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的珍珠——“五四”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影论文,小说论文,五四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2-0028-06
要想比较全面地梳理与论述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搏动与演化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搏动与演化的质素与形态是十分复杂的、多样的，工农兵文学思潮内的孙犁的小说，可以视为其一个侧影，冯至等人在十七年的历史小说创作及路翎、汪曾祺在建国初及十七年中的小说创作，作为工农兵文学主潮外的小说创作，也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侧影。
“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直接具体地体现在“五四”一代作家及直接汲取五四思想乳汁成长起来的继承了“五四”文学价值命脉的30年代一代作家的创作上，这两代作家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在创作上，或处于沉默阶段，或处于自己创作历程中的低谷阶段。就这些处于低谷中的创作而言，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写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巴金的《军长的心》、老舍的《龙须沟》，或者是用其时社会中流行的观念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曹禺的《胆剑篇》、郭沫若的《蔡文姬》等，这些作品更多地具有“时代共鸣”的特点。另一部分则是基于自己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来抒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如老舍的《茶馆》、冯至等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写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更多地具有“个人话语”的特点。无论就作品的艺术力量还是就作品对“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的体现来看，后一类作品无疑是大大地胜于前一类作品的。就前一类作品而言，因为这些作家的价值观念来源于“五四”时代的思想资源，与十七年的价值观念有着相当的差距，所以，当他们勉力在理性上在意识层面上，用自己不熟悉的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来处理自己的写作对象时——不论这写作对象是社会现实生活，还是历史题材——由于这些价值观念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血肉，还没有沉潜到自己无意识的深处，所以，这些作品就都谈不到是这些作家生命的外化形式，谈不到是这些作家生命的对象化实现，因而即使在创作理念上不乏正确乃至深刻之处，但毕竟因为缺乏生命的丰富与深刻，所以，缺少艺术的魅力与力量。① 后一类作品则不然。这类作品之所以胜于前一类作品原因有四：第一，这类作品是基于作者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而写，而作者们在写这类作品时，都已经是度过不惑之年的饱经人世沧桑的中年人了，而且，他们又并非徒然年长，而是亲身经历了个性解放、政治革命及改朝换代的翻天覆地之变。第二，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芒特罗斯认为：“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理解，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的；我们所重构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结构。”② 克罗齐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冯至等60年代历史小说的作者自然不是新历史主义者，但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理论、见解，对我们理解冯至等人在60年代的历史小说创作，还是有启示意义的，说到底，作者之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中，对历史的某一点发生兴趣，产生创作的激情与冲动，总是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相遇合的结果，③ 因之，作品中所写的历史人物，是作者将自己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遇合、融入于作者所写的历史人物之中的结果而非纯粹客观的历史人物本身。但作者这样写却绝非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影射现实。作者是基于自己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来写的，作者生活于社会现实之中，这种生命经验人生感受自然而然地是会与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但这与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影射现实却是不相干的，在这一点上，对作品或贬或褒都是对作品的消极误读与误置。