百倍，而他们须从我们学习。但论到风俗习惯的优良，部落人员的协心恐怕文明民族倒常不及他，而我们国人更是望尘莫及。自古以来文明民族征服野蛮民族的固然不少，但是野蛮民族征服文明民族的也非不多。
……
我国这次的国难，其原因实有一部分是由于风俗习惯的腐败，而这种风俗习惯是由于开化太久坠落衰颓而致。一个民族如有这种富商蓄贾那便是已走上灭亡之路。中日事件的发生，不过是迟早之事，若不觉悟悔改，瓜分之祸只在目前，觉悟悔改的方法便是立志恢复我们野蛮时代的朝气，模仿蛮族的良好风俗习惯，若能做到上边所说的六条原则这个民族便可望返老还童登上重兴的大路。
如果说《民族精神与国难》还存有较多的非学术的和情绪化的爱国思想，那么《野蛮救国论》则呈现出林惠祥爱国思想中更多的人类学知识图景。在一年后即1934年发表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林惠祥不仅有更加学理化的论述，而且从人类学的角度为两年后的《中国民族史》设置了桥接、预埋了基础：
4.中国民族之同化次序如波澜状，一起一落。初两民族以上相接触时，战征会盟，扰攘一时，终于混合同化而归于平静。迨旧民族同化方毕，新民族又来临，于是又扰攘一时，复归同化。如此一波一波，继续无已。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采用二级评审制度，分为初审和二审。任何课题申请都必须通过二审才可以获得资助。未通过评审的课题申请允许申诉或修改后再次申请。以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经费80%的院外研究项目（The Extramural Research Programs）评审为例，其评审过程简介如下。
人类学家对于野蛮民族的观念有两种：一是古典派演进论的，以为现存的蛮族等于文明人的史前的祖宗，他们的文化完全等于史前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也有很多种，那便是在演进中的各阶段；所以也就现存的蛮族便完全是也就文明民族的史前时代。另一种是现代的批评派的，他们以为人类的文化是有很多系统的，不是一线进来的，不能把各种不同的文化算作在一线中的各阶段，所以现存蛮族的文化并不全是文明民族的史前文化。以上二派都有所偏，我们现在研究蛮族文化的原因：(1)是因为蛮族的文化既与文明人的不同，而我们通常所晓的不过限于文明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晓得文化的全体何能不注重蛮族的一方面；(2)蛮族的文化，虽不能全部当作文明民族所曾经的阶段，但总不能不说是比较的简单，富于原始性，比较文明民族的文化易于找出人类文化的原始状态。[注]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228-229页。
《文化人类学》的出版，使得林惠祥声誉日隆并跻身于中国顶尖民族学大家之一，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创刊号就是一个例证：在这本民族学的专业期刊中，林惠祥和黄文山、卫惠林、凌纯声、商承祖、杨堃、吴文藻、马长寿等学界翘楚围绕“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的议题联袂登场。在《民族学说的新综合——新进化论》一文中，林惠祥缕述了社会进化论、传播论、循环论的观点之后，以博阿斯、戈登威泽的“批评派即历史派”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新进展：“概括言之，新进化论以为人类全体的文化是进化的，其进化便由各民族各呈现其发明，并交相传播。由发明而传播，复出传播而促进发明。由于传播，故文化基础越积越多，而发明也愈容易。就一个民族言之，则接受传播愈多者，进化必愈快；接受传播少者则进化慢；闭关自守不愿接受传播者恐致倾于退化。至于进化的率度也越来越速，其原因是发明的基础愈积愈多，使发明愈易为力，而传播的历程因交通便利也愈趋快捷和广远”，“新进化论不执一条路线之说，而承认各民族的变迁趋势各不相同，或由此途，或由彼途，不能一概而论。要知道他们的历史，只有用批评派的历史研究法就具体的事而论。”[注] 林惠祥：《民族学说的新综合——新进化论》，《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三
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中，林惠祥开篇就表明这是一部学术研究和学术救国兼具的著作：首先，他说明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在于对人类学补全，民族史“为人类学之一部分。人类学中有一部分叙述人类各种族之状况者，民族史即此一部分也”。其次，他明确地说明民族史的撰述乃“为实际政策上之参考”，因为“民族之分歧在今日国际或国内均为重大之问题，多少不幸事件均由于此而发生。对付此种问题之实际政策殊不能不参考记载民族历史之书以为根据”[注]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1页。 ，这无疑表明他的国家认同已经进入学术资政和用学术救国的阶段，而这一目标后来也成为林惠祥终其一生的一个努力方向。有鉴于此，林惠祥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族史的基本观点，在于宣传“大同思想”而不是提倡民族主义：
大同世界之达到须先由各民族获得平均的幸福乐遂其生存始，故民族主义为大同主义之初步。民族史视各民族为平等的单位而一致叙述之，实即于学术上承认各民族之地位，故目的虽不在宣传提倡民族主义，然而实收宣传提倡之效。民族史复于各民族过去之接触与混合多所阐述，以明各民族已皆相互糅杂，且有日趋同化之势，使各民族扩大眼光，舍去古时部落时代之狭隘的民族观念而趋向大同之思想。[注]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1页。
