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文化困境与艺术家的角色认同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艺术家论文,角色论文,危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多年来，当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再次奏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时，一切都面临着深刻的转变与挑战。历史一再表明，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时，其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每一个敏于历史感和自我意识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眼下，文化圈内普遍谈论着种种危机，乐观主义论调有之，悲观主义言论亦有之。在审美文化领域内，最最明显的也许莫过于作为文化生产主体的艺术家们所体悟到的角色认同危机了。
角色、话语生产者与文化体制
社会－文化象一出戏剧，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社会－文化的变迁，首先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引起变化，进而导致行为方式的变化。这里，我想从社会学上常用的角色理论角度来探究当前文化的转变，最终说明当前的文化矛盾及其内在根源。
显然，角色概念源出于戏剧表演范畴，一出戏剧中有不同的人物、行动及相互关系，这就构成了所谓戏剧角色。美国社会学家米德最先把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用以描述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对自我形象的意识。后经帕森斯和高夫曼等人的拓展，角色变成了一个普遍适用的范畴，泛指社会体制中个体由其地位、职业或身份所决定了的综合行为模式。这些模式象戏剧表演规则一样，既是被社会所规定的，又是为人们所期待的。后期角色理论强调角色与体制的关系，如帕森斯认为，社会的平衡是以不同的角色各尽其职地完成自己的责任与权利而实现的，换言之，我们可以引申说，当原有的社会均衡被打破时，或者说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时，角色的责任与权利便会发生“混乱”。这可以进一步结合着高夫曼的理论予以说明。高夫曼发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常会出现“角色混乱”，亦即当个体扮演多个角色时，如同时是军官与父亲，便会造成混乱。典型的例子象美国影片《音乐之声》中的冯·恰克上校，以军人治军的方式来管教孩子。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另一种角色冲突，即随着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个体深感自己旧的角色已经演尽，而新的角色又难以适应时所产生的角色冲突。结合着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概念，可以更好地描述这一角色冲突。埃里克森认为，个体心理发展的第五阶段（12～20岁）会出现所谓的认同危机（又译同一性危机），即个体不断把自己的感觉与他人的评价加以比较，从而获得或无法获得自我形象概念。通俗地说，认同危机就是对自我形象的怀疑：我是什么人？该干什么？正是在此，角色与认同联系起来了，可作如下表述：所谓的角色混乱乃是一种认同危机，是人们对自己应扮演如何角色的困惑与质疑。这种困惑与怀疑往往出现在社会－文化体制的转变过程中。
用这个分析参照系来透视当前的文化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导致的艺术家的角色认同危机，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假定艺术家在特写的文化体制或情境中扮演着被规定了的某种角色，这种角色的规定性体现为一系列的角色规范，依据这些规范的行为才被认为是人们所期待的和合理的。在传统的政治导向封闭文化体制内，角色规范呈现为艺术家作为话语的生产者，必须遵循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准则，其行为的规定性或社会期待是为大众生产具有正确的伦理观和高度审美价值的审美文化产品。简而言之，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在审美文化活动中处于相对的核心地位，有某种不可推诿的启蒙民众和批判社会不公正的权利与责任。许多老一辈艺术家终生捍卫着这种角色，并在其话语生产的实践中恪守这类高尚的角色权利与责任，并将这一传统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学的种种“流派”，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新写实主义”等，都鸣响着这种角色规范所要求的严肃主题，干预现实，反思历史与人生，启蒙民众，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旋律。然而，晚近几年来，具体地说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文化体制正从过去的政治导向封闭体系转向经济导向的开放体系，审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被推向市场，集权式的“中央计划体系”已被严重削弱。在这样一个面临深刻变革的过渡期或转型期，旧的话语生产“游戏规则”虽未完全消失，却遇到新的“游戏规则”的严峻挑战。