第三，历史题材可以使作者相对避免当时在写现实生活题材时所受到的严格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具有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个人的空间，这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表现更为明显。④ 第四，对于自己所写的历史人物，作者们都早已经烂熟于心并对之有着长期的深入的理解，如陈翔鹤对其在《广陵散》中所写的嵇康及其从容不迫顾日影而弹琴的故事，早在作品写作的四十年前，就有着十分的喜爱，⑤ 对其在《陶渊明写挽歌》中所写的陶渊明，也因其时他所主编的《文学遗产》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关于陶渊明的讨论，因之，对陶渊明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⑥ 徐懋庸对于其在《鸡肋》中所写的曹操也多有研究，⑦ 再如冯至，作为著名诗人及古典文学的专家，其对杜甫有着深入与切身的理解，应该说，也是再自然不过之事了。前面说过，这些作者的价值观念来源于五四时代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他们的成长经历人生经验，所以，当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通过自己笔下的古代人物给以体现时，他们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五四”文学在十七年的境遇，为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留下了一份遗存，这份遗存由于我们前述的这批作家在十七年中处于创作的沉默期或低谷期，由于这批作家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力图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与当时的价值观念合拍，所以，显得十分的稀少与珍贵。这份遗存，也由于与当时时代的价值观念不相吻合，所以，在其时未能产生强烈的时代反响，常常为学界所忽视，但它们作为散落的珍珠，对于我们研究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搏动与演化，对于我们从人与个体的视角研究十七年小说——只是这种人与个体更多地不是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而是作家自身，却是极为重要的。
这份历史遗存主要是指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徐懋庸的《鸡肋》等。冯至的《白发生黑丝》以杜甫晚年的悲凉生活为写作对象，写杜甫在晚年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困境中——所谓“白发”之谓是也，在下层贫苦渔民与具有叛逆性的民间文人中，获得了新的力量——所谓“生黑丝”之谓是也。在这部作品中，杜甫与下层贫苦渔民与具有叛逆性的民间文人的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关系，是需要我们给以深入研读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体现了冯至作为“五四”一代的作家，在60年代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及自身命运的思考。
冯至所表达的杜甫与下层贫苦渔民与具有叛逆性的民间文人的关系，有四点是值得我们给以关注的：第一，杜甫与下层贫苦渔民的物质生活都十分的贫困：下层贫苦渔民：“好像打鱼就是为了交渔税。打了一辈子的鱼，交了一辈子交不清的税”。杜甫“虽然没有租税负担，却是老病缠身，衣食无着，杨氏夫人常常眉头双皱，凝视着滚滚不息的江水，愁着没有米下锅”。[1] 335，336正是这种物质生活的贫困，使二者命运相连，情感相通。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具有一种关心民生疾苦的民众情怀，这种民众情怀，除了“济苍生”的“以天下为业”的志向抱负外，与民众物质生存境遇的相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在杜甫面对物质生活的贫困境况一筹莫展之时，在杜甫的亲朋好友对此也一无所助之时：“多少亲朋故旧，以及一些做诗的朋友，见面时输心道故，甚至慷慨悲歌，可是一分手就各自东西，谁也照顾不了谁”，“想不到几个萍水相逢的渔夫，对他却这样体贴照顾，无微不至”，[1] 338并用帮助他卖药的方式切实地改善了他的物质生活境况，但面对下层贫苦渔民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有心帮助他们解决的杜甫却对此无能为力：“总觉得自己爱人民的心远远赶不上渔夫们爱他的心那样朴素、真诚，而又实际。他看见农民和渔民被租税压得活不下去时，想的只是‘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税’，可是渔夫们看见他活不下去时，却替他想出具体的办法。请皇帝减征税，只是一个空的愿望，而渔夫替他想的办法，却立见功效。”[1] 339中国知识分子在变革社会、在精神探索、在身处生存劣境时的软弱无力感，使他们总是有着一种寻求力量的焦虑，由于前述中国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境况上与下层民众的相似，但在忍受与具体而又实际地改变这种生存境况上，中国知识分子又远远不及下层民众，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是也，这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在下层民众中去寻求力量的源泉，冯至在作品中，通过杜甫与下层贫苦渔民的关系，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寻求。