“各民族已皆相互糅杂，且有日趋同化之势”，这一观察在当时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观点，同时代的几部中国民族史也大多持此种看法，并沿袭“一国一族”的理论阐释国家民族的“整体性”；而基于这些惯常的观察，在“承认民族之地位”和“民族为平等之单位”的前提下，于国家民族的高度提出由民族主义而递进到大同主义这样一个具有发展过程的国族建构道路，则是林惠祥能够超越同侪的独到之处。
5.中国之主干系即华夏系，其初亦非大族，由屡次加入异系之成分而逐次扩大其内容。
历史上之各民族混合分歧之结果，便为现代之民族，故此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连接之，不致互相枘凿。
其实，历史上一民族常不止蜕蟺为现代一民族，而现代一民族亦常不止为历史上一民族之后裔。历史上诸民族永远互相接触，无论其方式为和平或战争，总之均为接触；有接触即有混合，有混合斯有同化，有同化则民族之成分即复杂而不纯矣。故大体言之，可以指称古之某族之后即为今之某族，或云今之某族即为古之某族之裔；然当知此外尚有其他有关系之族，不能一一指数也。[注]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5、6页。
有鉴于此，林惠祥在提出“中国古今民族系统表”之后进而指出：“中国诸民族原属多数族系，因在历史上互相接触，互相混合，最后竟有渐趋统一之势。其接触与混合之程序，乃以其中之一系为主干，逐渐加入其它诸系，逐渐扩大主干之内容。此一主干永远保存其名称与文化，与之混合之诸系则依次失去其名称与文化，即在名义上归于销灭，至少亦减少其人口。然在血统上言之，则此主干民族每次加入异族之血液，则其血统便已改变，名称固仍旧，血统已有不同。若以血统为准，则原来之名称实不得保存而应改称混合后之新名。”[注]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11页。 而在进一步的论述中，林惠祥还提出了“中国民族史之公例”：
1.中国民族之成分甚繁杂，黄种中之各族大半有之，白种、黑种亦有一小部分。
2.中国之民族虽多，然有日趋混合而成一族之势。
3.中国诸民族系以一系为主干，而其他诸系以次加入之，加入后其名称即销灭，而只用主干系之名。
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
“今考中国史范围中之各人种，不下数十，……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注] 梁启超：《中国历史叙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50-451页。 以后的撰述中国民族史的多位学术名家，都从史学的角度努力回应这个“梁启超之问”；而深受人类学专业训练的林惠祥，则更多地从分类角度切入并作答：“欲求明了中国各民族过去之史实，不能不先理清其种族之分类。”[注]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3页。 接续关于“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的二分法，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指出，“盖民族之分类，有过去及现在两种观点：着眼于过去，则其对象实为历史上之民族；着眼于现在，则其对象即为现代之民族。历史上之民族，未必即等于现代之民族”：
6.华夏系每扩大一次，即改变其原质一次，故后代与前代名同而实异……
7.今日之汉族所含成分尽有匈奴、肃慎、东胡、突厥等……故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系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
8.其他各族亦含有别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华夏系所含之复杂……
9.中国诸民族除特别情形者，今后大势，似日趋于汉化一途。[注]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18-19页。
根据这样一个“公例”，林惠祥还在另一篇未发表的手稿中特别指出，“汉族实是混合民族，不应怀抱大汉族主义，自夸为华夏系的纯粹子孙，而歧视各兄弟民族。其他各族也都不是纯粹的，都曾吸收别系的分子在内”[注] 林惠祥：《中国史前时代略史》，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258页。 。
无论是文献史料的参考数量还是论述归纳提升的层次，林著《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都大大超越同时代的同题材著作。李亦园先生就此指出：“实际上，《中国民族史》一书在广义的民族学研究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本出版于1936年的商务版著作，代表一种承先启后的地位，也就是综合前此民族史与民族源流的各家研究，再加上近代民族志的资料而成，糅合历代民族融合涵化的各个系统，而以现代的族群类别承接之，既有历史的轨迹，又有现代族类的观念，可以说开启了当代中国民族分类的先声，对当代民族分类的思想颇有影响，这实是林惠祥教授对中国民族学研究至为重要的贡献。”[注] 李亦园：《林惠祥的人类学贡献》，汪毅夫、郭志超主编：《纪念林惠祥文集》，第117-118页。 而黄向春教授也注意到，“实际上，许多民族史研究者并没有受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如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等，他们的民族史取向只能算是传统史学之‘旁骛’。因此，林惠祥以及凌纯声、芮逸夫等具有扎实人类学素养的学者所做的民族史研究显得独树一帜，其价值和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民族史研究本身”[注] 黄向春：《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研究述评》，汪毅夫、郭志超主编：《纪念林惠祥文集》，第182页。 。