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阶段或情境恰似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所说的anomie，亦即规范缺失、不确定或混乱的文化情境。如前所述，角色认同及其角色行为是由特定体制所构成的文化情境所决定的，人们是通过情境的规定来评价、解释社会文化背景并选择合适的态度与行为。当新旧体制转化时，情境的变化相应地引起了艺术家对自己固有角色的困惑与怀疑。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是，艺术家们深切地体验到自己传统的角色行为在新的市场化审美文化中已有点“过时”了，他们感受到某种新的文化情境对传统角色的剥夺，感受到由此而引发的困惑和焦虑所导致的精神“创伤”。换言之，假定传统的艺术家角色是X，而新的文化情境却要求另一种Y角色，这便形成了本文着重研讨的艺术家角色认同危机。往深处说，这乃是文化合法性的危机，亦即一种传统的表现性的雅文化在中国转向工业社会、大众社会和消费社会过程中的合法性危机，亦即一种传统的表现性的雅文化在中国转向工业社会、大众社会和消费社会过程中的合法性危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大众消费文化合法性的确立与形成，后者以其强有力的攻击性和渗透力，无情地吞噬了前者的种种规范和价值，消解了传统的艺术家角色，并强迫他们去生产大众消费文化的权力话语。
角色身份的危机：被剥夺感
艺术家是诗的话语的生产者，这是确凿无疑的。但需要追问的是，他们是唯一的生产者还是合作者？换个问法，他们是主角呢还是次要的配角？这个追问也许有点迂腐，其实却深刻地体现了艺术家们在当前中国文化中角色身份的危机。
先让我们来作出两点假定：第一、从话语活动或行为的模式来看，传统的文化是一个由话语生产者(sender)──文本(text)──接收者(receiver)构成的简单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作为话语生产者的艺术家无疑占据着中心地位，他们与其受众的关系一般说来是较为单纯和直接的。正是由于这种直接关系，所以，艺术家才有某种“优越感”，也自然而然地滋长了一种批判反思社会并启蒙民众的角色责任。即是说，传统的艺术家角色，作为唯一的话语生产者，有权或有责任以审美的方式表现这个世界，并告知和启悟大众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这里，大众是被动的、次要的接受者，而艺术家则是主导的优越的话语“施予者”。尽管在传统文化中他们也要受到种种外部制约，诸如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以及相应的伦理规范，但总的看来，艺术家的角色身份无疑是一个有着相对自由和主动选择的创造者。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随着以经济导向的开放文化体制的逐步形成，特别是教育的普及和现代消费社会大众的形成，以及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传统的带有贵族精英色彩的艺术家角色光环黯然褪色了。新的话语模式使得艺术家从主导角色变成了与受众平等的合作角色，任何文本的实现最终都必须经由欣赏者的接受或具体化为前提。于是，新型的艺术家－受众关系不再是前者写什么后者看什么，而是越来越带有后者要什么制约前者写什么的趋向。传统的艺术家角色受到了严重削弱，优越感似乎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传统的话语模式中艺术家是中心角色的话，那么，新的正在形成的话语模式中，受众似乎越俎代庖地变成了中心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艺术家有某种被剥夺感，他们从原来所占据的至尊地位跌落下来，相当程度受到现代消费大众趣味与时尚的左右。有人认为，这种新的艺术家－受众关系是艺术之功能回到其本来应有的位置的“复归”，是艺术家返回到自身角色的过程，换言之，角色的转换本该如此，因为过去我们的艺术其功能被不恰当地人为扩大了，它成了解答生活之谜指点迷津而又无所不包的文化行为，因而艺术家也被人为地笼罩在至尊的光环之中。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却不完全正确。因为艺术的功能决不是单一的，也不只限于仅仅为大众提供娱乐性的消费。更进一步，我们不能因此而推论说，是消费制约生产，消费需求在先，满足这一需求的生产在后。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应该说，一方面消费生产着生产，另一方面，生产又生产出消费。倘若我们只是片面地强调前一方面，无异于取消艺术家的任何角色权利与责任，使之沦为受大众趣味乃至庸趣摆布的亦步亦趋者。这正是新的艺术家－受众关系所隐藏的潜在危险之一，也是艺术家被剥夺感所导致的角色身份危机之焦虑的内在原因。
第二，艺术家－受众的新型关系的确立，又是与一个更为深广的文化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从传统的“指令性”文化生产转向“市场调节”的文化生产。我们知道，文化的市场化是达到生产与消费平衡的必然途径，这其中除了审美文化的生产力和消费需求而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流通与传播。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分工的专业化与细密性，与此相一致的一个当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专事于流通传播过程的各种中介角色的形成。在古典文化中，由于缺乏广大的文化市场化及其机制，艺术家往往身兼生产者与传播者双重角色，比如以寄食制形成寓居贵族门下的艺术家，或以口头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民间说书艺人等。在过去几十年中封闭的政治导向文化体制中，虽存在诸种流通传播渠道，但由于文化的集中管理以及工具主义的观念影响，再加上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市场，各中介环节充其量只不过是服务于狭隘政治－伦理目标的操作环节。换句话说，在传统文化体制内，艺术家是中心角色，流通与传播是环绕他们而建立起来的，当然最终服务于政治－伦理目的。