第三，这种对力量的寻求，不仅表现在对改变物质生存境况力量的寻求上，更表现在对改变精神困境力量的寻求上。下层贫苦渔民对杜甫物质生活的帮助，不仅改变了杜甫的物质生存境况，也改变了杜甫的精神境况：“他对于他那两句自以为很得意的诗发生了疑问。”这样的对自己原有的精神支柱的疑问，是基于对下层民众及自身生存的切实感受而发生而并非是从书中得来的，正是在发生了这样的疑问后，苏涣的出现才能对杜甫的精神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苏涣是作为下层民众的精神力量的代表而出现的，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强盗”的出身与身份上，也体现在他在精神上与下层民众的声气相投上，体现在他在作品结束时，与下层贫苦渔民一体脱离险境上。正是这样的一种新的精神资源，给了杜甫的精神世界以新的营养与力量：“诗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的。但是它蕴藏着一种新的内容，表现了一种新的风格……隐示着许多过去还没有人道过的新的内容。”[1] 342-343冯至作为“五四”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其在建国后，在经历了十分坎坷的精神历程后，在从中心迅即退向边缘后，前述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力量的焦虑就更为强烈，而他通过杜甫的晚年际遇来表达这种对力量的寻求，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这样的一种对变革生存现状与解脱精神危机的力量的寻求中，表现了冯至等人对自身力量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在作品中，通过杜甫的自责，有着充分地体现，那就是杜甫在自己与下层贫苦渔民的关系中，得助甚多却无助于人，那就是杜甫对自己“自以为很得意的诗发生了疑问”，杜甫的疑问，其实也潜在地体现着作者冯至的疑问。面对下层民众在变革社会现状中所体现的伟力及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的顽强的生存力量，也由于对下层民众在变革社会现状中所体现的伟力及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的顽强的生存力量与下层民众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未作出认真的辨析而是将其混为一谈，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建国后，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是越来越不自信了，这特别地体现在“五四”、30年代那些未经根据地革命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建国后，总是没完没了地作检查，写检讨，冯至通过杜甫所体现出来的对自身价值的疑问，就是这种不自信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一种境遇。十年浩劫初期，五四元老郭沫若曾公开宣称自己的诗文一钱不值，⑧ 则是这一缩影的一体两面，但合乎逻辑地极度地变态地扩大。
如果说，冯至的《白发生黑丝》，以杜甫晚年的个人人生际遇为写作对象，作为一种个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神立场及其承载的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一种境遇，那么，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则以陶渊明、嵇康为例，着重写的是疏离于整个时代之外的个体命运及其感受，体现的是五四一代作家的精神立场及其承载的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又一种境遇。
无独有偶绝非偶然的是，面对杜甫与陶渊明，冯至与陈翔鹤都不约而同地写了他们的晚年，这或许是因为两位作者，作为五四中人，都因为与五四已经相隔了遥远的岁月风尘，因而有了一种回望之感，有了一种回望的心态吧。
《陶渊明写挽歌》一向被视为6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的代表作而较其他同时期的历史小说更受人重视，⑨ 在以着重对作品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为特色的《教程》中，这篇小说被冠以“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而得到了相当充分地论述，论述者认为：作品表现了“一个自觉地疏离与整个时代的人……难以摆脱这种疏离引起的孤立之感”“而且明显地显示出一种不敢与别人交流这种‘疏离’的隐忧，典型地体现出处身于国家权力构筑的‘时代共名’的裹挟之下而又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立场以及不可磨灭的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态。”⑩ 论述者引用了作品中的一段话：“一种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便不自觉地漫到了他的眼睛里。这时他引以为感慨的不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还有他整个艰难坎坷的一生。”论述者就此论述道：“作者显然也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通过一种个人性的叙事立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追忆，陈翔鹤也由此间接地表露了一种个人性的面对时代的态度。”