中国文化何以有如此复杂性乎？无他，其要素繁多也。其要素非一时结合，而系逐渐于各时代加入，故各时代文化有异；其要素又系由各地方加入，故各地方之文化亦有异。
以上用例中“绿色2”不仅限于作修饰成分，独立成词时也可反映与“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相关”的相关概念如（26）、（28），只是这一时期的“绿色 2”一般加注引号以示区别。但发展到2010年后不加注引号也能单独使用。例如：
中国文化已成一个确定之名词，其性质范围已浑然自成一体，显有异乎其他文化型式。然如加以分析则中国文化在时间和地方上亦非无差异之点。先就时间而言，此一整个中国文化之完成不过为近代之事，在历史上各时代互有差异，非自古已然，而一成不变之物也。今之中国文化绝非能全同于古之中国文化，民国与清代不同，清代亦与明代有异，以此上推如元、宋、唐、六朝、两汉、秦、周、上古，必皆互有异同。假使各朝代之学者能会集一堂而提出个人所见之中国文化，恐无一完全相同者，又假使现代之中国人能亲如古代如周、秦、汉、唐之社会，其错愕惊异之情，恐无一减于游历外国。次由地方言之，中国境内践行中国式文化之各地方亦殊非能全无差异，如方言之繁杂，风俗之不同，甚或意见心理之歧异，在在可证其同中之有异。假使两地方言互异习尚不同之人民，忽而相见，其结舌与瞪目恐异如见异族。由此言之，中国文化就内部言，同中固尚有异；此可见中国文化亦非甚单纯，而反系即为复杂之物也。
本研究旨在通过HPLC指纹图谱法，对湖北恩施9个不同产地的三百棒药材进行质量分析，通过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综合比较不同产地药材之间的差异，为制定全面的三百棒药材质量控制方法提供依据。
1937年林惠祥发表的《中国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一文，不但是关于“新进化论”的中国化应用，而且进一步申论了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论述，更从多元一体的高度描述了中国文化的演进、流变和多元结构：
菊芋除块茎兼有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之外，树叶的药理活性和应用也不容小觑。在传统的民间医学上，菊芋的绿叶被用来治疗骨折、皮外伤、肿胀和疼痛[33-34]。菊芋的地上部分中发现了许多可以药用且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并被证明具有抗真菌活性、抗氧化活性、抗癌活性和其他方面的药用作用[35-37]。
中国文化何以有繁多之要素乎？此有二因，一，民族复杂，二，域外传入也。文化必附丽于民族。中国文化之践行者以今之汉族为主，然汉族实非单纯之民族，其成分包含古代多种民族，除华夏本系外尚有东夷、荆蛮、百越等系，以及东胡、肃慎、匈奴、蒙古等之同化者。每一种民族加入，虽归同化，然其本来文化亦必多少加入于汉族中，决无完全消灭之理。民族文化既已复杂，此外且有域外文化亦间接输入，遂致中华文化益增其复杂之性矣。[注] 林惠祥：《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达》，《东方》1937年第7期。
随着战事的发展，林惠祥认为“日本如占厦门，恐有人招余为汉奸，故战事发生后，厦门危机，余家先迁鼓浪屿，后渡赴香港。余母、弟、妹倩等亦皆同行，费由余出，盖余不愿我家有一人沦于敌中也”。1938年1月，林惠祥受邀赴新加坡参会；5月13日厦门沦陷，林惠祥遂举家滞留在新加坡。根据林惠祥的自述：“余来新加坡之目的，一因日人占厦，避免被逼作汉奸；二因欲研究南洋之人类学材料，盖新加坡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且有富于人类学材料之博物馆及图书馆，而南洋附近各岛皆多原始民族，其时正开远东史前学会，余亦应参加；三可服务华侨教育文化工作，及宣传抗战。”
也就是初到新加坡的1938年，林惠祥就发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一文以展现其“学术报国”的抱负。而更为重要的，是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之后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作为“中国诸民族”的统称，这显示林惠祥的民族观又有了新的发展：
中华民族现在遭逢非常的国难，似乎很为危险，但是我们试检查检查这一民族过去的千灾百难的历史，便知是无妨的。因为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数千年间便屡屡遭遇外族的侵凌，结果却还是依然健在，而侵凌中国的异族却大半消灭了。
这篇文的目的是要说明：
1.中华民族是会抵抗外族的，性情虽和平却也有自卫的勇敢。
2.民族斗争是极痛苦的，杀人者也还被人杀，这教训是应注意的。