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胚胎发育，消费社会和大众社会诸种面貌初见端倪，新的文化体制正趋初步形成。这种文化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是开放的、多元的和经济导向的。商品化及其交换原则和效益原则已不再是物质生产所特有的，它已渗透进精神生产领域。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新的文化体制形成过程中，一个代表了其体制性力量的审美文化“中间人”已初步形成。他们也许是各种民间的“中间人”，如书商、画商、表演艺术的“穴头”，独立制片人，也可能是各种官方文化机构中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诸如编辑、导演、制片人、表演艺术团体管理人员、美术馆或影院等文化设施的负责人等。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有着千差万别，民间的与官方的有所不同，搞文学的与搞影视的迥然异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属于文化专业分工的产物，专事于文化市场的传播与流通。正基于这一点，我以为“中间人”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化市场化过程中相对独立的和强有力的体制性力量，他们在中国当前的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往好里说，中间人既是艺术家的代言人，又是广大艺术受众的代言人，他们在审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调节方面有其不可或缺的职能；往坏里说，中间人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集团”，典型地代表了市场导向和大众消费的新文化形态的体制性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垄断”市场，塑造消费者的趣味与时尚，甚至左右艺术家的生产活动。如此来看，传统文化体制内艺术家的中心角色，已无可挽回地在新文化体制内让位于中间人之核心角色。至少可以这么说，艺术家为中心或为唯一生产者的传统格局和一统天下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间人与艺术家平分天下的新局面。这必然引起艺术家的被剥夺感，从而导致他们的角色认同危机。
前面曾论及新的话语模式中受众的导向作用，深入的思考表明，这种导向是经由中间人的体制化职能而实现的。即是说，消费者对艺术家生产活动的干预与制约，最终是通过中间人的功能而起作用的。在此，我们不妨把新的话语模式修正为如下图式：
依据这个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间人借助其特殊的中介职能，控制着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间人对话语生产行为的介入，实际上瓜分了许多原本属于艺术家传统角色的权利与责任。这就导致了某种新的文化生产体系的出现。在这一体系中，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和效益原则在暗中起作用，举文学为例，什么样的作品能投放市场并吸引消费大众，写什么和怎么写，从题材到风格，都不再纯然属于作家的个人事务，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中间人角色的权利与责任。作家感到自己已被中间人的中心角色挤到了边缘角色，从唯一的生产者转变为次要的配角，变成为流水作业式的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如此一来，艺术生产“异化”了，艺术家至多只是其产品名义上的生产者，更有甚者，他们时常不得不违心地创作以符合中间人的“选择”及其市场的消费时尚，或戴着不属于他自己的面具出现在消费大众面前。如果说在传统的政治导向封闭文化体制中，艺术家的话语生产行为要受到狭隘的政治工具主义及其文化“官僚”的控制的话，那么，在新的经济导向的开放文化体制中，他们的生产行为则受到流行的消费享乐主义及其体制化力量代表的中间人的控制。艺术家目前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恶化了，褪变为“来样加工”或媚悦大众的艺匠。这是被剥夺感所引起的角色身份认同危机的又一含义。
角色地位的危机：相对贫困
无数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体制的革命，而体制的变化必然导致各阶层和集团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重新排列组合。帕森斯通过研究发现，任何社会都是由相应的体制或系统构成的，而某种体制的均衡状态是该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环节，均衡在帕森斯的表述中，亦即每个人都知道他被社会期待着扮演什么角色，而且这种期待总是恒常的始终如一的。他把这种均衡状态描述为社会化或社会控制，角色扮演者正是通过社会化“学会”了与其角色相关的期待。虽然帕森斯所设想的这种完美均衡状态的社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但他指出的角色与体制之间关系的说明却是一个分析角度。我们可以反过来推论，即当人们的角色变化时，它反映了社会体制的变迁，而角色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是角色地位，因为体制的转型必然导致各阶层和集团地位的沉浮，正是地位的变化才直接导致角色认同的危机。