(11) 应该说，《教程》对该作品的论述体现了学界对这一作品目下所能达到的研究水准，我在这里所能补充的仅仅是想强调，上述的“疏离”“孤立”“隐忧”“苦闷”等等，都是作为承载着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的“五四”一代作家陈翔鹤，在面对“眼前的生活”，回望“他整个艰难坎坷的一生”时所流露出来的，并由此体现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神立场及其承载的“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又一种境遇。陈翔鹤其后不久的另一篇小说《广陵散》，可以视为是对这一境遇的一个补充。作品写了嵇康不合社会现实规范的放荡个性特立独行的精神风范，写了这种精神风范的不容于世及因之祸及己身丧失了性命。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张扬，可以说，也是“五四”一代的精神风范，陈翔鹤对此的钟情与赞赏，正是其潜在的“回望之感”“回望心态”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又一流露，而特立独行的个性张扬，在重视整体纪律与规范的十七年，是早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市场了。
岂止是无独有偶绝非偶然，简直可以说是一而再再而三，徐懋庸的《鸡肋》所选取的写作对象，也是曹操的晚年，而且，也是重在从人与个体生命的视角写曹操的晚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并不着重写曹操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的一面，而着重写曹操作为人与个体的一面：“故于曹操之历史作用而外，似有所悟，对其人之心理状态，亦发现演变之迹。”所以，作者在作品中，多写的是曹操在进入晚年后，那种对生命将逝的不安与空虚感，多写的是曹操的父子之情，多写的是在政治斗争中，个体生命牺牲的无辜与无奈——这就是作品中所写的杨修之死及杨修之父的丧子之痛。第二，作者力图改变将曹操作为奸邪之人，或者如小说写作之时，郭沫若等人为曹操作翻案文章，将曹操视为一代英豪的作法，(12) 还曹操以“人”“个人”的真实面目：“世之人以曹操为奸邪者，固有所宥，而翻案诸公，每多溢美，仿佛曹操为始终一贯之杰士者，斯亦稍忽深思矣”。[1] 182所以，作者在作品中，既写了曹操政治谋略的成熟，也写了曹操性格中的冷酷与虚伪，而这两者又是互为一体难以割裂开的。从人与个体的视角而不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去描写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这或许正是“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的惯性在徐懋庸这样的“五四”一代作家的身上所起的作用使之然吧。
“五四”文学价值命脉的惯性在师陀的十七年的历史小说创作中也发挥着作用。师陀是一个在“五四”时代以写乡土题材而著称的作家，在写于1959年的《西门豹的遭遇》中，作者延续了自己的价值指向及一贯写法。作者写了西门豹兴修水渠时所引起的官怒民怨，写了西门豹实有的刚正廉洁与虚置的谄上腐败的两套为官之风及其对西门豹声誉的损害，写了历史与文字所载的对西门豹的不公，但所有这些，比起下层民众的实际利益来，都算不了什么：“那些渠才是有利于人的真的东西，所谓建立名誉，广布德义，希望后世的人感激，全是愚蠢的空话……邺的百姓倒是想着他，他们自己开了渠，筑了堰，不管后世怎么修，怎么理，总坚持称为西门君十二渠”。[1] 51，53这样的一种以实际的下层民众利益为本而不是以某种观念为本的对下层民众的情怀，是与20年代的乡土文学一脉相承的，也是相异于十七年文学中用流行观念代替民众情感的潮流的。
如果说体现着“五四”文学价值命脉的“五四”、30年代的小说作家，如上所述，在十七年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还有过一次小小的比较集中的体现，闪烁过璀璨的光芒，但毕竟布不成阵势，形不成潮流，影响不了十七年文学的大走势，那么，延续并承继了“五四”文学价值命脉的某一支脉的40年代的国统区的小说作家，在进入到十七年的小说创作后，就更如下落的礼花的碎屑，在一闪的美丽中显得零落与散乱，但尽管如此，他们作为五四文学价值命脉的一种遗存，其研究价值却不容忽视，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初雪》、汪曾祺的《羊舍一夕》。
路翎是40年代形成的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的中坚作家之一，“七月派”的精神领袖胡风更多地继承了鲁迅的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灵魂的透视与批判的文艺思想，这一导向自然地也对“七月派”成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以路翎而言，路翎的小说以对人的灵魂对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复杂性的深入探幽而著称，这自然与工农兵文学主潮通过写人的命运、思想、情感的变化而反映历史的进步社会的本质的创作范式相异，由此，与胡风文艺思想及路翎的小说创作的歧见在40年代即已初露端倪(如郭沫若推崇赵树理胡风推崇路翎)，而在进入十七年小说创作的领域后，由于其时文学一体化的推进，这一分歧就迅即激化了，在小说创作领域，则有了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判及路翎情绪激动的为自我辩护的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13)
对路翎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近些年学界已经开展了一定的研究，《洼地上的战役》与《初雪》是研究者们所最为关注的两篇，其对人性、人情描写的意义，其对战争与个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揭示，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首肯，甚至路翎本人在创作中在意识层面上的对个体评价上的局限，也已经为研究者所注意，(14) 只是对此还停留在笼统、抽象、概括、泛泛的层面而没有给以深入、具体、充分地展开。