3.中华民族受外族侵略的结果，中华民族渐渐扩大，外族却相继消灭。这证明了中国民族终会胜过外族。
何良诸眼睛适应了，酒馆小，火炕大，火炕上摆四张矮趴趴的炕桌，酒客们盘腿坐在热炕上。这些家伙，能从天亮喝到天黑，屁股烙糊了，也不愿挪窝儿。女掌柜小勺跪坐在炕梢，身前拥只大肚酒坛，像个孕妇。
4.外族由侵略中国所得者不是胜利而是消灭。既是如此，新的外族何必再犯古人“杀人人杀”的错误途径，以自取灭，而不改从和平接触的一条好路呢？[注] 林惠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第747、751-752页。
在流亡新加坡期间，林惠祥“生活乃不得不极力撙节，其痛苦为一生所未尝”，但尽管如此仍坚持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观而“不愿认贼作父”，“溯余龆龄时误入恶劣环境，几于成为浪人恶汉，后虽幸弃去，然只晓立身待人之道理，尚未明对国家民族之义务。迨如厦门大学后，乃晓然于国家民族之大义，遂决意只认我祖国之国籍，而弃去日籍。直至沦陷期中，宁愿牺牲个人之利益，遭受痛苦及危险，而不愿变节认贼作父”。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惠祥在自新加坡回国前就已写好自传，记录双重国籍这一“秘藏于怀”的内心秘密，剖白自己的心路历程：“余为此事而受尽痛苦，费尽心机，古人所谓‘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余乃身经而体验之。余此事从不泄露于人，盖泄露则余有危险，而友好亦莫能相助也。余之不敢泄露，盖为惧日人而非畏国人也。在此前，日本帝国未崩溃之时，余不能言，今则情势不同，余之危险已去，已无复再守秘密之必要，而可以宣示于国人矣。且余至今日如尚守秘密，则反似有意欺骗国人，包藏祸心，故更不可以无言。”[注] 林惠祥：《自传》，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1、20页。
从身份上的日籍到中籍、由汉人而国人，由旅程上的自台湾而大陆、由中国而星岛，在学术上的自田野调查而文化人类学、由民族史再到考古学，民族观念这条思想的暗线在林惠祥观念认同、人生旅程、学术研究中时潜时浮。虽说在一个波谲云诡、翻云覆雨的大变动时代之下，个人的际遇常如沧海一粟、草之一芥，而林惠祥在身份、行脚和思想、学术上的漂泊与根植，总是可以精彩地透射出时代的波光与云影。
Lin Huixiang ′s Outlook on Chinese N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al Progression
CHEN Jianyue
Abstract ： Lin Huixiang was the founder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anthropology in the early stage in China. He was not only the first anthropologist in the mainland who went to Taiwan to study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ut also a multi-fiel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er whose research involved multiple fields such as ethnology,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ty. Lin Huixiang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studying and exploring the ethnic issues in China, and finishe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outlook on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counter-Japanese period. Lin Huixiang′s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evolution of his outlook on national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reflected by his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e intellectual′s unique idea course in the great era. This paper, taking Lin Huixiang′s works as literature,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al progression of Lin Huixiang′s thought.
Key Words ：Lin Huixiang; outlook on nationality; Chinese n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台湾的中华民族认同与记忆研究”(18ZDA159)。
作者简介： 陈建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陈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