所谓角色地位，按照社会学上经典的区分，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维向（马克斯·韦伯）。经济地位的高下与其他两个方面密切相关。这里，我想提出另一种区分模式，即思想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二维结构，我把后者看作是包含经典三分法中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的综合范畴。在我看来，角色的思想地位与社会地位两者既有可能是相应统一的，亦有可能是分离的。一般说来，传统文人的这两种地位是相对一致的，这就构成了传统艺术家的角色认同或期待。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士绅）阶层的角色地位是完整统一的。一方面，士大夫阶层有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和人格典范，即所谓君子人格；另一方面，他们既有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面，又有与之若即若离的一面，前者有可能使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或文化霸权的阐释者，后者使之有可能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与批判。总的看来，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士大夫阶层一般总是保持着他们特有的思想地位与社会地位相对优越的状态，即使鸦片战争中国进入现代以来，除去文革十年极端畸形的文化条件外，平心而论，作为文人的艺术家基本上是维持着两种地位的统一。虽然说所谓的“忧患意识”历来是中国文人的禀性，但这种“忧患”与其说是内在的自身角色忧患，不如说是对国家、民族和民众命运的忧患。
如上所述，自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各种体制的改革，使整个社会各阶层和集团的地位都面临着大调整。在这个大调整中，我们不难察觉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艺术家们或文人们或文化精英们思想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严重分离。在思想领域，由于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文化传统，由于其深厚的历史感与职业意识，使之深感反思批判社会，唤起民众和传播新观念的责任；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糟了。尽管他们仍自恋式地保持着思想上的某种优越性，但其社会地位的优越却荡然无存，生计变成了一种操劳与纷扰。这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经济收入增长相比，文人的收入降低了。且不说那些先富起来的“新中产阶级”，即使与效益较好或经营有方的普通劳动者相比，文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仍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第二，即使从文化领域内部来看，写严肃作品的不如写通俗之作的，写书的不如倒书卖书的，写剧本的不如搞表演的，作曲的不如演唱的，表演的不如组织表演的，等等。换言之，有思想的有艺术创造才能的，不如善于经营的。一言以蔽之，在当前文化中艺术家整体说来出现了相对贫困化。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你越是恪守优秀的艺术标准和思想的深刻性，也就越没有“出路”，越发相对贫困。
经济学家们往往喜欢从社会分配体制上来解释这种现象，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由于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这种相对贫困化。言外之意是，只要做到公平分配，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但在我看来，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恐怕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需要探究。
当文化转向市场导向的体制时，文化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乃是供求关系与交换原则，交换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供求的存在。这就带来了双重矛盾：一是艺术家所生产的产品是否有“市场需求”，这决定了其产品能否顺利地实现交换；二是价值的冲突，即经济学上的等价交换原则并不适用于文化产品的交换，审美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悖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这就导致了审美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冲突：具有商业价值的粗俗之作会占据广大市场，而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作品却无人问津。虽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乐观地假定，具有审美价值的杰作最终必然受大众青睐并实现其价值，但事实却是，在一个商业气息渐浓的社会中，在一个消费享乐主义意识膨胀开来而大众趣味又普遍“堕落”的文化中，这个乐观的估计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会灵验。