从个体生命的价值立场出发，《洼地上的战役》中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的爱情是无可非议的，但从战争胜利及历史进步的价值立场看，其二人的爱情又是不合理的，不能被允许的；战争的胜利，历史的进步是应该给个体生命以幸福的，但为了战争的胜利，历史的进步，个体生命又必须以幸福的牺牲作为代价。因之，这种牺牲即是合理的，却又是残酷的；只看到这种牺牲的合理性，势必导致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只看到这种牺牲的残酷，也只能导致对这种牺牲崇高意义的认识缺失，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意义深度。在十七年这样一个推崇为了整体无条件地牺牲个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漠视了个体生命价值的时代，路翎的小说未能完全站在战争、历史的极点上，自然会受到当时时代的批判与弃置。在今天这样一个个体生命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对路翎小说中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则又容易被不适当地强调与拔高，究其实，都有失于对作品准确到位的把握。对《初雪》的理解也是如此。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需要奉献、牺牲精神的，这种残酷，这种对奉献、牺牲精神的强调，容易造成对个体生命日常琐碎生活的漠视，造成对细腻温情的漠视，但这篇小说通过志愿军战士对两个篮子、两床破炕席等等朝鲜“妇女们的这些零碎的日用的东西”的重视、珍惜，通过对朝鲜小孩子的细微的亲昵的爱，恰恰突出、强调了这些，这种在人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突出、强调，在其时是被淹没在志愿军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这样的一般性的社会学意义之中了，作品也因此在其时未受到如《洼地》那样严酷的批判，但在今天，也仍然因未能得到前述准确的到位的解读，因而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我们把《洼地》与石言创作发表于1950年的《柳堡的故事》(15) 作一个对比也是很能引人思索的。《柳堡的故事》的前半部分，写新四军战士李进与住地女孩子田学英为部队纪律所不允许的爱情，这与《洼地》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写个体的爱情与部队的纪律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在《柳堡的故事》中更为尖锐，因为如果李进舍弃与田学英的感情，田学英则要落入其仇人之手为仇人所蹂躏，从而将个体爱情与部队纪律的矛盾、张力推向极致，但是，作为汲取根据地文化资源成长起来的作家，石言却通过革命的迅速发展，通过田学英的参加革命而轻易地解决了这种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的矛盾，从而圆了一个因革命而使个体获得幸福的梦，这是与工农兵文学思潮在历史、社会的进步与人与个体的解放之间，作线性的同形同步的等同是相一致的，但梦毕竟是美好的理想体现而非严峻的现实，相比之下，路翎的《洼地》以王应洪在战场上的死亡，给个体爱情与部队纪律二者之间的矛盾以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就使得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张力显得更为尖锐、饱满，意义更为深刻、丰富。两个作家在处理这一矛盾、张力中的差异，体现了两种文学思潮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使路翎的小说在当时被一体化的文学淘汰出局，《柳堡的故事》则在改编成电影后扬名一时，但也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路翎小说在这段文学史中的不能为他人取代的独特存在。
汪曾祺是沈从文小说风格的崇拜者与延续者。沈从文的小说以建立“人性的小庙”并以此对社会现实法则作全面的价值拒绝而成为“五四”文学价值命脉中的一道重要支脉，这道支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由于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终止而处于一种潜隐状态，汪曾祺发表于1962年的《羊舍一夕》(16) 则是这潜隐中的一道轻波。这篇小说以四个健康纯净的少年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作者以散文笔法重笔浓彩所渲染的，其实并不是那表面上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建设生活，或者说，新的社会形态的建设生活只是其能指，其作品的深层、其所指则是生命、人性的健康纯净，所以，作者写了果园的美丽、羊群的可爱、火车的生机、孩子们对生活向往的纯净，在这篇小说中，分明地可以看到《边城》对作品的影响，也分明地可以看到在新时期之初，让汪曾祺暴得大名的《受戒》(17) 的前承，如是，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就如同一条极细极细的线香，让五四沈从文“人性的小庙”的香火，经过十七年而终于在新时期又引来了无数朝拜的香客。
注释：