由此，我们便涉及到一个看来值得深省的问题：这种艺术家思想－社会地位严重分离所导致的角色认同危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一种可能的后果是：由于这种角色地位分离的日益加剧，引起了艺术家们角色认同危机的恶性循环。社会－经济地位的每况愈下，最终瓦解了艺术精英，从而遏止了审美文化的生产力。因为很显然，思想的自由必须有必要的物质前提，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贫困化，也许会导致思想的贫困化。据报载，最近中国作协的统计表明，其为数众多的会员中“下海”的不足5%，这个实证的数据似乎给令人灰心的文化界一线希望的曙光。但在我看来，这个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无法度量艺术家角色地位分离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也不能反映角色认同危机所造成的观念畸变和创造力的水平，它更不能说明在新的文化体制形成过程中，角色地位的危机所潜藏的长远影响。第二种可能的结果是：艺术家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现实文化困境，向市场化的文化及其交换原则低头，抛弃自身的传统信念与价值标准，彻底地脱胎换骨，走上一条媚悦大众的道路。与第一种结果相比，第二种似乎更危险也更可怕，因为它自觉地把思想的权利拱手转让给市场，最终也就彻底消灭了富有批判性和创造力的文化角色，进而为现代大众社会的大众趣味鸣锣开道，为消费社会的商业文化霸权推波助澜。当然，也许还有第三种可能，即，既不放弃自己思想的权利，又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奋斗，最终艰难地走出角色危机的阴影，并形成新的角色。这如何可能，尚不得而知，至多只能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假定。不过，有一点需要申明：应坚决反对那种自命清高的文人甘于清贫的过时观念，更要批判那种清贫才是创作好作品的前提的说法。我认为，在一个人权意识日益高涨的现代文明中，争取必要的社会－经济地位乃是保障基本生存权的头等大事，而争取基本的生存权才能保障思想的权利！
角色责任的危机·价值观冲突
角色体现为由特定情境及地位所规定了的行为方式，特定的角色其行为又呈现出该角色的责任与权力。任何出色的角色扮演者，都是对其角色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期待有着自我意识的人。更进一步，无冲突的角色扮演实际上就是其扮演者关于自身责任的自我意识，与情境的规定和社会期待基本一致；反之，角色的冲突状态和认同危机则表明关于角色责任的自我意识与情境规定和社会期待相抵触。即扮演者按其自我理解该如此，而情境和期待却从外部要求扮演者这样那样，这就导致了一种行为的二难选择困境，进而构成了行为主体的内心困惑。面对新的文化情境的艺术家们，今天正面临着这样的角色认同危机。
从本质上看，所谓的角色责任乃是一个价值论范畴。即是说，艺术家的角色责任是一种价值的选择与评判，亦即他深谙某种行为比另一些行为对社会和文化更有价值，或者说，他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具有积极的肯定价值，什么具有消极的否定价值。由此来看，角色责任的认同危机，也就可以表述成价值观或价值评判标准的冲突。在一个社会－文化面临深刻转变的过渡时期，在一个商业文化霸权无孔不入、消费享乐主义日益膨胀的时期，艺术家们必然会引起这种价值观的冲突。说白了，这种冲突就是传统文化的优秀标准与大众消费文化新规范的内在冲突。
在我看来，中国艺术家们所面临的这种角色责任的认同危机，有两种形态。首先，这种冲突反映在艺术家的内在价值观与外部文化情境和社会期待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这种内外价值取向的冲突最典型地反映在艺术家的趣味判断与中间人及大众趣味判断的尖锐对立上。换言之，被艺术家所看重的具有优秀水准的艺术作品，不被市场化的大众消费文化所接纳，艺术家的价值观与现存文化情境及大众趣味抵牾不和；反之，大众消费文化中流行的时尚和趣味，艺术家又不耻于为伍。在这种艺术家内在价值判断与外部文化情境的价值取向的冲突中，前者深切地感悟到外部文化环境的巨大压力。其次，由于这种外部压力的作用，更具体的是由于中间人的支配，消费大众趣味的制约，艺术家角色身份危机的被剥感和角色地位危机的相对贫困化，将进一步导致艺术家内在的价值冲突。即是说，在无所不在的大众消费文化霸权的强大压力面前，在雅文化市场日渐萎缩而形成边缘文化，而大众消费文化以其固有的攻击性和渗透性占据了主流文化的严峻局面下，艺术家们对自己传统上所恪守不移的优秀价值开始产生动摇和怀疑，对过去奉为圭臬的艺术信念是否还合时宜产生了疑问。
前一种形态的冲突，体现为艺术家的自我期待与外部文化情境的社会期待的严重对立。一方面，从文化传统中孕育出来的艺术家卓越的楷模与原型，即那种具有批判社会、唤起民众并坚持优秀文化标准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角色形象，仍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期待而留存于艺术家心中，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诱惑力。那些具有自觉历史感和自我意识的艺术家们，深知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所在，并立志成为或期待着自己成为这一价值的捍卫者。但另一方面，新的以经济导向的开放文化体制的逐步形成，中国转向大众消费社会那不可抗拒的步伐，以及大众消费文化的需求和趣味转向，以其强有力的逻辑一步步压抑着艺术家的自我期待，甚至迫使他们依从就范。说得夸张些，这一强大的外部文化压力，有一种迫使艺术家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沦为媚悦大众的“雇佣艺匠”倾向。
较之于前者，后一种形态的冲突更危险，因为它引起了艺术家的内心困惑和怀疑。即是说，外部压力导致了艺术家思想观念的混乱，他们过去奉为楷模并引以为自豪的东西，那些曾作为评价文化乃至自我行为的根源，已不再是坚定不疑的了，而是产生了动摇。从心理学上看，此乃费斯廷格所说的“认知不和谐”状态。它表明作为话语生产者的艺术家内心两种彼此对立的认知元素的冲突。一方面，他深感做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责任；另一方面，他那被剥夺和相对贫困的现实处境，又使那种走媚悦大众的“雇佣艺匠”道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不协调的程度是与认知要素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成正比的，某些认知要素与主体越是利害悠关，其认知冲突程度便愈加严重。显而易见，角色责任所体现的价值观，对艺术家来说来是最重要的认知要素，因为这关系到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行为。就此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当前中国面临深刻变革的文化困境中，艺术家们所产生的“认知冲突”是异常严重的，它已在艺术家心中造成了严重的焦虑、浮躁和挫折感。这突出地反映在一种二难选择的困境中：要么你仍恪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并身体力行地去尽其角色职责，但你有可能进一步被剥夺或愈加相对贫困；要么你干脆成为媚悦大众的“雇佣艺匠”，这也许会改变被剥夺及相对贫困状态，但却会招致良知的惩罚。
从中国文化近几年的发展趋向上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到艺术家角色认同危机所导致的种种消极后果，有一个严肃文化日趋式微而大众消费文化日益扩大的趋势。在这个趋势面前，文化人们似乎无能为力地采取了某种退却策略，一步步地放弃思想的权利和优秀的价值标准，转而向大众消费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逻辑低头。从“王朔现象”到“《废都》现象”即是一个表征。有的学者敏锐地指出，自新时期文学以来，作家的角色一再变化，即从民众的代言人褪变为情绪的渲泄者，进而转变为琐屑小事的记录员。下一个角色如何，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激情的衰褪，想象力的衰落。批判性的减褪，也许还会继续下去，亦即传统的人文精神会面临挑战。
有人曾提出过一个一般的发展模式，从权威主义转向地位尊严的丧失，再转向退却主义，最终达到创新精神。从处于当前文化困境中的中国艺术家之角色认同危机来看，确实有一个权威主义→地位尊严的丧失→退却主义三部曲，但后来者是否属于创新精神，我们却不必妄加推断。孙子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但愿中国文化的未来不是衰落而是复兴。
新体制及其新角色的可能性
当前中国文化的困境以及艺术家们所遭遇的角色认同危机，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普遍的角色认同危机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所带来的必然产物，是从封闭的政治导向文化体制向开放的经济导向文化体制过渡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在新的文化条件下艺术家所面临的一次空前的生存危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似乎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且不说席勒、黑格尔的预言，即使从十九世纪末以来，许多敏锐的西方思想家都悲叹地慨叹过这种艺术的生存危机。斯宾格勒认为西方艺术自文艺复兴以降就已没落了，到了现代只是挽歌式的最后一幕了；齐梅尔则坚持认为，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和拜物主义的盛行，已使西方面临着深刻的“文化悲剧”；奥尔特加指出，现代大众的兴起，个体的平均化和文化的同质化，一方面造就了以庸趣为特征的大众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注定无法流行的先锋派……有趣的是，在这种种悲观的估计面前，西方的雅文化（以现代主义为代表）非但没有消亡，而且坚定的生存下来了，它与大众消费文化并存。照美国学者麦克唐纳的看法，西方雅文化面对大众文化的侵蚀而采取的有效策略是从正面对抗中退却出来，只维护严肃艺术家们能活动的生存空间，进而构成一种新的文化划分。德国美学家阿多诺干脆为这种策略大声喝彩，并极力主张真正的艺术乃是自在自为的，是自恋的艺术，它拒绝进入交流和接受领域。对中国艺术家来说，要采取这种自恋式的策略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进入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按照权威学者詹姆逊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是消解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鸿沟，艺术从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变成为大众消费品。西方文化近一百年由雅俗分立到两者合流的历史轨迹，对于我们透视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耐人寻味的。
反观中国文化晚近的发展，有一个趋势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将不可阻挡地转向市场经济，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化的文化，或市场导向的文化新体制的形成与完善。基于这样一种趋势分析，需要追问的是：在这种新的文化格局中艺术家将扮演如何角色？换一种问法，即艺术家如何走出当前角色认同危机而找到新的角色认同？