①关于此点，请参阅拙文《论丁玲艺术个性转换的原因及其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②关于这一点，请参阅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中芒特罗斯一节。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譬如黄秋耘曾这样记述了50年代的写了以嵇康为小说主人公的《广陵散》的陈翔鹤：“他是个共产党员，却对当时那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感到十分厌倦。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我也是同情嵇康的’。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物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这不正是许多人的悲剧么？你本来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在文艺上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物议沸腾，频致怨憎”。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48页。
④60年代初，一方面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国家对文化领域控制的放松，一方面是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写现实生活的创作受挫，遂有了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兴起与短暂繁荣。如历史剧《谢瑶环》、《李慧娘》、《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等，相对于对社会影响更大的戏剧与杂文，国家对小说的控制要更为松动一些。这也是这一时期历史题材的小说不及其时的历史剧及杂文影响更大其后受迫害更烈的原因所在。但相对说来，作家在这一创作领域的自由度也要大一些。
⑤冯至在1979年忆念陈翔鹤的文章中说：20年代的陈翔鹤“对于稽叔夜在受刑之前从容不迫顾日影而弹琴的事迹，尤为欣赏，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过这个故事。由此可见，他在将及40年后写出历史小说《广陵散》，并非一时的即兴，而是在头脑里蕴蓄很久了”。《陈翔鹤选集》第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⑥参见冯至《陈翔鹤选集 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⑦徐懋庸在《鸡肋》中自言：“一九五九年春，郭沫若首倡为曹操翻案，论者踵起，百家争鸣，数月之间，报刊发布论文已达百余篇。余就此题为《哲学资料汇编》摘录各家观点，分析综合，以见异同。随时亦形成己见，复于原始史料，多所探讨。故于曹操之历史作用而外，似有所悟，对其人之心理状态，亦发现演变之迹。《短篇历史小说选》第18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文革风暴前夕的1966年4月14日，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说：“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笔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中国当代文学史 史料选》(下)，第52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⑨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即将其作为历史题材小说的代表作予以重点分析。
⑩见《教程》第119页。
(11)见《教程》第120页。
(12)1959年郭沫若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郭在剧本的序言中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参见《中国当代文学手册》第20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3)参见1954年第12期《文艺报》侯金镜的《评路翎的三篇小说》1955年第1-4期《文艺报》路翎的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14)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不过，在反批评文章中，路翎和他的批评者一样，不承认个体价值也可以是情感体验、‘历史’评价的一种角度和立场”。第140页。金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认为：小说“触及了战争与个体生活的复杂关系”。第1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5)见《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年短篇小说集》(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
(16)同上书。
(17)《受戒》发表于1980年，发表后即引起极大的轰动，后又被称之为：“五四文学传统与当代小说创作的唯一沟通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文人”等等。“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他的小说；有人用毛笔把他的小说抄了一遍又一遍”。参见《十作家批判书》第208页。陕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第700页。