眼下，文学艺术界漫延着种种困惑与迷茫，人们急于想知道未来的格局及艺术家的角色定位。有人把当前的困境怪罪于大众的背弃，如作家韩少功愤懑不平地说道：“作家们曾虔诚捍卫和竭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他们无情地抛弃了作家，转过背去向搔首弄姿的三四流歌星热烈鼓掌。”这种怨天忧人式的愤慨激情多于理性，无助于深刻理解艺术家当前的危机。相比之下，另一种看法似乎更加清醒和现实，如作家梁晓声所说：“不要以为作家被冷落是件坏事，也不要指望文稿竞价是绝对的良策。文学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原本的位置就应该是一种夹缝式的位置。”这种所谓“夹缝式的位置”是不是新的文化格局中艺术家的新角色位置呢？答案是发人深省的。
对艺术家未来角色的思考，有两个问题值得辨析。其一，中国艺术家们当前所遭遇的严重角色认同危机，亦即过去与现在处境的巨大反差，是否与中国文化的某种特殊性密切相关？如今清醒的文化人们喜欢自嘲地谈论又回到了“应有的”或“原本的”位置，这种说法意味着过去他们曾有过许多或一些“不应有的”或“非原本的”位置。特别是在政治导向的封闭文化体制中，文人扮演着复杂的双重角色，既是政治说教的工具，又是民众的“精神导师”。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空前的“文化饥馑”反思过去和把握现在的迫切要求，以及一次又一次“轰动效应”的作用，使文化人们俨然成了“圣人”，艺术的功能被片面地夸大了，艺术家们也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中。从如此至高至尊的位置跌落下来，其角色认同的危机之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其二，从趋势上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乃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伴随着这个长远趋势，文化的市场化范围和深度亦会发展，在新的经济导向的文化体制中，大众文化必然占据主流文化的航道，而通常所说的雅文化自然被挤到边缘文化的地位上。从功能主义观点看，社会的变迁总是对各种人类活动的重新划分和各阶层或集团的重新组合，某些人类活动被认为比其他活动更重要、更迫切，而体制的调整正是服务于这样的功能主义目标。经济活动成了当前最核心的活动，诚如现在流行的说法所表明的那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则在文化领域的渗透，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经济导向和市场化的文化体制。在这种体制内，由于供求关系及其交换原则的作用，大众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主流文化，因为它具体体现了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无法抗拒的文化霸权，它能迅速地实现交换价值并迎合大众。基于这一认识，从事雅文化劳作的艺术家们便不可避免地处于边缘位置，或如梁晓声所言，一种“夹缝式的位置”。
最后，我想着重谈谈职业与角色的关系，并由这种关系来透视艺术家新角色的可能性。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特殊的政治文化体制造就一大批靠国家俸禄的专业作家艺术家队伍，这无疑在培育大批艺术家群体方面有重要作用。作为这种体制的产物，专业作家或艺术家作为一种职业，乃是某种地位、名誉和成就的标志，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的选择，以致于许多人朝思暮想有朝一日成为专业作家或艺术家，跨入这类不必为生计操心而专拿国家俸禄专事于艺术创作的精英群体。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职业角色是有缺陷的，它增强了艺术家们的依赖性，削弱了其独立性。当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新体制的渐趋形成时，随着不少其他阶层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对富裕起来时，专业作家和艺术家们那种依赖国家俸禄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显得相对贫困了。倘若有一天国家不再供养一大批这样的“专业”艺术家（这也许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情况会怎样呢？一种可能的消极后果是“断奶”后他们惨死在襁褓中；另一种可能的积极后果是“断奶”成为艺术家成长壮大的内在动力。我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在各种阶层或集团地位沉浮消长的合理调整中，艺术家们迟早会面临这样的选择。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在未来的文化体制中，明智的艺术家将彻底地完成从依赖国家俸禄向自由职业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阵痛、饥饿乃至挣扎。从根本上说，这不但不会使艺术家们变得更软弱和更具依附性，反而会使他们愈加成熟、坚定和独立，使他们从吃“皇粮”者演变成自食其力者。自由职业不但赋予艺术家们对自己生存状态负责的使命感，而且为他们更深入地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提供更广阔的自由探索空间。可以预见，在未来文化中，文化精英们的许多“特权”将会不断地被剥夺，自由职业终将取而代之。清醒意识到这一趋势的文化人，将会率先走出角色认同危机的阴影，找寻到他们的新角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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